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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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倫理學范文第1篇
自從伽達默爾接過了有海德格爾早期所提出而在后期又放棄了的“實存性解釋學”依賴你，哲學解釋學的存在論轉折就同當代實踐哲學的復興問題緊密相關。這就是說，哲學解釋學，不再是一種事關詮釋學方法或理解的技藝的純理論學科，而成為和人的生存意義追問相關聯的實踐理性問題。在伽達默爾這里，對實踐理性問題的反思，始終沒有在社會政治的層面提出解決方案，而是從根本上反思人類生活的可能條件，在與他人共在的沉浮中尋找生存的意義以及合理的生活形式。
一
國內學術界一般以伽達默爾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為標志，把他的學術思想分為前解釋學、解釋學和實踐解釋學三個階段。這種劃分的優點是能讓人簡單方便地把握它的思想進程，但有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它非常容易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從前期到中期是倫理的，而只有到后期才是實踐的，所以有一個實踐的轉向。我們要說，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伽達默爾自己說的非常清楚“解釋學首先是一種實踐，是理解和達到理解的藝術”。他的大學生涯中的第一個學術講座，即1928年在馬堡大學講演的《論古希臘倫理學的概念和歷史》就特別明確的表現出他的哲學指向：我們自己的興趣本來就是實踐的，倫理學的實踐。
伽達默爾多次承認在他的學生時代主要是受尼古拉？哈特曼的影響，他也聽過舍勒的價值倫理學課程，但哈特曼的《倫理學》給他們青年學生的思想造成的激動和挑戰是無與倫比的。這其中的原因是無法簡單的從現象學的巨大影響來解釋的，因為一方面現象學實際上并不能滿足世界大戰后學生的精神需求，而且哈特曼對胡塞爾的現象學更多的是批評，而不是接受，伽達默爾在這些方面實際上是與哈特曼對立的。當時給伽達默爾帶來激動的，主要是哈特曼所致力于建構的“批判的存在論”，他主要關心的是發現實在的世界——而不是單純的現象世界——的結構法則。這種批判的存在論哲學是從哈特曼自己的價值現象學出發，去發現“物質世界的實踐的給予性”，確立“理想存在”的問題和地位，因此具有了存在論的實踐哲學的雛形。應該說，這才是最激動伽達默爾思想的東西。
伽達默爾創建以實踐意圖為主導的解釋學的直接先導，當然還是海德格爾。大家知道，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實存性解釋學”概念，不是在“理解”和“解釋”的任何方法論意義上使用，它同唯心主義解釋學概念決裂的標志，就在于這種解釋學面對的不是什么可理解的對象，而是“實存的Dasein本身的不可理解性”。理解和解釋本身，不是被解說為主體的認知活動，而是作為Dasein“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種生存特質，所以，只有從實踐哲學出發，才有可能發現這種解釋學的真正任務。海德格爾后來放棄了這個概念，不是因為解釋學這一綱領無法向實踐哲學推進，而是由于海德格爾意識到，他很難擺脫近代以來主體哲學先驗內在性的糾纏。而伽達默爾之所以重新賦予這個概念以新的生命，乃是因為他從海德格爾的Dasein永遠是共在的結論中，發現了人類生存的真正機制，這有利于完成海德格爾后期通過批判現代技術對存在的遺忘所思想的存在的天命。可以說，伽達默爾從海德格爾那里接受的這個實存性解釋學概念，是從存在論的實踐哲學意圖出發的。
伽達默爾之所以要把解釋學作為實踐哲學，首先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對傳統崩潰的現實，科學技術以其獨霸一切的姿態，成為現代人物質實踐和精神價值乃至思維方式的唯一航標。其次，既然是要把解釋學作為實踐哲學，那為什么不能以現代科學理論以及現代精神科學包括倫理學為基礎，而非要返回到古希臘的實踐哲學傳統不可呢？原因在于，伽達默爾認為，不僅近代的科學理論造成了錯誤的以技術理性指導一切的錯誤的實踐模式，而且，近代以來的精神科學包括倫理學無不是以這種科學性為基礎的。所以，伽達默爾尖銳地指出：“期待現代科學及其發展能給我們提供某種新的倫理學，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二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實踐哲學的解釋學與倫理學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因為，解釋學的“實踐”不是任何現代的行為模式之一，而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活方式。而倫理學就是“有關正當的生活方式的學問”。這樣，伽達默爾的倫理學的核心，就不是去尋求生活中的道德規范，而是努力理解，什么是符合人性的正當的生活方式。這實際上是自蘇格拉底開始的西方倫理學的原初的語義。在蘇格拉底那里，他思考的倫理問題既不是道德規范的奠基問題，也不是道德判斷的語義分析問題，而是更為本源的“美好的生活如何可能的問題”。海德格爾把這種從本源上對存在意義的思考本身叫做“本源的倫理學”。這正是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倫理學的形式特征。具體地說，所謂“本源倫理學”就是從基礎存在論對存在意義的追問，來確立倫理的根源。這一做法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倫理學與“存在”本來具有內在的關聯。西方“倫理學”概念是由ethos演變而來的，我們平時把ethos僅僅理解成風俗、習慣，實際上遮蔽了它的本意。Ethos的本意是指人的居留之所，一種人性化的生存。在《存在與時間》等文章中，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打開了通向這種本源的倫理學的道路，但我們依然可以懷疑他是否真的具有了某種“倫理學”。伽達默爾實際上正是接著海德格爾這里來發掘共在的生存論意義。從基礎存在論來闡發倫理學言，伽達默爾是海德格爾哲學的完成。作為“完成”他至少在兩方面推進把基礎存在論推進到倫理學。一是，盡管如海德格爾所說，對本真存在的本源之思就是倫理學，但只有當這種存在之思與人在具體生存處境中的“正當的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才是倫理的，伽達默爾自己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界定倫理學含義的；二是，孤獨的個體存在，沒有倫理意義，倫理的存在本源地是“共在”。“共在”不意味著“孤獨的主體共同存在”，而是說人的存在永遠都是“我們——存在”。
