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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將是我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面對著成效與缺陷兼有、希望與迷茫并存的現實，有的想走向過去，有的想走向未來。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到底該往哪個方向走，已經成為一個現在就必須認真探討、并且應當盡快得出一個結論的話題。

一位中央領導人曾經說過："*4年是宏觀調控年，*5年是改革年"。這兩句話應當說是有深刻含義的。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宏觀調控每年都搞，改革進程也從來就沒有停頓過，那么為什么還需要再次強調"宏觀調控年"和"改革年"呢？筆者認為，其中原因在于：*4年標志著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新型宏觀調控的開始，*5年則標志著新一輪改革攻堅戰的開始。而這兩個"開始"又都來源于同一個新背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

按照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結合中國現存的問題，我們認為"*"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需要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加速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宏觀決策機制。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政府部門改革的滯后也成為有效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障礙。目前，我國宏觀經濟的決策機制還不太完善，政策幾乎都是由一個或者幾個政府主管部門來制訂和實施。應該說，這樣做有一定的好處。主管部門因為了解情況往往能夠有針對性地制訂政策、解決弊端。但問題也是顯然的，首先，主管部門來制訂政策，也就意味著規則制訂者和實施者為同一人，將很難保證政策制訂和實施的客觀公正性。其次，主管部門都是利益部門，在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過程中會將部門利益攙雜其中，從而難以設計出最佳的政策，并且使得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往往走形。這幾年，中央與地方之間發生了多次博弈，部門與部門之間政策也時常抵觸。這一切都說明，加速政府改革，理順各部門權限，協調中央與地方關系，完善宏觀決策機制，應當擺上議事日程。

第二，繼續搞好綜合宏觀調控，逐步回歸市場調控軌道。*4年的宏觀調控與前幾年相比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即我們不僅運用了市場調控的手段，而且還運用了部分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其中，在"管住信貸和管住土地"政策實施過程中，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為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客觀講，正是由于中央及時果斷地進行了這種綜合型的宏觀調控，才使得經濟過熱沒有從局部擴散至整體。在回落的過程中，經濟運行依然保持相對平穩態勢，而沒有出現大的震蕩。但是，這種不同尋常的做法在理論界也引發了較大的爭議，許多人都有疑問："在大力推進市場改革的進程中，我們為什么還要回歸行政調控呢？"，他們普遍認為，宏觀調控應當盡快回歸市場調控為主的軌道上。但筆者認為，當前的中國正處于改革攻關階段，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和財稅改革全面展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舊的體制正被打破，而新的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許多潛在問題正在陸續浮出水面。這些問題的本源并非經濟領域，盡管它們有時也以經濟問題表現出來，但卻無法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另外，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為1000-3000美元的時候是所謂的"黃金發展時期",一些國家和地區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才成為發達經濟體。但它往往也是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時期，隨著生活由溫飽逐漸步邁向小康水平，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各種訴求同時也會發生變化，因而會推動社會、政府、體制等進行轉型，從而使得一切成熟的理論在這里都沒有多大用武之地。在許多情況下,政府都需要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來應對從未見過的經濟現象。總之，我個人認為，在改革沒有完成任務之前，綜合調控方式應該會持續一段時期，這是為了更好地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所必須。當然，為了避免綜合調控帶來的負作用，我們應當明確一個原則，即：在市場機制能發揮作用的時候，不用法律手段；在法律手段能起作用的時候，不用行政手段。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加快改革進程和完善法制建設，從而為政府的綜合調控回歸市場調控創造條件。

