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管理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融資管理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融資管理范文第1篇
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下，證券法律法規得到了完善，證券市場發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影響證券市場股價的重要因素――企業盈余信息，對企業盈利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企業績效評價的重要指標，得到了企業會計信息使用者的研究和關注。文章基于企業發展的成本收益，在分析企業融資需求和融資約束情況能夠對企業盈余管理產生影響的基礎上，應用上市中小企業數據對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問題展開論證分析。
一、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關系分析研究
（一）數據信息來源
中小型企業和大型企業相比具有防范風險能力較差、發展規模較小、融資發展受各種限制的特點，因而在企業發展管理的過程中存在更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文章以2008-201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融資和盈余管理關系問題展開研究，最終獲得了703個公司數據信息，剔除了無效的數據信息之后總共獲得了2260個年度數據信息。對這些信息進行winsorize處理分析。（核對了是703家公司 中包含的2260種（個）年度數據信息）
（二）數據模型和變量說明
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關系數據分析模型具體如（1）所示。在考慮企業實際盈余管理各項活動在操作時候存在抵消的可能，將三種真實盈余信息管理手段進行計算合并，計算公式為：實際盈余管理 = 實際生產操控 - （實際銷售操控+實際費用操控）。通過公式的應用有效解決了真實盈余管理問題。
EMi-t=a0+a1FCi-t+a2FNi-t+a3FC-FNi-t
+a4Inceni-t+a5Sizei-t+a6Growthi-t+a7Loani-t
+a8Agei-t+a9Big4i-t+∑ind+∑year+εi-t（1）
文章選擇進行數據分析的控制變量有公司發展規模、公司發展成長、公司負債水平、公司的成立時間等。通過控制變量來控制融資能力對企業融資需求和融資約束之間的影響，進而加強對不同年份和行業的控制。
二、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所選取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具體如表1所示。根據表1可以發現真實銷售操控與真實生產操控的水平基本與此一致，但是真實費用應用操控水平比應計盈余管理的均值低。因此可以發現企業在采用應計和盈余管理的時候在工作的具體操作中有所區分。融資約束指數中位數是-13.9626，要比上市公司SA指數中位數小，可見我國非上市公司存在比較嚴重的融資約束問題。
（二）相關性分析
各個變量的 pearson相關系數具體如表2所示。根據表2可以發現應計盈余管理與各類真實盈余管理之間存在關聯，應計盈余管理與各類真實盈余管理最小的相關系數是0.146。融資約束與其他各類盈余管理在 5% 水平上時候的表現更為顯著。融資需求與融資約束的、各類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性都較差，融資需求和應計盈余管理在10%的水平上顯示出了較為明顯的差距。
（三）多元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公式（1）得到的回歸結果具體如表四所示。根據表四可以發現，融資約束和各個盈余管理之間的回歸系數效果在1%水平上表現最為顯著。因此可見，融資約束對于真實銷售操控會產生比較明顯的抑制作用，回歸系數在-0.0461，在1%的時候回歸效果顯著。經過對真實盈余管理與應計盈余管理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融資約束對于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比較小，回歸系數僅僅有-0.0295，可以確定企業發展的應計盈余管理成本費用比較低。企業的真實盈余管理操控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發展，總體上的操控成本費用比較高。對于這種情況，企業在進行融資的時候需要選擇放棄操控成本比較高的真實盈余管理，轉而選擇應計盈余管理。根據表四可以發現企業融資需求對各類盈余管理的回歸系數影響顯著，均為正，即融資需求越高越容易增加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融資需求和融資約束之間交乘項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回歸系數是-0.0161，符號上和基本的預期保持了一致，但是t值只有-1.17，總體上的顯著水平比較高。
三、融資需求、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發展建議
文章通過構建融資影響下的盈余管理決策函數，分析了不同融資環境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產生的影響。通過企業盈余管理決策函數可以發現，外部投資人能否發現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和融資治理作用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市場融資參與者對盈余管理行為的及時發現，并根據盈余管理行為予以相應的處罰是減少企業機會盈余管理的重要方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完善金融銀行內部的控制制度，加強相應的風險評估機制。在企業融資發展的深化改革下，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信貸市場多元化。第二，建立權益融資監管體系。公司融資盈余管理需要加強必要的監督管理，通過監督管理的實現在最大限度上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從而在根本上提升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第三，提升企業融資管理信息的市場透明度。企業融資管理活動的開展需要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下進行。企業管理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和上市公司在市場發展的可信度，從而加強投資者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信心。金融股票市場透明化發展的同時還需要相應監督機制的規劃。為此，需要國家建立和融資發展相對應的懲戒機制，對于融資中通過增發、配股行為而達到融資目的的各種盈余操控管理行為進行相應的懲處。第四，從財務管理發展角度規范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在企業盈余發展管理中，需要對不適應企業發展需要的行為采取相應的治理方法。企業有關部門還需要協調配合完善會計準則，應用完善化的會計準則使企業融資管理和不斷發展的經濟相匹配。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多變，還需要制定一種新的會計準則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在最大限度上防止企業利用會準則中有疏漏的地方進行盈余管理。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盈余管理、外部融資需求分析構建了融資影響下的盈余管理決策函數。經過對函數的分析考察發現，融資治理作用和外部投資者能否識別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存在密切的關聯。市場參與者在發現盈余管理行為并進行懲處之后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的機會主義盈余管理動機。為了更好的規范企業的融資管理，需要相關人員加強銀行內部控制系統建設，通過風險評估體系的應用及時發現和把控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提升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
參考文獻：
[1]陳艷，李佳穎，李孟順. 盈余管理、外部融資需求與公司投資不足――基于上市公司數據的實證分析[J]. 宏觀經濟研究，2016（09）：106-117.
