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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經引足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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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林民旺. 印度“一帶一路”的認知及中國的政策選擇[J]. 世界政治，2015（5）：42-45.

救經引足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就業競爭力;硬件資本;軟件資本;優勢;劣勢

隨著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已經日益凸顯，預計到2010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將達700萬左右。因此，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然而，盡管目前勞動力供過于求，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壓力大， 但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2000年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分析[1]，中國國民素質競爭力處于較低水平。目前，我國從業人員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僅為7.2％，明顯低于2000年12.6％的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每千名從業人員中研究人員僅1.1人，為日本的1/9， 韓國的1/6，高層次、創新型人才明顯不足。這些都說明我國仍然是一個人才奇缺的國家。因此，競爭者數量巨大并不能成為影響就業水平的主要因素，如何提高就業學生綜合素質，加強學生就業競爭力才是影響學生就業水平的根本因素。

高職畢業生更應認清形勢，正確分析自身實力，準確定位，不斷加強就業競爭力，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取得先機，在個人的職業生涯中邁出充滿自信的第一步。

一、就業競爭力的組成

所謂就業競爭力就是選擇和從事職業所需要的各種能力的總和。大量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的楊少春[1]認為就業核心競爭力包括技術能力、學習能力、創新能力、時間管理能力、承受挫折能力、外語和計算機運用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等；廣西生態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的班正昌認為影響就業的因素包括：敬業精神、事業心和責任感、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過硬的技能、吃苦耐勞和工作實干的精神、能說會做，較強的組織管理能力[2]；還有專家認為就業素質包括合理的知識結構、過硬的專業技能、良好的擇業技巧及交往能力、應變能力和心理素質。

筆者在查閱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根據高職畢業生自身特點分析認為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的組成應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劃分。從廣義上可定義為：職前的專業技能、非智力綜合素質和職中個人整體規劃、管理綜合能力等三個方面。狹義上可定義為畢業生求職的硬件、軟件資本。

所謂硬件資本是指畢業生提供的證明自己知識水平、專業技術程度、外語、計算機等文件性資料。它是畢業生獲得就業競爭力的基本條件，也是必要條件，是敲開企業大門的“敲門磚”。以土木工程專業為例，高職院校畢業生在獲得土木工程類學歷證書、學院要求的外語及計算機等級證的同時，還會取得大量的建筑專業技能證書，如：施工員證、質量員證、安全員證、資料員證、測量證、CAD證、物業管理員證書等等專業技術證書。由于市場激烈的競爭，建筑工程的周期性限制很強，企業用人大多是擇才而用，許多建筑企業不能也不愿意拿出時間來培訓員工。所以，高職學生如果有效地掌握和利用技術能力，擁有大量的相關技術資格證書，就為自己在職場上立足找到了一塊堅實穩固的基石。

軟件資本是一種隱性的競爭力，它的實質與廣義定義中的非智力綜合素質息息相關，它主要表現在與招聘人員面對面的溝通、交流中。軟件資本表面上反映了個人的應變能力、溝通能力、工作能力、適應能力和求職能力等，實質上則反映了畢業生的人生觀、價值觀、精神面貌、心理素質、自我規劃能力、處理問題能力和挖掘培養的潛力。畢業生在硬件資本滿足用人單位要求的前提下，軟件資本則成為是否被用人單位青睞的關鍵因素。

二、高職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相關因素分析

廣義與狹義競爭力之間，硬件資本和軟件資本之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織、互相影響的。任何一個方面出現“短板”，都會使畢業生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降低甚至失去“戰斗力”。因此，無論是高職院校還是畢業生，在明確了影響高職畢業生就業競爭能力組成的基礎上，還應理清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把握高職畢業生在就業競爭力當中的優勢方面，通過教育改革、就業指導、加強自身素質培養等多種手段提高、彌補競爭力中的缺欠，真正做到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從而達到培養或成為適應市場和社會需要的高素質、實用型人才，不斷提高就業競爭力的目標。

