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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試驗裝備維修保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軍方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力量薄弱,承研承制單位維修保障效益不高;二是建、管銜接機制缺失,難以實現全壽命的維修保障優化;三是維修資源難以統籌,資源使用效益不高;四是維修過程管控不嚴,維修質量效益偏低;五是維修體系不健全,難以形成長效發展機制。為解決此類問題,在試驗裝備維修規范化管理運行機制建設中,首先應建立基本職能實現機制和保障機制,其中包括差別化機制、溝通協調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和全過程管理機制。還應建立發展機制,主要包括自強化機制,主要解決試驗裝備維修管理工作自適應性問題。
2試驗裝備維修規范化管理運行機制設計
根據試驗裝備維修管理存在的問題以及新形勢下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在維修資源管理、維修過程管理、維修保障力量建設與運用等方面分別建立和完善差別化機制、溝通協調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全過程管理機制和自強化機制以解決存在的問題,提高試驗裝備維修管理系統運行的有序度。
2.1差別化機制
系統科學認為,系統中每個元素發生變化都會對整個系統產生影響,由于元素有層次之分,其對整個系統的作用和影響也存在著差異。面對日趨繁重的試驗任務保障需求,在維修保障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依據試驗裝備在試驗任務中的重要程度,采取有差別的維修保障策略完成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工作是明智之舉。差別化機制主要體現在多種維修保障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上,其目的是使部隊明確“誰來修”“怎樣修”,如何有效解決當前維修保障力量使用不規范,維修保障效率、效益不高的問題。在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力量建設上,根據試驗裝備在科研試驗中的重要程度不同區分核心裝備與非核心裝備,在維修保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核心裝備和非核心裝備應采取差別化的維修保障策略。對保障核心裝備和非核心裝備的維修保障力量也應采用差別化的建設策略,最大限度地提高試驗裝備核心維修保障力量。在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力量運用上,運用差別化的管理理論策略,對于核心試驗裝備可以采用“以軍為主”的維修保障模式;對于非核心試驗裝備,可以視情采取“民主軍輔”或“軍地聯合”的維修保障模式;對于部分在研、停產或待停產的非核心試驗裝備適宜采取“軍地聯合”的維修保障模式。
2.2溝通協調機制
試驗裝備管理部門多,其維修保障涉及的單位多,不僅包括軍隊內部的相關機構、部門,也涉及地方的諸多單位。這種建、管銜接缺失造成試驗裝備難以實現全系統的維修保障優化,為確保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工作規范有序開展,就必須建立以軍方主導從總部到基層、從軍隊到地方,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維溝通協調機制,理清各維修參與主體間的責、權、利關系,保證維修保障活動高效有序開展。試驗裝備大中修工作主要由承研承制單位、地方企業承擔,在溝通協調方面主要分為2個階段,一是維修準備階段的溝通協調;二是維修實施階段的溝通協調。
1)維修準備階段。維修準備階段的溝通協調是實施試驗裝備維修保障工作的開始,是指由軍方維修保障需求信息到承修單位反饋信息,最終達成合作協議的過程。溝通前雙方應指定相關人員組成協調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軍方根據試驗裝備維修項目的重要程度確定維修信息等級,可將維修保障需求信息分為秘密級、內部級、公開級,不同密級的信息采取不同的方式。承研承制單位、地方企業在接收到需求信息后做出反饋,向軍方提出合作意向。試驗裝備維修管理決策層與承修單位決策層進行溝通協調,就維修的進度、質量、費用等內容達成基本共識后交由雙方管理層實施,有分歧可經過協調委員會進一步磋商解決。如經多輪溝通協調后仍存在根本性分歧,軍方可另尋新的承修單位。
2)維修實施階段。在維修項目實施過程中,雙方執行委員會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組織維修保障工作的實施,同時也負責對維修作業實施階段產生的分歧進行有效的溝通協調。在維修項目完成之后,執行委員會將所有的項目執行情況上報協調委員會,協調委員會對項目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和總結評價,并視情提出下一步合作意向。
2.3資源整合機制
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資源是指用于試驗裝備維修保障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的統稱。為解決試驗裝備維修資源難以統籌、維修資源利用率低的問題,需要對整個試驗裝備維修保障系統內的維修保障資源進行充分整合,高效保障。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資源主要分布在試驗基地、技術總體單位、承研承制單位等相關單位和部門。建立試驗裝備維修資源整合機制就是將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資源視為一個系統,利用系統工程思想,通過對系統各要素的優化與重組,使之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形成合理的結構,實現整體優化,協調發展,發揮資源整體最大功能,實現資源整體最大效益。
1)維修信息資源的整合。試驗裝備維修信息主要包括試驗裝備信息、試驗裝備故障維修信息、技術資料信息、維修設施設備信息、器材備件信息和維修人員信息等。其來源主要包括裝備論證部門、研制部門、生產部門、器材備件的生產供應部門、試驗裝備使用部門等。試驗裝備維修信息資源的整合過程是由試驗裝備信息管理體系圍繞試驗裝備維修信息的生命周期,采集、存儲、傳遞、使用、銷毀5個階段,通過有效的管理機制實現對分散的維修信息資源重新整序和充分共享,從而增強維修信息在維修活動中的“倍增”作用,并使試驗裝備維修信息管理工作進一步規范化。
2)維修經費資源的整合。維修經費資源整合的目的,就是在保障有限經費情況下,用最少的費用消耗,保持試驗裝備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良好的技術狀態。針對當前小修標準化供應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維修經費難以統籌問題,應通過有效的整合措施實現小修費按標準計領、大中修按規范實施這一模式。建立試驗裝備全壽命費用協調規劃、統籌安排的機制,探尋科學預測維修保障費用的方法,順暢試驗裝備維修經費保障渠道,實施大中修維修經費單列的方法,將分散在各系統中的大、中修經費集中起來,形成獨立的維修經費。由試驗裝備維修主管部門和財務主管部門共同下達大、中修專項計劃,通過維修計劃的逐級下達,使維修經費最終落實到具體的試驗裝備維修上。
3)維修人力資源的整合。試驗裝備維修人力資源包括試驗裝備維修人員及相關輔助人員,其核心是人員的質量和數量,以及維修人員在不同專業中的數量比例。由于人力資源是試驗裝備維修資源中最能動、最核心、最活躍的因素,因此試驗裝備維修保障人力資源的整合是試驗裝備維修資源整合的核心。實現人力資源的整合要遵循人才隊伍建設的規律,結合試驗裝備維修人才隊伍建設現狀進行,目標是建立高水平的試驗裝備維修人才隊伍。