西方近代以來的倫理學實際上脫離了這個本意，伽達默爾極力重振古老的實踐哲學，實際上就是感嘆現代實踐生活脫離了倫理的本意，如孟子所說，“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哲學倫理學范文第2篇
開幕式由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杜寶貴教授主持。東北大學宣傳部部長丁義浩、遼寧省社科聯主席張沈立、遼寧省教育廳科技處處長陳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盧風教授、中國環境倫理學會會長、哈爾濱工業大學葉平教授、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研究會理事長、大連理工大學學院院長魏曉文、遼寧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軍出席了開幕式并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13日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與會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了激烈的對話與爭鳴，現場氣氛熱烈，迭起，圍繞“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這一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充分交流。
哲學倫理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行動者網絡理論 經濟地理學 對稱性原則
一、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本理論
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英文全稱是Actor-network theory，通常被縮寫為ANT。它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法國社會學家卡龍（Michel Callon）和拉圖爾（Bruno Latour）為代表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提出的理論。1986年，卡龍在“行動者網絡的社會學，電動車案例”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這個新概念。文中，卡龍描述了法國電器公司（EDF）在1973年提出開發新型的電動車計劃（VEL）。這個計劃需要CGE公司來開發電池發動機和第二代蓄電池，要求雷諾公司負責裝配底盤、制造車身。另外，還要考慮消費者、政府部門、鉛蓄電池等社會甚至非社會因素。這些因素都是“行動者”，彼此共同構成了相互依存的網絡世界。
這里的“行動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拉圖爾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不對他們可能是誰和他們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們可以是任何東西—可以是個體的或者民眾的、擬人的或非擬人的。“行動者網絡”中的“行動者”之間關系是不確定的，每一個行動者就是一個結點（knot或node），結點之間經通路鏈接，共同編織成一個無縫之網。
在該網絡中，沒有所謂的中心，也沒有主—客體的對立，每個結點都是一個主體，一個可以行動的行動者，彼此處于一種平權地位。主體間是一種相互認同、相互承認、相互依存又相互影響的主體間性的相與關系。非人的行動者通過有資格的“代言人”（agent）來獲得主體地位、資格和權利，以致可以共同營造一個相互協調的行動之網。
傳統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是關于先于現實經驗上實際存有的一般性的存在架構。這種傳統意義下的本體論要解決的是存在的根本意義，是關于何者存在，在什么意義下我們說它存在等問題。因此是一種對存在的先驗狀態和根本架構的探討，而實際經驗只是在這些架構中的特殊存有樣態。
二、行動者網絡視域下經濟地理哲學思考
哲學是眾多學科的靈魂。要提升地理學的地位，就必須豐富地理學的哲學內涵。
從國際地理學近現展來看，推動地理學實質性進步的因素都與哲學有著直接關系，可以歸納出以下七個方面的表現或問題：①地理哲學的內涵不斷發生變化，但基本問題尚不清晰；②地理哲學研究的主觀基礎和客觀基礎及重大問題缺乏必要的系統結論；③地理學的空間分析傾向帶來了地理思維的變化；④空間分析中地理學主體經驗意識的喪失；⑤地理哲學中的時間和空間問題；⑥地理學中的“環境倫理”的研究剛剛起步；⑦我國的地理哲學是個薄弱領域。誠然，地理學研究需改變以往那種向其他學科引用與借鑒的局面。但目前地理學的發展狀況更需以開放的心態從其他學科汲取營養和理論，以構建、擴展和豐富自身的理論體系及哲學體系。地理學研究離不開方法論，更離不開哲學。
人地關系始終是地理學的核心，反映在經濟地理學上，即為人類的各類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ANT的廣義對稱性原則力圖對稱地看待自然和社會的作用。“我們的廣義對稱性原則不在于自然實在論和社會實在論之間的替換，而是把自然和社會作為孿生的結果，當我們對兩者中的一方更感興趣時，另一方就成了背景”。從這個視角來看，人類的各類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應該被對稱考慮，過分地強調一方而輕視甚至忽視另一方都是不可取的。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是和諧共生的，這就在哲學層面上深化了經濟地理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長期以來，地理學的綜合性僅停留或徘徊在宏觀設計的層面上，而沒有或很少從微觀方面加以運用。從ANT視角來看，這是地理學綜合性的癥結所在。經濟地理學應該在其微觀領域強化其綜合性，而且ANT也把宏觀和微觀對稱考慮，把宏觀和微觀綜合起來思考，理應成為經濟地理學的追求，這種綜合性具有更高層次。