[2]李勝楠，蔣敏，都琳. 盈余管理能否幫助公司擺脫融資約束困境[J]. 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6（08）：79-90.
[3]徐朝輝，周宗放. 融資需求驅動下的盈余管理對公司信用風險的影響研究[J]. 管理評論，2016（07）：12-21.
[4]周曉蘇，陳沉，杜萌. 融資需求、企業生命周期與盈余管理――基于非金融行業A股的經驗證據[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09）：25-38.
[5]許樂媛，周軼英. 經濟新常態下中小上市公司融資約束與盈余管理[J]. 商業經濟研究，2016（04）：192-194.
融資管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融資偏好；資本成本；融資成本
1引言
一般來說，公司的融資途徑分為內源融資(內部積累)和外源融資兩部分，外源融資又分為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包括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兩種。Myers和Majluf（1984）提出了資本結構的啄食順序理論，認為企業要為自己的新項目進行融資時應遵循啄食順序原則：首先是內部股權融資(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后才是外部股權融資。這一原則已被西方國家企業的融資實踐所證實，但是我國企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融資結構順序和融資偏好。我國上市公司則普遍具有股權融資偏好，表現在融資首選配股或發行，次選才是債務。
對于我國上市公司的這一逆向融資機制的原因，國內學者從各個角度做了許多研究工作。如馮根福等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影響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公司的盈利能力、企業規模、控股股東等；蘇醒、譚曉琢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分割的股權結構決定了股權融資偏好；連建輝、鐘惠波認為上市公司控制機制的錯位和公司治理機制的扭曲是產生公司股票融資偏好的根源；宋琳、劉百芳認為關鍵原因在于資本成本的內涵存在制度性的割裂。
影響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背離“啄食順序理論”的因素正如以上學者所研究的有很多，但直接原因是對資本成本的內涵認識偏差以及在股權資本成本的軟約束下股權融資的成本相對較低。
2資本成本內涵認識的偏差
(1)對資本成本理解偏差。
目前關于資本成本最權威的定義是著名的《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給出的：“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
而在我國大多數的理財學教材則是從使用代價角度來界定資本成本的，普遍認為資本成本是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資金而付出的代價，包括資金籌集費用和資金占用費用兩部分。雖然，有很多人也逐漸認識到:①資本成本是企業投資者(包括股東和債權人)對投入企業的資本所要求的必要收益率；②資本成本的本質是機會成本。
但總體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實踐中，人們對資本成本的認識往往基于表面，只注意到那些企業支付出去的、有形的成本，忽視了投資者所要求的收益率。把公司管理者的支付義務誤當作投資者的回報權利，歪曲了資本成本的本質，抹殺了投資者與資本成本的關系，令人誤以為公司管理者才是資本成本的最終決定者。
（2）對資本成本內涵認識偏差制度分析。
投資組合理論和CAPM模型揭示了資本資產的風險與投資者的必要報酬率之間的關系。相對于必要報酬率資本成本，籌集占用費資本成本或者資金成本卻是我國制度轉軌過程中的獨特產物。其本身也正在經歷一個從無到有，從不規范到與規范的過程。換言之，目前我國對資本成本內涵認識的偏差正是我國企業改革路徑變遷的產物。
在計劃經濟年代，由于長期財政性撥款造成的“政企不分”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資本成本。1984年我國實施了“撥改貸”改革。此后，國有企業開始考慮資金的籌集費與占用費了。但這種所有者缺位情景下出現的籌集占用費資本成本與成熟資本市場上的必要報酬率資本成本毫無共同之處。由于提供貸款的銀行沒有市場化，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最終所有者都是國家財政，企業自然肆無忌憚地追逐銀行資金。籌集占用費資本成本顯露出其軟約束的一面，這種軟約束終于使國有銀行不堪重負，國家不得不為國有企業尋求新的融資渠道。1990年我國深滬證券市場成立，從國企演變來的上市公司又順理成章地把從股市里籌措的資金當作國家無償補充的資本金看待，使得籌資異化為圈錢，以致股權資本成本的約束力還不如銀行貸款的約束力。這樣股權融資對經營者的軟約束狀態，與現代財務理論中具有硬約束性的必要報酬率資本成本迥然不同。
3上市公司股權資本成本的軟約束下股權融資的成本相對較低
按照現代財務理論，股權資本成本有如下幾種計算公式：
（1）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在一些嚴格的假設基礎上得出的，在實際運用中被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的投資評估與基金管理。它的內容可簡單表述為：普通股的預期收益率等于無風險利率加上風險補償，用公式表示為：
Re=Ri=Rf+βi(Rm-Rf)（1）
其中，Ri為預期報酬率,Re為普通股資本成本，Rf代表無風險報酬率，Rm為市場組合預期收益率，βi為風險資產對市場變動的敏感性。
（2）債券收益率加風險溢價法。其公式為
Re=長期負債利率+風險溢價（2）
（3）股息率加固定增長率
Re=D1/P0+g（3）
其中：g表示股利增長速度，D1表示第一年預期股利，P0表示股價
有以上公式可以推導出一個經常用的公式：
P0=D0(1+g)/(Re-g)=D1/(Re-g)
上述現代財務理論界所通用的三種股權資本成本的計算公式實際上可以歸納為兩種計算思路：公式（1）和公式（2）計算的是站在股東投資者的角度所要求的資本市場投資的風險報酬率。公式（3）既是投資者的回報率，也是公司管理者所實際支付的股利等費用。為了與真正的資本成本相區別，以便更好地揭示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選擇，本文在此把從管理者角度出發計算的“公司為籌集和使用資金而付出的代價”稱為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是從公司管理者的角度計算融資代價的，是公司管理者再融資時實際考慮并實際付出的成本;而資本成本則是從公司投資者的角度來衡量的必要收益率，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它們又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某些情況下，投資者具有強烈的資本成本意識，能夠堅持自己的投資權利，就可以對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約束，這樣，資本成本與融資成本就會趨于一致公司管理者在再融資時必然直接考慮的融資成本就等于資本成本;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融資成本與資本成本就完全不相等。如果公司處于一個非價值投資型的資本市場上，即投資者對價格差價的追逐遠大于獲取價值回報的愿望，那么投資者的資本成本對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就是虛的，或者說是軟約束，這時股權的資本成本和融資成本就會嚴重割裂。這樣，公司股權融資的融資成本也會遠遠小于其股權資本成本，甚至可以為零。例如，在目前我國就是這樣屬于一個非價值投資型的資本市場。
