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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貨幣需求；經濟周期

一、引言

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改革開放34年來，我國GDP年均增速接近10%，是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但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周期性波動同樣引人關注。GDP增速最高時超過15%，最低時不足5%，產出震蕩幅度超過10個百分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CPI震蕩明顯，2009年同比下降0.7%，之后逐漸走高，到2011年同比增加5.4%，波動幅度超過6個百分點。因此，高速增長與波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兩個重要特征。

宏觀經濟的大幅波動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加，形成部分低水平重復性投資項目，造成投資過剩過熱。經濟增速放緩時一些過剩投資被閑置甚至淘汰，又造成經濟資源的無謂浪費。同時，我國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銀行貸款是企業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經濟波動造成的投資浪費也直接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穩定，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因此，加強貨幣政策調控，促進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二、宏觀經濟波動的HP濾波分解

HP濾波方法可以將宏觀時間序列數據分解成周期部分和趨勢部分，通過對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周期部分的統計特征對比分析，總結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典型特征。

（一）宏觀經濟變量數據來源與構造

本文借鑒錢士春（2004）、徐高（2008）等人的研究成果，以1992年為分界點，將1978-2011年各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成1978-1991年和1992-2011年兩段，分別進行濾波分解和相關系數的估算。為方便比較分析，還提供了1978-2011年整個樣本期間宏觀變量時間序列的濾波分解和相關系數的估算結果。

1、GDP及私人消費等組成部分。GDP數據直接采用國家統計局支出法計算的年度GDP,私人消費、政府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變量數據取自支出法計算的GDP各組成部分。為獲得以不變價格計算的真實GDP及各組成部分的數據，用統計局公布的GDP真實增長率和名義GDP數據計算GDP縮減因子，再利用GDP縮減因子將所有名義變量轉換成以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變量。

2、通貨膨脹率與物價水平。物價水平數據用前面計算所得的GDP縮減因子表示，而通貨膨脹率則用GDP縮減因子的變化率表示。

3、勞動力與平均工資水平。勞動力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公布的“全社會就業人數”。國家統計局按年公布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總就業人數，以及付給這些就業人員的工資總額數據，二者相除即得到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

4、本文分別考慮了M0、M1和M2三種口徑的貨幣余額。其中，M0指流通中的現金，M1為流通中的現金M0加上企業活期存款，M2又稱為“廣義貨幣”，包括:M1+企業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這三種口徑的貨幣存量從M0到M2流動性逐漸降低，規模逐漸增大。真實貨幣存量數據為名義貨幣余額除以物價水平，各口徑貨幣流通速度=名義GDP/名義貨幣存量，以上數據來自中經網數據庫與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宏觀經濟波動的典型特征

HP濾波分解前，首先對各變量時間序列數據取對數，再用HP濾波法進行周期分解，分離出的波動成分可近似看作各變量對其長期趨勢的百分比偏差。計算各變量周期成分的波動標準差和相對標準差，比較各變量的波動幅度，并測算各變量與實際產出之間的時差相關系數以刻畫各變量與產出波動的協動性。各宏觀經濟變量波動成分的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1、我國經濟波動幅度相對發達國家較高。1978年至今我國GDP波動標準差為3.15%（表1），而美國自二戰結束到上世紀90年代，實際GDP波動標準差為1.66%（Stock, Watson, 1999），實際GNP波動標準差也僅為1.72%(Cooley, Prescott,1995)，中國的產出波動幅度遠高于美國。但私人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等GDP組成部分的波動幅度在1992年以后顯著下降，說明我國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在近20年內顯著提升。消費平滑理論認為，消費者的跨期優化行為將使消費相比產出更平滑，即私人消費的跨期波動幅度應小于產出的波動幅度。表2中私人消費波動的相對標準差在1992年后小于1表明，消費平滑理論在中國成立。

2、GDP各組成部分的波動模式發生改變。一是1992年后從產出增長到消費增長的傳導過程被拉長。私人消費1992年前后均為產出的順周期變量，與產出的最高相關系數在1992年前后分別為0.79和0.86。但1992年前當期產出對當期消費的拉動作用最明顯，1992年后當期產出對滯后兩期消費的影響最大，私人消費成為產出的滯后變量。說明1992年后從產出增長到消費增長的傳導過程被拉長了。

二是1992年后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平滑產出波動的意圖更加明顯。政府支出與產出絕對值最大的相關系數均為負，表明政府支出是產出的逆周期變量，即政府一直嘗試逆周期的財政政策以降低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1992年前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刺激總需求和產出增長，此時財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刺激經濟增長。但1992年后政府與產出的相關系數均為負，表明政府有意識地運用逆向財政政策防止經濟過熱，確保經濟平穩增長。