ANT至少采用了兩種思維方式，即關系思維和過程思維。首先，Latour將關系思維引入社會學的分析中。行動者網絡理論顛覆了傳統的認識論觀念，強調關系性的思維。在網絡中將人與非人置于同等地位，自然與社會不再是巍然屹立認識論中的兩極。要在人與非人、自然與社會的互生的關系中尋求社會的穩定點。這一思想引起了很多學者的共鳴，成為20世紀后期整個哲學界的一個重要潮流。其次，ANT將過程思維引入對科學的研究中。行動者網絡理論描述的是一種動態關系，要求我們追隨行動中的科學。科學是一連串的行動，是形成科學、制造結論和物品的過程。強調我們對科學的研究必須以科學知識生產者的當下活動為出發點，或者說要跟蹤科學家們構造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這種對科學研究的過程分析，溝通了知識生產者（科學家）和生產成果（科學知識），避免了科學研究的黑箱化。這無疑是我們理解科學事實的更先進的方法。Latour對科學知識進行的人類學研究的意義就在這里。
三、結語
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時空規律的科學。相應的，經濟地理學主要探究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關系及時空規律。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關系貫穿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始終，在經濟地理學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按照傳統觀點，人類經濟活動由于其活動主體的主觀性而構成主觀地理空間，自然環境則構成客觀地理空間。而ANT則消除了人類與非人類、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對稱地思考人類與非人類、自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并提出了準客體的概念，即主客體間的雜合性。
地理空間不僅僅是地理事物和人類經濟活動充填的地表空間，而且這些地理事物和人類經濟活動通過相互關聯并形成地理空間結構，即地球表層系統結構，在ANT視域下是一種“無縫”的行動者網絡。這種結構是人地關系的具體化，表現為主觀地理空間與客觀因素的相互關聯。主觀地理空間是人類在地表的活動空間，其載荷是人類；客觀地理空間是人類的地理環境空間，其載荷是地理環境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因素或災害因素。在地球表面，主觀地理空間與客觀地理空間在范圍上可重合也可以不重合，這種關系是人地關系的具體體現。根據ANT的廣義對稱性原則，應把自然環境置于與人類行動者平等的認識論地位，經濟地理學理論的正確認識不僅取決于人類行動者，而且取決于客觀自然環境，取決于人類經濟活動和自然環境的協調和控制。
本文基于一個廣泛流行又視角獨特的理論視域—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對經濟地理學進行了初步的哲學思考和探索。應該看得到，雖然ANT能夠為經濟地理學提供一個獨特有效的思維視角，但由于不同學者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場對ANT本身有著多種理解，用它作為一種工具來思考經濟地理學甚至指導地理實踐必然會存在爭議。即便如此，用ANT這樣一種獨特新穎的理論工具來進行經濟地理學哲學思考也是一個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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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倫理學范文第4篇
這種根于身體的哲學本體論，除了表現在中國古人對宇宙的終極性思考不是發端于對世界的“驚奇”而是始于對人自身人身處境的“憂患”之外，還集中地表現在其以一種“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誠”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體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在作為中國哲學源頭的古老的《易經》中，這種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就是所謂的“太極”。“太極”的“太”字即為“大”字的引申義。而“大”字按許慎《說文》，其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體形狀。這一字形在中國古代的甲骨文和后來的銅器銘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證。因此，該詞源學的考察表明，對于去今已遠的中國古人來說，其是通過一種所謂的“依形軀起念”的方式來構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極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體現。而要真正理解這一“下學可以上達”的奧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國古人對“身體”概念的獨特的理解，以及我們稱之為一種所謂的中國式的“身體現象學”理論。