在此筆者借鑒并綜合運用 “卓越績效評價準則”[3]和“SWOT”分析方法[4]，對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組成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和評價。“卓越績效評價準則內容和方法源于美國波多里奇質量獎，主要用于測評組織經營管理成熟度。他的主要方法為：第一，選擇同行業領先水平企業作為評價標桿。第二，將管理過程分解成為各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三，選擇各組成部分的關鍵因素。第四，采用規定“過程”對各關鍵因素進行評價，該“過程”分為方法、展開、學習、整合[5]四個步驟。“SWOT”分析法又稱為態勢分析法，“SWOT”中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本文充分利用兩種方法的優點，將其有效的綜合運用，從而達到分析到位、評價準確的最終目標。

以下以高職院校土木大類中的建筑工程專業畢業生為例，進行具體分析和評價。

高職畢業生就業競爭力評價表

項目

內容

標桿

建筑工程專業本科畢業生

競爭力組成

硬件資本

軟件資本

關鍵因素

文憑

專業技能

英語、計算機水平

工作能力

溝通應變能力

處理問題能力

自我規劃能力

可挖掘潛力

優勢

√

－

√

劣勢

√

√

√

－

√

√

改進

√

√

救經引足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西盟佤族農戶 經濟行為 心理因素

佤族農戶底子薄、起步晚,再加上環境的、文化的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發展較周邊農戶而言十分緩慢,投入產出低,資源配置不充分,貧困面大,至今仍有部分農戶在溫飽線上徘徊。佤族農戶的貧困現狀,雖然不乏一些客觀原因,但不可否認這其中有我們對佤族的心理因素缺乏科學的分析與認識。為了更科學地引導佤族農戶優化其經濟行為,筆者通過觀察、參與式觀察、問卷調查、訪談與深度訪談等方法,對全國僅有的兩個佤族自治縣之一―西盟佤族自治縣的部分鄉村共做了有效問卷250份和近30個深度訪談,在此基礎上得出一些結論,希望有益于佤族農戶的脫貧奔小康。

一、影響佤族農戶經濟行為的心理因素

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心理因素包括個性傾向性和非傾向性心理特征。這些因素會極大地影響農戶的經濟決策并出現非理性的經濟行為。

1.個性傾向性

個性傾向性即心理過程的傾向性,指農戶對客觀事物的意識傾向性,包括興趣、愛好、態度、需要、動機、信念、理想、世界觀等。經過慢慢歷史長河的滌打和磨練,佤族農戶在生活中有三方面突出的意識傾向性:

(1)非經濟的倫理價值。佤族農戶未來預期取向是獲得社會認同和倫理,而不止是指向提升物質生活。筆者分別在代格拉村、英臘村各隨機抽取100人調查訪談,結果如下表(表1):

第一問――以前分牛肉見者有份好不好?兩個村子所有受訪農戶無一例外的回答“好”。 事實上,翁嘎科鄉英臘村所有的村民小組中,整個組都沒有人養豬。村民解釋說,養豬不劃算。飼養者辛辛苦苦將豬養大,到年終殺豬時都要按傳統參加分食,自己卻所剩無幾。這樣算來養豬不如養雞,養豬是大家吃,養雞則是自家用。可見,養豬的期望值不如養雞,難于調動農戶養豬的積極性,所以盡管養豬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目標,但結果是整個組都沒有人養豬。一部分佤族農戶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財富迅速擴大,對佤族社會結構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些社會財富的擴大,并沒有完全轉化為物質資料和生產資料,其中很大部分被“共食”的習俗最終轉化為一種社會倫理資本,在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之外消耗了,而這種狀況基本扼殺了榜樣的產生和影響,這種預期很自然的導致行為慣性,最終遏制了佤族農戶經濟意識的提升。

而第二問――一個人想辦法發財致富好嗎?兩個村子有一部分人有所顧忌。第三問――在生產生活中是否需要得到幫助?兩個村子都作肯定回答,表明西盟佤族農戶至今仍保持著較為濃厚的以村寨共同體為核心的倫理體系,村寨內部的緊密聯系和團結互助在人們心目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農戶在經濟領域里的獨立性不足問題。人們在從事家庭經濟活動時,仍然相當在意村寨的認同與否。非經濟的倫理價值還在日常生產生活的深層繼續發揮著作用。