三是1992年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減弱。投資是高度順周期變量且當期投資增長能顯著增加當期產出水平，但1992年后隨著凈出口、私人消費等在GDP中的份額不斷擴大，傳統的投資主導的經濟模式逐漸改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投資與總產出的相關系數由1992年前的0.89降至1992年后的0.74。

四是1992年后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更加明顯。1992年前后凈出口均為產出的順周期變量，但1992年前當年的凈出口增長會顯著增加兩年后的產出水平，而1992年后當期的凈出口增長會顯著刺激當期產出增加，從凈出口增長到產出增加的傳導時間相對縮短。

3、勞動力市場存在粘性工資現象。就業人數與總產出相關系數為負，表明勞動力供給是產出的逆周期變量，這違背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可能解釋是統計數據的低質量（徐高，2008）。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最顯著的變化就是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現行的統計體系很難準確統計農民工人數，造成“就業人數”與實際勞動力數量之間存在較大差異。農民工就業人數統計數據的缺失可能造成了勞動力供給與產出的逆周期現象。

平均真實工資在1992年前為高度順周期變量，但在1992年后則變為逆周期變量。真實工資逆周期說明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名義工資粘性現象。凱恩斯理論認為名義工資存在剛性，通貨膨脹上升時，名義工資剛性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廠商因此雇傭更多工人進行生產，社會總產出相應增加。

4、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調控效果明顯。各口徑貨幣存量在1992年前后均為總產出的順周期變量，說明更多的貨幣投放能有效促進產出增長，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明顯，貨幣中性在中國經濟中不成立。同時，通貨膨脹在1992年前后均為產出的順周期變量，表明我國經濟中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菲利普斯曲線關系（Philips curve），這進一步支持了我國經濟中不存在貨幣中性的論斷。

三、國內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特點

貨幣政策調控是指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和存款準備金（reserved requirement）等工具調節經濟中的流動性，以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行為。

（一）我國貨幣政策歷史簡要回顧

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1-1983年。這期間我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內唯一的銀行，兼具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這一時期我國物價總水平基本保持穩定。第二階段：1984-1995年。這一時期我國通貨膨脹經常呈現波動幅度較大局面。人民銀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水平顯著下降。第三階段：1996年至今。人民銀行通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總體上確保了經濟的平穩運行，產出、消費和通貨膨脹等宏觀變量波動較小。這一時期宏觀經濟先后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科技股泡沫破滅、全球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經濟增速和物價水平出現較大波動，但貨幣政策調控在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方面成效顯著。

（二）總量控制為主的國內貨幣政策調控

美聯儲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介目標，這一調控方式被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央行普遍采用，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預先設定短期基金利率目標值，每天按照預先設定的基金利率買賣債券。因此美聯儲外生設定債券的買賣價格，而讓市場內生決定債券的供求量。通過這種方式，美聯儲基本可以精確控制聯邦基金利率。2007年8月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以前，聯邦基金利率實際值與目標值基本保持一致。同時，美聯儲調控的聯邦基金利率是美元的基準利率，決定了其他美元利率。

與美聯儲利率調控不同，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更多的是數量目標，主要包括M1、M2、現金、貸款規模等。人民銀行每年公布M1和M2的年度增長目標并相應調控貨幣投放量，同時還在某些年份設定信貸投放目標并相應調控實際信貸投放規模。與總量調控相對應，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方式是價格招標，即在公開市場操作時，首先確定央行票據或回購協議的發行量，再通過拍賣由市場決定央票或回購利率。因此，我國公開市場操作的貨幣投放量由央行外生決定，投放價格（利率）由市場內生決定。

四、國內貨幣需求函數的實證估計

貨幣需求利率。為體現貨幣流通速度變化對貨幣需求的影響，貨幣需求方程中加入時間趨勢項t。

GDP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1996-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按季度公布的名義GDP累計值，通過對累計季度數據逐季扎差并用X12方法進行季節調整，得到不含季節因素的名義季度GDP數據，單位為億元人民幣。同時，利用CPI定基比序列將1996-2011年月度CPI轉化為以1996年不變價格計算的月度同比數，并用季度平均法將其轉換為季度序列。用CPI季度序列縮減季度名義GDP,得到去除價格因素的真實GDP數據。

1996-2011年季度貨幣存量數據M0、M1和M2，利用X12方法消除各口徑貨幣存量數據中的季節因素，單位為億元人民幣。真實MO、M1和M2存量為消除季節因素的名義M0、M1和M2除以相應的季度CPI。

利率為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Wind中國宏觀數據庫給出了1996年3月-2010年12月的月度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使用季度平均法將月度數據轉換為季度數據，單位為%。