4)維修物資資源的整合。試驗裝備維修的物資資源主要包括實施維修活動所必需的設施設備、器材備件等。試驗裝備數量多、涉及的專業面廣,設施設備、器材備件等物資資源需求量大,做好維修物資資源的整合不僅能有效解決目前維修資源難以統籌的問題,而且有利于資源的節約。設施設備的整合主要體現在成立相應的非編維修保障中心上。器材備件的整合主要是圍繞試驗裝備維修器材備件的管理流程,按照相應規范的程序,采取積極措施實現試驗裝備維修器材備件及時、齊備地供應。
5)維修技術資源的整合。實現軍、地試驗裝備維修技術資源的整合對于快速獲得維修需求、快速做出維修決策響應、快速獲得維修資源,進而快速恢復試驗裝備的良好技術狀態十分必要。試驗裝備維修技術資源的整合主要包括2項措施:一是依托總裝所屬科研院所自行開發相關技術;二是吸收引進國外、軍外相關維修技術。
2.4全過程管理機制
建立全過程管理機制,使得試驗裝備維修過程按照科學合理的秩序進行,是確保維修活動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進行的有效途徑。在試驗裝備維修活動的整個生命周期內,每個階段都有特定的管理內容與目標。試驗裝備全過程管理機制通過從全過程出發協調各個動作、程序、階段、子過程的關系,能夠使各個機構、部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有效解決目前試驗裝備維修效率、維修質量和經濟效益不高等問題,確保試驗裝備維修活動科學高效進行。全過程管理機制規范了維修工作各階段的工作內容,使得維修參與主體明確了“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問題,有助于確保試驗裝備維修活動規范有序地開展。完整的試驗裝備維修過程應該包括制定維修計劃、組織維修準備、維修作業實施、維修狀態監控、驗收交接、總結講評等環節。
1)制定維修計劃階段。需要建立維修計劃統一管控的機制以加強裝備機關對試驗裝備維修活動的管控,有效解決試驗裝備維修工作管控不及時、維修計劃制定不科學等問題。此外,實施維修計劃統一管控也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充分發揮各維修參與主體的優勢,確保維修活動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開展。實施維修計劃統一管控主要是指無論大、中、小修,都需要向上級主管機關上報計劃,批復后分層次實施。
2)試驗裝備進場檢驗與診斷階段。入場檢查和診斷是為了全面了解試驗裝備的技術狀態,為后續維修工作的開展奠定基礎,入場檢查時應充分做好送修單位與承修單位之間的交接工作。
3)維修準備階段。各維修參與主體按照維修計劃,共同做好維修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以確保維修工作高質量、高效益開展。首先是籌組維修人員,并開展維修作業技能培訓,使其能有效勝任維修工作。其次是籌措維修物資,主要包括維修所涉及的設施設備、器材備件等。再次是做好維修經費的統籌工作,依據小修按標準計領維修經費,大、中修使用專項經費的模式做好維修經費統籌。最后是做好技術準備工作,主要包括制定維修方案,在方案中明確維修的范圍、標準、進度等要求,并做好維修技術資料的準備工作。
4)維修實施階段。由承修單位按照既定的維修策略、運用維修資源,按照規定的技術要求、質量要求、時間要求實施維修。在維修的同時,應做好維修質量、進度、費用的監控工作。若發現維修質量不合格,應責令承修單位重新維修,以確保維修質量。
5)竣工驗收階段。在試驗裝備維修接近完成時,承修單位應通知送修單位和質量監督機構做好竣工驗收工作。
2.5自強化機制
自強化機制屬于一種發展機制,主要解決試驗裝備維修規范化管理模式在變化的環境中如何實現長效發展的問題。自強化機制以整個試驗裝備維修管理系統內的物質資源、智力資源為載體,通過學習來實現對外界環境的適應,通過對要素維、結構維、運行維的調整來適應環境和需求的變化。自強化機制的運行按照能力需求的提出,能力現狀評估,能力比較,提出能力建設計劃,實施能力建設計劃,試運行,進行推廣應用的邏輯思路進行。
1)能力需求的提出。在這個階段,主要由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結合國家科研試驗戰略、科技發展水平等形勢任務,在科研院所、技術總體單位等部門的智力支持下,提出未來一段時間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能力需求,并將能力需求進行分解,明確能力需求在工作數量、質量、時間、效益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從而在戰略層面上指導試驗裝備維修管理工作高效有序開展。
2)能力現狀評估。由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組織專家組對各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能力現狀進行評估,并廣泛收集各基地反映的新情況、新問題。
3)能力比較。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依據未來試驗任務保障能力需求,根據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能力建設現狀,在技術總體單位、科研院所、專家組的協助下,通過比較找出能力差距,并分析出能力差距產生的根源。
4)提出能力建設計劃。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依托智力支持機構,依據能力差距提出有針對性的試驗裝備維修保障能力建設計劃。
5)實施能力建設計劃。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根據能力建設計劃進行任務分解,明確各單位在能力建設計劃中的職責分工、使命任務。各單位依據既定任務量開展相應的研究、實踐工作,提出相應的改革途徑或方案,并上報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
6)試運行及推廣應用。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組織專家組對各單位提出的方案進行評估,提出相應修改意見,批準試驗單位按照新能力建設方案進行試運行,以檢驗有效性。試驗裝備的主管機關根據試運行情況決定是否將試運行的相關措施轉化為相應的工作機制并進行推廣應用。
3結束語
這些問題客觀上需要我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自主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和糧食安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糧食生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事關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提升國際產業競爭力和保障糧食安全的內在要求、重要保證,直接影響到統籌城鄉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對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化改革有著重要意義。
故此,基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升級和糧食安全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及其目前存在的諸多不足,我們需要全方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升級和糧食安全:
