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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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喜劇范文第1篇
國產電影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較為矛盾的時期。從在國際上的表現與對國內市場的占據來看，不難發現，國產電影往往能在各類國際電影節上過關斬將，尤其是一些投資驚人的大片，部分著名導演與演員獲得國際認可，顯示了國產電影的競爭力；而在另一方面，在國內市場上，國產電影的票房卻始終無法與西方尤其是好萊塢大片分庭抗禮。在電影市場已經逐漸全球化的今天，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而對于中國電影來說，想要覆蓋全球電影市場，加強本土電影的競爭力，喜劇影片無疑是一個較好的努力方向。近年來創造票房奇跡的國產電影，如《甲方乙方》等馮小剛的系列電影以及《瘋狂的石頭》《人再逋局泰濉返齲幾乎都是喜劇電影，且具有小成本、高熱度、深內涵的特征。它們的成功對于中國電影前路的探尋無疑是有著一定指導意義的。上述幾部作為喜劇影片的佼佼者，它們能夠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據一席之地，不光是在市場運作方面較為突出，其敘事策略與幽默藝術亦是可圈可點的。影片不僅有一定的藝術性，而且也符合大眾文化的消費環境。本文擬從國產喜劇影片的發展入手，選取幾部較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影片，采取理論結合實證的研究方式來對其進行分析，為中國喜劇電影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國產喜劇影片的發展概況
在《中國電影大辭典》中，國產喜劇影片的定義為：“喜劇片，以笑激發觀眾愛憎的影片。常用不同含義的笑聲，鞭笞社會上一切丑惡落后現象。歌頌現實生活中美好、進步事物，能使觀眾在輕松愉快的笑聲中接受啟示和教育。多以巧妙的結構、夸張的手法、輕松風趣的情節和幽默詼諧的語言，著重刻畫喜劇性人物的獨特性格。”[1]從這一定義不難看出，并非單純的能夠引人發笑抑或是安排以圓滿結局的都可以稱之為喜劇影片，嚴格來說喜劇影片必須要有在敘事策略與幽默手法上的藝術追求，其結構必須要巧妙，而手法、情節與語言乃至對人物性格的刻畫都必須下足功夫。然而在現實的發展中，國產喜劇影片的發展狀況是含混而模糊的。
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已經出現了所謂的滑稽短片，如《五福臨門》等。這一類電影只是一種民間笑話的影像展示，內容較為膚淺，無法稱之為電影，但是它們為喜劇電影的出現積累了經驗和市場基礎，可以當之無愧地被視作國產喜劇電影的前身。1949年到“”結束前約30年的時間里，國產電影深受意識形態與政治語境的嚴密控制，在創作上有著繁多的禁忌。觀眾對于電影沒有選擇的余地，而影片制作人則是在完成某類政治宣傳任務。包括喜劇影片在內的絕大多數電影的發展，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幾乎沒有出產過真正意義上的喜劇影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開始轉型，電影逐漸由一種宣傳工具轉化為為人們提供娛樂的商品。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電影創作的環境較為寬松，導演們得以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才華和個性，喜劇電影有了自主發展的土壤，出現了陳佩斯的《父子老爺車》《爺兒倆開歌廳》《太后吉祥》《賺它一千萬》等優秀的喜劇電影。并且，由于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人們思想上的解放，人們熱衷于投身經濟大潮，陳佩斯的這一系列喜劇電影中不少作品以詼諧的方式表現了普通人下海經商的酸甜苦辣，符合本土觀眾的口味。
20世紀末，馮小剛與王朔等人合作，其“賀歲電影”橫空出世，《甲方乙方》《沒完沒了》《大腕》《不見不散》等電影持續升溫，不僅在內地使賀歲片的概念深入人心，也使自己的商業利益訴求得到了在中國電影史上空前的、最大化的實現。進入新世紀以后，國產喜劇影片更不再是“馮氏電影”一家獨大，而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寧浩攜《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黃金大劫案》等小成本喜劇電影與同時期泛濫的大片相抗衡，牢牢地占據了市場的半壁江山，并且捧紅了郭濤、黃渤等實力派演員。另一邊，香港一直延續著喜劇電影的優勢，周星馳的《少林足球》《功夫》等電影在給予觀眾歡笑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人道主義關懷。葉偉民的《人在逋盡罰徐崢的《人再逋局泰濉返雀是以一種平易近人的姿態贏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不可否認的是，喜劇電影具有容易被模仿的特質，且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網絡熱詞、網絡紅人等也極容易進入到喜劇電影中，在精品涌現的同時也產生了一部分或惡俗、或粗制濫造的喜劇電影，難以讓觀眾感受到電影的主創在觀感和內涵上的誠意。因此，對于喜劇電影來說，敘事策略和幽默藝術仍然是衡量其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
二、國產喜劇影片的敘事策略
絕大多數的電影是故事片，其實質就是以一種聲畫并舉的方式對故事進行展現，優秀的敘事策略能夠加深電影的藝術感染力，使一部電影令人回味無窮。在傳統電影的敘事中，往往采取單一的、封閉式的敘述結構，迫使觀眾的思維和注意力按照導演設定好的路線前進，剝奪了觀眾進行自主聯想的可能。而新時代的國產喜劇影片極為講究在形式上對前輩進行突破，因此挑戰了傳統的敘事策略，同時也迎合了觀眾的審美期待。
（一）多線敘述結構
一般來說，電影的故事線就是電影的骨骼，也是觀眾梳理電影情節的基礎。整部電影的畫面設置與剪輯，都需要參照故事線來進行。早期的喜劇電影戲劇線較為單一，如在《爺兒倆開歌廳》中，故事基本上就是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了老奎和二子從深圳回到北京以后開歌廳的興衰過程。后來的喜劇導演已經不再滿足于這樣的敘述方式，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寧浩的“瘋狂”系列電影。寧浩大膽采取圍繞一個核心來多線索并行交錯地展現事件的敘事策略，使得整部電影節奏緊湊，鏡頭語言內涵豐富，雖然帶有一定的對英國電影《兩桿大煙槍》的模仿痕跡，但是卻緊密結合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給予觀眾酣暢淋漓的觀影感受。尤其是對當前電影消費的主力軍80后而言，是極有吸引力的。以《瘋狂的石頭》為例，影片的核心事件就是對一塊天價翡翠的爭奪，工藝品廠的保衛科長、國際大盜以及本地的一幫毛賊，乃至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展開了一場明爭暗斗。影片在各種勢力之間不停地切換視角，然而巧合的是，不同的爭奪者（保衛者）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交集。如在破舊的旅館中，保安們正好住在毛賊們的隔壁，使得旅館成為一個隱性的人物關系交叉點，毛賊們無意中偷走了國際大盜的行竊工具，又使得翡翠成為一個交叉點，等等。然而更為難得的是，每一個交叉點的設置都令人信服，這保證了電影本身的喜劇效果。