為避免偽回歸，首先對各變量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表明，各變量原時間序列是一階單整，存在協整關系。采用Johansen極大似然估計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三組變量協整檢驗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根統計量均表明存在1個協整向量，即各口徑真實貨幣供給量與真實產出、名義利率間存在協整關系。

（二）實證估計結果及解釋

標準化后各組變量的協整系數如表4所示。除M2與（一）基本結論

高速增長與波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兩大重要特征。經濟過度波動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還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運用HP濾波方法對主要宏觀經濟變量數據分解研究發現，我國的經濟波動幅度高于歐美發達國家，1992年以后消費、投資、凈出口的波動模式發生變化，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名義工資剛性，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顯著。比較研究發現，美聯儲通過調控聯邦基金利率以調控美元市場其他利率，貨幣政策調控主要以價格調控為主，而人民銀行通過價格招標的方式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公開市場操作的目標是保持各口徑貨幣適度增長，總量調控是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特征。我國貨幣需求函數實證估計結果表明，各口徑實際貨幣余額與真實產出、名義利率間存在著與理論一致的函數關系，但流通中的現金（M0）對真實產出和名義利率更敏感。

（二）政策建議

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不斷改善宏觀調控，堅持不懈地抓好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工作。

一是完善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主體的融資環境。當前實體經濟融資是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薄弱環節，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成為宏觀投資效率提升的重要制約因素。完善實體經濟融資環境，應建立多層次的信用擔保機構，積極推動建立互助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創新中小企業授信制度，降低中小企業信貸門檻。鼓勵扶持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增強資本實力、延伸服務領域、擴大市場份額、增加社會影響等給予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

二是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強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利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是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調控職能、引導金融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條件。“十二五”期間，應不斷豐富國債發行品種，形成期限結構完整、發債用途多樣的多層次國債體系，進一步健全國債收益曲線。鼓勵金融機構加強業務創新，開拓代客理財、基金托管、保險業務、證券業務等高附加值業務，延伸服務領域，嘗試開展財務顧問、并購重組、債券承銷等交易類、咨詢顧問類業務，推動戰略轉型，提高經營效益。

三是健全資源價格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提高國內企業的自主定價能力。建立健全物資儲備和價格調節基金制度，有效應對資源產品價格異常波動，確保總體價格水平穩定。提高資源稅，將資源價格提高帶來的超額收益收歸財政，用于資源開發、環境保護以及提高資源區居民收入。積極探索建立國內資源期貨交易中心，發展資源期貨市場，爭取資源國際定價主動權，降低進口成本。

四是加強監管機構間的協調合作，建立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場環境。監管機構應加強各監管部門之間統籌協調，堅持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著力構建公平開放、競爭有序的金融市場環境。同時，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積極參與金融監管政策雙邊對話與磋商，推動建立有效的審慎風險管理和金融穩定的國際標準，有效防范風險的跨境傳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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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Control

HU Wenlian

(Yinchu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Yinchuan Ningxia, 750001)

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2篇

中國房地產上一階段的發展基本與美國同步，同樣是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住房抵押貸款的迅速擴張，高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孕育著不小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重視房地產及其抵押貸款市場中存在的風險。

(1)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資金依賴度過高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以全國銀行發放房貸總額為例，1998年全國銀行房貸總額僅為426億元，到了2005年房貸總額為近5萬億元。房貸總額在7年間飆升115倍。根據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其資產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產還牽涉著數十種上游產業，這些相關行業為滿足房地產膨脹所帶來的硬性需求，擴大產能而進行了數目龐大的基礎投資。而這些基礎投資很大程度也是來自銀行的信貸。這意味著，除了目前銀行已知的5萬億元房貸外，銀行還向更多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投入資金。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的周期將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的質量，在當前房地產價格回調的情況下，尤其構成中國銀行系統安全的隱患。

(2)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資產風險可能比預期的要高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住房抵押貸款被公認為安全性較高的信貸業務，但次貸危機的爆發顯然打破了這個神話。2000年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期末余額僅為3316億元，而2007年底則高達2.7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2.42%，高于同期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當前并未實現完善的個人信用管理制度情況下，申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門檻較低，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假收入證明、假工資證明現象屢見不鮮。業績壓力也使得國內部分銀行在房貸時放松了貸前審查。因此，在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良莠不齊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信用風險很可能要比預期的要高很多，中國同樣需要對信用風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未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來說，有幾個問題需要盡快解決。首先，必須要重視高度房地產周期波動導致的風險在銀行系統的高度集中問題，不僅加強對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質量的監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單一問題，同時通過審慎推進優質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化解當前房地產金融風險。其次，必須加強住房抵押貸款申請審查，制定更加嚴格的住房貸款審批程序，優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質量。再次，必須盡快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實現對個人信用的科學評估，從源頭上降低信用風險。