一、推進土地承包權制度改革,尊重和保障農民土地權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業自主創新的制度機制。一方面,要確保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使其具有更好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只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穩定以及農民土地承包權利的充分、獨立和有效,才能有利于在給予農民土地安全感的前提下,激勵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土地和農業生產進行更大、更長遠的投入與經營;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為企業的自主創新提供稅收、融資、創業等方面的優惠支持,理順各方面的關系,創造有利于企業創新的良好的政策環境。(說理式展開,操作式展開)
二、促進技術創新,提高工業及農業生產方面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培養和引進技術人才,以此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糧食增產、穩產。一方面,充分發揮科技在糧食高產穩產中的作用,尤其要避免有些國家利用高科技手段研發農業生產技術,將其作為受保護的專利,并以此作為控制糧食、要挾和掠奪他國農民的手段工具;另一方面,增強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使其走出低端化,能夠推出高端產品,改變過去資源消耗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避免國內企業集中于世界產業鏈條結構的中低端。(點評:糾正轉換,抽取歸納)
三、明確政府在產業升級和糧食問題方面的公共責任,加大政府對糧食價格、農資價格、企業原材料價格、人民幣穩定性的宏觀調控的力度,這些問題事關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要避免過度市場化、唯市場化的傾向。一方面,合理提高糧價,降低化肥、農藥等農資成本,加大農業補助和種糧補貼,增加農民收入,激勵其種糧積極性。當前,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上漲過快,政府補貼趕不上農資上漲的速度,農民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而糧價卻缺乏相應合理提高,導致農民收益得不到保障,種糧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合理調控企業原材料價格的過快上漲,保證人民幣的穩定性,有效避免企業生產成本過高。據統計,2007年,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上漲等影響,合計增加的成本超過20%.(點評:糾正轉換,針對式展開,抽取歸納)
一、金融監管范圍有效性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一種稀缺性資源,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度非均衡是“常態”,制度均衡僅是理想狀態,即使出現也不會持續。而現實金融市場中,金融監管制度設計是相對固態的,這與金融發展的動態必然產生錯位,市場失靈和監管失靈的對立統一形成了金融監管的制度范圍。金融領域中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金融壟斷、信息不對稱、金融市場的負外部性及“準公共物品”特性等。市場失靈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破壞公眾對銀行的信心,進而產生“擠兌”、連鎖性倒閉等金融危機。監管失靈會影響市場效率,監管需求與監管成本的博弈、監管權力“尋租”、被監管者“俘虜”監管者、法規與監管政策之缺陷等都會帶來監管效率低下和道德風險問題,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市場與監管不能完全割裂,從依靠行業自律到嚴格的直接監管之間可細分幾個不同程度的遞進:一是行業自律,即由金融機構和行業協會自律準則,主要采取自愿實施的方式;二是注冊,使得相關部門及時掌握有關機構的信息;三是監督,持續監管市場或機構的運行,如非必要,不采取直接監管措施;四是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即對相關機構提出資本、流動性、行為規范等監管要求,并有權進行現場檢查。一般而言,監管嚴格程度遞進的同時,也是監管成本不斷提升的過程。因此,對于不同的金融市場和產品,并非是監管嚴格程度越高越好。監管當局應當根據市場主體及其行為的性質和影響,并充分考慮到監管成本與收益的協調,采取不同層次的監管方式,提升監管有效性。
分析金融監管范圍有效性的方法通常有兩種: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以成本有效性分析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一)成本—收益分析法。
如圖1所示,設金融監管的總預期收益為r(x),又稱為預期收益曲線,其中x為監管強度。金融監管收益主要包括金融監管使社會總體福利水平提高的程度、使金融體系總體收入提高程度及使被監管機構收入提高水平三個方面。假定r(x)具有通常的收益函數的性質,即有。金融監管的總成本為c(x),又稱為成本曲線。金融監管成本包括金融監管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監管的行政成本和執行成本。間接成本包括監管可能帶來的道德風險、不公平競爭、阻礙金融創新等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同樣假定c(x)具有通常成本函數性質,dc(x)/dx>0,。則當預期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即MR=MC時,監管的預期凈收益n(x)=r(x)-c(x)達到最大,此時達到理想的監管狀態,監管強度則為理想的監管均衡強度x*,監管達到最佳效率水平。當監管強度低于理想監管均衡強度時,監管的預期凈收益隨監管強度的提高而增加;當監管強度高于理想監管均衡強度時,監管凈收益隨監管強度的提高而遞減。但是,這種監管均衡強度x*會隨著市場條件和金融深化程度的變化而改變,因此監管強度也會隨之在市場與監管不同層次間變化。如美國對對沖基金的監管,之前更多地強調收益而采取了完全行業自律的監督模式;而隨著對沖基金規模的急劇擴張,這種監管模式已經不能有效控制風險,因此危機后逐步向注冊及監督等更嚴格層次的監管遞進。
圖1 金融監管成本收益邊際分析
(二)成本有效性分析法。
成本—收益法最大的缺點在于監管成本、收益難以量化,一種替代的思路是進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其基本思路是:當無法確定某公共項目具體收益時,可用目標完成程度與付出成本之間的比例來分析。若能同樣有效地完成目標任務,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當然優于成本較高的方案;在監管成本相同的情況下,目標的完成程度越好,也就說明其有效程度越高。這種分析方法運用目標完成的程度(即監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監管的收益,避免了金融監管收益難以確定的缺陷。
二、危機后國際社會對金融監管范圍的反思
(一)危機反映金融監管范圍過窄問題。