（二）游戲化的敘事模式
新時期的國產喜劇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卸下了給予觀眾政治教化的任務，電影的創作者可以放下居高臨下的說教姿態，采取一種編織影像游戲式的敘事策略。馮小剛在拍攝《不見不散》時接受采訪，就曾經直言自己是一個“玩心較重”的導演。對于馮小剛來說，拍攝喜劇最大的就在于他將電影視作一個游戲，作為游戲的設計者，馮小剛熱衷于與編劇在商討劇本時將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帶有“京味兒”幽默）的玩笑“扔”進電影之中。而觀眾也是這場游戲的參與者，因此觀眾也能在馮小剛的這種游戲思維中領略到。以其較為著名的《甲方乙方》和《私人定制》為例，電影實際上的敘事模式是“小品拼接”式的，電影由造夢公司所接的一單一單生意連綴而成，如廚子想做“義士夢”，有錢人想體驗一把窮人的生活等，其中并沒有時間或邏輯上的必然聯系。而在《不見不散》和《沒完沒了》中，盡管故事有一個基本的大綱，即一對北京青年的美國生活與一次離奇的綁架，但是電影依然是由一個個小品式的笑料連綴而成的。《不見不散》中推進情節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美國的一次次倒霉的、并無聯系的意外，而《沒完沒了》中則是男女主人公對欠錢不還的事主的一個個惡作劇。
三、國產喜劇影片的幽默藝術
（一）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的特點就在于對冷酷的現實報以調侃的態度。[2]喜劇電影的幽默藝術發展到了寧浩手中，就上升為一種信手拈來的成熟的黑色幽默。如在《瘋狂的賽車》中，耿浩對師父的遺像哭訴自己已經一分錢都沒有了，一邊說一邊拿起手中大把的美元真鈔當冥幣給師父燒了。然而在前期故事情節的鋪墊下（耿浩誤以為交易的黑社會是殯葬公司的工作人員，而黑社會又以為耿浩手中的骨灰盒中裝的是），這種幽默卻又是水到渠成的。但同時觀眾又能感受到笑點背后現實的冷峻，那就是耿浩與其教練為了競技體育而勤奮訓練，最終卻落得毫無生活保障的下場，促使人們對社會問題進行反思。
（二）戲仿
戲仿（parody）能夠將歷史文本再次推向世界。馮小剛曾經具體解釋過自己的游戲化，其中有一點就是對成人世界進行反向化的處理。如在常理下應該哭的，他在電影中處理為笑。這樣就離不開對已經在觀眾心中形成心理定勢的作品（尤其是帶有悲劇意味的作品）進行戲仿。如在《甲方乙方》中，錢康、梁子等人制造陰森可怖的刑訊逼供場景，結果一心想當英雄的廚子卻暈厥過去，其中“好夢一日游”公司所使用的臺詞與道具顯然就是從紅色經典《紅巖》中模仿而來的；又如周北雁和姚遠根據《白毛女》設計出的地主和地主婆造型以及欺壓長工的口吻，甚至周北雁拔下頭上的簪子戳長工的動作，很明顯是想喚起熟悉樣板戲的觀眾的會心一笑。但是戲仿并非還原，它是一種帶有距離的重復。影片中的“距離”便是周北雁等人欲對客戶進行折磨又心存不忍的樣子。與之類似的還有周星馳的《大話西游》《少林足球》等電影，在模仿的狂歡背后，實際上已經孕育出了新的內涵。
（三）方言的巧妙運用
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不同的地域有著豐富的方言，而這些方言本身就是喜劇中的幽默元素，它因為能更突出人物的個性與背景，更體現出人物的“草根化”而具有普通話難以比擬的藝術魅力。“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礎……方言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情結，具有相當的使用價值和文化價值。”[3]以寧浩的《瘋狂的石頭》為例，電影中包世宏作為一個不得志的保衛科長，說的是當地的重慶話，館長兒子謝小萌為了引起女孩注意而故意模仿帶有香港味的普通話，從外地來重慶坑蒙拐騙偷的道哥說的是河北方言，而黑皮則說的是青島話。這種對方言的巧妙運用不僅有喜劇效果（如謝小萌在追求女孩與向父親要錢時迅速切換的兩種口音），而且也營造出了一種混雜而喧囂的時代氛圍。
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大眾文化中的娛樂產品。隨著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日益嚴重，并且這樣的殘酷現實不僅是中國觀眾所面對的，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喜劇電影符合大眾的社會心理選擇，能最大限度地釋放人們在現實中面臨的困惑、迷茫乃至痛苦。而喜劇電影絕不僅僅意味著粗淺的搞笑和逗樂，優秀的國產喜劇影片向我們展示了其在敘事策略與幽默藝術的運用上的深度，證明了中國電影完全有可能以喜劇作為打造品牌、以小博大的突破點。在精妙的敘事與影片的調侃戲謔之中，喚起了觀眾的情感共鳴，電影也因為讓觀眾備感親切，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而獲得口碑與票房上的雙重豐收。這種對敘事策略與幽默藝術的重視，實際上既是對電影負責，也是對觀眾負責。
[參考文獻]
[1] 張駿祥，程季華.中國電影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國產喜劇范文第2篇
新世紀以來，大眾媒介的發展改變了人們感知世界、認知世界的方式。傳統的精英文化、權威文化、主流文化被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草根文化、狂歡文化和大眾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后現代文化特征的文化景觀。在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下，年輕人越來越標新立異、追求時尚。快節奏的物質奔忙使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排遣壓力和解放精神的渠道，因而那些崇尚個性解放、鼓勵顛覆傳統的娛樂狂歡文化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追捧。正是人們這種審美心理的嬗變，為國產喜劇電影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土壤。2006年，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以其精巧的敘事結構和深刻的現實意義獲得了收益與口碑的雙豐收。300萬元的投資創造了2350萬元的票房，不但掀起了新一輪的喜劇熱潮，也為中國本土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開創了一種新的可能。