二、合理運用反經濟周期調節政策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美國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紀網絡經濟泡沫破裂以后，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為對抗經濟周期，美聯儲采用不斷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9•11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聯儲連續13次降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放松帶來了貨幣供應量的急劇上升，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開始發生。這帶給我們一個思考:反經濟周期政策應該如何使用?現代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強調宏觀經濟調控應該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以保證經濟體穩定增長。但這一理論特別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在理論上遭到了眾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實施貨幣政策的媒介。他認為，當國家運用利率作為中介指標時，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一種不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信號，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減少市場上的流動性，這時可能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經濟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信號。在此情況下，市場參與者認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考慮到把貨幣持在手中或存入銀行只會使貨幣相對于物價的上漲而貶值，而不如盡快將持有的貨幣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費出去。這樣，流通中的貨幣就會變得更多，物價會繼續上漲，利率的提高本來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通貨膨脹更甚了，使得調控的結果與初衷相悖。同時，宏觀調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能夠分清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并且能夠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由于宏觀經濟的復雜性，這兩個前提都很難滿足。前者依賴于政策制定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后者歷來是各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難以形成定論。而更重要的是無論哪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弊端，都將對市場主體利益產生影響，而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很有可能扭曲整個市場，進而導致宏觀經濟更大的波動。因此，反經濟周期的調控政策必須要慎用，政策調控不僅要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策之間的搭配，還必須考慮到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考慮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才有可能熨平經濟周期，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可能只是將經濟危機延后，帶來未來經濟更大的動蕩。盡管是由金融創新工具引發，但金融創新卻并非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弊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只有創新不當和監管不力才會引起市場風險，合理運用不但能夠規避分散市場風險，而且能夠增強一國的金融市場競爭力。事實上，金融創新也并非現代獨有，翻開金融發展史，無論是從金幣或過渡到紙幣還是從單一的商業銀行過渡到商業銀行、保險業、證券業并重，每一次進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創新，而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極大的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與歷史上的金融創新相比，現代金融創新只是更加人為化，技術上更加先進，但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其強大金融創新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次貸危機就對金融創新退避三舍。金融創新應以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為最基本的標準。與美國市場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2007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69.14%，而由于金融市場的縱深度和多樣性不足，中國儲蓄轉化投資的比率并不高，導致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實體經濟巨大的資金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國內投資仍然相當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資與國際資本。因此，為了解決投資需求與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轉化能力，提高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須加快推進金融創新。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金融監管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不足，使得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最后導致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進中國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對其加強監管。首先，必須吸取次貸危機教訓，對金融創新的基礎資產質量進行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創新產品先天不良，將風險轉嫁到整個金融市場。其次，提高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技術，使金融創新在陽光下運行，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風險，使投資者能夠充分認識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再次，加快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還不完善，如多部門管理可能導致市場分割，不利于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各部門監管標準存在差異，各部門間的監管權力之爭可能誘致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產生道德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等。盡管美國監管體系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監管體系依然比中國先進，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借鑒其合理之處，吸取其教訓，防止出現監管重疊、監管遺漏或空缺的現象，次貸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學習機會。最后，監管手段要緊跟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同時還要保護創新主體的熱情，鼓勵與支持進一步創新。

三、結語

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當前宏觀經濟 經濟周期 房地產

我國房地產從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到2005年、2006年通過宏觀調控抑制房地產的價格上漲過快,隨后2007年價格再次較快上漲,再到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帶來的2008年價格開始明顯下降,都顯示出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日益緊密。

因此,進一步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主要由哪些因素影響,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中的社會總消費與總投資有什么影響,應如何進行宏觀調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

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階段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三次較大起伏,隨之經歷了三次時間集中、規模和力度較大的宏觀調控,這三輪宏觀調控都比較主動地采用了間接的經濟手段。

1.1993年～1996年的緊縮性宏觀調控

針對1992年的經濟過熱,從1993年起實施的緊縮性的宏觀調控,在初期采取較多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當時混亂的金融秩序。

2.1998年～2002年以擴大內需為主的擴張性宏觀調控

針對1997年經濟偏冷,從1998年開始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更多地采取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解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問題。

3.2003年以來的中性宏觀調控

針對2003年經濟運行中又出現的一些新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從2004年開始實施的中性宏觀調控,政府果斷做出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決策,在手段的運用上講究綜合性,動手早,見效快,未雨綢繆。

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自2002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并且經歷了持續六年的經濟繁榮期。2002年至2007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分別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間的平均波幅很小。2007年,中國GDP達到24.66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5.5%,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但這種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背后也存在著一些隱憂。

1.物價總水平逐步擺脫了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保持低速增長的趨勢,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反彈和上升

