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抗日小故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1篇

今天，我讀了《小英雄雨來》這則抗日小故事，課文寫了雨來掩護革命戰士并且與鬼子英勇斗爭的故事，歌頌了雨來熱愛祖國，機智勇敢的品質。

雨來從小受到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自己的祖國”的愛國教育，所以會有后來的抗日英雄事跡。

文中“把鬼子領進地雷陣”“巧計護送八路軍”“夜送雞毛信”使我深受感動。年紀幼小的雨來可以為了國家，人民冒著死的危險，他寧可玉碎，不為瓦全。小雨來的精神永遠銘記在世人心中。

然而，在那個烽火沖天，硝煙彌漫的時代，有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賣國家，人民，使愛國志士死傷無數，他們多么可惡，可恨啊！同樣在一片藍天下，同樣的一片沃土上，同樣受著相同的教育，怎么有這么大的差別。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2篇

20世紀80年代，臺灣社會還處在權威統治瓦解的前夜，很多電影，如《海峽兩岸》(虞戡平執導)、《原鄉人》(李行執導)，都體現的是單一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而經歷了1987年的解嚴時候，90年代的臺灣獲準體現豐富復雜的民族情感，如表現日本殖民統治的電影《無言的山丘》(王童執導)和《戲夢人生》(侯孝賢執導)，前者表現的是漢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鮮明的對立，而后者則呈現了復雜的殖民經驗和游移的認同態度。

1994年以后，臺灣電影因好萊塢電影工業入侵等不利因素而瀕臨絕境，新一代電影人也不再向父輩那樣用電影來追尋歷史，他們只關注現實。邁入新世紀，臺灣電影只能依靠輔導金小打小鬧，或驚悚題材，或青春同志題材，都擺脫不了閉門造車、自憐自愛的傾向。正當人們懷疑曾經厲聲拷問社會的臺灣電影“怎么了”的時候，2008年的臺灣電影人又呈現給我們一個巨大的驚喜!從《海角七號》8月22日上映，票房一路長紅，到尾隨其后的《九降風》和《固男孩》收益也不錯，再到11月，反映客家人抗日的《1895乙未》上映首周票房告捷，臺灣電影在十幾年的疲弱不振之后，終于生出了一絲曙光。這其中，最令筆者注意的就是去年臺灣電影的票房冠軍――《海角七號》和年末上映的戰爭片《1895乙未》。這兩部電影因其對臺灣社會和歷史熱切地關注，吸引了眾多臺灣民眾到戲院觀賞，重拾觀眾對臺灣電影的信心!

延續上文對臺灣電影認同態度的梳理，本文將針對《海角七號》和《1895乙未》這兩部電影，梳理它們對于新世紀臺灣民眾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再現。從電影敘事的時間來看《1895乙未》描述的是清政府戰敗之后，割臺灣地區給日本，客家人奮起反抗的歷史事件；而《海角七號》則有兩個敘事時空，1945年日本戰敗，國府遷臺與新世紀的臺灣。這三個重要的時間點，正好貫穿了臺灣百年的歷史，從而使這兩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一種互文性，而這種互文性直指臺灣社會百余年認同的流變。

一、在本土尋根中重塑臺灣人的身份認同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社會。文化認同以中國文化認同為主導。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臺灣”遭遇退出聯合國、與日斷交、保釣運動等前所未有的外交厄運，另一股建構臺灣文化認同的本土反思運動也在逝世、政權松動的時候悄然浮現。本土意識對于當時的臺灣和臺灣人來說，是一種有意無意轉嫁政治危機感和焦慮感的補償性措施。但這種本土意識很快就被策略性地運用，影響了臺灣的政治認同。這使得本土意識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個人情感的投射，而是整個社會前途的考量。在臺灣電影中，從早期的健康寫實主義開始，便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對本土的關懷，而現在的《1895乙未》與《海角七號》，也嘗試描摹一個在后現代語境中發展的臺灣的脈絡。