隨后，國內電影市場上大批如法炮制的小成本喜劇電影雨后春筍般迅速涌現，如《十全九美》《斗牛》《夜店》《人在?逋盡貳妒Я?33天》《人在?逋局?泰?濉貳斗質執笫Α返鵲取?2015年的喜劇電影更是收獲了不菲的票房――大鵬導演的《煎餅俠》在暑期檔收獲了11億元的票房，徐崢導演的《港?濉芬財窘棖凹改甑娜似?積累收獲了15.73億元的票房，而由開心麻花首次跨界制作的電影《夏洛特煩惱》更是今年國慶檔的黑馬，不但收獲了近14億元的票房（截止2015年11月1日），而且獲得了觀眾的好評。雖然這其中不乏優秀的喜劇電影作品，但回觀近年來我國國產喜劇電影的審美文化特征，仍然有許多問題值得深思。
一、碎片化、戲仿化致使敘事魅力的缺失
笑是喜劇的第一要素。在這個搞笑需求越來越多，人們笑點越來越高的時代背景下，一部喜劇電影想頻頻戳中觀眾的笑點是難上加難，不少影片為了滿足受眾的搞笑需求，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近年來，許多國產喜劇電影出現了拼湊流行語、網絡段子、廣告詞等現象，大量地在臺詞語言上下工夫，借鑒傳統相聲小品藝術抖包袱的語言特色，而這種手法的過分使用勢必會使整部影片碎片化，乍一看像是小品片段的集合體。例如2010年上映的電影《大笑江湖》，影片處處充斥著小品化的語言和網絡段子的拼湊，整部影片劇情破碎拖沓、邏輯混亂，儼然是一部被拉長了的小品，完全失去了電影敘事技巧的審美追求。
適當有效的戲仿手法的使用，不但會增加喜劇效果而且能有效地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同樣是對80年代經典老歌的戲仿與致敬。影片《港?濉凡捎昧松?硬的MV形式貫穿始終，不免有喧賓奪主之感，影響故事情節的表達，給觀眾一種“情不夠，歌來湊”的感受，而《夏洛特煩惱》則是將歌曲巧妙地融入劇情，以舞臺劇的方式呈現，不但對情節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也增添了影片的感染力。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戲仿化手法不可避免，但要注意合理利用，一切手法都是為故事服務的，影片《瘋狂的石頭》中就有對經典電影《碟中諜》的戲仿惡搞，但并沒有損害故事的完整性，相反其多線索的敘事模式使影片充滿了理性與邏輯的思考。可見，碎片化、戲仿化致使敘事魅力缺失。
二、娛樂化、狂歡化致使藝術性的缺失
過去人們一直生活在宣德載道的權威文化下，伴隨著后現代文化的興起，人們越來越注重娛樂。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很好地闡釋了狂歡的文化價值，他認為狂歡節體現了大眾在用身體的解放來對抗社會秩序、道德、規訓等，狂歡節的特征是大量的笑聲，并往往伴隨著冒犯和低級趣味。[1]人們通過娛樂狂歡盡情地享受著集體宣泄的。為了滿足大眾的享樂主義需求，國產喜劇電影也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娛樂化、狂歡化的審美傾向。例如2014年上映的電影《分手大師》，導演兼主演鄧超以一種極端癲狂的亢奮狀態完成了全片的演出，在狂歡化的聒噪氛圍中，影片為觀眾呈現的更像是一出笑點低級、敘事混亂、主題模糊的鬧劇，這種過度依賴演員夸張癲狂的表演而忽略電影藝術表現張力的國產喜劇電影可謂是俯拾皆是。長此以往，國產喜劇電影必將淪為庸俗低格的感官主義消費快餐，全然喪失其藝術魅力。
電影作為一種視聽結合的現代藝術，除了具有商業屬性，還有藝術屬性。而國產喜劇電影娛樂化、狂歡化的審美特征使喜劇電影越來越像一個融合了其他媒介藝術特征的拼盤藝術。畫面感的不足，粗糙的拍攝剪輯手法以及敘事邏輯的缺失，使看喜劇電影越來越像看電視娛樂節目。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自然要追求它的商業價值，但也不能為了追求商業價值就一味迎合受眾，甚至以嘩眾取寵、裝瘋賣傻的方式來制造眼球經濟，最終完全放棄電影的藝術品格。應該說藝術性是才是電影的根本屬性，因此喜劇電影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該平衡好其多種屬性的關系，注重藝術性的表達，增強自身的藝術品位，扭轉娛樂化、狂歡化導致藝術性缺失的傾向。
三、平面化、淺表化致使意蘊的缺失
平面化與淺表化是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普遍征候。國產喜劇電影更是深陷其囹圄，單純地依靠段子化、小品化的臺詞語言來制造喜劇感，勢必會使影片浮于表面，消解深度，落入虛無主義的窠臼。近年來的大部分國產喜劇電影都表現了強烈的平面化、淺表化的審美傾向，單純為了感官娛樂而制造笑點，使影片缺乏深度與意蘊，成為過眼云煙，難以成為經典。“寓莊于諧”的傳統喜劇藝術的審美旨向，正在逐步淪為內容虛弱、思想貧瘠的視覺感官享樂。
當然，意蘊與深度并不是簡單地兜售雞湯與情懷。馬克思說：“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后一個階段就是喜劇。”[2]353社會的發展是新事物不斷取代舊事物的過程，舊事物本身并不帶有喜感，而是那些原本已經陳舊的事物不甘被淘汰，硬要披著嶄新的外衣才顯出滑稽可笑之感。喜劇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發掘生活中陳舊滑稽的事物予以涼曬，因此，喜劇電影的意蘊還體現在其批判意識上。2010年上映的姜文導演的《讓子彈飛》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影片不但融合了密集的笑料，而且具有深刻的現實寓意和政治隱喻。姜文慣有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情結在影片中也展露無遺。應該說，喜劇電影是最能表現本土特征與時代特征的，要將創作視野回歸到人本身、現實本身，關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存狀態，為底層小人物搖旗吶喊，關注生命最本真的狀態，給觀眾以生命的感悟和人生的啟迪，還要善于發現這個時代所存在的問題，敢于批判現實，要有人文精神的回歸、人性拷問以及哲性追思。
國產喜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采用EG指數方法測度我國旅游業產業集聚水平，采用曼奎斯特指數測度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發現我國旅游產業集聚呈下降趨勢且速度隨時間變緩，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呈現出波動變化，且波動幅度逐漸增大；通過構建模型考察兩者關系，發現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沖擊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影響，旅游全要素生產率沖擊對產業集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旅游業；產業集聚；全要素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F59299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6-06-22