此次金融危機顯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范圍設定明顯過于狹窄,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自由經濟主義主導下,對市場的過度信任和對政府作用的質疑。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帶來了自由主義理論的復興,以批判“金融壓抑”和主張“金融深化”理論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理論在管制還是自由的爭論中逐漸占據上風。監管當局因此盡可能縮小監管范圍,特別是放棄了對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產品的監管,是促成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1、監管制度范圍設計缺陷明顯。傳統審慎監管以最小化金融機構(及清算體系)失敗潛在的負外部性為中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對資本和流動性的最低要求、監管檢查、存款保險制度及類似金融安全網體系、監管者早期介入機制及對突發危機的應對機制等。在這種監管理念指導下,保護存款人利益、并防范存款人擠兌對銀行體系穩定性的破壞性影響是首要監管目標,因此傳統金融監管的主要對象是存款類金融機構。雖然一些準銀行機構,如投資銀行也接受一定程度的監管,但側重于對投資者的保護和交易的合規等方面,而不是審慎監管。因此,危機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監管范圍制度設計中,只對以零售客戶為主的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實施監管,對投資銀行、評級機構、貸款公司、共同基金等機構,不實施監管或只對其市場行為進行有限監 管。對商業銀行與保險機構,也只針對其經營行為進行監管,而對于它們的經營模式、激勵機制和產品,則基本不管。對于金融創新和衍生品可能產生的問題交由市場自身來解決(見圖2)。
圖2 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制度約束范圍
注:X2Y2為監管制度供給使監管制度范圍外延可能達到的均衡約束線,其外延由監管制度稀缺程度和邊際成本收益關系決定,理想狀態為邊際收益(MR)=邊際成本(MC)。下同。
2、大量系統重要性機構、市場和產品游離于監管體系外。大量游離于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產品、市場成為系統性風險的重要來源。例如,未納入監管范圍的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成為危機爆發的主要推手。“影子銀行體系”承擔了商業銀行的信用轉換功能,卻不屬于傳統商業銀行,包括結構投資工具、管道工具、對沖基金、私募股權等。2007年末,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總資產約為10萬億美元,與同期美國全部銀行體系總資產規模相當。場外衍生品市場也是本次金融危機導火索之一。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截至2008年6月,場外衍生品在外流通名義金額達684萬億美元,市值達20萬億美元。由于場外衍生品結構復雜,交易透明度低,金融監管缺位,最終給金融體系造成巨大損失,并引發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3、對系統重要性大型金融機構并表監管缺位。銀行控股公司多樣化經營所帶來的范圍經濟和潛在競爭造成了監管真空。在全球化和混業經營背景下,一些大型復雜金融機構經營業務覆蓋銀行、證券、保險、資產管理等多個領域,經營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組織架構日趨復雜,面臨較大的跨境經營和綜合經營風險。但相應的金融監管特別是并表監管卻嚴重缺位,主要表現為缺乏對大型復雜金融機構的公司架構、資產負債情況、風險及風險管理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尤其是對系統內的關聯風險、創新金融產品潛在風險特別是表外業務風險等沒有實施有效監管,導致系統性風險蔓延和失控。
4、監管范圍交界套利問題突出。金融危機表明,監管與未監管交界領域的大量監管套利行為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為規避監管,一些金融機構將一些高風險的金融產品從受監管領域轉移到監管標準較低甚至沒有監管的領域。監管范圍的局限、監管套利的驅動加上市場約束的失靈同時激發了過度金融創新,引發了證券化和其他衍生品的急劇擴張,并給金融體系造成了巨大的風險。
(二)國際社會分層次改進金融監管范圍的實踐。
目前,國際社會已經基本達成共識,要求擴大金融監管的范圍,并以強化審慎監管為重點,進一步厘清市場自律、注冊、監督及審慎監管不同層次的界線和組合,在設定更加合理有效的金融監管范圍同時,確保金融市場保持創新和發展,維持金融監管強度的均衡。目前正在積極推進的監管動議包括:
1、提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審慎監管程度和覆蓋面。按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提出了加強系統重要性機構監管的一攬子政策框架:一是減少系統重要性機構倒閉的可能性和沖擊,包括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附加資本要求、流動性要求以及法律和運營結構方面的監管要求。二是提高金融體系處置有問題機構的能力。相關政策旨在提高有序處理倒閉機構的能力,完善事前的危機應對機制、應急計劃、監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等。三是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市場。相關政策旨在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減少金融機構的相互關聯程度。2009年11月,FSB-BIS-IMF聯合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評估指引》,按照規模、關聯性和替代性三個方面評估系統重要性影響,并考慮業務復雜性和杠桿率等指標。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下設的宏觀審慎工作組正在評估對大型復雜銀行的監管安排。2008年10月,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正式提出建立全球統一的跨境保險集團監管標準,建立數據監控和分析工具,檢測跨境保險集團的系統性風險因素,并加強監管協調。
2、以注冊和行業自律為重點加強對沖基金監管。國際證監會組織等監管者正在通過立法制定統一的對沖基金和(或)對沖基金經理監管框架,包括強制注冊要求、持續監管、提供系統性風險信息以及監管者之間信息披露和交換;2010年了一系列相關文件,包括各國監管框架的評估、對沖基金管理人的最佳做法。監管當局正在協調相關工作,確保不同國家盡可能統一實施對沖基金監管。美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顧問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并提供他們交易和資產組合的相關信息,同時將聯邦管制的投資顧問的資產門檻從3000萬美元提升到1億美元。證券交易委員會將對這些基金進行定期的檢查,并每年向國會報告監管情況。“沃爾克原則”也提出限制銀行實體(包括存款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和子公司)發起或者投資于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的要求,包括規定銀行實體在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中的權益必須限制在基金所有權益的3%以內;銀行實體在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中的權益合計不能超過其自身一級資本的3%,且銀行實體不能從事與客戶服務無關的自營交易。
3、加強評級機構的外部市場監督約束。國際證監會組織了《信用評級機構行為基本準則》,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公布了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法規。國際證監會組織等監管者正在評估各國和地區性的立法建議是否符合國際證監會組織規定的原則和行為準則,以及立法建議的差異是否會使信用評級機構的合規義務相互沖突。