中國古人之于“身體”概念理解的獨特性在于，與西方人那種作為純粹物理對象的軀體不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之身除作為物理對象的軀體之外，正如古漢語“身”字字義所表明的那樣，還兼有突出的“親自”、“親身”和“親自體驗”等等內涵。因此，在這里，我們毋寧說看到中國古人對身體的一種現象學式的還原。經此還原，一方面，身體由一種異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這種還原又同時保持著現象的充盈豐滿而不犧牲身體的外部具體體現。因此，這一中國式的身體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對人類哲學史上種種二元論學說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諸如人與物，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本我與非我等對立項經由一種親身性的身體真正融為一體。而宋儒張載所謂的“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張子正蒙·誠明》）的論斷，以及為中國古代眾多哲人所大力闡揚的那種中國哲學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正是以這種現象學式的身體概念為其真正濫觴。實際上，在中國哲學中，這種現象學式的物我合一的身體也即一種“體用不二”的身體。這同時也意味著，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已不再局限為我的七尺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種現象學意義上的非實體化的“潛在的身體”，也即“可能活動的身體”，以一種“借用顯體”的方式經由行為向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顯現和開放，乃至于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被視為是人身體行為的“目的論的項”，乃至于“人身雖小，暗合天地”，整個宇宙都被視為人自身的身體場。而《易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永遠“未濟”的宇宙圖式，與其說是對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觀規律的揭示，不如說恰恰是對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這一生命之旅的彰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根于身體的宇宙論學說不僅表現為把人自身的身體視為宇宙的起點和本源，而且還突出地表現為以人自身的身體的發生生成機制來解讀宇宙本身的發生生成機制。這最終導致了在所謂“陰陽哲學”的名下，中國古人從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這一中國哲學的哥白尼式發現。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古人來說，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體的宇宙，看作是人身體的化身，那么對人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實就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這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人之身體來自男女這一發生學的原理其實就不僅是對人的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時也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宇宙的“原發生命機制”并非遙不可及、深不可測的東西。相反，“易則易知”，它就以一種身體體驗的方式下學而上達地體現在“造端于男女”這一夫婦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發端，而且也從中徑直開出了關于宇宙何以鴻蒙初啟、何以開天辟地這一中國古代哲學的“創世紀”的宣言。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古老的《易經》不啻可被視為人類最早的“性學”經典。從指代男根女陰的陰陽兩爻，到《系辭傳》中的“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這一性活動的直白，這些被今之道學家們視為“不正經”而三緘其口的“身體書寫”，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古代首經的堂殿以至于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語言”。同時，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地”與“男女”相提并舉且作為不易之論而業已成為老生常談。所謂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辭上傳》），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系辭下傳》），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無不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正是基于這一徹底的泛性主義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無外”地被推廣到整個宇宙，又“至小無內”地被還原到每一個個人。中醫理論堅信每一個體身體生命都可陰陽辯證即后者的印證，以至于有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黃帝內經》后不無詫異地驚呼，黃帝的身體竟是雙性同體的，這樣，西方人的“性別”概念就成了“錯誤的名詞”。
