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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計算思維;中醫藥;信息技術;教學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4-0265-01
目前,計算機技術已成為中醫藥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大學高年級以及到研究生階段都有對計算機使用的較高要求,如醫學統計、循癥醫學、醫學彩色圖像處理等研究,都需要學生具備較高的計算機能力。醫藥類院校的公共基礎必修課程以培養醫學本科生的計算機素質和計算機應用能力為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在如何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上做以思考。
1.研究目的
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行業信息化建設成果顯著,“二甲”以上的醫院大都普及了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醫院信息系統),同時還有如PACS(Picture Archiving & Communication System,醫學影像的存儲和傳輸系統)等應用軟件。這些軟件的使用不僅規范了醫療工作者的工作,提高了效率,系統中存在的大量數據更是蘊含著豐富的有價值的信息。如患者病歷、檢驗記錄等,通過這些信息科研資源,醫生可以對病例數據進行篩選和分析,為臨床診斷和科研提供研究基礎。這些信息的挖掘使用,沒有計算機知識的支撐顯然是不行的。
其次,由于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和交叉學科的迅速興起,計算機科學在醫學領域的應用日益廣泛,重要性日益凸顯。例如,在醫藥研究領域,利用計算機研究藥物在人體內的吸收、運轉、代謝和排泄情況并從中總結藥物規律,延伸出藥物動力學這一學科,便是計算機與醫學相結合的產物。在基礎醫學科研中,幾乎所有基礎醫學方面的深入研究都離不開計算機的幫助,尤其是在量化分析上,計算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在醫學輔助教育領域,計算機技術亦得到廣泛應用,例如,教師利用計算機模擬一些醫學場景,在課堂上就可以向學生生動地再現醫療全過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質量。
計算機基礎教學是培養大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也是培養復合型創新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計算思維,是指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進行問題求解、系統設計以及人類行為理解的思維活動[2]。計算思維反映了計算機學科的本質特征和解決問題的核心方法,將“計算思維能力培養”作為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的核心內容,以提高學生的信息素養和創新能力。
2.國內外研究現狀
目前,大多數醫學院校開設的計算機基礎課程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介紹計算機的基礎知識和Office或WPS辦公軟件的使用;第二個層次是“Visual Basic 6.0程序設計”或“Visual FoxPro程序設計”課程,通過學習一門程序設計語言,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編程能力,是在計算機基礎上的一個提升。另外,作為輔助,有的學校還會為學生開設“網頁設計”“Flash”“C語言程序設計”等選修課。
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滿足社會對復合型醫學人才的需求,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程的教學內容一直在不斷地更新和調整。高校非計算機專業計算機基礎課程的開設先后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變革。第一次是在1997年,教育部高教司了《加強非計算機專業計算機基礎教學工作的幾點意見》(155號文件),確立了計算機基礎教學的“計算機文化基礎-計算機技術基礎-計算機應用基礎”3個層次的課程體系,同時規劃了“計算機文化基礎”“程序設計語言”“計算機軟件技術基礎”“計算機硬件技術基礎”和“數據庫應用基礎”等5門課程,提出了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的改革要求,建立了計算機基礎教學歸口領導的教學組織,提出了加強教學條件建設的建議。這次改革確立了計算機基礎課程的地位,并對課程體系作了規范[1]。
第二次重要改革始于2004年,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計算機基礎教學的意見暨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中,明確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計算機基礎教學的若干建議,確立了“4領域×3層次”計算機基礎教學內容知識結構的總體構架,構建了“1+X”的課程設置方案,并將“大學計算機基礎”作為計算機學習的入門課程。此項改革促使計算機基礎教學不斷向科學、規范、成熟的方向發展[3]。
第三次改革,即基于計算思維的大學計算機基礎教學改革。計算思維是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周以真教授于2006年3月提出的全新理念,她指出,計算思維是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進行問題求解、系統設計、以及人類行為理解等涵蓋計算機科學之廣度的一系列思維活動[4]。正是這一理念引導了計算機科學教學領域的一場革命,大學計算機教學將發生本質的變化。