2002年至2006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分別為-0.8%、1.2%、3.9%、1.8%、1.5%,而到2007年,CPI上升幅度達到4.8%。進入2008年,CPI進一步創新高,由農產品和食品引發的價格上漲,逐漸向其他商品和生產資料領域擴散,以致許多學者作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存在著由結構性價格上漲走向全面通貨膨脹的巨大風險。

2.投資增長持續偏快,推動中國經濟過熱增長

2002年至200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6.9%、27.7%、26.6%、23.9%、24.8%。對宏觀經濟而言,投資需求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助于拉動經濟走出蕭條實現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過度的投資沖動也很容易推動經濟走向過熱。

3.信貸規模擴張,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

與經濟高速增長,與投資擴張相伴生的,則是不斷擴張的信貸規模及日益突出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中國的信用擴張周期來看,2000年以后,銀行信用系統逐步擺脫了1997年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緊縮局面,而處于一個持續擴張的時期。2000年,代表社會信用總量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為10%,此后M2的增速不斷加快,到2005年上升至21.1%。盡管近年來,M2增速有所放緩,但仍處于高位運行狀態。

4.房地產和資產價格上漲孕育了巨大的經濟泡沫與經濟風險

房地產與股票價格膨脹產生的偏離經濟基本面的資產泡沫,導致居民存款從銀行搬家,流入房市和股市,不僅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吹大了資產泡沫,加重了通貨膨脹,而且孕育了資產泡沫崩潰后經濟劇烈收縮重組的巨大風險。

5.來自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壓力與困境

近年來,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以每年約200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到2007年底,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如中國日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傾銷實施的對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大;大量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這些都對經濟過熱和結構失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6.國際經濟風險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逐步顯現

除了國際原油、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推動國內生產成本和物價上漲外,2007年3月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逐步拉開了美國經濟衰退的序幕。國際經濟環境惡化不僅對中國未來的出口貿易產生不利影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獨立性與有效性,特別是美國為刺激經濟所采取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有可能部分抵消或削弱中國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效應。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和影響因素

事實證明,由于宏觀經濟發展波動性以及房地產業內在的多種經濟因素的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周期性的特征。從第一次經濟危機開始,到第二次經濟危機爆發之間,定義為一個經濟周期。每個經濟周期都會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

1.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

我國房地產業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萌芽起步到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個增長過程不是平穩的而是波動性的,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四個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輪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輪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輪周期;1997年開始至今的第四輪周期。

比較這四輪周期可以發現中國房地產周期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周期的長度在增加,波動幅度在減小,衰退與擴張的時間比在減少。可以判斷,未來中國房地產周期除了延續這一趨勢外,還將表現為周期每一階段的變動將呈波浪式,且變化越來越無規律性。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尤其是住房制度體制改革推動的結果。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已經經歷了三個周期,目前正處在第四個周期。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不少經濟和社會問題,出于對房地產發展過熱的擔心,國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房地產業發展中出現的過熱現象,實際是其發展周期波動規律的表現。研究導致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原因及政府應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對于房地產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2.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因素

分為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內生因素在本質上決定著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外生因素則是波動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動力。

(1)內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產供求和房地產投資。房地產需求與供給。價格、收入、政策以及預期的變動都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繼而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房地產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的變化。只有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同時平衡的情況下,房地產經濟才能持續快速發展;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就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房地產投資。進行房地產投資決策時,房地產投資利潤率是需要被考慮的重要指標。利潤率通過引導房地產的投資走向擴張或收縮,對房地產周期的波動產生重要影響。房地產投資波動常被看作是房地產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因素。指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敏感程度較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

有間接影響的社會經濟與技術因素。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宏觀經濟增長率越高,房地產業發展速度越快;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此外,技術革命、產業結構變化、體制變遷等都會對房地產業的發展造成沖擊,影響房地產周期波動。

(3)隨機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社會突發因素,以及不可預測的因素如科學技術的根本變革等。這些因素對房地產波動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響,這些影響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時也會持續很長時間。

3.對我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目前關于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未到波峰或者沒有過熱、已到波峰或者已經過熱。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房地產業發展長周期還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房地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周期性波動是很自然的經濟現象,這些周期性波動都在可控的范圍。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對房地產業進行宏觀調控,防止房地產業出現大幅度波動。

(1)在加強周期性規律研究的基礎上,正確判斷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可以通過房地產投資量的增減、產業增長率的高低、房價的漲跌和市場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標來分析和衡量房地產業的周期波動,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為此,應加強房地產周期的研究,積累經驗,建立房地產周期運行的監控指標體系,為正確評判房地產業發展周期所處階段提供科學的依據。判斷正確與否,是實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預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強烈震蕩。當前,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未來幾年,擴大內需仍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如果沒有房地產市場的活躍,擴大內需就會缺少活力,經濟發展也將缺少動力。因此,宏觀調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一方面,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力求與之相適應,防止房地產業過熱或過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房地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作用,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延緩周期波動,縮小波幅,實現可持續發展。

