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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本地的評論家來說,歐洲一流的先鋒藝術的到來打破了意大利昏昏欲睡的現狀,傳統的建筑學迎來了新的設計美學。一場國際展覽通常能凸顯東道主的優勢,但意大利當時卻無力抓住這一表現機會。它的藝術進程似乎比歐洲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要落后。像威尼斯雙年展和米蘭三年展這樣的當代藝術展,按照都靈1902國際博覽會指導委員會中的一位委員的說法,是為了“喚醒社會對于藝術的自覺性”。他們希望整個社會中的人,都能欣賞新藝術運動的豐碩成果——藝術和工業的結合能引領一種現代的審美意識,指導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幾年以后,未來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速度成為了未來主義的新價值:對速度的創新利用取代了對“過去”藝術品的欣賞和研究,它炫耀對時間掌控的能力,賦予人們一種新的生活模式,成就了未來主義視野中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物品——汽車。馬里內蒂(FilippoTommaso Marinetti)有一句關于汽車的名言:“一輛汽車要比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還要美麗。”這種交通工具并不僅僅是速度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它具有運動、能量、噪音和危險,“它的四個車輪中包含了未來主義群體哲學中的所有基點”。
未來主義者在都靈找到一個對他們的哲學尚不熟悉的合作者,喬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菲亞特汽車公司(FIAT)的創始人,他也是技術和組織管理學的先驅,對于新的經濟形勢和社會現狀極富洞察力。阿涅利起先從他的生意對手那里買來了廠房,到1906年時,他又開始重新思考生產車間的物理屬性和位置。
阿涅利和他的駐場設計師們一起考察了美國的汽車生產車間的組織方式。他們引用了管理學家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制定的一種保證最大效率的“時間和動作”標準體系,借鑒了福特汽車(Henry Ford)的流水線作業方式。他委托手下的工程師GiacomoMatte-Trucco設計新的工廠。MatteTrucco此前設計過一些架設工廠和電站,他仔細閱讀了他們帶回來的研究報告。福特通過仔細安排廠區的布局讓整個生產流程變得非常合理,按照不同機器的操作要求將生產過程區分開,將操作機器的工人往返于材料和器械之間的時間降至最低。阿涅利要求把這種管理邏輯直接植入他的工廠,在新工廠的空間上要反應出這種條理性。
Matte Trucco不負眾望,他實現了阿涅利的預期。籌備工作始于1914年,1916年動工,位于都靈Lingotto區,距離新火車站4公里。新工廠總長500米,有5層樓高,采用漢尼比克(Fran oisHennebique)發明的整澆鋼筋混凝土框架體系,這棟大樓是歐洲最早使用鋼筋混凝土的建筑之一,結構上的優勢保證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廠。MatteTrucco并沒有鮮明的建筑語言,他擅長使用混凝土,但在外觀上不做任何修飾,連早期混凝土基墩上殘留的痕跡都在建造過程中被去掉了。從設計學的角度看,他的風格就是拒絕提供任何有關建筑的提示。在1919年,他還設計了菲亞特的辦公大樓,這本是一個借建筑強調品牌形象以及展現建筑師自身特質的絕佳機會,但他最終仍然只是表達了“混凝土”本身,而不是混凝土的可塑性(柯布西耶),又或者是混凝土的質地(丹下健三)。最終,菲亞特工廠所反應的不是一種對新的建筑語言的艱苦探索,也不是為了追求詩意而刻意隱去風格,而是將工業化生產過程的空間和組織關系通過線條直觀地表現出來——超長的尺度揭示了菲亞特能夠大規模地進行流水線生產的潛力。
菲亞特工廠的空間關系是十分新穎的:原材料通過鐵路到達工廠;汽車重量最大的部分在一層壓鑄,這部分車間在建筑的南、北兩側,通過天窗采光;零配件生產集中在主樓,工人們圍繞著工作臺進行流水線作業,再送至5樓進行最后的組裝。接下來,剛剛組裝好的新車在頂樓的試車道上測試。這種由下往上的組裝過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只有在比利時南部曾經有一個類似的屋頂測試賽道。Matte Trucco仔細計算了彎道處的抗沖擊能力,其流線型形式是根據車速每小時85公里的撞擊強度來設計的。