“計算思維”一經推出,國內外計算機界、社會學界以及哲學界的廣大專家學者,就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與探討。美國計算機協會(ACM)要求“計算思維”的概念及其本質加入到“計算機導論”課程中[5]。美國國家計算機科學技術教師協會(CSTA)了名為《計算思維:一個所有課堂問題解決的工具》的報告,詳細敘述了什么是計算思維,并得到微軟公司的大力支持[6]。2009年,我國的《高等學校計算機基礎教學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暨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基本要求》提出了計算機基礎教學需達到的4項能力要求:“對計算機的認知能力、應用計算機解決問題的能力、基于網絡的學習能力、依托信息技術的共處能力”[7]。2010年,九校聯盟計算機基礎教學發展戰略聯盟聯合聲明指出:“計算機基礎是培養大學生者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培養復合型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計算思維能力培養是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的核心任務,現今教學改革的重心是加強計算思維能力培養為核心的計算機基礎課程建設,以此進一步確定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的基礎地位和師資隊伍的建設”[8]。
3.結語
醫學生學習計算機知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卻不得不面對一個嚴峻的現實,即隨著科學的進步和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的開展,“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程倍受爭議,諸如“非計算機類專業的大學生還要不要開設計算機基礎教育課程”“大學計算機基礎到底要教授學生什么內容”等問題被提了出來,甚至有取消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的論調出現。中醫院校大學計算機基礎教學改革迫在眉睫。
一是要通過建立科學的課程架構,對教學的各個環節如何融入計算思維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二是要通過教學實踐,不斷完善課程體系。三是要通過師生角色定位、教學資源,強調教學內容實用性等方面摸索教學過程中如何培養學生計算思維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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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國良,董榮勝. 計算思維與大學計算機基礎教育[J]. 中國大學教學, 2011(1):9.
[6] Philips P.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 problem-solving tool for every classroom [EB/OI]. http:///Resources/sub/R sourceFiles/ComputationalThinking.pdf. 2008.
[7] 教育部高等學校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指導委員會.高等學校計算機基礎教學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暨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基本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8] 馮博琴.九校聯盟(C9)計算機基礎教學發展戰略聯合聲明[J].中國大學教學,2010(9).
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指出,健康中國信息服務行動將被列為優先行動。早前,國家衛計委也連續了《電子病歷共享文檔規范》、《電子病歷與醫院信息平臺標準符合性測試規范》、《電子健康檔案與區域衛生信息平臺標準符合性測試規范》三個關于醫療信息化的標準規范,并明確指出標準規范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醫療信息化在這之前也已經推行了很久。電子病歷從2007年開始提出,如今已十年。然而現在醫院的電子病歷、電子健康檔案的設立,是否真正有人使用,是否真正解決人民健康問題,是否能提升醫療服務質量,依然存疑。
從應用看:服務還是被服務?
2017年了,粗粗一算,電子病歷已經推行了十年。然而在這歲末年初,醫生們似乎仍然面對來自醫院與科室的壓力,又到了苦口婆心地對患者說“某某沒有了,您換家醫院看看”的時候;也到了翻遍全年電子病歷卻發現沒有足夠的有效數據支持研究的時候――醫保運行,真的應該是這個樣子嗎?電子病歷,難道不能更有用嗎?
臨床一線積累下的各種醫療大數據,到底有什么用?
適應機器,還是機器適應你?
聽上去很美好的電子病歷,一直都被寄予著減輕醫生負擔、方便患者就醫的厚望。然而,不論是醫院自建還是購買,電子病歷系統最后通常都難逃被醫生厭棄的命運:要么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錄入數據,要么就是充滿了隨手復制粘貼的過往病歷,讓醫生在真正需要調取查詢病歷時束手無策。
于是,初衷本是詳細記錄診療過程的電子病歷,反而被醫生們一眼看穿:這些填不完的表單、反復彈出的對話框、難以實現的信息共享,與其說是方便醫生,不如說是在幫助相關部門不斷完善監管手段。
那么,你有沒有產生過這種疑問:究竟是電子病歷在服務你?還是你在服務電子病歷?
事實上,醫生們的典型工作流程,并沒有那么依賴電腦。大多數醫生,還是更習慣于口述、在紙上寫幾行筆記這些做法。而電子病歷中,如果只包含患者的部分數據,卻對案例備注、掃描文檔和珍貴的醫生筆記視而不見,顯然是巨大的浪費。
電子病歷,應該是什么樣?