(2)從眾心理。佤族農戶的經濟生活長期處于一種簡單、自然、自給自足的初級階段,具有較強的民族認同、較濃的血緣觀念,以及形成了農戶對群體的依賴性和集體導向的思維特點。這樣的環境下,由于受群體的影響和壓力,農戶往往放去自己的意見而向多數人相一致的方向變化,即形成從眾心理。筆者2008年7月在代格拉村和英臘村的調查可見一般(見表2):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農戶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普遍模糊、漠然。問及優點和缺點時,所選的優點中,說不清的農戶占54%以上,沒有優點占2%;所選的缺點中,說不清的農戶占51%以上,沒有缺點的占1%。上述問卷回答情況說明佤族農戶由于缺乏其他社會群體作為參照來進行比較,因此,缺乏自信,自我意識模糊。這直接反映出環境閉塞、社會群體結構簡單,社會交往缺乏、信息缺乏的現實。佤族是個民族認同感比較強的民族,作為民族群體的自我評價模糊,很容易導致自我否定,這是值得重視的一點。對“自己有好處的事,別人說閑話,會去做嗎?”一問的回答大部分不做肯定回答,而第三問“自己覺得有能力改善生活嗎?”能作肯定回答的更是鳳毛麟角。這些充分反映了佤族農戶依重群體,而這種依重恰好反證出個體(農戶家庭)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的薄弱。這種從眾心理壓抑了個性、束縛了思維,扼殺了創造力,逐步強化了佤族農戶安于現狀的心態和思想觀念。

(3)歸因偏傾――習得無助。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的歸因,不總是正確的,有時會出現錯誤、偏差。這些錯誤、偏差有些來自動機,有些來自認識。筆者在英臘村、代格拉村走訪時發現部分農戶在生產中存在歸因偏傾的情況,如部分貧困農戶貧困的原因不是“愚”,而是“不肯使用新的生產技術”,對于農技推廣人員認為只要做一點“努力”就能學會的技術,他也不學。為什么?因為以往失敗的歷史,使他得出結論,任何努力都是無濟于事的。這就與以往對“失敗”的歸因有關。當他認為自己是沒有能力的時候,他就不再做任何努力,甚至連“嘗試”都不做。他們曾經掙扎過,然而,他們沒能戰勝困難,并得出自己缺乏能力的結論,形成了習得無助。

(4)風險厭惡。在現實生活中,風險對佤族農戶造成負的刺激度遠遠高于同等收益對農戶正的刺激度。典型的情況是農戶耕作者力圖避免的是可能毀滅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過冒險獲得大成功、發橫財。用決策語言來說,他的行為是不冒風險的,他要盡量縮小最大損失概率。而這種狀況使佤族農戶選擇生產的什么、如何生產、怎樣生產的“自由”減少,為減少風險,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佤族農戶普遍放棄“新”的嘗試,用擁有的技術資源在土地資源上勞作,這就形成了貧困的“馬太效應”,自我發展能力無形中被剝奪。

2.非傾向性心理特征

非傾向性心理特征,即心理過程的特征,主要包括氣質、能力和性格。氣質是心理過程的動力特征,是神經類型的反映,是先天決定的因素,能力則是完成每項活動所必備的心理特征,而性格是個體對現實的穩定態度和習慣化的行為方式,是完全受后天環境因素影響形成的,是個性心理特征的核心部分,對氣質和能力影響很大,通過性格的整合,使個性的心理特征成為一個整體。

大多數佤族農戶的性格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既表現出熱情好客、質樸善良、熱愛和平、團結同享等積極的一面,又表現出安于現狀、經濟化意愿,以及經濟化努力薄弱、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低、害怕冒風險、自我評價低等消極的一面。