4對策與建議
(1)上市公司應當逐步樹立資本成本理念。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股權資本成本不具有硬約束性,使得股權融資成本十分低廉,因此股權融資成為上市公司的首選融資方式。然而,股權融資的這種過于低廉的成本只是一種短期現象,隨著我國的證券市場、資本市場逐步走向成熟和規范,這種狀況終究會改變,股權資本成本最終將成為一種硬約束。而短期過快的股本擴張會對公司資金、資源的使用效率、股權成本以及對經理人員的監督管理造成負面影響,并可能導致公司業績產生不良變動。因此,上市公司應及早建立資本成本理念,促進企業樹立為股東創造市場價值的經營理念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財務目標,實現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2)加大流通股投資者投資理念教育,發展機構投資者。
目前,我國流通股投資者大多為自然人投資者,他們通常重投機輕投資。這種追逐股票差價而忽視股息回報的投機行為，使得中國上市公司缺乏西方成熟資本市場上的股權資本成本硬約束,造成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融資成本總體偏低。在此條件下,公司管理者毫無約束地增資擴股,表現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因此,必須加大教育投資者的力度,促使投資者投資意識的真正覺醒。另外,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上,機構投資者仍占少數,因此,應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在持股較多的情況下可以參與公司董事會的決策,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少分紅多圈錢的行為,此外,它也將有助于二級市場形成良好的投資理念。
(3)建立約束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有效資本市場環境。
有效資本市場環境對于約束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一個充分市場化的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對企業有約束作用,市場化的融資成本對企業也有約束作用,因此,對上市公司融資的市場環境進行改造是規范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上市公司之所以認為股票融資是一種沒有成本的融資方式,是因為發行市盈率定得太高和股票分紅太少。因此,一方面要改革發行方式,最終要實現由投資者和融資者在充分競爭條件下形成發行價的定價機制;另一方面,證監會有必要規定那些要配股或增發的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另外,發展多樣化的上市公司直接融資方式,如發展債券市場,目前，我國債券市場沒有能和股票市場獲得同步發展。此外，建立證券市場強有力的退市機制制。
參考文獻：
［1］宋琳，劉百芳.從資本成本內涵的割裂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選擇［J］.當代財經,2005,(12).
［2］陸玉梅,何濤.論資本成本與融資成本的關系——上市公司股權再融偏好解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5,Vol.23,No.6.
融資管理范文第3篇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企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重點。80年代末,我國證券市場正式成立后,改制上市成為國企改革最有效的途徑,證券市場也成為國有企業最主要的融資平臺。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很多上市公司在強烈的投資擴張沖動下普遍患上了“資金饑渴癥”,再融資沖動心理越來越強,融資數量也越來越大,甚至形成了一些公司相互攀比的不正常情況(劉天明,2005)。大量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應該盡可能避免采用股權再融資方式籌集資金,以減少對公司價值產生的負面影響;應該積極采用內部或債權再融資方式進行融資,以增加企業價值。成熟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已經較少采用股權再融資方式進行融資,如美國自1984年開始,上市公司普遍大量回購公司發行在外的股票。但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卻對股權再融資方式偏愛有加,而且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有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
二、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現狀分析及成因
與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的選擇上更為靈活多樣。上市公司公募資金后,其后續發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企業再融資的能力。從1998年開始,我國上市公司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再融資的熱衷,筆者利用經驗數據分析后發現,隨著監管審核政策的調整,上市公司往往階段性地表現出對某一類再融資工具的偏好。基本上,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的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普遍表現出股權再融資偏好
上市公司一直以來偏好于股權融資,相對忽視債務融資。根據中國證監會網站的統計,從1991年至2002年2月,我國A股市場共籌集資金5951.9億元,其中配股和增發資金2056億元,占總籌集金額的35%。配股、增發在我國上市公司籌集資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表1所示,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比例低于國外企業的經驗數字。
造成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主要有:
1.股權融資成本偏低——股權融資偏好的直接原因
融資成本高低是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選擇考慮的重要方面,我國上市公司的再融資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相對成本的高低。在規范的資本市場,股權融資成本Ks可計算如下:Ks=tD/[P(1-f)]+g