在電子病歷發展上先試先行的美國,更早地意識到大量醫療記錄沒有被獲取或開發這一問題。 Apixio 研發總監Vishnu Vyas曾表示:在醫療領域中,非結構化數據的數量是結構化數據的10倍。而且我們發現,真正的價值蘊藏在非結構化數據中。
事實上,現在醫療行業中,一些最具影響力的大數據用戶的重心,已不是如何獲取更多數據,而是怎樣深入分析現有的數據。
一方面,要尊重醫生的工作習慣,不強迫他們使用計算機語言與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又能將其診斷記錄、臨床案例備注這些非數字化數據與電子病歷結合,實現順暢地讀取與索引,進而支持醫療決策――這才是數據驅動技術真正酷炫的地方。
Apixio能做到這點。Vyas表示:借助極其強大的大數據分析平臺,我們可以分析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甚至能夠解答以前想象不出的問題。
而Vyas口中極其強大的大數據分析平臺,背后正是來自英特爾技術強有力的支持。
Apixio的許多工作負載都屬于計算密集型,對計算和內存有非常苛刻的需求。基于英特爾至強處理器的服務,倚靠英特爾出色的性能和吞吐量、大量內核與線程、大容量內存,及迅捷的響應性能,才得以保障這些海量數據的處理與支持。
你幫助機器,還是機器幫助你?
醫保是另一個讓人頭疼的話題。患者嫌起付線高、報銷比例低、醫保目錄窄;醫療機構則在總額控制下小心翼翼;人社部門怕基金池穿底,對入選醫保的目錄和報銷比例慎之又慎。這些都導致醫保在有效管控成本和風險方面,探索和進步都太局限。
美國同樣面臨這一問題。
美國的診斷編碼和操作編碼均使用ICD-9-CM,編碼系統是風險管理的關鍵要素,直接影響著臨床決策、醫療服務優化、結果評估和賠償等方方面面。
但在實際中,一項由Apixio發起的調查研究發現,超過60%的關鍵臨床信息在電子病歷的編碼層丟失。此外,在電子病歷結構化問題的清單中,有30%~50%的信息是偽造的。這些充斥在診斷編碼中的大量錯誤和遺漏,對患者、醫療機構和保險支付方而言,都是重大的基礎性毀滅。
作為醫生和醫療機構的決策者,往往會產生無力感:臨床一線積累下的大量珍貴數據,何時能反哺臨床實際問題?
對此,Apixio針對結構化和非結構化醫療數據的處理能力,有相當大的價值空間。其不但迅速提升了圖表審查流程的效率,實現自動化審查,而且還幫助提升了病歷的完整性,并從病歷大數據中發現以前未編碼的病情,不斷補充完善編碼系統,最終使每位患者獲得更精準的風險評分。
隨著美國Medicare向價值導向型醫護服務的演變,Scripps健康計劃服務合規性與性能改進總監 Linda Pantovic表示,Apixio這種將非結構化數據進行結構化的處理,有助于醫生和醫療機構更準確地評估系統運行狀況,進而實施預防性更強的護理,并了解其如何影響治療效果。
由此,醫療信息更加透明,醫生、醫保方,甚至患者,都能根據完整的病歷,準確了解真實的病情,從而更好地把控風險,做出最佳決策。
而帶動并激活這些不斷增長的醫療大數據,將使這些敏感數據在安全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應用,以滿足醫療分析的多重要求。
從發展看:電子病歷難以完全覆蓋紙質
概念是不清晰的
2007年之初,電子病歷的概念都還不清晰。近年來,電子病歷是醫院信息化建設和議論的熱點問題,由于各種不同原因,對電子病歷的認識不盡相同。
時任總醫院計算機室應用開發組組長薛萬國說,目前,國內在電子病歷的概念上沒有形成一致的共識。從概念上講范圍較廣,從EMR(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電子醫療記錄)、EPR(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電子病人記錄)到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電子健康記錄)。概念上的模糊對電子病歷的建設思路和電子病歷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此,理清電子病歷的概念對于醫院信息化建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對“電子病歷”一詞,不同的人在理解上確實有很大差別。理解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來自于人們是在對傳統紙張病歷認識的基礎上,對電子病歷字面上的“演繹”。這種理解上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對病歷內容認識的不同和對電子病歷系統功能的認識不同兩個方面。另外,國外對電子病歷有不同的叫法,如:電子醫療記錄、電子病人記錄、電子健康記錄等,分別強調了不同的內涵。而國內僅使用“電子病歷”一詞,比較籠統,在幾個概念之間沒有直接的區分,當人們在不同的背景下討論電子病歷時,雖指的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使用的是同一術語,這也是認識上不一致的原因。病歷電子化概念更多的是指紙張病歷實物的電子化,包括掃描等,有時也有人稱其為電子病歷。
在醫院內部,電子病歷的內容包括紙張病歷的所有信息。電子病歷不僅指靜態病歷信息,還包括提供的相關服務。電子病歷系統是支持電子病歷的一套軟硬件系統,它能實現病人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儲、傳輸、服務。實現電子病歷就要實現電子病歷系統。這里講的電子病歷實質上是整個醫院以病人為中心的計算機信息化。其意義絕不限于病歷本身的管理,無論是臨床醫生通過計算機記錄病歷還是采用掃描技術將紙張病歷存入光盤管理的病歷管理系統,都不是上述意義上的電子病歷系統。