如筆者在走訪新廠鄉代格拉村時,發現在這個村的686戶農戶中,擁有汽車、大中型拖拉機、手扶拖拉機有25戶人家,這些人家通常還有一定面積的茶葉、蠶桑等產業。而其中的167戶人家完全靠農業生產度日,沒有能力發展茶葉、蠶桑等產業,所生產的糧食吃到來年的5月基本上就沒有了!筆者對他們進行問卷調查,問:為什么糧食不夠吃?回答土地原因的占38%,回答資金短缺,無法買化肥、種子的占54%,其他原因的占8%;問為什么不發展茶葉、蠶桑等產業?回答沒有地的占27%,回答資金短缺,沒有條件的(如養蠶需要房子、需要保持一定的濕度和溫度)占67%,其他原因的占6%。事實上,無論在岳宋鄉、翁噶科鄉,還是新廠鄉,很容易聽到農戶這樣的聲音:沒有錢什么都做不成,想做但沒有錢,等到有錢再作打算,等等。這些回答既反映了貧窮有世代效果(古允文,2001),也就是說,父母親這一帶的貧窮,可能會持續影響到下一代的貧窮,世代陷入貧困的生活中而不易脫離。這些資金短缺的佤族農戶,因為缺少資金,無法擴大再生產,無法獲得充裕的資金,結果影響到父母親這一代人提供生活所需與教育機會給下一代人的資源,容易產生健康與教育水準教差的下一代。而由于健康與教育程度較差,制約其思想意識和生財能力,又使之不容易脫離貧窮的進一步循環之中;反映了一些扶貧性質的貸款不太理想,使農戶利用社會資金的渠道不暢,無法自救,也很難找到他救的途徑,從而使農戶陷入資金嚴重缺乏的泥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戶對政府過度依賴、不愿冒風險、主體意識淡漠等,使自己陷入“自己沒有能資金――依賴政府――‘等靠要’甚至不要――自己還沒有資金”的惡性循環。

二、主體意識和能力和培育是優化佤族農戶經濟行為的重要方略

“人性問題”是解決人的問題的前提。一談到“人性”,很多人甚至一些干部和學者認為:佤族農戶生來好逸惡勞、不求上進、缺乏理性、習慣于“等靠要”,即符合X理論假設。于是,叫響了兩句口號:“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愚”。然而,這兩句口號的確是反映了問題,卻沒有反映問題的真正根源。因為佤族農戶既不“愚”也不“昧”。西盟農戶經濟行為中的問題,實際上是復雜多層面的,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樣的。因此,如果我們不加以引導喚醒主體,那么,不僅不利益調動廣大佤族農戶的積極性,而且還可能導致貫徹與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實際上不到位、影響政府發展戰略的設定,加大政府與農戶之間的阻力、傷及民族自身長久的發展基石,傷害民族的自尊和自信等后遺癥。筆者認為,佤族農戶主體意識和能力培育的方略主要有:

1.順勢而為,挖掘、發揚阿佤理

“阿佤理”是千百年來佤族生產生活經驗的結晶,是佤族社會關系背后的文化紐帶。歷史上無論生老病死、結婚離婚、糾紛處理、崇尚禁忌、年節禮儀,都要按照“阿佤理”行事,否則要遭受懲處或被輿論譴責。“阿佤理”特別是其中重要的傳統價值準則,一直在民間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規范著人們的行為,例如大家要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尊老愛幼等。但由于他們認為世界萬物皆因鬼神使然,因而,面對貧困的生活、艱難的人生時,他們又表現出無助、無為、缺乏進取、順其自然的消極的個性品質和宿命論的世界觀。我們要依據價值判斷趨同的特點,順勢而為,引導農戶對各項生產項目的選擇和實施做出理性判斷。如推廣新技術時,推廣人員應主要將技術傳遞給進步農戶,再將進步農戶成功經驗傳遞給比較進步的農戶,在示范效應和價值判斷趨同效應(從眾心理)的影響下,推動新技術的主動傳播。

2.幫助農戶建立良好的歸因模式

從心理學角度講,人們對于貧困總是尋求原因“歸因”。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失敗看成是必然的,自己無能為力的,就會降低自己以后從事同樣行為的動機;反之,如果將失敗看成是偶然的或是自己可以主動控制的,就可能保持甚至是增強同類行為的動機,并有能力去爭取成功。因此,幫助佤族農戶走出貧困的方略之一,就是幫助農戶建立起積極的歸因模式:將貧困歸于農戶的不“努力”、不“嘗試”,并具體地幫助他們積極行動,取得成功。對于更貧困的農戶,則應將失敗歸于任務困難,調低起點,因人點撥,使他一步一步趕上來。