安德森所言“想象的共同體”，“想象”指的并非是憑空捏造，而是一種認知方式。作為想象的共同體，需要尋找歸屬和自我認同的方向。而認同通常是依附于一塊范圍固定的土地而產生的一體感。所以“本土性”是一種特殊的相關共同體，歷史和文化便是維護本土性的重要因素，同時，追尋歷史是重建認同的最好方法。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媒介，正好可以通過對歷史反復地再現而直接為“本土意識”提供人們共同的場域。《1895乙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片超過六千萬新臺幣的投資在近年的臺灣電影中算是大手筆，如此大的投資被攝制組用來修建清末的臺灣民居，制作當時客家人和山地人的服飾，以及臺灣的美麗場景。影片為臺灣觀眾展現了客家人祭祖、結婚等風俗，及山地人的生活方式，不遺余力地為觀眾建構一個百年前的臺灣社會。該片導演陳坤厚接受采訪時，一再強調，“這不僅是一部反映客家人歷史的電影，還是一部反映臺灣歷史的電影”。從這只言片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從歷史深處為臺灣人尋找身份認同的企圖。而這種身份與中國內地“拋棄”臺灣地區和日本殖民統治都緊密相連。

片中，抗日義軍頭領吳湯興在得知唐景崧、丘逢甲棄守臺北，逃回大陸的消息時，這樣說；“我六歲時候，我阿爸丟下我們，回去唐山……他們本來就不是這塊土地的子孫，但我們要堅持下去……”這似乎是在為今天臺灣意識的萌發興盛作注解，臺灣悲情歷史肇始于被清朝政府拋棄，從此“亞細亞孤兒”只能依靠自己單薄的身軀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影片似乎又不能完全將大陸視為“他者”，這些秀才出身的義軍首領即便是在舍身赴死的時候發出“男兒應為國家計，豈可偷生降敵夷”的吶喊。可見，內地既是他者，也是一個內在于“自我”之中，無法擺脫的夢魘。

如果說《1895乙未》中對于本土的認同是仰賴對清朝政府認同的削弱和拆解，那么《海角七號》反而避開了內地，將臺南鄉村與臺北都市作對比，將全球資本主義作為他者，以求重塑臺灣真正的本土性。

《海角七號》中對根的追尋不是歷史的，而是空間的。在臺北孤身奮斗十幾年的阿嘉回到了故鄉――臺灣南部小鎮恒春。電影中，臺北是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塑造的一個空間，它與世界上多數的大都市一樣，高樓林立，交通繁忙，人們習慣吃西式快餐，臺灣本土特色在臺北消失殆盡。而臺灣南部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地方，考古資料證明，臺灣最南端的恒春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生存繁衍，而這些人就是后來臺灣平埔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祖先。影片中的小鎮恒春擁有清朝時期修筑的古城墻，露天擺酒的結婚風俗，自制米酒“馬拉桑”，還有彈月琴的老伯，街上從容走過的鎮代表，小鎮上的一切人與物天然地熱鬧而和諧。毫無疑問，臺北代表在國際舞臺上越走越沒有方向的臺灣，而小鎮代表臺灣應該記住的精神原鄉。片中人物在大城市找不到的夢想，卻能在小鎮實現，這暗合了都市觀眾的觀影需要。在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的2008年，城市的現代化發展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影片中四季如春的小鎮卻為觀眾制造了一個關于心靈家園的虛幻美景。

兩部電影對于臺灣身份的探索都包含著一種寬容態度，《1895乙未》對抗日義軍與日軍的沖突做了盡可能的淡化處理，不以激化歷史塵怨為目的，只是讓觀眾平心靜氣地“客觀”地看待這段歷史；而《海角七號》作為一部商業片，更是不著痕跡地將多元化的臺灣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如年老者與年輕人的沖突、城鄉差異、民族仇恨等在嬉笑怒罵中輕易化解，體現了導演希望通過電影贏取族群之間的互相尊重，化解仇恨的“時代價值”。

二、復雜殖民經驗下的認同體驗

多數時候，我們很難在大陸的抗日題材電影中看到 一個正面形象的日本人。二次大戰時期，日本軍隊在中國實施的殘酷殺戮，在中國民間埋下了化解不開的仇恨。而這種情緒在臺灣電影中卻很少見(除卻由官方投資的軍教片和政宣片)。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實行的是隱性懷柔的政策。日本政府認為他們可以永久地，將臺灣看做自己的土地，看做戰時日本向東南亞進一步擴張的基地，所以日本在“臺灣”發展重工業，修建港口、鐵路、工廠電站、水利灌溉等基礎設施；發展皇民化教育，客觀上提高了人口素質。日本交還“臺灣”時，工業化水準、民族教育水平都遠遠高于內地。這些都使臺灣人的日本情結變得復雜、暖昧。這一點在《1895乙未》與《海角七號》兩片中都有所體現。

