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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利率的關系范文第1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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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財政政策與利率的關系范文第2篇

一、動態“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模型

(一)基本假設假定在一個包含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的摩擦經濟中，經濟行為的主體包括代表性消費者、廠商和政策主體。各自的經濟問題如下:1．消費者的經濟問題對于經濟系統中的代表性消費者，假定其效用函數為:其中:Ct代表消費者的實際消費，Nt代表勞動供給量，Mt/Pt代表持有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經濟效用(Mt為名義貨幣供應量，Pt為總物價水平)。參數項中，σ為消費的風險厭惡系數，ψ為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ξ為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此處的效用函數為可分離的形式。此時代表消費者的經濟問題為:2．廠商的經濟問題本文以動態“新凱恩斯主義”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壟斷競爭模型為基礎，將廠商分為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其中中間廠商在壟斷競爭市場中面臨價格調整的壓力。對于最終產品廠商而言，其最終產品Yt需要通過中間產品Yt(j)形成。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為完全競爭的市場，參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設定，假定生產函數為:3．政策主體問題對于政策主體而言，假定其為一個多功能的“復合政府”，其經濟政策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貨幣政策的政策規則，具體規則可以分為兩大類。規則之一是擴展的Taylor(1993)利率規則。目前多數文獻認為該規則可以更好地刻畫中國貨幣政策實踐(如謝平和羅雄，2002;張屹山和張代強，2007;李成等，2010;鄭挺國和劉金全，2010;等)［26－29］，本文綜合相關文獻的研究，設定我國的貨幣政策規則如下:二是對“財政政策”規則的考慮。綜合各國政府的實踐，財政政策規則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幾種情形:由于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因而各級政府主體的財政支出“決策運行模式”存在縱向、橫向間的差異性和政策實踐的復雜性，從而導致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定位也不盡相同。表1中gt為政府總公共支出Gt的對數化形式，后文線性化系統中的小寫形式同樣為其大寫形式的對數化表達。表1中“規則一”是較多文獻都會考慮的規則，如張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規則二”是政府采取“相機抉擇”的形式;“規則三”是政府綜合“相機抉擇”與盯住“通貨膨脹”的形式，對此，張宇麟和昌忠澤(2008)［34］認為治理通貨膨脹應該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總支出(包括總公共開支、當期債務還本付息支出和當期公眾持有的貨幣形式)等于政府的總收入，收入項目為政府發行的債務收入、總稅收收入和發行貨幣的收入。符號變量的含義同預算約束(2)中的結果。

(二)系統均衡問題對代表性消費者的基本問題進行優化求解，獲得消費者優化問題的一階條件。將具體的一階條件進行線性化。對于中間廠商而言，根據成本最小化的問題可以獲得廠商“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方程。其結果為:根據上述經濟系統的設定，可以對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進行比較。

二、參數估計

(一)初步參數校準整個經濟系統中的內生變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變量包括t、zt)。該經濟系統中需要進行校準的參數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參數包括Γ1、Γ2、Γ3、ρ)。對于系統的相關參數，根據歷年的名義利率水平設定主觀的貼現因子β為0.947;設定價格粘性程度θ為0.75;考慮到消費效應的對數形式并參考張衛平(2012)［3］的估計結論，本文對消費風險厭惡系數估計為1。對于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同樣估計為1;將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ξ取值為1;對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半彈性，借鑒張杰平(2012)［4］的結果估計為2.58;基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基礎數據，在對原始數據進行GDP價格指數調整、H－P濾波(獲得趨勢項)及時間序列回歸后，估計出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取值為0.627和0.50。本文借鑒賈俊雪和郭慶旺(2012)的生產函數模式將政府支出直接納入產出函數估計相應的參數。進而本文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根據受約束的回歸方程(產出函數的對數化形式)進行計量回歸獲得;參考王文甫(2010)的估計結論，將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彈性εp取值為4.61。對于不同貨幣規則的估計系數，參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計方法的結論以及張杰平(2012)［4］的結論，將貨幣政策規則的相關參數分別估計為0.75、2.6、0.4、0.6、0.51、0.8、1.5、0.75。對于非結構參數———技術進步、政府支出與收入稅的一階自回歸系數ρa、ρg和ρtk，在同一樣本數據下將其估計為0.60、0.61和0.556。具體參數的估計結果見表2。對于貨幣政策規則二中的參數選擇，同Zhang(2009)［36］GMM估計方法的結論和張杰平(2012)［4］的校準考慮，初步校準見表3。對于上述系統的線性化結果，還需估計的穩態值有:Tk、R、C/Y、K/Y、G/Y、b/Y、m/Y。對于宏觀稅負Tk，根據歷年總稅收數據和GDP數據估計出“平均稅負”，其他參數則通過一階系統的穩態值并結合初步的參數校準進行估計。