3.引導農戶主動參與

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以美國行為科學家利克特為代表的“參與式”思想的核心強調:發展的焦點是人的發展,人并不是一個被動和消極的客體,而是發展過程的主體。只有人的發展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得到強化,這種發展才是可持續的。參與不是簡單的介入,首先,政府要逐步放手,給予鍛煉機會。只有放手,主體才能真正站起來,重新恢復并加強其獨立性,養育出自我發展的能力;其次,政府要因勢利導,為農戶搭建主動參與的平臺。也就是要下工夫思考在扶貧項目的選擇上要考慮如何與傳統文化自然對接,如何實現倫理價值與現實經濟價值相統一。在這方面是有成功例子的,如源于NGOD扶貧“小母牛計劃”的扶貧項目,在瀾滄縣實施較好。其主要特點是,以繁殖成功后把小牛和自己的經驗無償提供給下一家為主要“條件”。通過這一過程,實際上是養殖戶既實現了對扶持投入的負責、對自己的收益負責,而且通過幫助他人實現了共同富裕的倫理傳統。 再次,“天助自助者”,農戶在自我教育、智力精力投入方面要增加投入,用知識武裝自己,從而更好地參與到各種經濟行為中。

4.激勵

激勵就是激發、鼓勵的意思,就是利用某種外部誘因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人有一股內在的動力,向所期望的目標前進的心理過程。美國著名管理學家米切爾拉伯夫經過20年的調查和研究,總結出這樣一條規律,即“人們會去做受到獎勵的事情”。在怎樣激勵佤族農戶方面,作為最主要的激勵理論之一--北美著名的心理學家和行為科學家維克托.弗羅姆(Victor H.Vroom)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是最值得推介的。弗羅姆認為:某一活動對于調動某一人的積極性,激發出人的內部潛力的激勵的強度,取決于達成目標后對于滿足個人的需要的價值的大小―效價(Valence)與他根據以往的經驗進行判斷能導致該結果的概率―期望值(Expectancy),即激發力量=效價×期望值。西盟佤族生產行為中反映出的:有愿望,但是所想的沒有能力去做,成為空想;在發展項目上只顧實惠,滿足于短期效益等,都是激發力量不足造成的,而不應簡單的用“愚昧”去涵蓋。因此,政府部門要根據農戶的現實需要和現實能力,制定農戶有能力完成的目標或項目,只有農戶認為某種目標或結果對他有重要的價值,而且他估計通過自己的努力有很大把握達到這個目標,那么這個目標激發動機的力量越強烈。他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激發,使他能力去實現這個目標。如果盡管效價很高,但農戶估計達到目標的概率很低,或者盡管個人估計有很高的達標概率,但個人認為該目標對自己并無意義,在這兩種情況下均不能激起他的行為的積極性。

5.幫助農戶學會學習

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1964)第一章開篇指出,一個像其祖輩那樣耕作的人,無論土地多么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勞動,也無法生產出大量的糧食。一個得到并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和機械的科學知識的農民,即使在貧瘠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食物。政府有關部門人員首先要樹立起農戶從文化知識中得到的好處是很多的,而且其中的某些好處還會擴散的意識; 然后再樹立起學習不止是學校學習,不止是各種短期培訓班,很多方式,像農戶進城其實是很有效的學習,農戶耳染目睹通過感知、領悟,主動模仿、應用自然地學得。

佤族是優秀的、勤勞的、有智慧的、勇敢的、有力量的,我們要深入研究佤族農戶的經濟行為,用科學的發展觀引領其經濟行為;用更加開闊的視覺,更加辨證的思維,幫助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和潛能,給他們發展的機會、鍛煉的機會,從而真正實現各民族的“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1]組織行為學編寫組.新編組織行為學[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2006.1

[2]段世琳:佤族歷史文化探秘[M]. 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 2007

救經引足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缺血性腦卒中；出血性腦卒中；深靜脈血栓形成；危險因素

[中圖分類號] R543.6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2）24—0012—03

Study on risk factors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fter stroke

GAN Xiaoy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isk factors for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February 2012 for collection of acute stroke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diagnosis of DVT， divided into the DV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vestigation of DVT risk factors had been done. Results A total of 579 cases into the group of patients were detected in 114 cases of acute of DVT （19.69%）.The difference of age， history of DVT， family history of DVT， history of vascular disease， deep vein puncture history， paralysis， muscle strength ≤ 3， in bed， high blood press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lipidemia， GCS score， Wells score， DD level and FIB level between DV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 （P < 0.05）. Muscle strength ≤ 3， in bed， high blood pressure， GCS score， Wells score DD level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DVT after stroke（P < 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stroke have high， DVT incidence rate， and muscle strength ≤ 3， in bed， high blood pressure， GCS score， Wells score and DD levels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DVT.

