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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十分深刻地分析了權力過分集中、權力不受限制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提出了依靠分權、監督、民主和法制等措施制約領導者權力的思想。今天，我們學習鄧小平關于權力制約的論述，對照十六大后中央提出的“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的要求和《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紀律處分條例》中的各項規定，深深感到其意義之深遠。

一、實行適度分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

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我國曲折發展的歷史，特別是在總結“”的教訓時，洞察到權力失去控制的癥結是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中的過分集權。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權力不宜過分集中”的觀點。他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1）“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2）他分析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3）這篇著名講話，成為后來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獻。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呢？鄧小平提出了實行適度分權，實現權力制衡的主張。

1、發揮黨委會集體決策的作用，不能搞“一言堂”。鄧小平指出：“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力，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4）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對于抑制個人專權，避免決策失誤，都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2、理順黨委與政府的關系，克服以黨代政的現象。鄧小平提出：“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5）

3、下放權力。鄧小平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第一位的是黨政要分開之后說：“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6）

二、制約領導者的權力關鍵要靠制度、靠法制

“制度建黨”是鄧小平黨建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以制制權”、“以法制權”則是鄧小平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防止出現大的失誤，特別是避免出現像“”那樣的悲劇重演的高度，提出了要從制度上將權力的運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要將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7）鑒于“”中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現象仍然存在，鄧小平嚴肅指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那種“把領導人的話當‘法’，不贊成領導人的話就叫‘違法’，領導人的話變了，‘法’也就跟著變”的狀況，要堅決予以改變。（8）直到1992年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后，仍然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

鄧小平十分重視黨章在黨內生活中的意義，他強調指出：國要有國法，黨也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10）

為了維護黨章這一黨內根本大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鄧小平提出，首先，要按照黨章的規定，在黨內建立黨員與黨的正確關系及黨員之間的平等關系，“不論是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或者是普通黨員，都應以平等態度互相對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當履行的義務。”（11）其次，“所有共產黨員都要增強黨性，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12）黨內不允許有任何在遵守黨員義務方面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第三，要堅決維護黨章的尊嚴及其黨內最高法規的地位，對于黨章及與之相配套、相補充的具體規定，“要當作法律一樣，堅決執行”。（13）“誰也不能違章黨紀，不管誰違反，都要受到紀律處分，也不許任何人干擾黨紀的執行，不許任何違紀的人逍遙于紀律制裁之外”。（14）

在黨與國家及其憲法和法律的關系上，鄧小平再三提出：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每一個黨員，不管其功勞和職位如何，都要毫無例外地“嚴格地遵守黨章和國家的法律。”（15）“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16）。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十二大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同年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從此之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就成了我們黨在領導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原則。

三、共產黨員要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

1、“對各級領導人最重要的監督是來自黨委會本身”。（17）鄧小平講：領導干部的真實情況，“上級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級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而同級的領導成員彼此是最熟悉的。”所以“我們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這個問題”。（18）

2、無論是對誰的監督，“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19）對于紀檢機關的作用，鄧小平歷來是十分重視的。在黨的八大上他曾說過：“黨的各級監察機關的建立和健全，對于反對黨內不良傾向的斗爭，具有重大的意義。”（20）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為重建黨的紀檢機構做了許多工作，并對紀檢機關的工作任務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對于違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21），實行組織措施以至紀律處分，“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義，打擊邪氣。”（22）《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對各級紀檢委員會及其委員的監督職責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規定，并強調要切實履行好職責，發揮好監督作用，這可以說是對鄧小平充分發揮專門監督機構作用思想的具體運用。

3、“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23）領導干部生活在群眾中，他們的優劣是非功過，群眾看得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依靠群眾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是做好干部監督工作的重要保證。所以，鄧小平同志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正，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24）可見，鄧小平不僅十分重視群眾的監督作用，而且對群眾如何做好監督工作也提出了非常具體明確的要求。

鄧小平關于權力制約的思想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前瞻性，我們學習他的這些理論，對于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