第三，全面推進各項改革，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在經歷了26年的改革開放之后，*5年依然異同尋常地被定義為"改革年"。之所以如此，按筆者的理解，主要原因有2點：一是中央以此向世人表明，改革不能倒退，前期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加速改革來解決；二是表明中國改革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新的階段，改革復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已經逐漸由局部擴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由專業改革變為了系統改革，并開始觸及到一些部門和集團的利益。為了減少可能帶來的陣痛，新一輪改革將分步驟、循序漸進地開展，其中的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積極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二是加快貨幣市場改革，有步驟地實現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生成機制，規范發展資本市場，建設現代化金融機構，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機構穩定運行；三是理順中央和地方之間財權與事權，推進公共財政建設，改革消費稅和城鎮建設稅費，改進個人所得稅，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和降低關稅；四是進一步完善投資體制改革，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核準制和備案制，放寬了社會資本的投資領域，賦予了企業投資自主決策的主體地位。

第四，進一步鼓勵非公經濟的大力發展,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非公經濟壯大與發展的過程。非公經濟在占用不到三分之一社會資源的情況下，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財富，成為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的推動力。但是，在去年的宏觀調控中，非公經濟卻由于事實上存在的制度歧視而受到了傷害，如何切實解決非公經濟國民待遇，已經成為下一步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今年1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會議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時期，我們應當采取切實可行措施，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平等競爭、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加大財稅金融支持，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第五，建立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逐步化解城鄉二元矛盾。今年兩會，中央提出了"兩個趨向"重要論斷：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根據上述論斷，自*4年以來已經有22個省市陸續取消了農業稅，從而標志著中國"以工哺農"時代的來臨。從國際經驗看，許多國家都是在人均收入在800美元左右的時候步入"以工哺農"階段，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實施"以工哺農"正當其時。不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農民人口比重較大，遠遠超過了別的國家實施"以工哺農"時候的水平，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在穩定、完善和強化農業扶持政策的同時，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市場化。重點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進一步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借鑒國際經驗，加速城市化和鄉鎮化發展，促進農村人口快速遷移，建立一個城鄉和諧發展的社會環境。

第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發展中國家行列，中國可以算是一個奇跡，不僅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而且成了唯一一個能對世界經濟產生顯著影響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以下幾個方面跡象表明，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付出了沉重代價：一是環境污染嚴重，經濟增長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為代價。據世界銀行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就達8%以上。中科院專家測算，*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5％。二是在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我國自然資源支持體系已經無法持續地發揮有效作用。據專家分析，如果我國要實現2020年GDP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又要保持現有的環境質量，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4-5倍；如果進一步想明顯改善環境質量，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8-10倍。面對巨大挑戰，我們必須轉變現行的發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基礎的循環經濟之路。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經濟，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發展。制定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價格和收費政策，調整財稅政策，建立完善的循環經濟法規體系，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第七，化解潛在風險，保持經濟和社會穩定。在"*"時期，中國經濟在國內經濟國際化、消費結構高級化、民營經濟擴大化、城市化和政府行為規范化等五大動力的推動下依然有望保持較快發展。不過，這里需要有一個前提，即需要有效地防范以下幾個方面帶來的風險：一是失業。按照官方統計數據，我國失業率并不很高，*4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是如果考慮到各種隱性失業在內，中國的實際失業率可能在8-17%之間，而且這一困境只有到2020年前后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而自動緩解。二是社會保險欠賬。我國社會保障起步晚、覆蓋面低、負擔重、歷史欠賬多、資金缺口大。有關計算顯示，我國社會保險現在欠賬規模在3-10萬億。三是收入差距。從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已經達到了0.448，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太健全的情況下，這種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為引發仇富心理和社會安定問題的根源。四是金融風險。我國銀行呆壞賬規模已經有1萬多億，證券公司的資金窟窿約*0億。五是財政風險。這主要體現在縣鄉兩級財政。據測算，全國鄉級財政要支付的鄉公務人員工資、村干部補貼、公共品維護和建設、辦公費、困難戶補助、債務利息等約2500億元，而鄉鎮能夠合法獲得的財政收入還不到1000億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謂"創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費來維持政權運轉，結果造成基層干群關系的緊張。據專家估計，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目前已超過8000億元。"*"時期，采取有效的對應措施，防范上述風險的爆發，將成為社會保持安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