[Key words] Ischemic stroke； Hemorrhagic stroke； Deep vein thrombosis； Risk factors

腦卒中是深靜脈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的危險因素之一，而DVT血栓脫落導致的肺動脈栓塞則是腦卒中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腦卒中引起肢體功能喪失嚴重地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而DVT將使之進一步惡化。為提高腦卒中患者的生活質量，避免DVT引起的嚴重并發癥發生，本研究采用前瞻性方法對2011年1月～2012年2月符合納入標準的急性腦卒中患者DVT危險因素進行調查分析，并提供臨床預防措施。

1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于2011年1月～2012年2月收集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神經外科收治的符合納入標準的急性腦卒中患者。納入標準：符合2010年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撰寫組制定的診斷標準[1]；經頭顱CT或MRI檢查證實。排除標準：病情危重；住院期間非肺栓塞導致的死亡；無法配合超聲檢查。

1.2 調查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24 h內采用自制調查表進行問卷調查，包括患者人口學資料、DVT相關病史及家族史、血管疾病史（靜脈炎、靜脈曲張）、深靜脈穿刺史、合并癥（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癥）、肥胖、吸煙、飲酒等資料。專人負責問卷填寫，專人負責問卷質量控制。

1.3 研究方法

入院次日清晨抽空腹靜脈血，檢測D—二聚體（DD）、纖維蛋白原（FIB）。入院1周內下肢出現不同程度的肢腫、疼痛、皮膚潰瘍、淺靜脈曲張等則及時行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入院7～10 d所有患者均采用PHILIPS IU22、IE33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儀行雙下肢血管檢查，探頭頻率為5～12 MHz，以股靜脈為起點向遠心端順序依次掃查股總靜脈、大隱靜脈、股深靜脈、股淺靜脈、腘靜脈、小隱靜脈、脛前靜脈及小腿肌間靜脈；向近心段逆行掃查髂外靜脈和髂總靜脈。將診斷急性DVT患者作為DVT組，排除DVT診斷患者作為對照組。

1.4評價與診斷標準

患者入院24 h內采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評估意識狀態；采用Wells評分量表評估DVT可能性[3]，≤0分為低度，1～2分為中度，≥3分為高度。DVT診斷標準依據2008年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血管外科學組制定的標準[3]。肌力≤3級為嚴重癱瘓。

1.5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用（x±s）表示，采用分組t檢驗或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相對數表示，采用χ2檢驗。危險因素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入組患者579例，男383例，女196例，年齡24～89歲，平均（66.39±12.23）歲，缺血性腦卒中371例（64.08%），出血性腦卒中208例（35.92%）；無癱瘓111例（19.17%），合并癱瘓468例（80.83%），單側癱瘓354例（75.64%），雙側癱瘓114例（24.36%），肌力3級以下197例（42.09%）；臥床423例（73.06%）。共檢出急性DVT 114例（19.69%）作為DVT組，對照組為465例。

2.2 腦卒中后DVT危險因素單因素分析

DVT組與對照組年齡、DVT病史、DVT家族史、血管疾病史、深靜脈穿刺史、癱瘓、肌力≤3級、臥床、高血壓、冠心病、高脂血癥、GCS評分、Wells評分、DD水平、FIB水平之間差異均存在顯著性（P均< 0.05），腦卒中后DVT與性別、糖尿病、肥胖、吸煙、飲酒無關（P > 0.05）。

2.3腦卒中后DVT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帶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作為自變量，DVT形成為因變量，結果表明，肌力≤3級、臥床、高血壓、GCS評分、Wells評分、DD水平是腦卒中后DVT形成的獨立危險因素（P < 0.05），其中Wells評分OR值最高。