(二)“貝葉斯”參數估計對于上述參數校準的初步結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張佐敏(2013)、胡永剛和郭長林(2013)等的參數校準方法，而是對非結構參數通過“貝葉斯”估計方法進行再估計。在估計的過程中，采用馬爾科夫－蒙特卡洛模擬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隨機抽樣2萬次，并去掉前1萬次①。具體抽樣時，對每一個參數選擇一個標準的概率分布函數，然后根據參數的初始值和抽樣設定的次數進行統計抽樣，最后根據設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間)獲得后驗的結果。而標準概率分布的選擇是根據參數的性質、取值范圍綜合判斷形成，方法參見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進行“貝葉斯”估計之后獲得檢驗多變量“收斂性”的統計量，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中的結果可知:在后期1萬次以后，曲線擬合較好，說明參數的“貝葉斯”估計結果整體性能較好。基于貝葉斯估計結果，可以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下文將分“同一”貨幣政策規則和“不同”貨幣政策規則兩種情況分別進行研究。

三、搭配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經濟效應

基于上述“貝葉斯”估計的參數結果，本文通過Matlab的嵌套軟件包Dynare4．2．5進行數值分析。假定財政政策規則形成一個標準單位的沖擊(即假定財政支出增加1%)，其對于產出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結果可知:在貨幣“利率規則”之內，除規則四之外，不同的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在短期內會使總產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達最大化。當然，財政支出增加1%，即期(隨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擴張效應”相對較小，“規則一”下僅為0.0177%。這一結論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財政政策乘數大于1的結論(名義利率的零約束下)。當然，從整個觀察期內的累計效應來看，就貨幣利率規則而言，財政政策“規則一”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為0.3426，而其他規則二、三、五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分別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對較小。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內，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也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只是考慮“盯住債務”的“規則四”與其他略有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四”對于宏觀經濟具有凱恩斯主義的“非線性”影響。由于貨幣政策規則組內的財政政策差異較小，此處以財政政策“規則三”為對象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中的政策差異。限于篇幅，以經濟總產出Y、私人消費C、通貨膨脹效應π和債務水平B的響應為分析對象。四個宏觀變量的響應過程如圖2所示。在財政政策搭配貨幣“利率”規則時，財政政策的波動效應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支出增加1%，隨后其在第一期的產出“擴張效應”為0.0269%;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下，財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擴張效應”為0.0531%;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312，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286。對于代表性消費者的消費而言，財政政策在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下對其影響過程存在差異，但均對私人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并且擠出效應趨于穩態的時間遠遠大于產出，效應也較大。貨幣利率規則之下，財政政策的波動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總擠出效應為1.476%。就通貨膨脹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與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相似。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波動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對于債務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有很大差異。其中，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中，財政政策開始擴張政府債務，但第三期之后債務水平開始逐漸下降并低于穩態水平，最后趨于穩定。在這一規則下財政政策使政府債務膨脹的最高水平達2.1688%(財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債務，但隨后即產生擴張效應，財政政策使得政府債務擴張的最高水平達3.743%。而結合貨幣政策的脈沖響應結果可發現，“利率沖擊”對于政府債務的控制影響比貨幣供應量規則更為顯著。針對上述不同“沖擊源”對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影響，表5將不同的財政搭配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照進行討論。由表5的結果可知:(1)無論是在“利率政策規則”還是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下，貨幣政策沖擊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波動貢獻較大;(2)在同一貨幣政策規則下，財政政策是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第三個主要貢獻源;(3)貨幣供應量規則與不同的財政政策搭配時，財政政策的經濟波動效應較大。這說明為降低公共支出對產出的波動影響，考慮由利率規則搭配財政政策較好。

