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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松的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8-0126-01

1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及意義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深和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不斷密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11月5日我國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重申了我國將在一段時間內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的作用,以保障貨幣供應量的合理增長。國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地增長,并在財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證我國順利渡過金融危機帶來經濟沖擊。

2 正確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含義

我國由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標志著國家為了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的有力保障。具體剖析,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區別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適用經濟發展明顯減速或者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政策目的在于繼續給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最終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后者則主要在經濟蕭條或者發生經濟危機時候采用,它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減短經濟蕭條或者經濟危機的時間,以拉動經濟的復蘇。此外,后者主要通過擴張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復蘇,雖然前者也強調通過放松信貸管制來增加貨幣供應量來促進經濟增長,但兩者之間的寬松程度存在差異,即主要體現在“適度”一詞上。

當前經濟背景下,我國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未出現流動性枯竭的狀況,中央銀行不必采取完全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有把握好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審時度勢,才能保證經濟的穩定。如果采取過激的調整政策,則可能引發許多潛在的問題,例如,信用過度擴張極易導致資產泡沫,進而影響金融安全。雖然我國前一段實施的從緊的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的總量性調控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但是政府仍需要堅持審慎原則,力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場自我調整的能力。

3 有效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路徑的探析

有效地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實現其政策目標的實現具有戰略意義。面對后金融危機的形勢,筆者認為,我國要有效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3.1 強化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宏觀當局就必須審時度勢,不斷地根據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來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時滯性,這也就要求國家所推出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必須具備前瞻性,寬松的程度要將政策的時滯考慮在內,準確預測宏觀經濟未來的變化趨勢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雖然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綜合考慮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強,保證了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但是在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這種政策前瞻性意識尤其需要強化。我們不僅要高度重視對國際經濟、金融、資本流動發展狀況的實時監測,而且要及時預見、發現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調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3.2 準確把握寬松貨幣政策的適度性

我們知道,貨幣政策強調對宏觀經濟總量的調節,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實際上貨幣政策的實施還伴隨著一定范圍的結構調整。因此,在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有關當局要把握政策實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審視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配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以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強流動性管理。改善流動性管理要密切關注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變化情況,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等政策工具靈活調整,對于流動性不足的金融機構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以確保整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

3.3 努力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任何時候都不是獨立,都要尋求一種配合來克服市場的缺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等措施,來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與之協調配合,著力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當前形勢下,只有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才能刺激經濟逐步得到恢復。

總之,當前形勢下,我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屬于明智之舉。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強化對政策的前瞻意識,審時度勢,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增長!

寬松的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政策推動中國率先復蘇

記者：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同其他各國一同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您覺得中國所采取政策的內在背景、取得的效果與西方各國有何差異?從目前政府發出的信號來看，中國似乎走在了復蘇的前列，您覺得這其中政策有多大貢獻?或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的緣故?

連平(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西方國家由于銀行體系受到沉重的打擊，市場流動性緊張，信用體系急劇惡化，信貸被凍結，所以刺激經濟首先是給金融機構輸血，給貨幣市場輸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中國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還比較穩健，市場流動性比較寬裕，中國需要的是擴張內需。中西部地區有很大的投資發展空間，同時國民的消費水平較低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內需擴張首先要財政政策的拉動，但單靠財政政策還不夠，還需要積極的貨幣政策配合，因此，我國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可以說，中國之所以受沖擊相對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貢獻很大，中國的投資，消費有很大潛力，但潛力不等于現實，有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這種潛力就能夠得到較好的發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策具有決定性作用。

彭興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與其他國家將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收購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給金融機構注資不同的是，中國在應對這次危機時是將巨額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了實體經濟之中，而不用修復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說，中國是面臨著國外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自身并沒有真正親歷這次金融危機，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宏觀政策的刺激下領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機國家而復蘇。

郭世坤(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貨幣政策，主要是進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零利率，再有向市場注入資金，向一些企業，金融機構的借貸，或通過資金的注入來實施貨幣政策與壞賬清理等。

中國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直接針對實體經濟，比如“四萬億”政策的出臺，還有相應的一些產業和經濟規劃，對有關重點經濟領域包括對外貿，房地產、消費等領域的政策支持，這些都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剎車”

記者：目前各國在探討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人認為，因中國信貸及投資的大幅擴張，且投資主體多為中長期項目，未來兩三年中國實質性的退出將很困難，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沒多少回旋余地?在經濟企穩回升之后，中國還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間可彌補?