綜上所述，就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學說而言，無論是其有關本源問題的理解，還是其有關發生機制的認識都無不系于身體，該學說與其說是一種基于思維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謂的“存在的哲學”，不如說是一種根于身體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謂的“生活的哲學”。這也充分說明了何以中國古人的終極性思考始終與身體性思考難分難舍地糾纏在一起，致力于所謂“安身”、“守身”、“貴身”、“返身”、“省身”的問題永遠是古之賢哲的第一等事，而對執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種所謂的“以身為殉”的原始的焦慮始終使其憂心忡忡。同時，也正是從這種身體主義的宇宙論出發，才使中國古代“世道”同于“醫術”之說得以成立，孫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醫”，古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人們看到，后現代主義者尼采所謂的哲學就是醫學或生理學這一在西人眼里驚世駭俗之論，其實對于中國人來說卻了無新意，早已被中國古人目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哲學倫理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企業；管理倫理；管理哲學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25-03
管理學應用于社會方方面面，政府、企業、學校等，幾乎每個機構或社會組織都是以管理為運行基礎的。而企業管理作為管理的縮影，與人們日常生活聯系最為緊密，也是管理問題表現最為具體的層面。故本文以企業管理為研究范疇，從實踐應用角度探究管理倫理與哲學問題。
一、管理倫理與管理哲學的關系
管理倫理與管理哲學是管理實踐中不可或缺、相輔相成的兩大利器。管理倫理是企業進行管理實踐的各種標準、規范和原則。而人是管理體系、管理制度的實際執行者。從企業管理角度來看，“企業要生存，就離不開人和事，無人何以成事，無事何以斷人，歸根結底，管理離不開人。”[1]也就是說，管理既管“事”，也管“人”。具體來講，管“人”實際上是管理人的“思想”。而解決思想問題，則要靠哲學。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注重道德和倫理的社會，企業管理不僅要管好事，更要管好人，實現倫理與經濟的內在統一，用道德范式和哲學思想來提升管理的藝術水準。可見，管理倫理學與哲學密不可分、相伴而行。
（一）管理倫理的內涵
管理倫理，即企業管理過程中的倫理道德建設。“企業在追求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不僅要獲取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用倫理道德來約束自身的經營行為，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2]
企業實施倫理管理，一方面是來自企業發展的內在需求。隨著企業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升，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社會效益對企業的驅動力越來越大。它不僅關系到企業打響知名度，更可幫助企業樹立“誠信、仁義”的外在形象。因此，很多企業開始關注倫理管理，從內部管理向外部形象管理拓展。另一方面是來自社會發展的外在需求。隨著社會文明發展，經濟成為社會的主要行為，其在社會發展中所占據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企業行為已逐漸對社會倫理觀念產生影響。甚至一些企業的不法經營行為不僅影響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更直接挑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社會倫理觀念。故規范企業的倫理行為，有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
（二）管理倫理的哲學基礎
管理是一門智慧的藝術。管理哲學既是對管理本質的反思，也是對管理科學元問題的考察與反思。管理行為發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會涉及到管理哲學問題。從廣義的管理哲學來看，企業管理哲學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內核，是企業統一戰略思想、提升員工整體素質的基礎。它貫穿于企業倫理管理的各個環節。從狹義的管理哲學來看，企業管理哲學是指企業最高管理者所奉行的管理信仰，其價值觀和世界觀將影響整個企業的倫理管理方式與發展方向。管理哲學影響了企業家的決策能力與決策因素。可以說，管理倫理是建立在管理哲學的基礎上的。
二、“以人為本”哲學理念下的人力資源倫理管理
“人才永遠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第一要素。”[3]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核心，關系到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命脈。當今市場是人才競爭的市場，優秀企業不僅人才濟濟，更能夠有效管理人才。這就是“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偷管理。
（一）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問題