四、結論

財政政策與利率的關系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國際收支;產出-吸收效應;儲蓄-投資效應;匯率效應

作者簡介：丁騁騁，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一、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理論綜述

國際經濟學經典理論往往只將國際收支不平衡歸于五個原因：臨時性不平衡、結構性不平衡、貨幣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卻很少將它與財政政策聯系起來。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國際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們可大致看到財政政策-國際收支最早的理論分析。亞歷山大認為一國國際收支差額（B）為國民收入（Y）與國內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當一國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時，A增加，國際收支（B）就趨于逆差。但問題是，財政政策對Y也會產生影響，這樣一來，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就不能簡單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們通過國民收入賬戶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當投資與儲蓄相等時，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存在一對一的關系；但如果I≠S，情況就變得十分復雜。無論是吸收分析法，還是國民收入賬戶，都僅把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而且主要是貿易賬戶）納入分析框架。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歷來存在很大爭論，學界有兩種幾乎對立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存在關聯，財政赤字引起經常賬戶赤字。如新劍橋學派認為：由于私人部門的總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體相等，因此投資與私人儲蓄之間的差大體為零，因此政府預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區分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兩種不同條件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作用。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預算赤字的擴大必定導致經常項目惡化。[1]另一方面，在預算平衡時，財政政策擴張僅在浮動匯率制下才會導致經常項目赤字。Sachs等人（1994）還區分了政府支出暫時性增加與持久性增加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認為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將惡化國際收支，而對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卻沒有任何影響。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則認為人口變化趨勢和稅收的代際影響也是決定國民收入和經常項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預算赤字引起經常項目出現暫時性的惡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種觀點則是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無關論，認為財政政策對經常賬戶不平衡沒有作用。這種觀點的理論源頭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紀提出的“李嘉圖等價”。后來經濟學家，如Vinals，Minford與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對此進一步發展，指出財政政策-國際收支之間并不存在一對一的關系，或者兩者關系很小。[1］［3］(825)

在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結論：(1)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財政赤字與一國國際收支赤字成正相關。例如，Eisner(1991)使用凈出口占GNP比重作為因變量，使用經過價格調整的充分就業下的財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為自變量，建立了一個單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發現美國預算赤字對貿易赤字存在正效應。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認為政府財政預算赤字會引起貿易赤字的更加惡化，在美國，財政赤字增加1美元會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

研究也得到了較一致的結論。(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是，財政赤字僅對經常項目產生微小的影響。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發現財政赤字（與GDP之比）增加一個百分點，將引起貿易余額（與GDP之比）惡化0.2個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過結構性VAR分析得到一個令人驚奇的結論，擴張性的財政沖擊會改善經常項目。[4]

二、財政政策影響國際收支的三個作用機制

通過文獻解讀，本文發現，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來實現的：(1)在預算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國民收入賬戶I-S+(G-T)=M-X推導可知，經常項目盈余等于儲蓄減去投資，即CA=S-I。一國的儲蓄與投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該國財政政策的影響，因此，財政政策可能通過影響儲蓄和投資，進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于財政政策對儲蓄與投資的影響，這里稱之為儲蓄-投資效應。［5](2)從吸引分析法來看，B=Y-A，一國的國際收支等于總產出與總吸收之差。財政政策影響總吸收，同時也關系到總產出水平，因此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改變產出和吸收從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財政政策對產出和吸收的影響，這里不防稱之為產出-吸收效應。(3)如果把經常賬戶再擴展一下，經常賬戶為貿易余額與國外凈資產收入之和，即：CA=TB+iB-1，TB為貿易余額，iB-1為國外的凈資產收入。貿易余額又由實際匯率決定，因此，財政政策可能使得實際匯率升值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