陳道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四萬億元的財政政策是以兩年為基礎設計的。從目前來看，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實現以市場真實需求為基礎的經濟復蘇，對我國而言，也不是一個輕松的任務。中國的宏觀政策能否順利退出，關鍵是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間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進入新的良性循環。以投資為主體的財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時間內緩解經濟過快下滑，但在產能過剩 消費率不足的情況下，卻可能會進一步積累不利于經濟良性循環的新的因素。如果是簡單提高消費率，卻有可能陷入殺雞取卵的困境，因此需要從經濟循環的角度來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總之，長期問題在當前具有短期意義，制約著中國退出政策。

彭興韻：退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猛踩剎車”。中央銀行早前提出的貨幣政策動態微調，實際上已經表達了貨幣當局對上半年信貸過于快速膨脹的容忍度已經到了極限。就貨幣政策的具體操作而言，中央銀行重新加大了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重啟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據，就表明中央銀行逐漸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國務院關于金融促進經濟發展若干意見中的“貨幣政策策略”，最近兩個月在中央銀行和銀監會的控制之下，信貸增加額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闊斧之舉。

連平：通常應對危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國推行的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旦經濟狀況出現好轉，就可能會較快地退出。但中國這次實施的政策我認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國的情況和歐美有較大不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但積極財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國經濟結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比如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消費提升等等。以前在這些方面真正實施的力度不大，但這次財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區，而中西部開發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問題。所以這次實際上是短期和中長期相結合，短期的政策達到預期的目標之后，會逐漸地退出，而中長期政策則需要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

寬松的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寬松的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政策需再發力，改革啃硬骨頭

展望2013年，資本市場發展的宏觀環境逐步改善，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趙錫軍預測，今年經濟總體情況會好于2012年，經濟增速將在下降一個臺階后尋求平穩增長，預期全年將實現8%以上的增長速度。

在經濟增長壓力不大的情況下，今年宏觀經濟目標有所改變，定位為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控物價、防風險這五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從過去只顧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變成多元目標，意味著將很難全力追求經濟增長。這也是中國在經濟危機深化的環境下做出的選擇，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不再僅是逆周期調整，還增加了調結構、防風險的重任，社會也已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對經濟危機長期化、持久化達成共識，更加追求健康、持續的經濟增長。

世界經濟已從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轉入到深度轉型調整期，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態勢。對于這場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并存的危機，專家認為，今年宏觀政策需要再次發力。

高培勇指出，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時指向了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以往頂多是逆周期調節，但是今年還要推動結構調整，把兩個作用并列起來。這次危機中，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并存。要使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復蘇的軌道，是不可能建立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之上的，必須轉方式、調結構。

政策還將繼續協調“三駕馬車”的關系。趙錫軍指出，宏觀政策將致力于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新一輪促銷政策有望出臺，并通過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對投資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作用下，投資和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加大，生產者整體經營環境會有所改進。另外，今年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仍然復雜多變，外需難有明顯起色，但會好于2012年。預計央行將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延續雙向波動的情形，為外貿提供良好的匯率環境。

新的一年，改革還將繼續，紅利的來源在于“啃硬骨頭”。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要走到新路上，必須下決心抓住改革的關鍵一招，最大的改革紅利來源是啃硬骨頭。如果回避，就是拖延我們實現倍增計劃的過程，積累矛盾，到了最后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中國的增長速度不敢低到7.5%以下，不敢高到8.5%以上，這樣的局面必須下決心破解。在中國，基礎能源和不動產的價格形成機制嚴重扭曲，定價方式不利于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若調控不能解決這個瓶頸，發展的彈性空間會越來越窄。可考慮從資源稅改革入手，結合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比價關系的通盤改革、電力部門壟斷改革、發改委對電價的行政管制，實行價、稅、財及金融等生產要素的配套改革。