(3)要處理好我國各地房地產業發展周期的差異性與宏觀調控政策統一性的矛盾。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不一樣,東、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產業發展程度不一,且房地產業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點,這就決定了房地產周期既有全國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發展周期。因此,房地產宏觀調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證地方政府有效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更應是指導性政策,由各個地方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參照實行,用科學的發展觀去調控我國的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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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4篇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會期間表示，要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充分利用貨幣財政手段，促進經濟增長，防止全球性經濟衰退。為應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防止出現經濟危機，各國都竭盡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穩定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中國自不例外，當全球經濟越來越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之時，中國及時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這將有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這表明，中國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這一轉變受到了其他許多國家的歡迎。在財政政策方面，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出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公共投資，主要用于興建鐵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災區重建、提高金融機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在貨幣政策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在全球協調一致地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還將會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實體經濟的走向等因素適時、適度地調整利率，向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還會配合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地放貸，緩解信用緊縮的局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的確提振了市場的信心，在全球經濟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場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希望。

實際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嚴格控制信貸的增長。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捉襟見肘，出口面臨較大的壓力。為此，早在年初，面對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財政部就開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采取了財政貼息、獎勵和放松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額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務院又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要“一保一控”（保經濟增長和防通貨膨脹）。這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就開始出現了轉向。

2008年7月后，隨著“兩房”危機的加劇，金融危機迅速惡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之后，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結舌，投資者恐慌情緒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就下調了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下調了除工農中建交、郵政儲蓄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1個百分點。10月8日，又與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協調一致地降低了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中國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這是兩個月之內的第三次調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銀行創紀錄地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08個百分點，下調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及郵儲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余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央行票據的發行頻率也大幅度地減少了。在信貸增長率趨緩、通脹壓力在短期內基本消除的有利環境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窗口指導，不僅如此，監管當局鼓勵商業銀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增加放貸。

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早已在醞釀和實施之中了。

形勢變化使然

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的變化使然。

在國際環境方面，國際金融局勢動蕩加劇，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給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7月后，爆發于2007年初的次貸危機急轉直下，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告急，逼迫美國政府注資的注資、國有化的國有化、破產的破產。到了9月底，次貸危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次貸危機，而是演變成了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包括歐元、英鎊等在內的許多貨幣匯率大幅貶值，股票市場大幅下挫（冰島的股票價格指數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漸吃緊，信貸條件更趨緊縮，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動搖，乃至一些銀行門口排起了擠兌的長龍。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機數十年所少見，迫使美國、英國、歐盟各國等過去信奉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地施以援手。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突出，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0.3%，失業率繼續攀升，有預測，到年底，美國的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居民消費不斷下滑，這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增長。歐洲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的衰退，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在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0.5%，歐洲的消費增長率也在不斷下降，盡管受勞動力市場結構的約束，歐洲的失業率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幅上升，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歐洲經濟的靈活性相對較低，應對危機沖擊的自我調節功能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歐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國持續的時間要長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金融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質。為了應對危機，也需要國際的通力合作。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理應擔當起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責任。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向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相應的援助，幫助它們盡早地擺脫了金融危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與增長的軌道。在當今中國經濟和金融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體系之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而且對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央銀行協調行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必要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貨幣政策調整，更多的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行動；數額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也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場的高度關注，也才會受到那些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歡迎。

更何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都在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衰退、金融體系出現了大問題都會很快地傳染到其它相關國家，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國內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9%之后，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雖然中國仍會保持全球最高增長率的紀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給中國的就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過去一直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關門歇業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乃至過去從農村析出的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重返內地，火車站人流如織，這一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見所未見的。各類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企業現金流和利潤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應收賬款和非意愿存貨的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家的悲觀情緒不斷滋生、蔓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也相應大幅下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只有8.2%，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部門狀況的惡化，信用風險也在不斷增加，這迫使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變得更加謹慎起來，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有信貸擴張沖動的銀行機構，現在也具有較強的惜貸趨向了，結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銀行信貸增長率都呈明顯下降之勢。總之，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中國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國內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步喪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形勢變得日漸嚴峻。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是國內經濟增長的要求，也是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使然。