（一）財政政策的儲蓄-投資效應

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把跨時期的預算約束引入微觀分析中，在薩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將跨期預算約束引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學。本文主要討論跨期預算約束模型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暫時性增加支出與持久性增加支出兩種不同情形，通過儲蓄-投資機制怎樣來影響國際收支。

1.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如果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暫時增加，如用于戰爭的軍費開支，政府暫時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稅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稅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稅收T2保持不變。從跨期消費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稅消費者收入減少，第一期消費C1將下降，但幅度沒有T1上升那么大。因為稅收的暫時性增加意味著可支配收入的暫時下降，所以試圖維持穩定消費的家庭在稅收暫時提高時憑未來收入作擔保去借債，這樣一來，私人儲蓄就會下降。通過等式I-S+(G-T)=M-X我們可知，對無法改變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國而言，投資不變而儲蓄下降會降低其經常項目余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以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會造成經常項目的惡化。對實行資本控制國家而言，私人儲蓄的下降將造成國內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經常項目的惡化。如果是資本自由流動的大國，一旦儲蓄下降影響著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時又會使該國經常項目惡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將使世界其它地區的儲蓄增加、投資下降，從而改善了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2]

2.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稅收來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兩個時期的稅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儲蓄保持不變。持久性的稅收增加導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將整個消費習慣作出調整，將支出減少，而且幅度比在稅收暫時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稅收增加的情況下私人儲蓄不會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會下降。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小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而小國是無權決定利率高低的。在資本實行控制的情形下，儲蓄有較小的下降，但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利率上升。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大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們總結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兩種不同的沖擊類型下，對經常項目的不同影響結果，得到表1。

（二）財政政策的產出―吸收效應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作用的第二個微觀機制是產出-吸收效應。財政政策一旦實行擴張，不光增加投資與公共消費，使進口增加，同時也提高了產出。如此，兩者關系就變得撲朔迷離。因此，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匯率制度，不同的財政支出結構，以及不同的外部經濟環境才能得到結論。

Mundell-Fleming模型強調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增加對國內產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稅收將會相應引起國內產出增加，但經常項目保持不變。因為產出和稅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變。另一方面，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擴張導致對國內產品需求增加，會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導致經常項目赤字。但經常項目赤字又會被最初總需求的增加沖銷，使國內總產出保持不變(見表2)。

以此為基礎，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個跨期非均衡模型，他們認為，當經濟體是經歷著凱恩斯主義的失業，還是經歷著古典失業，真實產出對擴張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經常項目是產出與支出之差，經常項目在以上兩種情況中反應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需求潛在的反應對其也不同，因此就須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過低引起的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1)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過稅收融資，暫時性增加支出提高對非貿易產品的購買，使該類產品產出增加，這就會引起對貨幣的過度需求，導致匯率升值。本幣升值使可貿易產品價格下降、需求上升，結果就是短期經常項目赤字。如果政府通過發行貨幣而不是增稅來實現擴張，那么就不會有過量的貨幣需求，只會引起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和經常項目不變。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費者認識到未來持續增稅，則私人消費就會減少。結果，當前對不可貿易產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貨幣過量供給導致本幣實際匯率貶值，可貿易產品凈供給增加，由此改善經常項目。由于貿易部門的產出上升、不可貿易部門的產出下降，因而整個就業與產出是否增加不能確定，但經常項目改善。(2)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將在當前增加不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在價格既定的情況下，實際匯率也就不變，因此經常項目也不會受到影響。在經常項目不變，暫時性的財政預算擴張會增加就業。如果政府購買持久性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需求下降，因為預期稅收增加減少個人財富，結果導致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下降，對可貿易產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經常項目。