《1895乙未》作為一部反映客家人抗日的電影，其中的日本軍人卻是正直善良、彬彬有禮的人，日軍侵略臺灣實施的政策是盡可能地和平接收，不攪擾鄉民，除非遇到頑固抵抗，否則不實施無差別掃蕩。尤其是作為整部電影敘述者的日本軍醫，影片不僅描述他對上級和士兵的救護，還一次次地重復他對生命的尊重與對和平的渴望，他總是希望能盡早結束戰爭，減少殺戮。電影中的歷史始終是一種帶有作者立場的被講述的敘事，而影片對日本形象的美化即是導演與現代很多臺灣人共有的對日觀念。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3篇

到了教室，只見正方，反方辯論手已經上臺就座，再看看各方盟友，正方寥寥無幾，而反方竟然黑壓壓坐滿了一大片，我就是其中一員，面對著這樣天壤之別的差距，我不禁暗自得意，

“叮鈴鈴”，上課鈴響了，李老師拿著攝像機，一腳跨進教室，打開大屏幕，對我們說：“講誠信VS善意的謊言，現在開—始—”作為正方的主辯手—徐小龍先聲奪人：“我方認為，善意上的謊言本身就是謊言，講誠信就是做人的根本，謊言就是欺騙，欺騙就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們應該呼吁：遠離善意的謊言，共同打造誠信社會！”“好，好！”正方的啦啦隊們鼓起掌來。但是反方也有幾員大將，朱伊琳就是其中一位猛將：“我方認為欺騙就是謊言，但謊言不都是欺騙。如果在謊言的前面加上善意的，那么謊言的本質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我認為善意的謊言是好的。”頓時，全場掌聲如雷。這時正方二辯—任思涵口吐蓮花：“請對方辯有注意，既是謊言，何來善意？謊言雖為善意，但作為謊言本身已是與誠信相?┑男形?K?暈蘼芻蜒允欠翊τ諍糜牖擔?魑?蜒員厝換嵊邪?誄閑擰?rdquo;說到這，我覺得空氣陡然一冷，呼吸也急促起來，我望向陳治名，只見他“刷”的站起來，底氣十足，頭頭是道：“善意的謊言拋開丑陋，來到美麗的人間！善意的謊言掘起自私，而來到誠信的世界！善意的謊言是好的。”說到這里，陳治名臉已漲得通紅，不停地打著手勢，令我們拍手叫好。突然“砰”的一聲，正方三辯—施欣怡一拍桌子，厲聲質問：“善意的謊言中心詞還是謊言，只不過是穿上了一件美麗的衣裳，遮掩了那真實的內心。”我剛剛開始燃燒的火焰又猶如碰到萬年寒冰般退了回去！這時，陳鈺明又一拍桌子，對對方大聲罵道：“善意的謊言有好有壞，有一種是善意的！這兩者間是互相沖突，互相對陣的！是完全搭不上邊的！我們要支持反方，共同創建善意的社會！”說完，還一只腳踩在凳子上，像抗日游行似的高舉拳頭，“哈哈。”頓時語驚四座，惹得同學們哈哈大笑。

后來，我們又舉了許多小故事和獨到的見解以及問題，如朱伊琳那咄咄逼人的話語：“難道你從小都沒有撒過謊嗎！”這突如其來的話語使黃星浩始料不及，只好絞盡腦汁的反駁了一句：“我承認，我小時候是撒過謊。但是，從今天起，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一個守誠信的人！”“好好！”我不禁對他的隨機應變佩服。

“叮鈴鈴”，下課鈴聲響了，辨認會也該結束了，李老師給我們總結了一條結論：人要講誠信，但是在必要的時候也需要善意的謊言。

辯論會結束了，這堂課使我們受益匪淺，讓我們期待下一次辯論會來臨吧！再見！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4篇

雷鋒，原名雷正興，生于1940年，逝世于1962年8月15日。1940年，雷鋒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雷鋒3歲時，他的爺爺雷新庭卻在春節前夕被地主活活逼死；雷鋒5歲時，他的父親雷明亮在江邊運貨的路上遭到逃兵的一陣毒打。當雷鋒父親反抗日寇時，又遭受毒打，由于沒錢治病，不久就去世了。雷鋒家里很窮，他哥哥11歲就去當童工，因為歲數小，被餓成了皮包骨，最終不幸染上了肺結核，不久也去世了。更不幸的是，雷鋒唯一的親人——他的媽媽，受到地主的后，于1947年中秋之夜懸梁自盡。年僅7歲的雷鋒從此淪為孤兒，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艱難地活了下來。