調整總體有益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穩定國內經濟無疑是有益的。當私人部門的信心減弱、出現了強烈的流動性偏好和對中長期投資的恐懼之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會直接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大就業，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據估計，4萬億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另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這一規模的支出可以拉動1.9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關企業應對匯率變動和國外市場需求不振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適度的勞動力需求，減緩失業的蔓延。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擴大了企業融資的可得性，還降低了企業的財務費用和居民的借貸成本，這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就為金融機構釋放了數千億元的流動性，增強了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自由度。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調整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強心劑，在市場依然動蕩的環境下，國內的投資者重拾信心，實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之功。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政府擴大公共工程的投資，不斷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等政策組合，讓中國經濟較快地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在經歷了三年左右的調整后，迎來了持續七年左右的高增長。面對這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過去應對外部沖擊的經驗之上，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增長，都將是有益的貢獻。雖然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加快了中國經濟自身周期性調整的速度，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使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面臨了較大的考驗，但是，在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中國仍將保持全球經濟最高增長率的紀錄。這正是當全球經濟不振之時，許多國際大金融機構依然看好未來一段時間投資的中國機會的重要原因。

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經濟周期 盈利周期 銀行業 穩健經營

中圖分類號: F830.4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10)02-015-04

一、問題的提出

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國外學者就銀行盈利能力與經濟周期的形成及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理論――認為商業銀行通過信貸活動,會推動經濟周期形成并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同時,經濟周期亦反向影響銀行盈利能力,在經濟擴張時期,信貸規模增加、銀行利潤隨之增加;在經濟衰退時期,信貸規模減少、銀行利潤隨之減少。

親經濟周期性雖然可以使商業銀行分享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但同樣會導致商業銀行經營伴隨經濟衰退而陷入困境。鑒于商業銀行屬于經營信用機構,穩健經營、抵御風險一直是銀行業推崇的目標。因此,置于經濟波動之中的商業銀行往往會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這不利于維持其穩健經營的社會形象。在這種經營環境下,如何克服親經濟周期現象、維持銀行平穩經營,不僅是理論界同時也是商業銀行管理層所熱衷探討的問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銀行業逐步形成了以利息收入、中間業務收入、投資收入為主的三大收入來源,收入結構更加完善,經營風險得到了更加有效地分散。國外一些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成功地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并沒有因宏觀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而影響自身經營和盈利情況,呈現出弱經濟周期特性。

肖建軍、黃彥菁(2009)以美國具有百年歷史的富國銀行為樣本,通過對該行1993年-2008年間經營數據的多角度綜合評估,認為富國銀行的經營狀況與美國經濟波動之間相關性較弱,不存在明顯的同步特征。同時,從證券市場表現來看,富國銀行股票價格一直呈現出較為穩定的上升趨勢,即使是在次級債危機的沖擊下,股價只是出現短期下跌,隨后迅速回升,這為銀行利用危機實施擴張提供了較好的基礎條件。2008年10月,富國銀行戰勝競爭對手花旗銀行,以151億美元收購了美聯銀行全部資產,如果不是因為具有這種弱周期性的非常穩健的經營狀況,富國銀行不可能在并購美聯銀行中獲取優勢。

二、我國商業銀行盈利周期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系

滑靜、肖慶憲(2007)通過實證研究認為,1978年-2005年間,我國商業銀行經營呈現出明顯的親周期特征,尤其是在信貸投放上。縱觀歷次經濟的大波動,每一次通貨膨脹或經濟過熱都與投資聯系在一起,而投資資金主要源于銀行信貸,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也是通過緊縮銀行信貸來完成的。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以及貨幣政策的頻繁調整,為商業銀行帶來了更大的經營風險,嚴重影響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業績。

本文試圖以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為樣本,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周期與銀行盈利周期的歷史表現情況。如果以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9%作為劃分經濟周期的基準,可以認為,從1998年-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的經濟衰退到2006年-2007年的經濟繁榮,再到2008年4季度-2009年1季度全球次貸危機影響下的經濟衰退,中國經濟在十一年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從衰退到繁榮再到衰退的經濟周期。

根據不同經濟周期階段對應銀行盈利表現,可以認為,銀行盈利呈現出周期性波動特性,具體見表1(由于數據獲得的問題,本文選取已上市銀行作為分析對象)。

為了更進一步探究銀行盈利周期與經濟周期的深層次關系,特針對中國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情況與宏觀經濟增長情況進行擬合。本文選取可得財務數據時間較長的招行、民生、浦發、華夏這4家較早上市的股份制銀行2002年-2009Q3整體稅前利潤增速,與之對應的宏觀經濟增速擬合,可以看到銀行盈利周期與經濟周期基本完全同步,均隨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波動,見圖2(由于2008年企業所得稅由33%降至25%,出于可比性因素考慮,選用稅前利潤為擬合指標)。結果顯示銀行的盈利周期與經濟周期的變動完美擬合,二者的變動趨勢非常一致。如果將觀察范圍擴大至14家上市銀行,銀行盈利情況與經濟周期的一致性表現的亦相當明顯,見表2。