2.由于實際工資過高引起的古典失業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擴張只有在貨幣數量同時增加時才會提升就業，而這種情況只有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政府通過增發貨幣時才發生。只有當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增加，財政政策擴張才會增加就業，因為不可貿易產品產出既定。然而，可貿易產品產出提升，實際匯率就要貶值，但這種情形僅在貨幣供給增加匯率允許變動的情況下發生。(2)在預期未來財政預算擴張的情形下，現期的總產出和就業都不會有變化，因為第一期匯率是由貨幣市場單獨決定的。另一方面，因為預期未來增稅私人財富下降，私人對所有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和未來的消費縮減。現期可貿易產品產出不變，可貿易產品消費下降導致經常項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與稅收融資相比，政府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提升了家庭財富，因而增加了當前的消費支出最后使經常項目惡化。這無論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還是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結果(見表3)。

（三）財政政策的匯率效應

財政政策第三個對國際收支發揮作用的途徑是匯率效應。一國的匯率分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即使赤字沒有被貨幣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導致本國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又將導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即：財政政策擴張利率本幣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當一國實行固定匯率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貨幣發行來彌補時，又會通過匯率渠道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當貨幣發行增加，導致價格水平上升。我們知道，實際匯率用公式表示為e=EPP，其中EP為國外的價格水平，P為國內的價格水平。如果本國發生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也將引起本國國際收支的逆差。即：財政赤字增發貨幣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三、基本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現有著作中，目前還缺乏對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兩者關系的系統研究，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財政赤字持續多年，但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幾乎沒有人會（表面上似乎也沒有必要）關注財政赤字對國際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種影響。但問題是，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并非一種常態，一旦國際收支逆差（即便順差），財政政策究竟對國際收支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具有超前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另外，在國際收支調節的政策選擇上，受蒙代爾 “有效市場政策指派原則”影響，大家習慣上都認為財政政策僅對內部均衡發揮作用、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進行調節。這樣，人們相應地忽視財政政策對于外部均衡的調節作用，將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割裂開來。理論模型及實證研究都表明，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通過微觀機制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微觀作用機制包括：儲蓄―投資效應，產出―吸收效應以及匯率效應。這本來是一國當

局為實現內部均衡而實行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時，對外部均衡產生的一個被動的結果。如果我們把握了其中的內在關系，就可以主動地運用財政政策來實現外部均衡，當然這一定是在特定的環境下。

從以上三個作用機制的分析來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的最基本前提是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從儲蓄―投資效應這個角度而言，如果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則無論暫時性的還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會引起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的逆差。但如果實行資本控制，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與之同時，從匯率機制這個角度而言，要使擴張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也必須以資本開放為前提。如果沒有這個條件，財政政策擴張，利率上升，資本不能自由流動，匯率機制也就失效。從以上兩個角度考慮，財政政策對我國目前外部均衡的影響甚微，但隨著對外開放度不斷加大，資本賬戶在我國必定實現可自由兌換，在此情況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配合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實現調控，就值得密切關注！ 從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們又可以得到三個重要政策啟示：第一，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通過貨幣發行（或在固定匯率制下通過稅收融資）政府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從而增加政府暫時性支出，可以擴大產出和就業而不至于引起經常項目惡化。第二，在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通過改變對不可貿易產品政府支出以達到擴大產出和就業的目的是一項無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動匯率制，暫時性減稅并通過發行貨幣能夠在改善經常賬戶的同時擴大產出和就業。總之，暫時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產出和就業的增加，只有在浮動匯率制下貨幣供給量增加使本幣貶值，因而導致可貿易產品產出上升，這種擴張效果才能見效。第三，如果我們考慮到政府債券構成居民的凈財富，通過暫時性債券融資而形成的預算赤字與經常項目赤字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如果是發行貨幣來融資，這種強相關關系就不存在。

我國人民幣還是以固定匯率制度為主要特征，并且總體上失業也主要由于總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從理論上講，擴張的財政政策對我國經常項目不會造成明顯影響，只有在舉債融資的情況下有可能使經常項目逆差。因此我國在通過發行債券融資來達到財政擴張的目的時需慎之又慎！