4、以監督為重點推進場外衍生品交易進入場內和信息透明化。2009年5月,國際證監會組織了場外衍生品的監管文件,主要內容:一是證券化市場的信息披露要求,交易鏈中的激勵機制,投資者的標準和盡職要求。二是信用違約掉期市場(CDS)的透明度、標準化、中央交易對手,以及國際合作等。目前國際上正在通過監管激勵推動場外衍生品交易進入場內。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2010年新標準,全面考慮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以及集中清算合約和提供擔保品的益處。支付與結算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組織將《合格中央交易對手的標準》,全球監管當局將采取協調行動監督并實施場外衍生品中央交易、對手方標準和交易托管國際標準。按照這些監管思路,美國已在推動場外衍生品進行場內交易、增加交易透明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監管要求。
三、我國金融監管范圍存在的問題
由于 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和制度設計的差異,我國金融監管范圍方面的問題既與發達國家有相似之處,也有自身的特點。在金融分業經營的情況下,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是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別負責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近年來,我國金融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工作取得較大進展,交叉性金融業務發展較快,金融體系內不同行業之間、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之間聯系日益加深,傳統的分業監管和機構監管模式面臨較大挑戰。在此背景下,金融監管范圍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覆蓋不足、監管范圍重疊交叉及監管標準不統一、不連續等問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范圍未能有效覆蓋的領域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見圖3)。
圖3 我國金融監管制度約束范圍
(一)各類金融控股公司。
目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還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團、光大集團、平安集團等;另一類是企業集團形成的金融股控公司,如海爾集團、山東泛海集團、東方實業集團等。雖然金融控股公司控股的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等子公司受到各自的行業監管,但在金融控股公司層面尚未建立統一的并表監管規則,缺乏整體監管要求。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層級多,組織架構復雜,公司治理不完善,關聯交易缺乏透明度,整體風險難以管控。
(二)銀行、證券、保險業務交叉滲透領域。
目前,隨著監管政策的調整,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的業務合作與滲透不斷加深。根據監管規定,商業銀行可以設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入股信托投資公司和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可以投資非上市銀行的股權和證券公司,還可設立或投資非金融類企業。在業務合作方面,銀行、證券、保險企業的業務合作不斷加強,如商業銀行開展基金托管和資產托管業務、基金銷售及保險等業務,保險公司參與證券市場業務以及跨銀行、保險兩個行業的銀保業務等。同時,銀行、證券、保險企業還通過相互交叉持股和購買對方發行的次級債,加強滲透。隨著銀行、證券、保險企業交叉持股和業務合作的不斷推進,風險傳染的途徑增多,金融體系的關聯度加強,容易形成監管空白和監管交叉重疊,帶來監管成本增加和效率降低,其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值得關注。
(三)投資于金融市場的私募基金、社保基金和補充養老保險基金。
私募基金根據具體投資范圍分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等。目前除了通過信托方式規范為陽光私募的基金,其他大多數私募基金處于監管空白地帶,且規模龐大,與金融機構和市場的聯系緊密,一旦出現重大不利政策或市場調整影響,容易帶來比較嚴重的金融系統性風險。社保基金和補充養老基金主要由各級社會保障部門管理,其投資金融市場的活動游離于規范的金融監管體系外。
(四)信用評級機構。
我國的信用評級機構尚處于發展起步階段,現有各類信用評級機構100家左右。在監管方面,缺乏一個對評級機構統一監管的部門,既沒有成立行業協會,進行統一管理,又沒有制定相應法規,統一標準規范業務活動,使信用評級的指標不統一,評估方法各異,既不利于我國信用評級市場的規范發展,也難以有效控制相關風險。
(五)網絡金融業務。
當前網絡金融業務,尤其是新興電子商務中的電子結算業務,如以“支付寶”、PayPal等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交易,手機銀行、電話銀行等發展較快,并形成了與銀行結算網絡緊密的聯系,使得金融監管面臨新的挑戰。目前,我國對網絡金融監管政策主要有《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網上證券交易委托管理暫行辦法》這兩個監管規定,對于網絡保險業務還沒有納入監管的范圍,對于第三方支付平臺交易等電子結算業務的監管還沒有納入議事日程。
(六)產權交易市場。
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各地方產權交易所,其初衷是為了規范國有產權交易和服務于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交易品種涉及企業股權、實物資產、知識產權、債權等。而隨著各類國有企業改制的逐步完成,產權交易市場向非國有企業進一步開放和向市場化推進的步伐也在加快。目前,各類產權交易所由各級地方政府主管,政府既是出資人,又是監管者,容易導致監管效率低下和道德風險。因此,對于產權交易市場,應盡早納入規范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監管體系,并明確履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市場監管部門。
四、政策建議
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監管范圍面臨的問題與其既有相似之處,也有自身面臨的特殊問題。因此,在金融監管范圍的調整中,既要借鑒國際社會的做法,也要充分考慮到我國金融發展和金融深化程度,區別監管層次推進監管范圍擴展,達到市場約束與政府監管的有機統一。同時,要探索建立金融監管范圍有效性分析識別的方法和機制,及時將一些應該納入而未納入監管范圍的金融機構、產品和市場,特別是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產品和市場,及時納入有效的監管體系。
(一)分層次調整監管范圍,減少監管真空和縫隙。
在審慎監管層面:一是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審慎監管制度。主要措施包括進一步完善大型金融集團的監管分工和合作,建立完善對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復雜金融機構的“主監管”和并表監管制度,研究制定交叉性金融業務標準、規范,減少監管真空和重疊。同時,在不同市場間的機構設置、業務限制、融資渠道等方面建立有效的防火墻制度。二是強化網絡金融監管。要完善現行金融監管法規,補充適用于網絡金融業務的相關法律條文。特別是加強對以“支付寶”等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等新興電子銀行經營模式以及手機銀行、電話銀行等的有效監管。