電子病歷可以分為幾個發展階段來更準確地界定其概念。在臨床信息系統發展階段,電子病歷的內容還不完善,此階段的電子病歷可以稱作電子醫療記錄,包括:電子處方、電子檢查報告、電子病程記錄等。在醫院內部病人信息集成階段,所有的電子醫療記錄以病人為中心集成到一起,此階段的電子病歷可以稱作電子病人記錄。在區域醫療信息共享階段,患者在各個醫療機構的醫療記錄被集成到一起,加上健康檔案,此階段的電子病歷可以稱作電子健康記錄。
從技術發展和應用內容上看,電子病歷應具備三個內涵:一是包含了病人的完整信息并能進行共享;二是能提供醫療提示和報警;三是能提供資料庫支持。電子病歷的目標和意義從目前來說并不在于要取代紙張病歷。電子病歷技術能帶來的核心價值是實現醫療信息共享,就是將以前以t院為單位的封閉的醫療診斷信息通過網絡實現不同醫療機構之間的共享,從而更有效地利用現有的醫療資源。醫療診斷信息如果能夠在不同醫院之間、不同地區的醫療機構之間、不同國家的醫療機構之間實現共享,這不僅對于個人的醫療有極大幫助,并且將對公共衛生和醫學科研帶來巨大收益。通過這些信息的挖掘和運用,將對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常見病、流行病防治起到重要的監測作用。
實現時間是很長的
完整的電子病歷系統在技術上是非常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它是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而不斷完善的一個長期過程。建立電子病歷系統的主要難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各類醫療信息的表達模型的設計與實施。病歷是一個人的健康歷史。它包含的內容種類很多:如首頁、醫囑、病程記錄、各種檢查檢驗結果、手術記錄、護理信息等等。這些信息產生于各個就診環節或多個不同的系統中。其中既有數據庫方式存儲,也有文件方式存儲。不同的系統對于醫療信息的結構化程度不一樣。要將這些信息按照類別及發生的時間順序有機地組織為一個整體,需要建立廣泛適應的電子病歷描述結構或者數據模型,這是電子病歷系統的基礎。盡管現在已經有HL7的CDA等模型出現,但由于其對醫療文檔描述的結構化伸縮性較大,在具體實施時面臨多個廠商的系統,要將其信息統一轉換為CDA表示,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是病歷信息的結構化錄入與處理。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病種、不同的檢查需要記錄的醫療文檔的內容結構變化很大。這對信息錄入以及之后的統計分析處理帶來較大困難。在電子病歷實施中,不大可能針對每一類文檔開發一套軟件。理想的方法是,能夠提供一種支持自定義結構的錄入工具,由醫護人員根據各自的需要定義錄入的內容并支持在自定義結構上的檢索統計服務。
三是病歷信息的集成及管理方法。病歷的集成涉及內容上的集成和時間上的集成。內容上的集成要實現把來自于各個業務系統的信息接收并轉換為統一的結構來表示和管理,這需要建立統一的集成和管理平臺。時間上的集成是指能把病人的歷史信息集成到一起。由于隨時間的變化,病歷內容的結構可能發生改變,集成方法必須能兼容這些結構。同時歷史信息的存儲管理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是病歷信息的安全機制。病歷是已執行的病人醫療過程的記錄,也是將要執行的醫療操作的依據;病歷內容具有法律效力;病人信息還是病人個人的隱私。因此使用電子病歷系統必須要建立一套安全機制。這一機制要覆蓋病人信息不同表示形式的各組成部分,要控制到具體的病人,以便閱讀,同時對一些重要的操作要進行追蹤記錄。
五是各類醫學知識庫的建立與智能化應用。醫學知識庫的建立是一項龐大的基礎工程,需要各專業的醫學專家參與收集、整理,并要建立適當的表達結構。國內在這方面的投入還非常少。如何把醫學知識庫與臨床應用結合起來提供智能化的服務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六是不斷完善醫生工作站系統。醫生工作站是電子病歷服務功能的集中體現。在信息錄入方面,要開發更為方便高效的錄入手段,使醫生不再認為錄入是一項額外負擔,并且能滿足醫生隨需改變錄入界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信息的靈活展現是電子病歷的一大優勢。提供符合臨床需要的、一體化的、更加直觀的、圖形化的病歷展現界面是醫生工作站追求的另一目標。
七是病歷數據交換標準與方法。電了病歷的目標之一是院際間病歷信息交換。為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制訂院際病歷信息交換格式;提供轉換手段,可以將病歷信息轉換為標準的交換格式在網絡上傳輸或存入可移動媒體,反之亦然。與上述工作相關的是需要制訂一系列的標準和規范。
從發展上看,電子病歷的實現將需要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在一段時間內,還難以從內容上完全覆蓋紙張病歷。從法律上,紙張病歷具有法律效力,而電子病歷在當前還不具備法律效力。從形式上,紙張病歷是有形的,而電子病歷是無形的,它能夠以各種有形的形式出現,包括能夠生成有形的紙張病歷。因此,在電子病歷完全實現之前,電子病歷將與紙張病歷并存。
從國外看國內電子病歷:所缺仍多
國外電子病歷怎么樣了?