主要參考文獻：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薩克斯，費利普?拉雷恩．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財政政策與利率的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人民幣匯率

一、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比較

貨幣政策目標一般有四個：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與是一致的，幣值穩定定則包含國內價格穩定和匯率穩定兩個方面，而匯率穩定又與收支平衡關聯，因此，四個貨幣政策最終目的在于幣值穩定和經濟增長。根據經濟發展進程不同，世界各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方面也不同。

1、歐盟

歐盟各成員央行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物價穩定，在不違背物價穩定目標的同時，還應該支持歐盟的整體經濟政策，為實現歐盟的目標做出貢獻。歐盟的目標是確保高就業，實現經濟在無通貨膨脹情況下的可持續增長，增強歐洲經濟實力。

2、美國

美聯儲理事會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和信貸長期增長同經濟增長相一致，以此實現就業的最大化，穩定的物價和適中的長期利率。

3、中國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是：“保持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的貨幣政策執行往往測重于幣值的對內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經過了多重的演變和修正，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才得以形成；其緊緊服務于當時社會經濟狀況及亟待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體現了金融與經濟的相互協調。

二、貨幣傳導機制的比較

1、美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演變

戰后美國60余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歸納為：（1）貨幣政策中的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是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決定的（2）金融市場條件制約了美聯儲不同時期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在90年代以來，美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有以下特點：（1）利用利率調整來影響金融市場，價格水平和國內的宏觀經濟，但利率對新經濟的影響相對而言較小。（2）投資和消費依靠資產價格、財富效應來調節。（3）銀行信貸的作用越來越弱。（4）美元匯率傳導機制作用越來越強。（5）預期因素傳導作用日益明顯。

2、英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變化

1993年英國以短期利率為主要手段，以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建立框架。此后，這樣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隨之發生一系列變化。主要通過官方短期利率來影響市場利率、資產價格及長期利率、預期和信心，從而影響宏觀經濟的發展，同時，匯率的影響也日益強大。

3、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通過利率渠道傳導機制、資產組合效應渠道傳導機制、信用供應渠道傳導機制、股票市場渠道傳導機制、財富效應渠道傳導機制、還有匯率渠道傳導機制。

總之，為了提高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我們應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貨幣市場建設；加快發展資本市場，轉變和回歸其合理定位；加大金融機構改革力度，調整和完善貨幣政策體系，加強貨幣政策和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區域化發展；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

1、配合方式

從特點上來看，貨幣政策在總量調控方面更加有效，財政政策在稅收、稅率、支出等方面，對調控經濟機構有著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不可替代的功能。一般來說，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模式有四種：“雙緊”政策、“雙松”政策、“緊財政與松貨幣”政策及“緊貨幣送財政”政策。不同的組合方式，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用的方向不同，所產生的政策效應也是不同的。

2、方式演變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應一般都能夠較為充分的發揮出來。在完善的市場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的力度是相似的。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又要保持適當的經濟活力，或者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又要防御通貨膨脹，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寬松的財政政策的配合方式，或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緊縮的財政政策的配合方式，一般都能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實現預期的目標。

四、中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問題與選擇

針對以上國家的貨幣政策的分析，我們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還存在不少問題急需解決：

第一，貨幣供應量與物價的關系比利率水平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更間接，而貨幣政策意圖產生作用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信貸渠道，從而導致時滯更長，效率更低。

第二、貨幣供應量難以準確的計算，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主體主要采用利率為中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貨幣供應量易受到其他一些指標的干擾，例如貨幣化比率的變化，因而，非貨幣性金融資產的貨幣功能的變化，可以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以此導致在經濟體中的貨幣的供應量難以準確計算。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應積極采取措施解決問題，主要措施有：

1、為實現以利率水平為中介目標創造條件。

（1）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中國的利率體系，使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進一步加快；（2）建立以中央銀行為主體的，以此引導貨幣市場利率變動的相關機制，提高中央銀行調控貨幣市場利率的功能；（3）改革中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定，一步一步降低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和法定準備金存款利率；（4）加強外匯管理機制及匯率機制的相關改革。