作者簡介：張廣海（1963-），男，山東臨沂人，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旅游開發規劃與管理、區域經濟；汪立新（1991-），女，山東聊城人，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開發規劃與管理、區域旅游經濟發展。
產業集聚已成為中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途徑。產業集聚在降低要素流動成本的同時，通過知識外溢及產業結構優化等途徑推動旅游經濟增長。旅游經濟增長中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屬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范疇，其增長能推動旅游業科學、合理、可持續地發展。目前，多數研究成果集中于對旅游產業集聚或旅游全要素生產率展開的單獨研究。對旅游產業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分析[1-5]、動因研究[6-7]及其對其他主體的作用機理[8-11]方面；對旅游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測度及分解[12-16]和影響因素的探析上[17-18]。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有助于明確兩者間的作用機理。郭悅等（2015）通過對我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SYS-GMM估計，發現產業集聚對旅游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其傳導機制為技術和規模效率的提高[19]。本文在考察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基礎上，通過構建SVAR模型，探究我國旅游產業集聚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并提出相關發展建議。
一、我國旅游產業集聚特征分析
（一）測度方法
產業集聚的測度方法有很多，本文綜合考慮各方法的假設前提與適用條件[20]，選取 E-G指數測度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EG指數區分了產業內部的隨機集聚和共享外部性的集聚，剔除了由于內部規模經濟或資源優勢所導致的虛假空間集聚成分，對產業自身地理空間集聚的表達意義更明確，表達式為：
γ=G-（1-∑xi2）H（1-∑xi2）（1-H）
式中，i代表我國各省，i=1，2，…，30；xi表示i省份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比重；G為空間基尼系數；H為調整赫芬達爾指數[21]，此處采用就業人數計算我國旅游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
（二）我國旅游產業集聚程度的測度
1.數據來源
以我國內地30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除外），選取2001-2013年統計數據，對我國旅游產業集聚的時序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其中，旅游企業就業數據來自歷年的《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副本》，反映我國及各省份總體就業情況的統計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測度結果與分析
利用2001-2013年統計數據，測度我國旅游產業集聚度，結果見圖1。總體而言，我國旅游產業集聚度的平均值為002，呈現中度水平集聚。自2001年以來，伴隨著小范圍的波動，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總體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2001-2004年，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出現持續高速下滑，2001年我國旅游產業集聚EG指數為00725，2004年EG指數為00108，產業集聚水平年平均變化率為-2837%。2004-2005年，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出現小幅回升，從00108提升至00197，變化率為8287%。2005-2012年，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呈現出小幅穩步下降，年平均變化率為-1202%。2012-2013年，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出現顯著回升，從2012年的00031提升至2013年的00425，變化率為1 26549%。綜上所述，我國旅游產業集聚EG指數絕對值隨時間的推移表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將這種波動變化分解為下降階段和上升階段，發現其下降速率逐漸減小，上升速率顯著提高，表明我國旅游產業集聚的向心力作用逐漸凸顯。
二、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特征分析
（一）測度方法
采用曼奎斯特指數模型對我國旅游產業TFP進行測度，該方法在線性規劃的基礎上，納入時間維度，利用距離生產函數將t期和t+1期的投入和產出分別與對應時期的最優生產邊界進行對比，對t時期到t+1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進行了度量[22]。計算表達式為：
TFP=M（xt，yt，xt+1，yt+1）
=Dtn（xt+1n，yt+1n）Dtn（xtn，ytn）*Dt+1n（xt+1n，yt+1n）Dt+1n（xtn，ytn）12
其中，M為生產率指數，表示生產點（xt+1，yt+1）相對于生產點（xt，yt）的生產率；（xt，yt）和（xt+1，yt+1）分別代表t與t+1期的投入和產出的集合；Dtn（xt+1n，yt+1n）Dtn（xtn，ytn）測量了以t期最優生產邊界為參照時，從t到t+1期生產活動技術效率的變化；Dt+1n（xt+1n，yt+1n）Dt+1n（xtn，ytn）測量了以t+1期最優生產邊界為參照時，從t到t+1期生產活動技術效率的變化。M大于1說明對應時期內我國旅游業TFP提高，反之則認為降低。
（二）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測度
1.變量及數據來源