在發達國家,像美國、日本許多大學、研究機構、廠商紛紛投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與此相關,也成立了各種民間的和政府的標準化機構開展這方面的標準制訂工作,政府部門也積極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采取各種行動推動電子病歷的發展。
1960年,以美國麻省總醫院為代表,開發門診電子病歷并投入使用。
1991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發表了題為“電子病歷是醫療保健的基本技術”的研究報告,總結了40年來實現病歷記錄計算機化的經驗,全面論述了電子病歷發展的各個方面,提出了推動電子病歷的多項建議。
1993年9月,在法國馬塞召開首次健康卡系統國際會議,研究該系統應用及發展等問題。
1994年,西門子公司推出了多媒體電子病歷記錄系統。
1995年,日本厚生省成立了電子病歷開發委員會,當年度投入2.9億日元用于開發電子病歷系統。
2004年,美國總統布什在眾議院的年度國情咨文中,要求在10年內確保絕大多數美國人擁有共享的電子病歷,還準備以此為基礎,建立國家健康信息體系,據研究人員測算,預計在未來10年內需投入2760億美元。2003年,美國13%的醫院使用電子病歷系統,到2004年底增加到19%。
2005年春,英國政府簽署了全球最大一筆民用信息技術采購訂單,這筆為期10年、價值64億英鎊的合同旨在促進醫療衛生信息化,投入重點在電子病歷、網上預約及網上處方等方面。
另外,荷蘭醫療衛生主管部門也建立了全國醫院電子病歷的接口平臺,通過這個集成平臺形成荷蘭全國的國家轉接點(National Switching Point),該項目是為了要讓荷蘭的各醫療組織之間能夠安全保密的快速交換病人信息。該項目被認為是動脈工程,是全國信息框架的結構基礎。建成后的這個集成的信息系統(EPR/EHR),使得t療衛生專家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能訪問到病人的醫療信息。
在電子病歷的研究方面,上述這些國家已經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把電子病歷作為一個重點課題來研究,組織相關的醫療單位進行實施和普及。如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醫學分校利用電子病歷預測早期心臟病人的死亡率,匹茲堡大學醫學分校用計算機化的電子病歷MDss系統研究醫囑處方的準確性,波士頓電子病歷協會研究通過Intelnet傳輸急救病人的電子病歷問題。
日本東京大橋婦產科醫院已通過醫院局域網的客戶/服務器系統實現了門診病人的電子病歷管理。日本醫院信息管理系統協會(JAHIS)正在致力于電子病歷的安全性研究。英國已將電子病歷IC卡應用于孕婦孕期信息記錄、產程記錄及跟蹤觀察。荷蘭阿姆斯特丹醫學中心對腎病患者和器官移植病人使用電子病歷卡記錄病人透析情況,而且,病人可持卡異地透析。
世界各國對電子病歷建設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通過電子病歷實現關鍵醫療信息的共享,已經成為醫療衛生業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成為了醫院信息化的核心。
對比中美兩國,一窺差距所在
1.醫藥處方的信息閉環尚待形成
2016年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醫療差錯已經成為僅次于心臟病和癌癥的第三大死因。HIMSS Analytics的全球副總裁 John Daniels認為“最常見的醫療差錯就是處方和用藥差錯。”
為避免流程差錯,保障患者安全,近年來,美國醫療系統中的服務提供方、醫藥產業和保險業之間已經形成了以二維碼為中心的數字化信息閉環。
在藥品生產包裝過程中,廠商按照單元劑量將藥品打上二維碼,便于其跟蹤記錄。極大降低了藥品配送過程的差錯率。
在藥品分發環節,醫生給患者開具處方之后,通過二維碼,患者和其用藥信息也被連接起來。通過掃描二維碼,診所或藥房的藥劑師可以在系統中立即獲得處方信息,達到精準配藥。