人力資源管理實質上是企業道德規范與原則踐行的過程，是企業強化執行力、追求效益與效率的前提，也是構建企業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工程，“它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4]。當然，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問題是實現“以人為本”的倫理管理制度。但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實現這一點存在一定的難度。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缺失現象嚴重。從企業角度來看，“以人為本”的用人理念還僅僅停留在口號階段，真正理解這一理念并付諸實踐還需加以時日；且企業內部人力資源倫理管理中缺乏足夠的人文關懷，人際冷漠現象嚴重。從人才競爭角度來看，公平競爭意識淡漠，非正當競爭手段被合理化，甚至成為一些企業盛行的風氣，導致很多企業人才流失現象嚴重。
（二）企業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的哲學基礎
企業人力資源倫理管理主要基于兩個方面：其一為“以人為本”原則，即企業以人才為最高價值觀，企業管理者善待人才、重視人才、關愛人才，肯定人才在企業經營中的作用與價值；其二為“公平競爭”的基本倫理原則，這是人才競爭的起點，而無論競爭過程中還是競爭結果，也都要堅持這一原則，以避免企業出現“任人唯親”的現象。
我國哲學思想向來重視人才的教育與培養。特別是儒家哲學思想更是將人才的培養細化為“治國、齊家、修身、為政”等方面，成為我國古代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的楷模與經典。儒家學說處處強調“人本”思想，把人視為管理與被管理的核心，為后世人力資源倫理管理奠定了基調。而墨家哲學思想也對人才培養提出了相應的論調，它強調“兼愛、尚賢”思想，都是主張對人才的愛惜與尊重。時至今日，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倫理管理中仍然要借鑒我國古代哲學思想，并以此為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構建的基礎。
（三）“以人為本”哲學理念下的人力資源倫理管理
實質上，企業人力資源倫理管理中最大的困境即是“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四項，做好這四項即可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后援保障。
將我國傳統人才觀念“以人為本”作為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的核心思想。所謂“引才”即是指企業積極塑造“愛才、惜才”的人力資源倫理形象，為人才提供完善的培養計劃和晉升路徑，以吸引更多人才；所謂“育才”，不僅包括企業為人才提供的培訓計劃，更需要企業具備良好的人力資源倫理管理氛圍，以促使人才自我培養；所謂“用才”，即做到“人盡其才”，用“專業人士”來做“專業工作”，給人才更多空間與更高的工作自由度；所謂“留才”，是指為人才解決生活困難，消除人才的后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企業建設，且制定完備的晉升與獎勵政策，提高人才的工作積極性。
三、“以誠信為本”哲學理念下的經營倫理管理
經營戰略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內核，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因素。而經營戰略是以經營倫理管理為基礎制定的，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是企業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在這條永無終點的路上，保持企業經營行為不出軌的秘訣即是堅持經營倫理管理。
（一）企業經營倫理問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經營管理觀念也隨著市場環境的變遷而不斷進行調整，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使企業保持良好的生存發展狀態，遠離經營管理困境。但在實際經營過程中，企業很難不越界、不出軌。一是產品質量問題，一些企業的產品以次充好，欺騙消費者；二是價格欺詐問題，企業之間相互串聯，哄抬產品價格，或故意以“跳樓價”等低價格吸引消費者，實際上虛報產品原價格，以損害消費者利益來謀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還有一些企業采取不同消費者索取不同價格的方式，尤其對外來消費者實行歧視價格，欺騙消費者；三是企業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比如傾銷、直銷等壟斷或侵犯消費者隱私權的經營策略，以謀求經濟利益；四是虛假廣告和傳銷行為，不僅欺騙消費者，更損害了同行業企業的利益。
（二）企業經營倫理管理的哲學基礎
企業經營活動是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而企業經營倫理又是社會經濟倫理的重要形式，屬于倫理道德范疇。從行業內部來講，企業之間遵循公平、公正競爭原則，是倫理道德準則必須執行的一項，是企業“誠信”競爭的表現；從外部經營來看，無論產品質量還是規范定價都是企業“誠信”經營的表現，是企業爭取客戶忠誠度、構建品牌形式的關鍵。
我國哲學體系中對經濟倫理思想也有過諸多評述。儒家學說倡導的“義利觀”講求“仁、義、禮、智、信”五個道德規范。特別講求“信”，即誠信，不僅作為個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作為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之道。墨家學說倡導的“義利觀”講求“兼相愛、交相利”。與儒家抑“利”相反，墨家言“利”，但強調獲利應在“愛人”和“利人”之間，單純的“利人”觀不可取。時至今日，這些傳統的哲學觀念仍在影響我國企業的經營倫理，特別是“誠信”觀念，不僅是全社會提倡的全民素質，也使更多企業從中受益。
（三）“以誠信為本”哲學理念下的經營倫理管理
在對內經營倫理管理上，“誠信”符合我國傳統的哲學理念，是企業與員工之前是建立良好雇傭關系的基礎，是企業招徠人才、挖掘人才、培育人才的基礎，是企業構建透明管理體制的基礎。在對外經營倫理管理上，“誠信”經營理念適應當前我國國情，也是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生存發展之本，企業用誠信來塑造企業品牌形象，有利于企業招徠更多的客戶，與同業間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關系，以應對更大、更兇猛的市場經濟風浪。