將我國旅游產業的生產經營過程看作一個投入產出系統。投入要素為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此處選擇旅游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年末旅游從業人數兩指標對投入要素進行表征。產出要素最理想的指標是終端旅游服務，由于這一指標數據無法直接測度，此處選擇旅游企業營業總收入指標來衡量我國旅游產業的產出要素。為保證數據的可比性，對旅游企業營業收入和旅游業固定資產原值進行價格平減，消除價格因素。樣本期為2001-2013年，旅游業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副本》，價格指數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2.測度結果與分析
計算我國2001-2013年旅游業M值，結果見圖2。總體而言，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值為10597，TFP呈小幅上漲趨勢，變異系數為01243，表明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總體呈現小幅波動態勢。按照谷-峰-谷的周期劃分方法，樣本期間內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波動經歷了三個周期。其中2003-2005年為第一個周期，擴張期與收縮期的時間比為1：1；2005-2009年為第二個周期，擴張期與收縮期持續時間比為1：3；2009-2013年為第三個周期，擴張期與收縮期之比為1：3。各周期收縮階段持續期逐漸延長，擴張期與收縮期時間之比逐漸降低，但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變化一直圍繞平均值上下波動，表明其增長速度大于下降速度。同時，2003-2005年，我國旅游TFP波動幅度百分比為1597%；2005-2009年波動幅度百分比為614%；2009-2013年波動幅度百分比達4445%，表明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波動幅度百分比變化不穩定，較大的波動幅度過后會伴隨著一個相對較小的波動幅度作為緩沖而出現。預測2013-2017年，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會呈現幅度較小的波動狀態。
三、我國旅游產業集聚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的分析
（一）模型構建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納入了變量的滯后值，描述了變量間的動態關系，彌補了傳統計量方法難以描述變量間動態聯系及內生變量性質的先天不足，廣泛應用于對經濟系統的動態分析。然而，該模型將內生變量間的當期相關關系隱藏在新息向量中，不能明確地刻畫變量間的結構關系。SVAR模型在VAR的基礎上引入一定的約束條件，將變量間的當期關系納入到模型中，彌補了VAR模型的不足。該模型系統中，每個變量不僅受各自的滯后項影響，同時還考慮了其他變量的當期影響。SVAR模型可分為三類，此處采用最具普遍意義的AB-模型研究變量間的關系，表達式如下：
AA（L）yt=Aεt
Aεt =Bet
E（et）=0
E（etetT）=In
式中，矩陣A和B為n×n正交因子分解矩陣；A（L）為滯后算子多項式的向量表現形式，即A（L）=In-A1L-A2L2-…-ApLp；εt是VAR模型的隨機擾動項，服從向量高斯白噪聲過程，即εt～VGW（0，Ω）；et為標準正交隨機擾動項，表示作用在變量上的結構式沖擊服從向量白噪聲過程，即et～VWN（0，In）。
（二）我國旅游產業集聚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
構建我國旅游產業集聚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的SVAR模型之前，首先檢驗變量數據的平穩性，以避免數據不平穩帶來的類似偽回歸等不良后果。采用常見的ADF單位根檢驗分別對EG指數和TFP時間序列的數據平穩性進行檢驗，見表1。檢驗結果顯示，EG指數和TFP均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說明兩變量序列平穩，可以直接構造傳統VAR模型。
2.模型估計
在明確EG指數和TFP時間序列平穩性的基礎上，根據赤池信息準則選擇滯后階數為1-4，首先構建傳統VAR模型，模型估計結果如下：
TFP=-0161333TFP（-1）-0204111TFP（-2）+2929208EG（-1）-4395651EG（-2）+1504474
EG=-0013849TFP（-1）-0008010TFP（-2）-0334705EG（-1）+0461105EG（-2）+0032340
為保證后續研究的可靠性，首先對該VAR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利用Eviews60軟件對上述VAR模型做模型平穩性檢驗，見圖3。檢驗結果顯示，所有單位根模的倒數均小于1，表明該模型是一個平穩的系統，可以進一步識別與估計相應的SVAR。
為了明確我國旅游產業集聚與全要素生產率間的當期關系，進一步估計兩變量的SVAR模型。SVAR模型的識別條件包括短期約束和長期約束，此處根據等式AA（L）yt=Aεt，通過對模型施加短期約束來識別與估計對應的SVAR模型。采用類型矩陣的方法對矩陣A和B的元素進行限制，將A和B分別定義為：A=10NA1，B=NA00NA。在滿足識別條件的情況下，利用FILM方法估計得到結構因子分解矩陣A=100.03581，B=0.1672[]00[]0.0144，SVAR中A、B、εt和et的線性組合為：
100.03581ε1tε2t=0.1672[]00[]0.0144
e1te2t
3.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主要分析來自誤差項的某種沖擊對模型系統的動態影響，它能直觀地描述擾動項沖擊對系統其他內生變量的影響路徑。與傳統VAR不同的是，SVAR能夠得到正交脈沖響應函數，從而可以對來自某個變量的沖擊影響進行單獨研究[23]。在SVAR模型估計的基礎上，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兩變量的沖擊對彼此的影響，見圖4。圖4為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結果組合圖，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縱軸代表施加變量一個單位的正向標準差對系統中另一變量的動態影響，實線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圖4（1）表示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對自身沖擊的反應。當在本期給我國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一單位的正向沖擊后，會對其自身波動產生較大的正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波動幅度逐漸減小，到第8期逐漸趨于0，表明提高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對其本身存在8年的影響，且影響程度波動下降。