新工廠在1923年落成的時候,非常轟動,甚至有皇室成員前來參加開幕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菲亞特也曾生產過飛機的發動機。菲亞特工廠很快就達到了一天生產兩百輛汽車的生產速度,這使工廠內部的運輸能力受到挑戰,于是在1924年又增加了兩個螺旋緩坡通道。這個設計極大地超越了原有樓體中基于漢尼比克制式的建造手法,螺旋通道的放射狀橫梁在解決工程難度的同時創造出一種新的美學。在它的時代,菲亞特工廠是極其前衛的。柯布西耶在1925年到訪的時候,曾盛贊它是“工業社會中最令人過目不忘的景觀之一……準時、清澈、透明”,他將屋頂試車道的照片收入《走向新建筑》第二版,令菲亞特工廠的聲譽更甚。
菲亞特工廠的成功,并不是MatteTrucco因為隨便翻了一本建筑雜志而靈光一現,也不是因為他在建筑師的圈子里受到高談闊論的啟發,又或者是受馬奇(Virgilio Marchi)的未來主義建筑宣言的敦促,而是一種暗藏在工程師理性思維中的藝術直覺蘇醒了。MatteTrucco的建筑沒有隱喻。事實上,他也許并不認為他設計的是“建筑”,他的全部重心在于如何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這種設計哲學反而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對于那些第一次參觀菲亞特工廠的人來說,它巨大的尺度更像一座城市,就像國家地理的紀錄片名一樣——《巨型結構》。柯布西耶稱它是“城市規劃的指南針”,路吉·巴·尼(LuigiBarzani)描寫它是“一個展示工業力量的宮殿,流水線就像是殿堂里緩步前行的游行隊伍……在教堂一般的空靈中,莊重又神秘。”與此同時,工廠里的沉悶也讓很多參觀者感到震驚:訓練有素的工人們穿著特定顏色的制服,站在特定的工作區中,低著頭,手部快速地運作著,按照菲亞特汽車的管理哲學——與速度和精度競賽。人們相信,歐洲的現代化不再需要向美國取經了,菲亞特汽車向美國工業輸出意大利式大膽而創新的生產理念的時候到了。
Lingotto的菲亞特工廠在1982年關閉,當時在公眾間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如何逆轉工業城市的沒落之勢?菲亞特工廠接下來的命運又是如何,會把它直接拆掉就好像它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嗎?結果,他們舉行了一場建筑設計競賽,最終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的方案勝出:將老廠改建成一座綜合大廈,有音樂廳、劇院、會議中心、購物商城和酒店,東側作為都靈理工大學的汽車工程系。改建工程于1989年完成,屋頂試車道被保留了下來。
我一直很想去都靈看看。我和Marta約好,在火車站見面。我坐早班車從米蘭到都靈,她從都靈附近的小鎮趕過來。Marta是都靈人,她以前在都靈大學讀書,曾經是歷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我們在一個朋友組織的聚會上結識,當時她隔天便要離開比利時,房東太太想使喚她做免費的清潔工,她拒絕了,便被趕了出來。我也曾被房東趕出門過,同病柑冷,就請她到我家暫住一晚,第二天我送她到車站。現在她來接我。
Marta領著我在都靈縱橫垂直交錯的街道上行走,她對這個城市的許多故事如數家珍:一年一度的都靈電影節剛剛結束,工人們正在拆除圣卡洛廣場上三個紅色的字母裝置:TFF(TorinoFilm Festival);抽象派雕塑家馬斯特羅雅尼(Umberto Mastroianni)的滑動門(Odissea Musicale);位于夫人宮(Palazzo Madama)里的參議院大廳不久將不再定期面向公眾舉辦學術活動,她曾經數次坐在那里追憶百年以前的先賢們;維內托廣場(PiazzaVittorio Veneto)是年輕人通宵達旦聚會的場所,商業街兩側寬敞的走廊設計源自舊時王室成員出行的通道,因為她們信奉“雪白的肌膚代表高貴”,為了免受烈日暴曬,這些走廊曾經一直通往郊外的行宮;裹尸布教堂(Cappella dellasanta Sindone)內曾經被譽為“有史以來人類最神秘、最復雜的穹頂”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這仿佛也是瓜里諾·瓜里尼(Guarino Guarini)大多數建筑的宿命;更具有傳奇色彩的悲劇是蘇佩加空難,都靈神之隊在凱旋而歸的時候,飛機撞上了蘇佩加山上的一座教堂,全軍覆沒,意大利足壇的巨無霸從此一蹶不振……