其中,t為公司平均股利發放率,D為公司的盈余水平,P為公司股票的發行價格,f為融資費用率,g表示公司的預期股利增長率。
雖然我們對此無法精確計量,但可以以籌資當年每股股利/每股凈籌資額(即tD/[P(1-f)])為當年權益資本的資金成本加以考察。目前,我國股票二級市場的市盈率一般在30-50倍之間,取中位數40計算,但因上市公司配股和增發新股的價格要低于股票的市場價格,據統計平均配股價/市場價約為0.8,則配股市盈率為32。從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披露來看,股票的發行費用率約為1.05%,通過計算得出當年權益資本的資金成本為t×3.16%。由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較低,并且我國上市股利增長率過低,導致權益資本成本極低,低于債券融資利率,更低于銀行借款利率,這是上市公司為何對股權再融資情有獨鐘的原因之一。
2.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缺陷——股權融資偏好的深層次原因
一方面,我國現有上市公司中大多數是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大部分國有上市公司在經過一系列的“放權讓利”改革后,都呈現出行政干預下的內部人控制的治理特征(吳敬璉,1995;張春霖,1995)。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致使失去控制的內部人掌握公司的控制權,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價值取向選擇融資方式并安排融資結構。而經理的個人效用依賴于他的經理地位,從而依賴于企業的生存。一旦企業破產,經理將失去任職的一切好處。如果采用債務融資,不僅會使管理層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而且會提高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的風險。另一方面,負債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方式,負債的利用減少了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從而削弱了經理人從事低效投資的選擇空間、限制了經營者的在職消費。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再融資行為的選擇上,必然會表現出厭惡債務融資的傾向。再者,由于“內部人控制”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決定以及與股權再融資成本密切相關的股利分配方案的決策,都由上市公司管理層控制,既然股權資本幾乎是無代價的取得,上市公司管理層就會產生股權再融資偏好,從而盡可能充分地享受任職的好處。(二)2001年前偏好配股融資,2001年后增發受到青睞
政策的指引和不斷變化影響著三種再融資方式的發展方向和活躍程度,使配股、增發、可轉債每年的發行家數和籌資額此漲彼落。
如圖1所示,2001年以前配股融資籌資額遠遠大于增發籌資額,尤其是1999年以前,差距更為顯著。我國上市公司增發是在1998年才開始的,而在當時配股的融資額高達增發融資額的10倍。之后到2000年,增發有所增長,但160多億元的融資額仍遠遠少于當年達到高峰的配股融資額519.45億元。2002年配股籌資額驟然減少,只有56.61億元,不足增發的1/3。2003年配股略有增長,增發略有減少,但融資額遠不比前幾年。
經過分析,筆者認為,上市公司對配股和增發的選擇和偏好主要來自于制度因素的影響:
從1999年到2001年之間,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配股的經營業績要求有所下降,但對公司業績質量的要求卻提高了。平均凈資產收益率計算方法的變化,導致上市公司無法依靠非經常損益進行盈余管理爭取配股資格的途徑。所以,很多上市公司放棄了配股再融資的方式。而相應地,證監會對增發的業績要求卻很低,導致2001年以后增發逐漸代替配股成為主要的再融資方式。但2002年,由于投資者的廣泛質疑,增發發行一度停頓,隨后將申請增發的公司近三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要求提高到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10%,這使增發成為績優公司才能使用的再融資工具。
(三)2003年可轉債融資成新寵
1.2003年可轉債融資情況
2001年陸續頒布《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實施辦法》和《關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轉換公司債券發行工作的通知》,為我國上市公司較大規模地發行可轉債鋪平了道路。在此背景下,許多上市公司宣布發行可轉債。到2003年,可轉債融資倍受青睞,成為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新寵,全年籌資額達到180.6億元。
融資管理范文第4篇
（一）政策分析——長期的“奉獻型”三農系列政策造成三農資金日趨缺乏，農業基礎十分薄弱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典型的很不合理的重工輕農的奉獻型三農政策體系。具體說來，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奉獻型的價格政策。即通過“剪刀差”價格方式，轉移農產品價值。有資料表明，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國農業就為城鎮工業化建設提供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原始積累，它甚至超過了當時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到了90年代末，在我國工業有了相當基礎的情況下，“工農剪刀差”現象依然存在。據中國農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測算，僅1994年一年的“工農剪刀差”，就讓農業奉獻了760億元。至今，這種現象依然存在。
2、奉獻型的財政政策。即國家實施長期的超低的農業投入政策。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低于國際最低標準。根據國際經驗，在人均GNP300-1200美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用于農業的比例應在10％左右。但我國長期以來遠遠低于這個比例：1994年為2.2％，1995年為2.3％。雖然以后每年都有所增長，但都遠在10％以下。聯合國糧農組織要求發展中國家農業研究的投資量不能低于農業總產值的0.6％，但我國很長一段時期都在0.4％徘徊。（2）低于自我規定標準。從有關統計資料看，我國對農業的投入存在明顯的執行性忽視現象。如我國《農業法》明確規定“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實際上，除了“一五”、“二五”、“四五”、“七五”期間以外，國家對農業的投資都低于甚至遠遠低于《農業法》的要求。顯然，我國對農業的財政投入呈現出明顯的非持續性的特點。又如，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國家對農業的投資要占國家計劃內投資的18％（或以上），但實際上從來沒有達到這個比例。不僅如此，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嚴重的農村資金財政流出的現象。如從1990～1998年，農村資金通過財政渠道流出高達6841.68億元。這還不包括農村預算外資金與亂收費項目。