圖4（2）表示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對產業集聚沖擊的反應。當旅游產業集聚發生1個正向標準差的沖擊后，當期不會表現出明顯的反應，但在滯后期間對旅游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波動產生較大的影響。這是由于產業集聚發生過程中，原有溝通方式和產業效率不會立即改變，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適應和學習以尋求更高效的產業運行模式，所以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并未在當期顯現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全要素生產率變化波動幅度逐漸減小，至13期逐漸趨于0，表明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沖擊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13年的影響，且影響程度波動降低。結合圖4（1）和圖4（2），我國旅游全要素生產率對其自身沖擊當期存在顯著的正向反應，而對產業集聚沖擊不存在當期反應。同時，我國旅游產業集聚沖擊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期間長于后者沖擊對其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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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喜劇范文第4篇
目的 探討恥骨聯合過長對分娩結局的影響。方法 對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在我院分娩的80例骨盆外測量正常、恥骨聯合長度＞6cm的產婦進行分析，并與同期骨盆外測量正常、恥骨聯合長度＜6cm的產婦80例進行對照比較。結果 80例恥骨聯合過長組中產程異常67例、胎方位異常58例以及難產的發生率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1）；恥骨聯合過長組常伴有骨盆出口前后徑不同程度的狹窄。結論 恥骨聯合過長與分娩有密切關系，在產科工作中應重視恥骨聯合長度的測量。
【關鍵詞】 恥骨聯合過長；分娩結局；難產
恥骨聯合是構成骨盆的一部分，正常恥骨聯合全長約4．2cm［1］。近年來，我們在處理頭位難產時，注意到恥骨聯合過長對分娩的影響甚大。本文分析我院婦產科近5年來恥骨聯合過長病例80例并與同期恥骨聯合長度＜6cm的病例80例進行對照分析，以探討恥骨聯合過長對分娩的影響，并對恥骨聯合過長的產時處理進行了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2004年1月-2008年1月共收治恥骨聯合過長的產婦80例（簡稱過長組），與同期骨盆外測量正常，無恥骨聯合過長80例進行比較（簡稱對照組）。兩組年齡均在23～33歲，孕齡37～42周，均為初產、單胎、頭位，無嚴重合并癥及并發癥，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測量恥骨聯合上緣至恥骨聯合下緣的長度，恥骨聯合長度＞6cm診斷為恥骨聯合過長［2］。對恥骨聯合過長者，按照凌蘿達提出的方法由有經驗的醫師進行骨盆內測量。
1．3 新生兒體重
恥骨聯合過長組中新生兒平均體重（3123±152．3）g，對照組新生兒平均體重（3237±128．4）g，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4 統計學方法
計數資料采取χ2檢驗。
2 結果
2．1 恥骨聯合過長與產程異常
80例恥骨聯合過長組，產程異常者67例（83．8%），對照組8例（10%），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表1 兩組產程異常比較（略）
2．2 恥骨聯合過長與胎方位異常
80例恥骨聯合過長組，胎方位異常58例（72．5%），對照組異常6例（7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2．3 恥骨聯合過長與分娩方式
恥骨聯合過長組陰道助產率（37%）高于對照組（5%），P＜0．01，見表3。表2 兩組胎方位異常比較（略）表3 兩組分娩方式比較（略）
2．4 恥骨聯合過長與骨盆出口狹窄
對恥骨聯合過長者均行骨盆內測量，發現67例（83．8%）產婦伴有骨盆出口前后徑不同程度的狹窄，對照組前后徑狹窄6例（7．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4。表4 兩組產婦骨盆出口前后徑比較（略）
3 討論
3．1 恥骨聯合過長與分娩的關系
產道是胎兒娩出的通道，在分娩三大因素中占重要地位，特別是骨盆的大小與形態能否適應胎兒是決定分娩順利與否的關鍵，成年婦女的骨盆是由骶骨、尾骨和左右兩塊髖骨所組成，每塊髖骨又由髂骨、坐骨及恥骨融合而成，兩恥骨之間有纖維軟骨，形成恥骨聯合，位于骨盆的前方。但是在產科工作中，恥骨聯合長度很容易被人忽視，本組資料表明恥骨聯合過長的產婦剖宮產率達46．2%，明顯高于對照組（5%）。恥骨聯合是構成骨盆前后的主要部分，恥骨聯合長度代表骨盆前部分的深度。正常骨盆結構為前短后長的彎圓柱形。若恥骨聯合過長，就會使骨盆前部深度增加，影響胎頭旋轉，不利于自然分娩。恥骨聯合過長的產婦聯合向后傾斜，使骨盆前后壁內聚，造成骨盆有效前后徑縮短，即使骨盆出口橫徑正常，也會影響胎頭下降及內旋轉，以致發生產程延長和胎方位異常，從而增加了難產的發生率。本組資料表明恥骨聯合過長組骨盆出口前后徑不同程度的狹窄率明顯高于對照組，恥骨聯合過長組產程異常、胎方位異常發生率也明顯高于對照組。
3．2 重視恥骨聯合長度的測量、早期發現、適當處理
為了減少難產的發生率，在產科工作中，應該重視恥骨聯合長度的測量，如發現恥骨聯合長度＞6cm時，應常規測量骨盆出口前后徑，及時發現異常。尤其是估計新生兒體重≥3500g，難產發生率明顯增高，出口前后徑＜10cm，給分娩造成較大的困難。遇恥骨聯合過長者，產程中要保持較好的產力，以利于胎頭下降和內旋轉，以糾正異常胎方位。進入宮頸擴張最速階段，讓產婦取膀胱截石位，雙腿髖、膝關節屈曲，大腿貼近腹部，恥骨弓上移，可使骨盆出口前后徑增大1．5～2 cm，有利于胎頭下降和內旋轉，減少難產的發生率［3］，降低剖宮產率，有利于提高產科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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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喜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業集聚；國際直接投資；機理；實證研究
1國外的實證研究
1.1日本制造業在美國的投資