比起我們現在的生活，雷鋒小時候真是太苦了，我們每天錦衣玉食，有些人還不知好歹，不好好學習、做犯罪勾當、吸毒、上網吧、、搶劫、和家人不和，就鬧離家出走，每天都讓大人操心。哎，嘆一句：孩子可以寵愛，但絕不能你溺愛，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從一九六一年開始，雷鋒經常應邀去外地作報告，他出差的機會多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也就多了。人們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

有一次，雷鋒外出，在沈陽車站換車，出檢票口的時候，他發現一群人圍著一個背著小孩兒的中年婦女。原來這名婦女從遼寧去吉林看丈夫，一不小心把車票和錢都丟了。雷鋒連忙用自己的津貼費買了一張去吉林的火車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眼含熱淚地說：“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住哪的？是哪個單位的？”雷鋒回答道：“我叫，就住在中國。”

五月的一天，雷鋒冒雨去沈陽，他為了趕早車，早晨5點多就起來，帶了幾個干饅頭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雷鋒看見一位婦女背著一個小孩，手還牽著一個小女孩，正艱難地向車站走去。雷鋒想都沒想，脫下身上的雨衣就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她們一起來到車站。上車后，雷鋒見小女孩冷得直發抖，就把自己的貼身襯衣脫下來給她穿上。雷鋒估計她們早飯沒吃，就把自己帶的饅頭給她們吃。火車到了沈陽，天還在下雨，雷鋒便把她們送到家里。那位婦女感激地說：“同志，我可怎么感謝你呀！”雷鋒說：“不要感謝我，應該感謝黨和啊！”一次，雷鋒從安東（今丹東）回來，要在沈陽轉車。他背起背包過地下通道時，看見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大娘，拄著棍，背了個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地邁著，雷鋒走上前問道：“大娘，您到哪去？”老人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俺從關內來，到撫順去看兒子！”雷鋒一聽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過來，用手扶著老人說：“走，大娘，我送您到撫順。”老人感動極了，一口一個好孩子地夸他。進了車廂，他給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邊，掏出剛買來的面包，塞了一個在大娘手里，老大娘往外推著說：“孩子，俺不餓，你吃吧！”“別客氣，大娘，吃吧！先墊墊肚子。”“孩子”這個親切的稱呼，給了雷鋒很大的感觸，他覺得就像母親叫著自己小名似的那樣親切。他在老人身邊，和老人嘮開了家常。老人說，她兒子是工人，出來好幾年了。她是第一次來，還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說著，掏出一封信，雷鋒接過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老大娘急切地問雷鋒：“孩子，你知道這地方嗎？”雷鋒雖然不知道地址，但雷鋒知道老人找兒子的急切心情，就說：“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幫助你找到他。”雷鋒說到做到，到了撫順，背起老人的包袱，攙扶著老大娘用地圖找了兩個多小時，才找到老人的兒子。母子一見面，老大娘就對兒子說：“多虧了這位，要不然，還找不到你呢！”母子一再感謝雷鋒。雷鋒卻說：“謝什么啊，這是我應該做的。”過年的時候，戰友們愉快地在一起參加各種文娛活動。雷鋒和大家在俱樂部打了一陣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過節，服務和運輸部門是最忙的時候，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有人幫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幾個同志，一起請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兒屯車站，這個幫著打掃候車室，那個給旅客倒水，雷鋒把全班都帶動起來。從這幾個小故事離我們可以看到雷鋒的樂于助人、善良、舍己為人，總之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竅安在？忠黨業。大海中，一滴水珠洋溢。公而忘私人本道，粉身碎骨心皎潔。”

1950年夏，慶安鄉鄉長彭德茂送小雷鋒去劉家祠堂小學讀書。雷鋒叔叔當時穿著補素而潔凈，圓臉上蕩漾著喜悅的神色，濃黑的眉毛下，一對有神的大眼睛，顯得格外機靈。負責接待學生的李老師對小雷鋒的印象非常好。在學校里，雷鋒叔叔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除了把學校中的學習、值日做好以外，還主動幫助別人做家務。三年級的時候他曾遷移到上車廟小學，不久又轉學到了天頂鄉向家沖小學。

在那里，學校成立了腰鼓隊，要求隊員機靈、漂亮、有節奏感、懂音樂。小雷鋒處處合格，只是個頭太矮影響隊列整齊。第一次選拔沒有他，他著急的再三向老師請求，而且振振有詞：“老師，腰鼓隊又不是只打一兩天，打著打著我就長高了嘛！”老師最終同意了。雷鋒叔叔進了腰鼓隊，成了最活潑的隊員，他學花樣，動作熟練靈巧。列隊演練時，為了不影響整齊，他踮著腳跳，誰也看不出他個子矮。下課了，他敲著桌子練節拍，放學了，他拍打著自己的書包練呀跳呀，最終，他成了一名最有節奏感、最出色的腰鼓隊員。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5篇