在注冊監管層面:重點是規范私募基金監管。借鑒國際經驗,明確對一定資產規模以上的私募股權基金、風險資本基金的注冊或備案要求,并對投資者和交易對手披露部分信息。同時,對于公募基金,也應建立基金注冊登記業務集中統一備份制度,改變目前基金公司自建注冊登記系統和委托中登公司注冊登記并行的現狀,以保障基金持有人的權益。
在強化監督和行業自律層面:一是將信用評級機構納入統一監管范圍。包括明確信用評級機構統一監管部門,完善統一監管制度標準,建立信用評級機構準入監管要求、業務許可制度、日常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退市”制度,有效 監督管理信用評級機構。二是將產權交易市場納入資本市場統一監管。改變產權市場游離于金融監管體系外的格局,將其納入統一的資本市場,由證券監管機構對其進行規范監督管理,并堅持與行業自律相結合,促進產權市場加快自身改造和市場化、規范化進程,推動中國證券市場與產權市場統一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
(二)加強金融監管協作,實現不同金融市場監管范圍無縫對接。
建立國務院層面的協調機制,加強銀行、證券、保險不同監管機構信息溝通和對系統性風險的監測、分析和評估,實現不同領域監管范圍無縫對接,并進一步完善監管聯席會議機制,明確不同監管當局的監管責任,實施有效的聯合監管等,形成防范系統性風險合力。同時,進一步增強與境外金融監管部門和國際組織間的協作,進一步完善雙邊基礎上建立的信息交換與保密、市場準入合作、跨境現場檢查協同、人員交流和培訓等工作機制。
論文關鍵詞:失效模式影響分析,綜合評價,離散型加工生產線
0引 言
針對企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資源多樣性和相關性,導致生產系統難以評價或評價結果不夠準確;國內外學者提出各種評價方法和控制手段。如Teng[3]提出基于FMEA的生產過程的控制,運用FMEA理論對生產制造過程中所涉及的零部件出現失效模式進行評價;Allen[4]提出生產設計階段利用FMEA和模糊數學方法進行管控, 將FMEA和模糊集理論應用到產品設計階段;門峰[8]提出模糊集理論與灰色關聯理論的FMEA方法,將FMEA和模糊集理論與灰色關聯理論運用到具體的鑄件產品中。郭銅修等[9]提出企業生產系統模糊評價方法,將模糊集理論運用到航空工業企業生產系統中的評價。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發現FMEA方法存在不足之處:(1)多因素評價時所得風險順序數不可靠,得到數值相近甚至相等。(2)系統評價過程中沒有考慮各因素在整體上影響程度,只是按著FMEA方法評價其各個因素;為了避免以上缺點而提出了基于FMEA離散型加工生產線的綜合評價。
1 FMEA離散型加工生產線的綜合評價研
1.1離散型加工生產線研究
從系統工程角度出發工商管理論文,離散型加工生產線的生產過程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輸入—轉換—輸出”系統,系統輸入就是一切需求資源或生產要素,經過有機的轉換過程,輸出特定產品或服務,這個轉換過程就是企業生產系統龍源期刊。一般將離散型生產線的構成要素劃分為[9]:
(1) 人力:人員技能、人力資源利用、人員情緒等。
(2) 物力:物料、半成品、產品、周轉箱、設備、儀器、文件資料、工具、工裝等。
(3) 環境:生產線現場的通道、地面及其標識,各類管線、門窗、墻面、通風、照明等。
(4) 信息:在制品數量、產品合格率或廢品率、生產計劃數量、生產成本、時間等。
從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各種構成要素中包括不同種因素,不同要素在不同企業生產線中影響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在企業生產線中影響程度也不同,所以對具體企業生產線進行評價時要考慮到這種特殊性。可以將生產線劃分為一級要素指標和二級因素指標,即考慮其層次性,生產線指標體系如圖1-1。這些因素控制存在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這種不確定因素在以前的評價系統中難以給予準確的數值。故障模式影響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Analysis ,FMEA)和模糊數學理論在這方面有著其他方法不可替代優勢。FMEA實施過程中主要是利用專家經驗和知識得到各因素失效模式的發生率(Occurrence-O)、嚴重度(Severity-S)、難檢度(Detectability-D),通過計算風險順序數(Risk PriorityNumber-RPN,RPN=)得出風險程度。其計算方法就是O、S、D三者乘積而得出其風險順序數,這樣導致不同失效模式得出相近甚至相同的RPN工商管理論文,但實際上這些相近甚至相同RPN的重要程度不同[10]。
圖1-1 生產線指標體系
通過以上分析,生產系統評價既要考慮它的要素和因素重要性,又要考慮各因素具體的情況,于是提出了基于FMEA離散型加工生產線的綜合評價方法。首先從系統的角度出發,利用專家知識和經驗填寫各層次指標的重要性表格,應用二元對比倒數法計算出相應權重。其次從局部的角度出發,應用FMEA理論對具體因素存在失效模式進行評價龍源期刊。最后為了考慮所有因素對生產系統的影響和避免專家的主觀因素,應采用模糊集和FMEA理論相結合的方法,即綜合評價方法,其過程如圖1-2。
圖1-2 綜合評價過程
1.2 FMEA模型簡介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是FMA(故障模式分析)和FEA(故障影響分析)的組合,是過程管理中的一項預防性分析工作,是一種用來評價系統的設計和生產過程或服務等所有可能發生的故障(問題、錯誤、風險和利害)的特殊關系[1]。其使用范圍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服務過程、機器設備等。
有效FME具有以下特色:可以降低制造過程中出現失效的風險;能識別與產品相關的制造失效模式;可分析所有顧客要求的產品特殊性;能評估失效對顧客造成的影響;能識別制造過程中潛在的失效原因,并據以降低失效發生率;能列出潛在失效模式的排序,并據以建立考慮采取矯正措施的優先級;能將制造或裝配過程的結果文件化。FMEA的實施過程如圖1-3。
圖1-3 FMEA實施過程
FMEA使用過程中要進行相關數據的實際調研和收集,識別產品或系統潛在失效模式中潛在失效后果、潛在原因、確認現行的檢測方法和控制手段工商管理論文,評價嚴重度、發生率、難檢度;直到所有失效模式評價完成,計算風險順序數,判斷風險順序數是否在可接受的水平。若風險順序數在不可接受水平內需要采取措施,通過持續改進直到達到可接受水平內才為止。
1.3綜合評價模型簡介
綜合評價模型如下:
B=A°R= A° (1-1)
模型中:A=一級指標權重, Ai,二級指標權重,為判定矩陣,上標°表示合成算子。
(1)權重的確立[6]
通過表1-1,利用二元對比倒數法得出各子系統相對權重。
表1-1因素比較表
定義
定義
1
Ai與Aj同等重要
2
Ai比Aj略微重要
3
Ai比Aj較為重要
4
Ai比Aj重要
5
Ai比Aj重要得多
6
Ai比Aj非常重要
7
Ai比Aj絕對重要
根據專家初始權重集W計算權重相似系數Sij ,得到相似矩陣S。
(1-5)
式中,Sij 專家i與專家j相似程度,需要進一步計算偏離程度L來剔除偏離程度大的專家評定權重
(1-6)
(1-7)
式中代表i專家評定因素權重與其他專家評定因素權重偏離程度,假如大于某一界值時,第i位專家意見加以剔除。實際運用中根據實際情況來設定界值L。
(3)評判矩陣的確定。一般采用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的隸屬度,本文采用改進的定性指標方法處理,即直接由多個專家對某個被評定因素的隸屬度做出估計,然后利用聚類分析的距離法中歐氏距離來剔除偏離程度比較大隸屬度。
(4)模糊綜合評價合成算子上標°確定[6]
根據本文特點選擇如下模型:
, j=1工商管理論文,2,3,…,m
該模型不僅考慮所有因素的影響,而且保留了所有單因素評價的全部信息。在運算時,并不對ai和rij施加上線限制,只需對ai歸一化處理,即。
2實例分析
對汽車前橋廠的轉向節加工生產線進行實際調研和相關數據的采集,發現其潛在失效模式,由專家、調研人員和從事多年此生產線管理的相關人員對各失效模式因子O、S、D進行評分,利用FMEA和綜合評價模型對轉向節生產線進行評價。
2.1 評價體系確定
通過實際調查和分析,本文從人力、物力、環境、信息綜合考慮設定4個一級評價指標及14個二級評價指標,所構成轉向節生產線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1。
表2-1轉向節生產線評價指標
轉向節生產線
人力()
人力資源利用(w11)
人員技能(w12)
物力()
外圓尺寸和精度(w21)
螺紋底孔中心孔(w22)
防護裝置(w23)
設備(w24)
文件資料(w25)
環境()
機器及其地面清潔(w31)
作業現場通風、照明(w32)
各類線路布置、著色(w33)
門窗、墻壁完好性(w34)
信息()
在制品數量(w41)
論文關鍵詞:環境成本,核算,障礙,對策
一、企業環境成本核算的重要意義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步入了快速發展軌道,但是,資源環境也日益受到破壞。強化企業環境成本核算與控制對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1 是社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環境為企業提供了生產的資源,同時環境質量的優劣又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離開了生態環境系統的支持,社會經濟活動將無法進行。社會經濟在發展中創造大量財富,同時又使生態環境系統發生結構和質量變化。可持續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生態環境和資源儲備三者間尋求發展的均衡,它以“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為原則⑴。進行環境成本核算,以環境成本為尺度對生態環境系統進行補償是社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2 是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需要
合理準確地核算環境成本是對其進行有效控制的基礎。確認環境成本核算范圍,對其進行計量,形成成本報告,從而進行嚴格控制是環環相扣的過程。企業主動追求生態效益,獲取綠色比較優勢,是企業順應綠色潮流,擴大出口,參與國際競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途徑。環境成本核算不能單純以降低環境成本來獲取“成本比較優勢”成本管理論文,亦不能僅僅為了獲取“綠色比較優勢”而制定過高的環境標準,應當權衡分析二者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最終實現的是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3 是彌補傳統成本理論缺陷、完善環境成本理論的需要
傳統的成本理論只反映生產中的直接消耗,反映能夠以貨幣計量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耗費,而環境的消耗破壞沒有計入成本。這不僅導致了利潤的虛增和稅收的虛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導向企業注重短期利益、用犧牲環境和透支未來以換取經濟的增長⑵。環境成本理論認為,環境資源是稀缺的,理應賦予一定價值并進行損耗補償。將環境成本理論補充到傳統成本理論中,使商品的市場價值較為準確地反映由于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資源環境的代價,有償開發使用環境資源將會使資金的流向集中到環境成本較低的方向。
二、企業實施環境成本核算的障礙分析
我國實施環境成本核算己經具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實施環境成本核算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迫切,但我國的壞境成本會計實踐還非常少,當前我國還存在諸多障礙,制約了環境成本會計在我國的發展與實踐。
1 觀念障礙
(1)地方政府官員錯誤的政績觀與發展觀
“唯GDP論英雄”是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的指導思想,綠色GDP沒有獲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綠色GDP作為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需要有微觀的企業環境會計核算作為基礎⑶。不少地方政府官員認為,經濟發展不上去,餓著肚子談環保就是一句空話,先污染后治理,已經被西方國家反復論證了許多年,要發展工業都逃不過這一劫。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2)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忽視環境生態效益
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經濟組織,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成本越低,利潤就越大。而如果企業考慮環境成本的話,總成本就會提高,利潤就會降低,企業的經營者當然不愿意考慮環境成本了。企業經營者為了保證經營業績實現,企業的經營者可能也會忽視環境問題。
對實施環境會計核算也缺乏動力。
2 制度障礙
(1)環境資源市場尚未建立
環境資源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就要通過環境資源市場配置于最能發揮其作用的行業。環境資源市場的建立,將為企業獲取環境資源提供了最佳場所和途徑,同時也為以成本和價值為確認和計量對象的環境會計的推行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環境資源市場,這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是格格不入的成本管理論文,這不僅有礙于全社會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不利于環境成本核算的有效實施。
(2)環境(成本)會計法律制度還不健全
我國開展環境成本核算的研究起步比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引進環境會計理論。90年代,我國逐漸開展了對“綠色GDP”的研究,進而延伸至環境(成本)會計理論與方法。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財務通則、行業會計制度、財務制度以及中國證監會的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執行的信息披露規則和準則,總體看來,這些法規對環境成本問題基本上沒有涉及。
3 技術障礙
(1)環境成本的確認障礙
會計核算系統的首要問題是會計確認問題。環境成本基本確認標準可以參考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第5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基本確認標準的描述,如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等。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要素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很難借鑒。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環境會計準則》,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法律法規也不很很完善,全國范圍內只有廢水、廢氣排放物等幾項國家標準,雖然有關部委己下達通知要求盡快制定有關環境資源的規章制度,推進“三綠工程”,但這與環境成本核算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環境成本要素的確認具體標準就是缺失的。