3討論

靜脈壁損傷、血液流速慢和血液高凝狀態是DVT的主要原因。腦卒中是DVT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急性腦卒中發病后大多數患者出現暈迷、癱瘓需要長期臥床，血流速度減慢、血流瘀滯導致血小板等凝血相關因子聚集；腦卒中及手術激活凝血系統，出現劇烈的炎性反應，導致血液處于高凝狀態及血管壁受到細胞因子的破壞損傷，從而導致DVT的發生。除腦卒中本身對DVT形成的作用外，腦卒中患者具備的多種因素也與DVT形成密切相關。

DVT形成時間7 d以內為急性期，8～30 d為亞急性期，30 d以上為慢性期，本研究以入院7～10 d內檢出的急性DVT為研究對象，對符合納入標準的579例急性腦卒中患者采用彩色多普勒超聲進行DVT篩查，檢出急性DVT 114例，占19.69%，結果與國內多項研究相似，表明急性腦卒中發病后7～10 d出現DVT的風險較高，有研究表明，近期臥床>3 d則可能出現DVT，需要在臨床診治過程密切留意和關注相應的癥狀以及時診斷和干預，避免發生嚴重并發癥。

通過對比DVT組和對照組各相關因素，結果年齡、DVT病史、DVT家族史、血管疾病史、深靜脈穿刺史、癱瘓、肌力≤3級、臥床、高血壓、冠心病、高脂血癥、GCS評分、Wells評分、DD水平、FIB水平可能與急性腦卒中后DVT有關。而多因素分析表明，肌力≤3級、臥床、高血壓、GCS評分、Wells評分、DD水平是急性腦卒中后DVT的獨立危險因素。有研究表明，高齡和女性是DVT的危險因素[7]，但本研究表明，年齡和性別與DVT無顯著相關，可能與研究對象選擇的差異有關。而DVT相關的病史、家族史、血管疾病史、深靜脈穿刺史雖然在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但并不成為獨立危險因素，DVT與遺傳性的關系有待進一步探討，而DVT病史提示患者既往存在DVT的危險因素，靜脈曲張、靜脈炎等血管疾病及深靜脈穿刺對血管壁造成損傷具備DVT發生的條件[8]。由于臥床是DVT的重要危險因素，而肌力≤3級的患者均需要長期臥床，因此急性腦卒中肌力≤3級的癱瘓患者發生DVT的風險將顯著增加。腦卒中患者合并高血壓，則加劇了血流動力學的紊亂，增加出現DVT的可能[9，10]。DD水平是凝血系統激活的主要標志性指標，急性腦卒中后患者內源性和外源性的凝血因子活性增加，血液高凝DD水平隨之升高。

本研究中采用GCS評分、Wells評分量表對患者進行早期的評估，結果表明兩個量表評分增加均作為DVT的獨立危險因素，表明患者意識狀態是否清楚將直接影響其臥床期間的主動或被動肢體運動，因此早期GCS評分低于8分、處于昏迷狀態的患者應制定肢體活動護理計劃，幫助患者更換以避免DVT的發生。而Wells評分量表則能更直接地提供DVT預防的指導，Wells評分量表簡單易用，入院24 h內進行評分將更有利于DVT的預防和干預措施的選擇。

綜上所述，急性腦卒中患者是DVT的高危人群，早期進行GCS評分、Wells評分，控制DVT危險因素將有助于DVT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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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經引足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急性腦血管意外；神經源性肺水腫；組織因子；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

[中圖分類號] R7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11（b）-039-02

Changes of tissue factor and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in acute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omplicated 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

XU Zhaojun, BIE Huarong, TIAN Min, ZHENG Zhijuan, ZHANG Dongju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Tianmen City, Hubei Province, Tianmen 431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tissue factor (TF) and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TFPI) in acute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omplicated 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of which 36 ca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44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7 to May 201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40 cases of healthy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ch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F, TFPI detected by ELISA technique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F level of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ll P