Marta帶我去她最喜歡的餐館Fill la Cozza,她特意告訴我,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生前曾在那棟樓里住過。與那些去祭奠一塊辨不清真偽的裹尸布的信徒不一樣,歷史系的Marta推崇那些確確實實改變過歷史進程的智者。加富爾(CamilloBenso Cavour)在都靈出生,尼采在都靈瘋掉
對她來說,沒有什么比這些事情更能讓一個都靈人津津樂道了。
另一方面,她對于政治權利凌駕于文化和藝術之上的現狀痛心疾首:貝盧斯科尼修改了教科書,刪減了意大利抵抗運動的內容。現在好了,他總算辭職了,但年輕人也許將不再理解甚至不再知道這場運動意味著什么。她又指著廣場上最高的一座塔樓說,那是為討好墨索里尼而修的——從1922年到1944年,一些象征著新一輪文藝復興的紀念碑式建筑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下完成——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壞的品味。只是,就像拿破侖時期一樣,政治運動重新扛起了旗幟,穿上了制服,佩戴了徽章,從古代傳統里拾起了代表權利的束棒(fasces)。一時間,那種封建君主如路德維希二世為了建造偉大的建筑而獨斷專行地選擇建筑師的日子仿佛又回來了。
Marta又問我,你知道熳食運動嗎?它的總部也在都靈。速度與狂熱的反面是緩慢與平靜,這是都靈的兩面性。
社會活動家卡爾洛·佩特里尼(CarloPetrini)在他的家鄉、位于都靈南部50公里的普拉(Bra)發起了慢食主義運動(Slow food movement)并在那兒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美食大學(UniversityOf Gastronomic Sciences),致力于研究食物和文化密不可分的關系。起因是有一天佩特里尼經過羅馬的西班牙廣場,看到幾十名學生坐在地上大嚼漢堡,那種享受垃圾食品的模樣讓他大為震驚。3年后,在佩特里尼的倡導下,來自15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共同發表了“慢食運動宣言”。慢食不僅僅是要吃得慢,而是提倡整個食物生產的鏈條回歸自然的流程——在保證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從生產、到采購、到流通、到烹飪,再到食用方式,不過度消費每一個生產環節,從而保證食材的品質。
什么樣的飲食方式稱得上是“慢食”呢?佳肴(Meal)、菜單(Menu)、音樂(Music)、禮儀(Manner)、氛圍(Mood)、聚會(Meeting),這六個M加在一起比一個M(McDonalds)要美妙一些吧。正是在這種生活哲學的影響下,Eataly超市應運而生了。Eataly超市的創辦人法利·堤(Oscar Farinetti)家族代代經營手工意大利面坊,他的父親將業務擴展到雜貨鋪,法利·堤又將其發展成意大利最大的電器連鎖店UniEuro。2003年他售出股份重回食品業,想經營一家以持續性、責任感及分享為目標的模范超市。這個理想不但獲得官方支持,他的老朋友——慢食協會主席佩特里尼也鼎力相助。佩特里尼寫過—本書叫《為什么食品要講究優良、清潔、公平?》。法利·堤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吃是一種農業行為”。Eataly超市主要銷售意大利的傳統食材:意大利面、橄欖油、馬蘇里拉奶酪、帕爾瑪火腿、果醬、當季的蔬菜。它直接面向900位生產者采購,并通過各種手段積極地推銷這些小型生產者——位于都靈的Eataly老店是全世界最大的食材超市,一半以上的空間用作烹飪課、美食雜志閱覽和名廚推介,還有用餐區——就這樣,通過飲食教育拉近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距離。
Eataly是一間超市,但它展示的視野和使命感已完全超越了商業的狹隘格局。法利·堤,和所有的意大利人_樣,對傳統引以為傲,“意大利食物不僅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容易輸出的。”現在,除了意大利境內的11家連鎖店和日本的4家連鎖店,法利·堤成功地將他的商業帝國拓展到紐約的第五大道,名廚巴塔利(Mario Batali)和合伙人巴斯提亞尼許(Joe Bastianich)是他的左臂右膀,曼哈頓的名流趨之若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