反觀中國,大多數醫院的信息系統仍然以醫院業務為中心,即使在醫院內部,大量用藥信息仍然通過紙質處方記錄,患者須自己帶著處方奔走于醫院的診療室、劃價處和配藥處,大量處方單和患者需要人工匹配。這不但增加了患者的時間成本,也增加了藥品錯配的風險。
2.醫院信息系統平臺缺乏整合
John Daniels認為,中國的醫療信息孤島不僅體現在宏觀的區域之間、醫院之間,還存在于醫院內部的不同業務和支持系統之間。雖然目前,大多數中國的醫院已經圍繞不同業務建立了HIS(醫院信息系統),PACS(醫學影像存檔與通信系統),LIS(實驗室信息管理系統),RIS(放射信息管理系統),EMR(電子病歷)等信息系統,但建立這些系統的廠商各不相同,系統間缺乏兼容性和整合性。
今天中國的醫療信息化發展像極了十年前的美國,醫院的業務系統不是以患者為中心,也沒有以真正的使用者――醫生為中心。因此,對于醫生來說,現階段,醫療信息化帶給他們的不是更多便利,而是更多繁瑣的工作。他們不僅要手動錄入大量電子病歷信息、醫囑等,還需要在不同業務系統的界面之間相互切換。
醫生需要的是各業務系統間無縫連接的、一站式的、個性化的工作平臺。實際上,現在大多數美國的醫院已經建成了平臺化的業務操作系統,醫生在同一個界面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查看患者的病歷、醫囑、檢驗檢查和影像等信息。有的醫院甚至已經實現了臨床決策支持系統的植入―― 一鍵式的臨床決策支持系統,讓醫生得以在工作站中快速獲得診療推薦方案,極大提高了醫生工作效率。
3.電子病歷不具有法律效力
相對美國,中國欠缺在法律上對電子病歷的明確界定。1996年,克林頓政府簽署了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法案。AMA(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國醫學會)前主席Robert Wah表示,該法案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是定義和劃清電子健康數據的界限,為電子健康數據交換奠定了基礎,第二個是保護個人電子健康信息的隱私安全。正是HIPAA的明確界定,很大程度上掃清了醫院和保險公司等機構之間交換患者電子病歷的障礙,讓信息交換變得無紙化、快速和便捷。
而在John Daniels看來,電子病歷在中國推廣的一大瓶頸,還在于其尚未確定的法律地位。2010年,美國對《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行了修訂,加入了電子證據開啟條款,EHR(個人健康檔案)中的電子文檔或記錄和紙質病歷一樣,都可以作為法律訴訟的證據。
反觀中國,大多數醫療機構的電子病歷尚不具備法律原件證據資格。實現電子病歷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是其作為證據的三個必要條件。
目前,由于我國醫療信息化啟動晚,電子病歷真實性難以保障等問題,具有明確法律效力的還是紙質病歷。大多數時候,患者甚至無法獲取自己的病歷。只有當醫療糾紛發生,患者和醫院需要對簿公堂的時候,醫院才會把病歷打印出來,以紙質病歷作為法律證據。
實際上,復印病歷相當耗費人力財力和物力。患者申請復印病歷前須填寫申請表、通過醫務科審批,還要到病案室辦理相關手續。一項對9所醫院患者的調查顯示,2012年,67.1%的患者復印病歷需要2天或以上時間,69.4%感覺復印病歷時間久,70%認為醫院復印服務質量不高。
4.人為因素和商業競爭阻礙信息共享
在Robert Wah看來,信息互聯互通的程度不夠,更多阻礙來自人為因素和商業競爭,而非技術瓶頸。中國即是如此,而在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美國,商業競爭問題更為突出――因為利益格局、資源爭奪等因素,兩家醫療機構拒絕分享醫療信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因槿绱耍真正的信息互通只存在于一些大型醫療集團內部,如凱撒醫療集團、梅奧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