[Key words] Acute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 Tissue factor;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神經源性肺水腫（NPF）是指在無原發性心、肺和腎等疾病的情況下，由顱腦損傷或中樞神經系統（CNS）其他疾病引起的急性肺水腫。NPF是腦血管疾病較嚴重的肺部并發癥，起病急，治療困難，病死率可達60%~100%[1]。目前關于神經源性肺水腫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本文筆者研究組織因子（TF）及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TFPI）在急性腦血管意外患者中的含量變化，并探討其含量變化與神經源性肺水腫發生的關系。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08年6月~2010年5月收治的腦血管意外患者80例為研究組，根據病種類型分為兩個亞組，分別為腦出血組36例，腦梗死組44例，選擇同期同年齡段健康體檢患者40例為對照組（排除檢出心腦血管疾病、腫瘤感染等疾病者）。全部研究對象近1個月來未使用過影響抗凝的藥物。兩組患者性別、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神經源性肺水腫發病情況及表現

本組18例患者出現神經源性肺水腫，其中，腦出血組11例，腦梗死組7例，均在急性腦血管意外后數小時內發生，患者出現煩躁、心率增快、胸悶，嚴重者有氣促、胸部壓迫感，出現呼吸困難和發紺；血氣分析顯示不同程度的PaO2降低，PaCO2增高。

1.3 方法

全部患者均在腦血管意外發病3 d內采集靜脈血，對照組患者入院體健時采集靜脈血，枸櫞酸鈉抗凝，3 000 r/min離心10 min后，取血漿-20℃保存。采用雙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抗原法檢測患者血漿TF、TFPI水平，TF、TFPI檢測試劑來自美國BPB公司，操作完全按說明書進行。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多組間的兩兩比較采用q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組織因子及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比較

研究組患者中腦出血及腦梗死患者血TF值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均P

2.2 腦出血組中NPF與血TF、TFPI水平的關系

研究組腦出血患者中并發神經源性肺水腫患者血TF、TFPI均高于未并發神經源性肺水腫者，兩者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2.3 腦梗死組中血NPF與TF、TFPI水平的關系

腦梗死患者中并發神經源性肺水腫的患者血TF、TFPI水平均高于未并發神經源性肺水腫者，兩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神經源性肺水腫（NPF）的發生原因很多，其中較常見的原因是顱腦外傷、急性腦血管病、腦腫瘤等，腦血管病尤其是急性重癥腦血管意外可導致嚴重的肺部應激性損傷，起病急，治療困難，近年來引起臨床越來越多的重視。

關于NPF發生的機制有多種學說，其中沖擊傷和滲透缺陷理論得到較多的公認，但是無論何種學說的基礎都是機體在外界刺激作用下形成的強烈應激反應[2]。研究表明凝血反應與炎癥反應存在重要聯系。組織因子（TF）作為天然凝血途徑啟動物，與Ⅶa結合形成的Ⅶa/TF復合物可促進炎癥介質的釋放[3]。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TFPI）具有抗凝作用，還可以減少血漿趨炎癥細胞因子水平。有文獻報道組織因子可以改變肺泡表面活性物質的數量、功能，影響肺組織的修復機制而引發肺損傷[4-5]，且外源性凝血的啟動可促進外周單核細胞、內皮細胞釋放白細胞介素、腫瘤壞死因子等，增強炎癥反應，加重肺損傷[6]。TFPI可抑制腫瘤壞死因子α在肺組織的表達，抑制白細胞活性，減輕肺損傷。本文腦血管意外患者血漿TF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并且并發NPF的患者血漿TF水平明顯高于未發生NPF的腦血管意外患者，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從側面說明了凝血與炎癥反應異常確實存在于腦血管意外并發NPF的過程中，并且可能是促進NPF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急性腦血管意外患者中，腦出血及腦梗死患者血漿TF均高于正常對照組，原因可能是腦出血患者血管損傷，導致TF暴露入血，體內TF表達增加，或腦梗死患者動脈粥樣斑塊破裂，TF暴露，導致外源性凝血途徑啟動，血液呈高凝狀態，進而產生血栓[7]。但急性腦出血患者血漿TFPI高于對照組，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漿TFPI低于對照組，可能是腦出血患者過度的炎癥反應，引起TFPI反饋性增多，而腦梗死患者凝血反應較強烈，具有抗凝作用的TFPI消耗過多，引起其血漿水平下降。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急性腦血管意外并發肺水腫的原因除了通常認為的機體應激反應外，還可能與機體凝血-纖溶異常及炎癥反應有關，并且TF、TFPI參與了上述過程，共同導致肺損傷。但是其具體作用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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