KeithHead，JonhRies，和DeborahSwenson（1995）等美國學者對日資制造業在美國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1）東道國制造業活動在當地產業集聚的影響。（2）已有的日本投資對新投資的影響。（3）產業集群對日本投資的影響，指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產生的向心力。（4）地區邊界附近同產業的企業活動對日本投資的影響。
他們建立模型，根據Mcfadden1974年證明的條件logit模型，用極大似然法計算廠商選擇地區的概率。以20世紀80年代日本制造業同一產業（以相同四位SIC產業為劃分標準）的對美投資為例，研究了以上四個因素影響日本企業在美國各洲投資地點的選擇的重要性。研究結果表明：集聚效應在外資區位選擇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個州的產業集聚度增加10%，未來被日資制造業選擇的可能性增加5—7%。
1.2外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
PauloGuimaraes，OctavioFigueiredo，和DouglasWoodward（2000）等學者對國際直接投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把影響外資在葡萄牙區位分布的因素歸結為經濟集聚，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成本等。他們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間各地區新建的758個外資企業的數據，建立條件logit模型分析各個因素對外資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在模型中他們不僅分析了所有制造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還著重分析了本地工業集聚、外資工業集聚和服務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勞動力成本用勞動力素質狀況和技能水平代替名義工資率衡量，具體又分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兩類；考慮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關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來代替；由于波爾圖和里斯本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將與波爾圖和里斯本兩大港口的距離納入該模型中來。因為影響資本成本的稅收均是國家層次，因此資本成本與外資在葡萄牙內各地區的外資區位選擇無關，不計入模型中。
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作用最大的是經濟集聚，其次是運輸成本，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作用不明顯。
2產業集聚影響我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布的實證研究
2.1研究方法和變量選取
為了便于清楚地比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本文以我國大陸除青海省和自治區以外的2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為樣本，建立回歸模型，根據估計系數進行驗證與比較。為了消除各指標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法。這樣就可以保證最后所得到的是“最優”的回歸變量。分析采用的統計軟件是SPSS10.0。
決定投資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并采取相應變量：（1）基礎設施條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礎設施完善的重要表現之一，本文以交通網密度（JT）為代表來考察。（2）優惠政策。本文對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進行擴展，給出了各省市區的優惠政策指數（POLICY）。（3）消費水平（CON）。（4）開放度。本文用各地區的外貿依存度（OPEN）來度量開放程度。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我們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業集聚狀況。用地區工業企業數（QY）來反映。（6）服務體系。用第三產業占本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DS）來替代。另外選擇分地區的國際直接投資（FDI）這一變量。為了消除個別年份的波動，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為了消除以上變量量綱不一致性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能為外商的生產和交易提供極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資源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
2.2模型設計與計算結果
根據上面的分析，設定計量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為正向影響，ε為估計殘差。由于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檢驗中要對估計殘差進行異方差檢驗。下面是用逐步回歸法估計的方程：
上式括號內表示參數的顯著性系數（t值）。通過方差比和VIF檢驗，沒有發現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的問題，異方差檢驗也拒絕有異方差的假設，調整可決系數達到了0.842，說明設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擬合度。