3、奉獻型的金融政策。主要表現為信貸資金的明顯非農化傾向。長期以來，城鄉信貸資金與農村信用社資金的貸出結構呈現明顯的非農化傾向。比如，在90年代，農業與農村部門GDP占據全國GDP的半壁江山，但國家銀行系統給它的融資僅占總融資的七分之一左右；農村信用社的貸款的80％來自于農民的儲蓄，但是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占其總貸款的比例卻由1990年的46.1％下降到1995年的21％，其后也無明顯好轉跡象。有關統計表明，從1990～1998年從農村金融渠道流出的資金達到3415.7億元。
4、“忽視型”的農民政策。長期以來，我國在對待農民問題的政策上，客觀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宣傳性重視與經濟性忽視的二律背反現象。這種現象集中表現為“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經濟上不要”的“三要行為”。經濟上的“不要”主要包括政策性忽視與執行性忽視兩大方面。（1）政策性忽視。一是長期以來實行重城輕鄉的“二元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這方面的福利程度、保障范圍以及國家投入方面，城鄉相差懸殊。例如，1990年國家用于這方面的投入，城鄉人均之比為29∶1；以后有所改善，但城鄉差距依然十分懸殊。二是農工有別的金融信貸政策。長期以來，農民極難獲得必要的銀行貸款，尤其是農民從事農業方面的貸款。直到最近幾年，才在一些地區出現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即使在這些地區，有關調查表明，窮農民還是很難獲得貸款。三是農產品的價格歧視，如前所述的頑固的價格“剪刀差”現象。（2）執行性忽視。這主要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和執行部門對執行中央三農政策的折扣與走樣。尤其是表現在對農民的減負政策上。有關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概括起來，集中表現為兩大現象：一是“對策現象”，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二是“四亂現象”，即“亂攤派，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大行其道，屢禁不止。這些忽視性政策或行為直接或間接帶來的結果是：農民支出增加，負擔加重；積累減少，創業啟動資金缺乏。
（二）產業分析——低值性高風險的農業特點，導致農業的投資動力不足
農業是一個天生弱質的產業，其弱質主要表現在對自然環境的高度依賴性和農產品普遍的低值性。這些特點直接導致金融機構和企業對農業的投資動力的普遍不足。
1、農業對自然的高度依賴性直接導致投資農業的高風險性。與工業、服務業相比，農業對氣候等自然性因素的依賴尤大，而這些因素迄今為止人為控制十分有限。我國又處于比較典型的季風氣候帶，旱澇頻繁，災害性天氣發生率高；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業的基礎設施十分薄弱，土地等資源的抗災御險能力低。因此，這就更增添了農業經營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
2、農產品的低值性直接導致投資農業的低效性。筆者在此所謂的低值性是指由于農產品的低附加值、低供求彈性、非商品性所帶來的低效用價值的屬性。（1）低附加值導致投資利潤低。農產品一般是需求量大的初級產品，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寬加工與深加工明顯不足，導致其附加值的普遍低下。這種情況下，投資農業極有可能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2）低供求彈性、非商品性加大了投資農業收益的不確定性。許多農產品尤其是糧油棉產品的市場開放度低而且供求彈性小。如果產量大幅度增長，現實中其產量增長的幅度往往趕不上其價格下降的幅度，這也就是我國近些年來農民常常遇到的增產不增收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農產品供不應求，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很可能又趕不上產量下降的幅度，因為最主要農產品具有非商品屬性：它們的變動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穩固，從而國家必然采取相應的行政干預政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對這種情況的干預更加有效。
3、農業技術的低保密性導致對農業技術研發投入的熱情不足。加入WTO以后，對農業技術的投入不在限制之內。但是投資于農業技術，本身就存在一個障礙，那就是農業技術本身的保密性低，很容易被他人無償利用。由于農業是開放式的大田生產，且生產者又是由千家萬戶的農戶組成，這種生產方式使得科技成果的保密成本明顯加大。尤其是在我國當前農村技術市場還沒有得到充分發育、農業知識產權體系很不健全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或其他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將駐足不前。
（三）環境分析——我國國內的信用現狀與加入WTO后面臨的劇烈競爭加大了農業投資的困難
1、現實的信用欠佳狀況是農業信貸不足的重要原因。（1）部分農戶的信用存在問題。農村市場普遍存在農戶數量大、分布廣、居住分散的特點，而信貸機構如農村信用社工作人員少，對農戶的資產負債、道德信用等情況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出現了一些賴帳或資不低債的情況。（2）一些基層組織甚至政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信譽問題。如農村基金會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的農村基金會居然相繼出現農民的儲蓄存款不能兌現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貸款僅由鄉鎮個別領導一紙白條的所謂擔保完成的，也有些貸款是由政府出面擔保完成的。而這些所謂的擔保，既沒有公共財政作保證，又缺乏對擔保項目的必要的調查和評估。結果，相當比例的貸款不能按期還貸甚至完全喪失還貸能力。這樣的例子在內陸省份絕對不是個別現象。上述情況對農村信貸機構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2、加入WTO后我國農業面臨的短期沖擊可能加劇農業投資的困難。WTO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在短期內，可能弊大于利：國外的強勢企業的涌入會對我國包括農業在內的弱勢產業、行業造成強烈沖擊。（1）大宗農產品受到重大影響。如我國的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國內市場批發價比進口到岸價高出10％-30％，入世后國內市場一開放，那么這些產品的主要產區如吉林的玉米、黑龍江的大豆、新疆的棉花的生產將受到嚴峻的挑戰。相應的投資可能大幅萎縮。（2）農民的收入和就業將受到明顯影響。據農業部2002年2月27日公布的一份報告稱，我國的入世將剝奪農村2000萬個工作機會。這也必將明顯影響有關機構與組織對農業的投資。
二、加大我國農業資金投入的對策探討
（一）宏觀層面——確立和完善以國家為宏觀主導的多元化扶農投融資體制