2、通貨膨脹目標值的催生

3、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郭田勇：《中國貨幣政策體系的選擇》

財政政策與利率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 鍵 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融合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夠影響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 進而改變貨幣政策效率。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影響巨大。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強調連續性和穩定性，也更加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從而影響了兩種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維持經濟增長、穩定物價等方面是否有效，兩種政策如何配合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等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較弱、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而貨幣政策對于財政政策的影響并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試圖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隨機均衡模型來考察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以及兩種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并就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和實際沖擊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兩條渠道影響貨幣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門和企業根據短期情況決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當前稅收就會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會形成投資性支出，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二是間接渠道：財政政策會影響利率變動，從而間接影響貨幣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過研究歐盟國家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發現財政支出擴張和赤字增加對貨幣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財政赤字越大，貨幣供給量也越多，貨幣政策目標和有效性將受到沖擊。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央銀行只能部分地影響通貨膨脹，財政部門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可忽視。在均衡狀態下，兩項政策應當互相補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過研究美國的經濟數據發現，如果貨幣政策的實施缺乏財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單純的泰勒規則型貨幣政策難以奏效，在公共預期的作用下，會形成預期驅動的經濟波動。

另外，部分研究顯示，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是有條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機制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實際經濟沖擊的類型：如果是供給沖擊，那么兩項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如果是需求沖擊，那么兩項政策就會存在互補關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認為，物價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貨幣政策決定，在特定的公共預期形成機制下，政府支出決定了物價水平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短期內財政赤字與貨幣需求正相關。

國內學者普遍在中國經濟背景條件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及兩種政策的配合效應。趙麗芬、李玉山（2006）對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性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不存在簡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補或替代關系，而是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的關系，即擴張的貨幣政策伴隨著收縮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而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被動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形式取決于具體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沖擊形式。張龍、白永秀（2010）通過建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分析的聯立方程模型發現，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遠大于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政策有可能通過影響消費、投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框架，指出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正向沖擊，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相比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沖擊，其效果非常有限。張志棟、靳玉英（2011）基于價格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用視角，利用MS-VAR模型檢驗了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是不確定的，當物價由財政政策決定時，貨幣政策有效性將受到很大影響。而當物價由貨幣政策決定時，僅僅調整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即可進行調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獻研究基本上探討的是封閉經濟體系，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較大空間。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 應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與經濟波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據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加上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本文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

1.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是向廠商提供勞動，以獲得工資進行消費。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隨著消費的增加，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是決定勞動與消費的組合，進而實現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0

家庭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資源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mst表示貨幣供應。（2）式說明在總收入和貨幣供給穩定或者按照穩定路徑增長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將會非常明顯。

2. 廠商

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如果廠商存在規模經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廠商必然擴大生產規模，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均衡狀態下，廠商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資本折舊率。（4）式反映了資本和投資之間的動態關系，投資越多、折舊越少，資本積累就越快。投資it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0。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且et～N（0，？滓■■）。（6）式說明在某一時期技術進步具有自相關性，并且受技術沖擊決定，技術沖擊可能來源于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

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支出包括為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維持穩定，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即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應變動，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其過程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為政府支出沖擊，且egt～N（0，？滓■■）。egt可視為政府支出對均衡路徑的偏離。p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4. 貨幣市場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大。同時受制于現行外匯制度，貨幣政策尚無完全獨立的操作空間，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為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8）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u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

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mst=mdt （10）

5. 國外部門

中國對國際資本的流動實行一定的限制，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 假設國際經濟波動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口和出口。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規模受國家競爭力影響，而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eft為凈出口沖擊，且eft～N（0，？滓■■）。

6.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1）式和（2）式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四、數據選取與模型參數估計