從方程中各變量的系數可以看出，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地區對外開放度和地區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等都對外資的流入有著重要作用，而基礎設施條件和消費水平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則不顯著。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和地區對外開放度三者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具有正的估計系數，而反映社會服務體系的第三產業在地區中的比重的估計系數卻為負。從估計方程中可以看出，一個地區工業企業數每增加10%，該地區便將增加4.2%的國際直接投資；優惠政策指數每提高10%，國際直接投資就會增加2.2%；開放程度每擴大10%，就會增加6%的國際直接投資。由此可以認為，地區對外開放度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大于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工業企業數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又大于地區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而采取的優惠政策的影響。這就說明，曾經在引進外資中起重要作用的優惠政策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現在更為看重的是一個地區的總體開放程度和地區產業關聯。
3啟示與建議
3.1亟待調整引資政策
從前述回歸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區開放度的影響大于地區企業數，地區企業數的影響又大于優惠政策的影響。我國的實踐也證實優惠政策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紛紛想方設法提供種種優惠強化本地對外資的吸引力，其結果則是導致吸引外資的優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兩個原因，今后我國需要調整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政策，不能單純靠以減免稅負為主的優惠政策，而應注重提高區域經濟的開放程度和產業關聯，從而促進區域產業集聚以吸引外資。
雖然產業集聚一般都是自發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產業集聚的形成中可以發揮較大作用。對產業集聚形成機制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形成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中最關鍵的是包括交易費用的下降、專業化分工以及產業經濟外部性的加強。因此，政府可以通過降低產業交易費用、引導專業化分工、提升產業經濟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預措施，培育產業集聚形成的環境與利益機制，以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3.2對東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相對于中西部地區面言，東部地區開放程度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聚。今后東部地區進一步吸引外資時除應繼續對外開放外，還應提高產業的集聚程度。具體可以通過以下途徑：（1）對正在形成的產業集聚區，圍繞主導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服務體系，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2）在產業集聚區，利用企業的示范與競爭效應，一方面增加本區的相關產業，另一方面提高企業創新力度，使產業集群進一步發展。（3）正確處理產業集聚區內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建立各種類型企業密切合作與分工完善的網絡體系，引導集體效率的形成，增強產業集聚區的競爭力。（4）發揮政府職能，完善產業集聚區功能。包括整合區內外的科技資源，增強企業的科技服務能力；提升產業信息平臺，實現本地企業與國內外市場的聯接；建立職能綜合，精簡高效的管理體制，提高企業服務效率。
3.3對中西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最少的10個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10個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區外，其他9個省市均位于東部地區。中西部與東部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固然與地理位置的差異和政策的優惠程度有關，但中西部地區較弱的產業關聯也應該說是不利于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原因。從企業數來看，2002年西部地區的企業平均數為2002.52家，中部地區企業平均數為4112.97家，而東部地區的平均企業數為12051家，約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從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產業關聯和產業集聚方面遠遠遜于東部地區。
鑒于目前優惠政策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區由于區位方面的劣勢，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區，今后可以通過增強地區產業關聯從而增強集聚力的辦法來吸引外資。其具體做法是：（1）確定地區比較優勢和主導產業，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鼓勵比較優勢產業和主導產業的發展，并圍繞這些產業建設有效的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業的關聯企業群，從而吸引相關聯的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2）結合自身情況，有意識地通過政策的傾向，盡可能將同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引入同一地區，形成外資產業集聚；或引進外資龍頭企業，進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業，從而逐步增強集聚效應。之后再通過現有外資的集聚，吸引更多相關聯的外資進入。（3）建立與完善服務體系，降低企業間的交易費用，幫助外商克服遠距離經營和不熟悉東道國經營環境所產生的困難。這些服務體系可以包括融資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信息服務體系、物流倉儲服務體系和技術服務體系等。上述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可促進服務業集聚的形成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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