黨和政府要強化制度創新，建立和用足“扶農金融綠箱、黃箱政策”。所謂“扶農金融綠箱、黃箱政策”，意指在資金上保護、輔助、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政策。具體說，在解決農業投融資問題方面，要確立和完善以國家為宏觀主導的多元化扶農投融資體制。主要內容包括如下四個基本投融資指向：
1、大力增加國家投入。即轉農業奉獻型政策為農業受哺型政策，切實加大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大幅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依據目前的情況，無論是依據歷史狀況還是按照國際慣例，我國對農業的投入都還有很大的上調空間。加大國家投入，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1）增加國家、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強化農村電力、水利、交通、環保等公共物品、基礎環境設施建設，加大農業科技攻關、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資，加強病蟲害防治、農產品的檢驗檢疫以及信息服務系統的建設。根據WTO有關條款，這些方面的國家投入是規則所容許的（亦即綠箱政策）。我國必須把這堂課補足補好。（2）加大政府對農業政策性補貼的力度（即建立和用好黃箱政策體系）。我國要充分利用WTO《農業協議》6.4條款的“微量允許”等有關內容，以發展中國家農業補貼不超過農產品產值10％的范圍（我國為8.5％），再依據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產品的實際情況，確定我國農產品價格補貼、投資補貼、和投入品補貼的政策體系。目前，按照世貿組織規定的計算方法，我國的農業綜合支持總量不到5％的水平，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我國的入世談判規定“黃箱”補貼不高于農產品總產值的8.5％，而我國目前的相應補貼不到2％。按照當前我國農產品產值和補貼情況測算，我國還有1500億元左右的補貼空間。在當前如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繼續對其農業予以大力補貼的情況下，我國必須切實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這種補貼應該是多方位的，補貼的結構與方式必須改革。如國家可以給農產品更寬的價格支持政策；可以減免稅收；可以建立農業保險體制；可以成立政府直管的農業信貸公司，為從事農業的農民提供全方位的資金信貸支持等。（3）當前，應盡快建立農業結構調整基金體系。我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運用科技、瞄準市場搞好產業結構調整。但是，調整需要大量啟動資金。在當前農民的困境與國外強勢農業壓力的情況下，國家必須予以支持，即建立國家直接管理的農業結構調整基金體系。它包括兩大基本內容：一是信貸基金。即為農民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的低息和無息信貸資金。二是補償基金。也就是提供給農民的因結構調整而使農民當前利益受損的補償資金。（4）指導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資本供給。這里關鍵是制度、體制創新的問題。要盡快建立與完善農業信用擔保機構，大力發展農業貸款保險業務，從而為商業銀行掃除進軍“三農”的信貸障礙。當前，應該在完善配套制度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在這里，尤其要盡力發揮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的作用。
2、積極鼓勵民間投入。即國家通過宏觀政策，牽引、鼓勵民間資金投向農業。當前，全國居民存款超過8萬億元RMB，因而這是一個很有潛力的領域。國家與地方政府要起一個稱職的搭臺人與吹鼓手的作用。（1）搞好環境建設。盡快建立與完善相關的政策、法律制度，以營造優良的農業民營投資環境。通過這種環境，讓這些投資者的權利義務得到有力保護，讓民營資本享受國民待遇，讓他們有獲得不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的機會。這是吸引民間投資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國家、地方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同時，也要出臺相宜規范與約束辦法，以防止帶黑社會性質的高利貸現象滋長。因為目前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已經出現類似的現象。（2）引導管理創新。對于民間資本，國家要引導其與先進的金融管理范式結合起來，避免其落后的封建家族式管理；國家要引導其與先進的農業生產力結合起來，避免其夕陽式的農業項目經營。例如，浙江省鼓勵城市工商業者投資于“三高一優”農業、綠色環保農業，至今已取得明顯成效。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他們對農業的民間投資早已超過一百億元人民幣，既給投資帶來了利潤，也極大地帶動了浙江“三農”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的民間融資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3、設法吸引外資投入。即吸引外資投向我國農業。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要大力發展、開拓現有多邊和雙邊的外資利用渠道。（1）重點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一般規模較大，而且能帶來最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出口市場。（2）大力進行國際證券融資。如可以利用農業高科技企業搞境外直接上市或造殼上市；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我國自己的某些先進農業技術，直接尋求國外資金的合作。還可以借鑒BOT等當前國際先進的融資方法。（3）繼續并致力擴大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迄今為止，我國已成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最大受惠國之一，但對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國際金融公司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利用顯然不足。
4、促建新的各方聯合的融資平臺。根據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急需建構農業高科技風險投資機制。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風險投資在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國迄今在農業發展上的風險投資整體上太碎、太弱，必須切實加大建構力度。（1）由政府帶頭組建農業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這個公司可以由國家與各級政府參股控股并直接管理，一方面對農業高科技項目提供及時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也為其他風險資本市場提供必要的示范與引導。（2）由有關政府與部門牽頭組建股份制農業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這種公司完全引進市場機制，由金融機構、大中企業、農業科技單位按股份組合而成。它應成為今后農業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主流。