三、銀行盈利周期的特征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銀行業有明顯的親經濟周期特征,盡管現在一些國外銀行隨著收入結構的豐富化,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當前中國的銀行業盈利周期仍與宏觀經濟周期保持密切同步。

盡管銀行盈利周期與經濟周期方向上保持一致,但兩者在幅度上并不完全等同,在實際運營中,存在銀行利潤增速明顯高于名義GDP增速的情況,也存在利潤增速明顯低于名義GDP增速的時候。總的來看,在經濟繁榮時期,銀行利潤增速明顯高于經濟增速,可以獲得20%左右的超額盈利;而在經濟衰退時期則低于GDP增速,有約20%的超額損失。

影響銀行盈利的主要因素,一般包括貸款規模、利差、風險成本、非利息收入和費用成本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項因素。當前中國銀行業的收入來源仍然主要以存貸利差收入為主,中國商業銀行對利差收入的依賴程度,遠遠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

本文通過分析卻發現,盡管商業銀行主要收入來源于貸款收入,但是貸款規模增長速度與銀行盈利能否高于名義GDP增速,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如圖4所示,在銀行盈利遠遠高于GDP增速的2007年-2008年間,貸款增速卻是與GDP增速持平的;而在銀行盈利水平明顯低于經濟增長時,貸款增速卻遠高于名義GDP增速。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由于我國銀行的利差是由央行公布的基準利率決定的,在不同的宏觀經濟周期下,央行的貨幣政策松緊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貨幣政策的逆周期特性,造成銀行業面對的利率水平變化總是領先于宏觀經濟周期,使得存貸利差和信貸成本對銀行業的盈利水平影響作用巨大。

為了遏制經濟過熱,2007年,央行不斷調高基準利率水平,商業銀行信貸總量也相應受到控制,但由于央行對存貸款利率的調整是非對稱性的,以及商業銀行有效地進行了資產負債管理,對存貸款結構進行了適度優化,同時緊縮政策也造成了銀行在與企業的談判中處于優勢地位,反而使得商業銀行的凈息差穩中有升。相反,在2008年下半年以來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貨幣政策不斷放松,連續降息卻造成了利差的持續縮小,盡管在寬松貨幣政策的鼓勵下,銀行貸款規模迅速擴大,但實際盈利水平卻出現了顯著下降,具體見表3。因此,可以認為,在中國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之前,銀行的盈利周期不僅受到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同時更受到由宏觀經濟周期造成的貨幣政策周期的影響。

四、對商業銀行盈利的親經濟周期性的建議

根據前文的論述,可以初步得出結論,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明顯的親經濟周期特性。由于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經濟,宏觀經濟與銀行業之間關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就會更明顯。盡管經濟周期影響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但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也會導致或加劇經濟的波動,甚至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延緩經濟增長。

縱觀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銀行是主要的金融中介,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組織管理來消除經濟周期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這就要求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銀行管理者,都應該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來應對,盡量消除銀行業的親經濟周期特性。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不僅要加大對經濟形勢和國家宏觀政策的研究,密切關注產業政策的變化,加強對行業及其信貸投放的跟蹤分析,強化對信貸授信的總量及結構的研究與控制,構建順應宏觀經濟形勢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應為宏觀經濟變動的反應機制,化解宏觀經濟周期波動造成的系統風險,避免因與國家或監管當局的政策發生抵觸而導致的政策風險。同時也要轉換存量、優化增量,增加對宏觀經濟政策支持或處于景氣上升期行業的信貸資產,減少受宏觀調控影響行業的信貸資產,建立多元化的有利于風險分散與效益最大化的資產組合。

借鑒發達國家銀行業的經驗,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做好金融服務供給者的同時,也要考慮如何更好地維護客戶群體,重視交叉銷售。例如,富國銀行就長期堅持交叉銷售的經營理念,銀行80%的收入和業務成長來源于交叉銷售,這不僅穩定了客戶群體,也提高了不同業務之間的協同效率,從而增強了自身穩健經營的能力,使自身的經營具有弱經濟周期性。

當前國內銀行紛紛結合新巴塞爾協議建設自身的風險防控體系,部分銀行還從國外引進一些建立在復雜計量模型基礎上的風險監控體系,這固然說明我國商業銀行日益重視風險防控的現實,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內銀行在風險管理上的盲目性。畢竟風險本身就是一種不確定性,且具有獨特性,難以用統一的數學模型成功模擬。事實上,銀行的客戶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的特性,只有對客戶的精準分類,圍繞不同客戶開發不同金融產品,才能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金融需求,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體系,建設多元化渠道,才有助于分散經營風險,從而將自身的經營置于經濟波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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