1. 估計方法與數據選取說明

對DSGE模型的估計有校準法和估計法兩種，本文采用Bayesian估計方法。 估計法的優勢在于所估計的參數可以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和模型參數的特點施加相關約束條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參數不確定性問題，而且利用歷史數據所估計得到的參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們選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貨幣供應量、進出口數據作為輸入數據，以此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數據先期處理過程為先對變量進行去勢處理，利用X12方法對上述四個變量進行季節調整，然后使用H-P濾波得到變量的波動部分，最后對波動項求差分。

2. 參數設定

首先對參數的分布情況進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參數運用Bayesian方法估計實際的參數值。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加，估計結果會最終收斂于實際值，因此設定值并不影響模型估計的可靠性。

我們參照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參數進行事先設定。其中，資本對產出的貢獻度？琢設為0.355（李浩等，2007），貼現因子？籽設定為0.988，資本折舊率？啄為0.05（吳利學，2009）。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鬃設定為2.2，反映了居民對當前消費的重視。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籽設定為0.95，即本期與上期技術進步存在高度正自相關關系。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和國際貿易的自相關系數（b，v，s）分別為0.98， 0.68，0.67，將貨幣供應對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度設為0.8和2。

3. 參數估計結果

表1顯示了運用Bayesian方法進行估計所得到的模型參數值。

表1中，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0.7221，說明政府支出沖擊1%的正向變動將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增長0.7221%，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此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1.9471，說明以美元計的國際貿易規模增長1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的貨幣供應量將增長近2個百分點。在財政支出保持擴張性預算和赤字規模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響，其政策走勢必然走向擴張，形成配合財政政策的形勢。而在國際貿易順差和收支盈余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被動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顯，這對于貨幣政策的緊縮以及反通脹政策具有相當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內學者的研究，國際貿易正向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程度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增幅放緩，貿易順差下降所致。此外，貨幣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系數僅為0.0011，影響程度很小，這反映了當今中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的從屬地位。

4.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圖1顯示了政府支出沖擊對主要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和投資都具有負向影響，在政府支出沖擊后的一段時期內，投資和消費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消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對產出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影響時間較短，7個月后即回歸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沖擊對投資的長期影響：政府支出沖擊13個月之后，其對投資產生正向影響，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擴張完成，初期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但長期內，國有企業的擴張效應傳導到私有企業，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了間接的帶動作用。財政政策擴張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是明顯的，短期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0.15%，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額投資性支出產生了較強的貨幣擴張效應，并且這種影響力度較大，由圖1可知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期限延伸至40個月。

圖2反映了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反應。一個單位的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一定的正向影響，二者分別增加了0.05%和0.5%。在對產出的影響方面，由于貨幣政策具有的時滯性，因此其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政府支出要緩慢，并且影響程度也較小，但其影響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長，直至40個月后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可見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比貨幣政策強，但貨幣政策的影響更為長遠。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沖擊對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小，遠不如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基本特征。

表2為各經濟變量在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國際貿易沖擊和技術沖擊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影響要遠大于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巨大，在特定外匯制度下， 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貨幣供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達到貨幣政策本身影響的60%，顯示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強；反觀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則非常微弱，表明是現有條件下貨幣政策在調整宏觀經濟方面獨立性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作為配合政策出現。在經濟出現下滑態勢時，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國有企業，其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是很明顯的，因此單純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長期的增長，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增長以及消費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樣表明， 貨幣政策能夠在較長的時期內帶動產出的增加，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利率下降，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宏觀調控應該更加注重兩種政策的協調配合。

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相應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貨幣政策變動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則相對微弱得多。這既反映了我國財政支配體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時表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析重點分析了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產出、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影響程度，以及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影響，模型揭示了財政、貨幣政策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操作空間以及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顯得尤為關鍵。

通過模型和數據分析，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要保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僅僅依靠政府主導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內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在影響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政策制定、實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應當創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步伐，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而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行為，達到穩定物價水平，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的最終目標。應當從體制上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消除事實上存在的外匯占款、財政直接投資行為對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降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必須重視政策協調，充分估計到財政政策對主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在當前條件下，如果忽視財政政策的影響，貨幣當局就難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時、適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阻隔國際貿易順差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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