（二）中微觀層面——建立以農發行、信用社為主體的全息型貸款機制
作為服務三農的政策性與業務性金融機構，無論是從服務三農的宗旨出發還是從加入WTO后自身的立足出發，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都應建立一種全息型的貸款機制。所謂全息型，主要以全面性、動態性、主動性為基本特點：
1、全面性——以“全方位”為信貸服務目標。這個目標包括信貸對象為全體農戶，而不應只是某些富裕農戶，當前尤其要擴大對廣大貧困與較為貧困農戶的扶助貸款，努力推廣、完善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貸款用途不僅包括和農業有關的生產、流通，還應涵蓋農戶的生活領域；信貸服務不僅只在貸款的貸放回收上，更應包括政策、信息、科技等知識及其相關服務上。還要徹底改變那種信貸壟斷官僚工作作風。
2、動態性——以“靈活高效”為信貸運作特點。反對一切僵化作風，建立動態遞進的運作機制。（1）建立“業績與收入掛鉤”的業務激勵機制。堅決改變“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努力提高業務員、信貸員拓展農戶貸款的積極性；（2）建立和完善操作性強的“動態信用等級放貸”模式。要建立農戶動態資信檔案，建立規范農戶信用評估標準，進行定期的農戶信用評級，按信用等級確定放貸標準。積極發展和創新農戶聯保、有價證券質押等多種貸款方式。
3、主動性——以“主動出擊”為服務立身方式。（1）主動“走出去、走下去”。要主動為各類農戶、涉農機構提供優質高效服務；要主動尋求政府、部門合作，建立和發展貸款擔保機制，發展貸款保險業務；對各類農戶、涉農機構建立調查監督網絡，建立和完善貸款風險防范的“預警機制”。（2）主動進行扶農信貸的機構創新。如遼寧北票市幫助農民成立“農戶信用聯合體”就是很好的機構創新。所謂農戶信用聯合體，就是在農村信用社的幫助下，通過嚴格、規范的審查評信程序，按照自愿的原則，將有一定經營能力、有良好信用、經營同一產業項目的若干戶農民聯合起來，組成的不用抵押質押、貸款互保、風險共擔的受貸信用機構。只要是機構的成員，僅憑信用即可獲得農村信用社的較大數量的貸款。這種創新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僅半年多的時間，該市就出現了有3000多家農戶加入的500多個聯合體，授信額度達5000多萬元。實踐表明，這種主動創新不僅有效地解決了農民大額貸款難的問題，而且也為信用社實現了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1、季琨、胡瑞法、張林秀、ScottRozelle：《中國農業科技投資經濟》，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2、曾福生：《論建立農業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投融資機制》，《農業現代化研究》2000.11
3、徐春銘、張濤：《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的現狀及思考》，《農業經濟》2001.7
融資管理范文第5篇
資產融資作為一種信用活動，其償付的基礎來源于兩個方面，首先是資產直接可用性導致的重置價值；以及資產運用能夠獲得的未來收益的折現值。資產融資最初的運用主要依賴于有形資產本身的重置價值，隨著金融市場和技術的發展，資產融資的價值來源逐步由有形的資產重置價值（稱為第一類資產價值）向無形的預期收益折現價值（稱為第二類資產價值）拓展，比如某企業擁有汽車這一實物資產，它以前只能通過變賣汽車獲取資金，現在可以以汽車運營產生的現金流為基礎來融資。伴隨著這一思路的轉變，各種新的融資技術和方法層出不窮，如確保產生預期現金流的資產的獨立性和穩定性而發展的“風險隔離”技術；為確保預期現金流的可實現性而發展的“信用增強”技術，這些技術最后成為了此類融資的標準作法，推動資產融資進一步標準化為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作為資產融資的高級形態，帶來了整個融資技術的提高，“證券化你的夢想”成為了這一方式受到廣泛認可的一個佐證。資產融資的發展使得很多原先不能滿足的融資需求得到了滿足，原先被閑置的資產價值也被充分利用，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無疑是效率的提高。
一、資產融資與股權和債權融資的優劣比較
資產融資作為一種與股權和債權不同的企業融資方式，并能夠獲得廣泛的認可，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以資產信用替代企業整體信用，有可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債權融資，其依賴的都是對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經營未來現金流的要求權，對這種要求權能否兌現的評價依賴于公司整體的經營的風險，而風險本身是多樣的，各種因素相互影響以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準確評判企業的價值是不可能的，投資者通常會通過一定的折價來規避風險，這實際上提高了企業融資的成本。通過資產融資，對資產價值的評價相對容易，且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產折價，所以以資產信用而不是企業整體信用來融資有可能降低融資成本。
其次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實現了企業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
資產融資的價值基礎不僅僅來源于資產的重置價值而且也來源于資產創造的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但是長期以來，對于資產的第二類價值來源并不認可，這實際上造成了資產價值的閑置，通過對第二類資產價值的重新認識，從而有可能為企業開辟一種新的融資途徑，即使對于那些不存在實體形態的資產，如專利權、經營權都可以作為資產進行融資，從而實現了企業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
最后資產融資實現了表外融資，有利于優化企業的財務結構
資產融資不同于原有的資產運用方式，如抵押或質押融資等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不被體現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融資只反映為原有資產結構的變化，并不影響負債和所有者權益項，這對于某些負債和股權融資受到限制的企業而言，表外融資無疑為其提供了一種新的融資渠道。
二、信托機制在資產融資中的重要作用——以衡平信托“精圖大廈爛尾樓項目”為例
資產融資的關鍵在于通過表外融資，實現了風險的隔離，如果這些資產仍然放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企業面臨的各種經營風險都可能或多或少影響資產價值的實現，這對于以第二類資產價值來源作為償付基礎的資產融資來說風險是不可控和不容易計量的。所以“風險隔離”技術成為了資產融資成功的首要關鍵點，要求將此類資產面臨的ヒ恍龐梅縵沾悠笠得媼俚鈉淥縵罩蟹擲氤隼礎?