(2)環境成本的計量障礙
會計計量是根據被計量對象的計量屬性,選擇運用一定的計量基礎和計量方法對符合會計要素的事項進行貨幣量化的過程,其目的是確保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計量屬性和計量單位的選擇取決于外部經濟環境、人們對會計計量作用的認識程度、經濟管理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以及計量技術手段的發展等條件⑷。在環境會計中,由于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不能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因此也就沒有市場交易價格,所以,單純以交易價格為前提就不能作為環境會計計量屬性。目前環境成本計量的方法有歷史成本法、防護費用法、恢復費用法、法院裁定法、比例法等等。由于環境成本計價方法多種多樣,計量對象的多變性也使得在計量方法的選擇上有時會帶有較強的主觀性。
(3)環境成本報告的障礙
環境成本披露的模式和內容的不確定形成了環境成本報告的障礙。環境成本報告的模式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是環境成本信息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披露,另一種則是編制環境成本報表或者環境成本報告書的方式單獨披露環境會計信息。對于這兩種披露模式的選擇和設計,目前會計界還存在許多爭議,尚未達成共識。就內容而言,不論哪種形式,應包含哪些項目,哪些是必須披露項目,哪些是選擇披露項目,也未形成統一的標準。
三、加強企業環境成本核算的建議
1 對政府官員加強科學的政績觀和發展觀教育
科學的政績觀就是既要看政績給眼前帶來的變化,又要看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影響,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后人的評判,其實質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標準評價政績,對社會和歷史負責。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成本管理論文,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
2 對企業的管理者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觀教育
社會責任觀是以社會為著眼點,企業的目標除了追求經濟利益外,還應盡可能地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企業不能因為片面強調社會責任而忽視經濟責任,企業也不能因為片面強調經濟責任而忽視、逃避社會責任。2000年全球18個跨國公司制定了“社會約束”的生產守則(即社會責任標準),其中保護環境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中國企業要進入世界經濟市場并和國外企業經營接軌,就必須在理性共識的基礎上認同該標準所體現的核心理念,并積極參與其中,從而,應對全球范圍內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所帶來的挑戰。
3 充分發揮資源市場的調節作用
政府應抓緊建立健全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資源市場,徹底改變傳統的環境資源使用模式,優化環境資源配置。健全的環境資源市場,可以促使環境資源配置于社會最急需又適合的行業和部門,最大限度地發揮環境資源的價值,促使環境資源自身價值的完全實現和社會價值的增值,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 加強和完善環境會計立法
環境成本核算是環境會計的主要內容之一。要實施環境會計核算,必須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環境會計的地位和作用,使環境會計有法可依,使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借鑒丹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應該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將環境會計核算和監督列入《會計法》,以法律形式確定環境會計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制定環境會計準則,將涉及環境的內容列入會計要素,擴充報表體系。第三,設立環境會計制度,即依據會計準則所規定的有關環境原則設計會計制度,使環境會計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5 明確環境成本的確認標準,合理計量環境成本
環境成本是依照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包括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環境保護維持成本、環境保護發展成本等。從環境經濟學角度把環境成本分為外部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和內部環境成本(私人成本)⑸。
環境成本的計量單位不能僅限于貨幣,必要時可用非貨幣比,如實物來計量;環境成本的計量基礎既可以用傳統的歷史成本,還可以用機會成本、邊際成本、替代成本、公允價值等;其計量方法要考慮環境資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非交易性等特點。環境成本由于所涉及的內容復雜,其不確定性更為突出成本管理論文,因而要做到絕對精確是比較困難的。環境成本的數據雖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排除它對決策的有用性。隨著計量技術的發展,隨著它反映和控制的內容性質界定越來越清晰,它提供的信息將會越來越精確。
6 完善環境成本信息披露模式
環境成本信息批露宜采用編制壞境會計報表或者環境成本報告書的方式單獨披露環境成本信息,而不是環境成本信息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披露的方式。如果采用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方式披露環境信息,可能會出現有些企業利用環境信息調整企業利潤,以達到避稅或者上市等目的,而且環境信息和財務信息合并報送容易引起混亂,導致報表使用者對財務會計信息的錯誤理解。
四、結束語
我們對企業環境成本的研究,分析環境成本核算存在的各種主觀、客觀障礙,提出各方面的解決對策,就在于要引導、監督企業自覺地保護環境,減少污染,培養企業環保意識,通過對環境成本形成過程中各因素的控制,合理利用資源、減少資源耗量、減少廢棄物排放量,進而減少環境成本,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企業發展與環境效益之間的關系,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環境效益的雙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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