馬云最重要的伙伴，是出生臺灣的蔡崇信，2014年史上最高IPO募資金額250億美元，就是由他主導。這位被馬云譽為“最棒CFO”的集團第二把交椅，到底有多厲害？

1999年他毛遂自薦加入阿里巴巴，如今阿里巴巴永久合伙人只有兩位，一位是馬云，另一位就是他。

他的持股僅次于馬云，2015年福布斯華人富豪榜中，蔡崇信以59億美元身價名列第38位。如今執掌集團僅次于馬云的第二把交椅。

三代皆貴族 吳三連孫女婿

作為家中長子嫡孫，蔡崇信出生于1964年。來年，祖父蔡六乘及父親蔡中曾創立了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后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并稱臺灣地區兩大律師樓。

蔡六乘律師，在上世紀30年代，曾積極參與抗日行動，在“七君子”事件中，為因組織救國運動而被逮捕入獄的沈君儒等人辯護，成功說服法院免除羈留。這宗轟動一時的案件，讓蔡家后代引以為傲，顯示了不畏強權的精神，也為常在的發展奠定基礎。

至于蔡中曾律師，是臺灣地區取得耶魯法學博士第一人，學成歸來，曾在1960年負責草擬臺灣地區獎勵投資條例，吸引大量外商來臺投資。

被形容“三代皆貴族”的蔡崇信，在島內讀完初中后，赴美上高中，進入耶魯大學經濟系，接著取得耶魯法學博士，父子同出耶魯，創造一則佳話。畢業后娶了臺南幫大佬、南紡創辦人吳三連的孫女吳明華。

一路順風順水，蔡崇信取得紐約州律師資格，如無意外，應該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律師兼投資家。

但人生的轉折來得如此突然。1999年，時任瑞典創司Investor AB副總裁的蔡崇信，受一位臺灣友人之請，到大陸杭州拜訪馬云和尚未注冊公司的阿里巴巴。

蔡崇信當時看到的實情是：公司根本還沒成立，一位老師帶領一群學生懷抱一個”芝麻開門”的夢想，一切看起來是那么的不確定。他想加入阿里巴巴就是一念之間。

馬云口中最棒的財務官

阿里巴巴創始人之一蔣芳回憶當時，當年覺得蔡崇信很沖動，“他錦衣玉食了這么久，加入我們又是何苦？連我們都不曉得公司未來能不能成，他的信心何在？”

1999年的杭州，夏天異常炎熱，時不時跳電沒空調吹，蔣芳覺得蔡崇信肯定很難吃苦，沒想到他穿著襯衫，汗流浹背在馬云的公寓里解說何謂投資回報，也不肯換件涼快的T恤。

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他背對大家，每個人都看到他襯衫上全濕了，一大片汗漬，依舊仔細認真講著莫測高深的投報率，令人同情又佩服。

“他是我見過最棒的CFO（首席財務官），”馬云在多次演講中親口稱贊蔡崇信。

蔡崇信的過人之處，是資金調度、轉投資、募資入股，以及掛牌上市，是統籌阿里集團財務、融資及投資的最高負責人。

但，馬云最看重的不只是蔡崇信的高度籌資能力，而是這樣原本年薪高、學歷高的人，愿意與每位創始人一起同甘共苦，從基礎做起。

家學淵源、名牌大學博士畢業，蔡崇信與其他創始人的背景完全不同，這樣一位阿里巴巴高層口中的“貴族”，融入管理團隊卻完全沒困難，原因是坦誠。

“因為大家都是非常簡單的人，有什么問題，對什么人不爽，直接就吐槽，”蔡崇信說，阿里的團隊文化很強，融入也很簡單，管理層開會也時常吵架，也會諷刺人。“我常被諷刺，因為太專注細節。”

跟蔡崇信同為創始“十八羅漢”的蔣芳便透露了一個小故事：“蔡崇信隨身攜帶小計算器，一聽到其他同事報數字，立刻拿出計算器點點點，然后說別人算得不對。”“害我們都很緊張，互相半開玩笑提醒，給他報數字時要小心一點，”蔣芳說。

但私底下，其實蔡崇信不是個嚴肅的財務人。在集團內部，大家都親切稱呼他“Joe”，每個接觸過他的人，一致認為他平易近人，非常謙虛有禮，一點也沒有大佬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