構建風險隔離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構造“真實銷售”的法律結構，實現資產由原公司向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轉移，另外一種就是直接通過信托的方式實現資產的轉移，選擇何種方式主要取決于資產轉移的交易成本（稅務負擔和律師費用等）。
目前國內資產融資相關配套制度和法規并不完善，特別是構建SPV，實現真實銷售難度太大，所以利用信托成為了資產融資“風險隔離”目的的主要方式，這一點在衡平信托開發的“精圖大廈爛尾樓項目”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案例：
精圖大廈是聳立于成都市中區的一棟大型商用寫字樓，5年前由于流動資金斷流，已完成90%的大廈被迫停工，并被法院查封。衡平信托以該大廈的債權和股權為信托財產向社會募集3000萬元資金用于精圖大廈建設，希望通過完工后大廈的銷售回款，滿足信托受益人、債權人和股東利益。在資金的償付順序上，優先償付信托受益人，其次分別是原有債權人和股東。
精圖大廈盡管其作為資產體現在債權人的資產負債表中，但作為爛尾樓，其沒有封頂，不能銷售轉化為現金，并不具有第一類資產價值，價值的實現只能依賴爛尾樓封頂后變賣后實現的預期收益，但在這一過程中，由于資產已經被各個債權人設置抵押擔保權，使得第二類資產價值在實現過程中隨時面臨著債權人破產申請的風險，各個債權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而中斷這一價值實現過程，資產的第二類價值在各債權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始終無法實現。
引入信托機制后，資產價值實現面臨的風險被信托所具有的“閉鎖效應”所隔絕，在《信托法》而不是《破產法》的適用范圍內，一種全新的權利和義務結構被創造出來。在一般的情況下，債權人之間以及債權人和股東之間在對破產財產清償順序是法定的，特別是在債權人內部的權利層次的劃分是單一的和簡單的，這主要是基于整體公平原則的考慮，但對于某些特定情況，如在本案例中，新的投資者由于對破產風險以及財產受償權益不能得到優先保障的顧忌，使得爛尾樓的第二類資產價值無法實現。而在《信托法》的適用范圍內，根據信托合同契約主體自治的原則，在法定的債權人和股東的受償次序中引入了一種凌駕于這兩個權利的優先受益權，保障新的投資人的利益。在這一構造中，不存在債權人和股東的法定權利，代之以優先受益權人和次級受益權人在信托合同中界定的確立和義務。
這種權利的引入是至關重要的，它實際上實現了一種內部信用增級的效果，即不依賴于外部信用的增強，而僅僅依賴資產本身的價值，次級受益權人用自己名下的資產價值為優先受益權人提供了超額擔保，按照預期銷售收入2.2億元來計算，對3000萬元的信托資金投入超額擔保率為6.3倍，而對于1.1億元的債權人，超額擔保率為77%，股東享有剩余資產價值，正是這種權利的重新匹配推動了整個融資行為的實現。
可見在此案例中，傳統的融資方是無法解決的,依賴資產融資方式,特別是信托的風險隔離作用以及對信托對法定權利的二次劃分機制對促進整個融資活動的順利實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三、信托機制在國內資產融資領域運用的回顧和展望
資產融資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特別是隨著對第二類資產價值認識的深入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對于融資渠道相對單一的中國企業而言，傳統的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的方式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不一定能夠滿足企業多樣化的融資需求，發展資產融資，實現對資產價值的充分利用無疑是拓展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的一種新的選擇。
隨著信托業的發展，利用信托機制實現資產融資的方式被許多公司陸續采用，如下表：
公司名稱
項目名稱資產標的物資產價值來源信用增強措施對公司價值的影響
北方信托濱海新區管網資金信托北信管網發展公司擁有的濱海新區管網資產II:管網使用費關聯方第三者擔保低成本獲取資金（4.25%），用于其他投資項目
上海國投上海磁懸浮交通項目股權信托上海國際集團持有的上海磁懸浮交通發展公司的股權II:股權分紅優先/次級結構存量資產價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資（3.8%）
伊斯蘭信托人福科技學生公寓資金信托人福科技擁有的學生公寓房產和相關權利II:公寓租金收入人福科技擔保存量資產價值的再利用
重慶國信科利華教育項目股權信托科利華集團持有的“教育提升”系統項目股權II:系統銷售收入科利華集團承諾回購股權開辟了一種新的融資渠道
蘇州信托銀泰百貨柜臺經營權信托銀泰百貨公司擁有的店面資產II:柜臺經營權轉讓收入第三者擔保獲取資金用于新的投資項目
上海國投穩健型法人股股權信托上海市上投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法人股股權II:股權分紅優先/次級結構存量資產價值再利用，獲取資金用于新的投資項目
北方信托公產房屋房租收入優先收益權信托天津房信集團所有公房資產II:房租收入房信集團整體信用擔保存量資產價值的再利用
華寶信托上海磁懸浮交通項目股權信托寶鋼集團持有的上海磁懸浮交通發展公司的股權II:股權分紅寶鋼集團承諾回購存量資產價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資（4%）
從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些企業已經嘗試利用現有存量資產所蘊含的第二類資產價值來開辟一種不同于傳統股權和債權融資的新融資渠道。
但在實際的信托運用過程中更多的是看重信托融資的渠道和較低的融資成本，而信托在資產融資中所具有的“風險隔離”作用并沒有發生效應,例如很多案例中，在信托期滿后引入了發行主體的回購承諾，這實際上破壞了表外融資的前提條件.當然這與現有資產擁有公司素質較高，風險隔離需求要求不強烈有關。但風險隔離作為資產融資的關鍵要點,隨著更多中等資質的企業采用資產融資方式,這一構造的重要性就會充分顯示出來,就像“精圖大廈”項目中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