二、宏觀政策更趨寬松警惕通脹抬頭

今年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表述上仍為“積極穩健配”。專家認為，宏觀調控總基調沒有變，但預調微調將增加，貨幣政策會保持穩中有松的狀態，對總體的流動性有所支持，向著略微寬松的方向調整，不可能有很大的放松。

趙錫軍預計，宏觀政策將在通脹可控的前提下，總體較2012年有所寬松，全社會融資成本將有所降低，資金環境較2012年略微寬松，貨幣政策有利于多方。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局長焦瑾璞表示，今年是連續第3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去年中國貨幣（M2）增長13.8%，社會融資總額增長16.7%，今年仍然會維持這樣的水平。

雖然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但是同時要避免通脹重新抬頭。焦瑾璞指出：“中國的經濟仍然處于轉軌過程中，通脹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控制通脹是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貨幣政策宜冷不宜熱。”

他表示，2009年至2012年，新增貨幣占現在貸款余額的60%多，這四年的新增貸款等于建國六十年的新增貸款。“貨幣發行過多，受害的肯定是百姓。下一步要消化中國長期積累的龐大的貨幣量。”

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賀強建議，控制通脹、調節物價可以考慮除貨幣政策以外的方法。如果不考慮經濟和企業狀況，簡單地收緊政策、打壓物價，效果不好，在經濟滑坡的時候會加劇企業的困難。應針對食品類的消費品消費特點和屬性，想方設法保證食品供給的穩定，才是治本之策。

寬松的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積極的財政政策 稅收調整 貨幣政策

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后，我國政府及時調整宏觀經濟的政策取向，對內陸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形成了系統完整的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效果是顯著積極的。從宏觀角度來看，一方面，產出缺口由負轉正，將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由弱轉強；另一方面，寬松的利率水平與大規模的信貸注入，也會加劇物價與資產價格的上行壓力。此外，決定2011年中國物價走勢的主要因素包括：食品價格走勢、國際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以及翹尾因素。利用2007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間的月度CPI與PPI的定基數據，在7月達到3.2%；預計未來半年內PPI同比增速不斷攀升，在10月達到8.7%。美元匯率的走低將會導致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從而給中國帶來更強的輸入型通脹壓力。

1.繼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的思考

源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在2008年下半年加速惡化，并迅速演變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相比較亞洲金融危機而言，呈現出范圍更廣、影響更深、損失更大等特點，其中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亞洲金融危機是我國的競爭對手遭遇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是我國經濟依賴程度較高的出口市場遭遇危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壓力空前加大。與此同時，經過幾年的高速發展以后，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通貨膨脹、產能過剩、結構失衡等問題，客觀上也進入了下行區間。在這雙重的壓力下，我國經濟面臨著新世紀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從2008年11月開始，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包括的政策工具主要有：1）擴大政府支出規模，2）實施結構性減稅措施，3)增加國債發行規模，4）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5）取消信貸規劃，6）加大信貸投放，優化信貸結構。由于財政政策慣有的連貫性和“依賴性”，從2000年來一直有學者主張淡出積極財政政策，但是一直沒有真正淡出。原因很復雜。但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財政政策如果淡出，則有很多基礎設施等項目成為“爛尾”。因此，中央一直以來采取的措施都是政策的微調，沒有改變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格局。由于2011年美國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將加強，必然影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此擴大內需的政府預期將更加強烈，進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必然。