四、“以發展為本”哲學理念下的生態倫理管理
企業在保障生產經營活動正常運轉的同時，還需兼顧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與維持，減少資源損耗，降低環境污染，為企業生存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企業經營發展既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也要遵循生態環境規律。
（一）企業生態倫理問題
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本質上是與自然環境進行物質或信息交換的過程。故企業所有生產經營活動都需以生態環境為保障，其生產經營中所需的物質或信息，或直接、或間接地取自生態環境。可以說，企業對生態環境的依賴程度是其他任何因素所無法比擬的。但在實際生產經營活動中，由于一些企業的不法行為、不正當競爭等因素，使得另一些企業不得不向生態環境索取更多的物質或信息，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甚至導致了資源危機。
透過這些生態問題現象，究其原因是企業生態倫理管理不當造成的。一方面，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使經濟迅速得到發展，不得不采取資源換產品的經營戰略。盡管工業化進程加速了經濟發展，但企業被迫放松生態倫理管理，其結果必然帶來了環境污染，這是經濟發展中無可避免的一對矛盾體；另一方面，我國在市場經濟轉型期，企業為生存發展，過多考慮自身成本，而忽略社會成本，甚至部分企業將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轉嫁給社會，既擾亂了市場，又鉆了法律的空檔，使政府生態倫理管理失靈。
（二）企業生態倫理管理的哲學基礎
生態倫理實質上是環境倫理，其內涵是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這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哲學提出在辯證唯物主義視角下認識人與自然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特別是在當今的工業社會，企業在追求生存與發展的同時，不得已與自然生態走上了背道而馳之路。可以說，人類在虐待自然生態的過程中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而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生態倫理思想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國古代哲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哲學思想核心是“仁”，即“仁者愛人”及更高境界的“天人合一”思想。用現代哲學思想來解釋，即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將此作為社會穩定發展的根基。道家哲學思想核心是“道”，追求“自然無為”和“道法自然”之道。道家哲學追求養息之本，注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強調人應當順應自然乃是“道”。這是生態倫理管理的高級境界，強調企業發展不但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更應視自然生態規律為前提，無視生態倫理管理的企業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
（三）“以發展為本”哲學理念下的生態倫理管理
任何企業活動都離不開自然生態環境。這是人類與自然密不可分的關系決定的。從企業生存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對大自然的開發與利用應立足長遠發展。一些企業只顧眼前蠅頭小利、動搖人類生存之本的做法，實不可取。
儒家哲學思想講求的“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更加深刻地道出了生態倫理管理的本質，即作為企業對自然的索取需以發展為本，不可欲取欲求，需給自然萬物以休養生長之機，才能保障社會資源源源不斷地為企業所用。而道家哲學思想所追求的“知足知止，可以長久”，也道出同理，強調人類就克制對自然環境的索求欲望，追求經濟發展應以保護環境為前提，才是人類生存的長久之道。
可見，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不應成為矛盾體，反而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關系。企業肩負推動社會發展的重任，不僅僅推動經濟發展就能實現，更重要的是保持社會經濟的長久發展，這就不得不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作為企業來講，構建“以發展為本”的生態倫理管理體系，建立“綠色供應鏈”，推進企業生態經營模式，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總之，在管理過程中，管理倫理與哲學問題總是相伴而行的。企業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管理，而管理體系的三大框架“人力資源、經營、生態”所存在的問題，即為管理倫理問題。人力資源的管理倫理強調“以人為本”，經營管理倫理強調“以誠信為本”，生態管理倫理則強調“以發展為本”，這三種管理模式都以哲學理念為根基，以哲學觀念為核心思想。故中國管理實踐既離不開管理倫理的道德規范，也需要管理哲學的思想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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