2.稅收政策調整的基本取向及其延伸

自1994年到2010年，中國的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速大概為0.5%至0.7%，關于稅收的“超經濟增長”現象一時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是高了還是低了，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稅負并不高，還有上升的空間。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很高，應實行減稅政策。中國當前宏觀稅負，統計口徑和國際口徑不一樣。就稅收占GDP的比重而言，現在并不是很高。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2008年中國稅收占GDP的比重為18.03%。但如果加上土地出讓金、各種收費等，中國宏觀稅負并不低，按倪紅日的計算，把各級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內，大概占中國GDP的33.36%。這意味著各級政府拿走了每年GDP的三分之一多。然而，稅負背后真正受關注的是其歸宿問題，標準普爾500等機構估計了OECD國家的稅收痛苦指數，發現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靠前。且不談該核算方法的科學性，綜合這些事實來看，減稅或者說結構性減稅已成為“十二五”規劃時期的必然選擇。

按現行稅制，制造業征收增值稅，服務業征收營業稅。不過，在財政部看來這種布局早就應該被打破，而且時間已經拖得太久。營業稅是一次交易，一次課稅，而物流發展越來越專業化，交易次數越來越多，稅在流轉中就阻礙了服務業和物流的發展。比如金融業，現代金融衍生產品越來越多，一個金融產品衍生物的價值可能是幾百倍上千倍，征收營業稅也妨礙金融服務業發展。特別是金融、物流等營業稅的征收是屬地征收，引出收入歸屬的矛盾，這就帶來了增值稅改革問題。

財政部希望2011下半年之后擴充范圍，從制造業擴大到服務業。不過，將服務業劃入增值稅的征稅范圍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一方面，營業稅是地方稅，而且是全國第三大稅，是地方主力稅種；而增值稅則是中央和地方分享。另一方面，如果增值稅擴大范圍，就涉及兩級財政體制改革問題，改革和推行的阻力不言自明。

一直以來，稅收的立法等權一直集權于中央，地方政府沒有開征稅的權利，這與國際通行做法相悖。一方面造成了欠發展地區的財政困難和巨額債務，形成了財政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將演變成金融風險。因此，新時期，如何解決地方債務的問題事關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民生、民權問題；從制度上看，一方面，中央應該加大對欠發展地區的一般轉移支付，特別是專項轉移支付的力度，并規范和監督其使用；另一方面，應當適度下放給地方一些地方稅開征的權力，以利于解決目前的債務問題和公共品提供地區差異過大的問題。因此，稅權的適當下放應當成為新時期稅收調整的基本選擇。

自94年的分稅制改革的兩個目標，即提高“兩個比重”，包括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10多年來都落實了，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新的時期，適應新形勢的財稅體制改革在“十二五”規劃時期應該有所建樹、甚至是變革。從宏觀上來講，中國在“十二五”時期的財稅政策上，應明確地提出，在穩定稅收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比重的基礎上，同時再調財政的各種結構，比如收入和支出結構等。今后的財政支出應更傾向民生，才能更好地縮小收入差距。

事實上，1994年以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分稅制改革存在財權和事權不對稱。而此次把之前的財權和事權的相匹配的提法轉移到“財力”和事權的匹配上，應該說是一個全新的詮釋；從字面上看不出中央有向地方下放稅權的趨勢，而是把地方財力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來考量，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中央對地方財政風險和公共服務均等的關注，同時要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的努力。因此，“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理當成為分稅制創新的核心理念，本著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的原則，在新的分稅方案調整中，尤其是要充分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見和建議，關注民生的價值取向。

3.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新時期下，貨幣政策既要保持必要的連續性及其調整和相對的穩定性，以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賦予政策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相機抉擇，斟酌使用，以應對下一步經濟運行中可能出現；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穩健貨幣政策要在態勢方面進行必要的調整，從上半年的“適度從寬”轉變為“總體穩健、適度從緊、結構優化”，可以適當縮小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降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進一步運用差別準備金率調整信貸結構，并對沖提高貸款利率的總量擴張效應。

2011年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宜實行加息的手段。主要原因是，如果加息，將嚴重影響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房地產行業將受到嚴重打擊，銀行業的壞賬風險將增加，股票等融資風險加大，不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改進。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形成嚴重的打擊。因此積極的、多樣的、多層次的財政政策在2011的宏觀調控中會起到主要的作用。而貨幣政策則輔助它起到穩定物價和通脹、協調經濟發展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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