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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益貧式增長；政策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注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國外學術界和國際機構已從單純強調“經濟增長”，轉而重視“益貧式增長（pro-poor growth，PPG）”。益貧式增長要求發展中國家政府不僅要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而且要關注窮人能否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需要重新審視以往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模式，科學地制定益貧式增長的經濟政策。

基于經濟增長益貧性以及有利于窮人的經濟政策來研究發展與減貧問題是當前國際上比較前沿的課題。國外學者就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作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跨國經驗分析發現，宏觀經濟一攬子政策對于益貧式增長有顯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過模擬宏觀經濟政策對總福利和貧困的影響，發現結構調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對福利影響非常顯著。Klasen［2］通過跨國比較分析，指出提高農業生產率、縮小地區差距、減少性別差異、提高窮人資產儲備的一攬子政策有助于實現益貧式增長。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結合財政、貨幣以及匯率政策，創建了一個宏觀政策指數，以更寬泛的角度度量宏觀經濟穩定性，其應用非洲國家樣本的實證分析表明，宏觀政策對低收入群體福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開放的貿易政策是否會促進益貧式增長，結論尚不明確。Dollar和Kraay［3-5］以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來衡量貿易開放度，研究發現開放的貿易政策有利于益貧式增長；但Winters［6］采用同樣的衡量標準對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魯和贊比亞的研究卻發現，當這些國家經歷快速貿易開放時，卻保持著較慢的經濟增長和貧困減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政策以及對教育醫療進行合理投資可以實現益貧式增長。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農業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資是促進益貧式增長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國內關于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筆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羅小芳和盧現祥［10］等幾項研究。他們都提出有利于窮人的秩序對于益貧式增長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還對二元結構下政府公共支出對益貧式增長的關系進行了闡釋，指出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支出比例與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密切相關。此外，杜志雄、肖衛東和詹琳［11］進一步研究了益貧式增長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長的政策內涵，指出實現包容性增長同時蘊涵著培育和提升人力資本、增強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護性保障體系三個層面的宏觀政策，并對這一政策體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類，但對政策措施對包容性增長的可能影響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當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較強時，可以通過不斷減少對農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對城市的支出比例來促進益貧式增長；當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不足時，必須增加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實現益貧式增長。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種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同時起作用的，不論基于益貧式增長理念的改革重點關注何種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府支出、貿易自由化、金融領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們說明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及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福利的綜合影響。而就筆者所及文獻來看，很少有研究系統地討論經濟政策和中國益貧式增長問題，據此，本文擬開發一個小型的中國益貧式增長“宏觀―微觀”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為樣本開展經驗研究。

二、理論框架與測量模型

（一）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論基礎

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早已在學界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宏觀經濟政策對窮人福利的影響至今仍是充滿爭論的課題。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長、不平等和貧困的關系之后發現各國的經驗差異較大，差異主要來自于政策選擇的不同。同時，也有證據表明分配政策較公平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快，經濟政策可以對初始收入分配中窮人福利的不利狀況進行修補。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執行改革政策的國家，貧困人頭指數降低，而在沒有實施政策調整的國家，貧困狀況改善很小，甚至更為惡化。此外，有研究表明，減貧策略的各種要素還包括：建立在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基礎上的，出口導向的外向型增長策略；鼓勵采用新技術的早期的農業和農村發展；基礎設施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能夠對農民和企業家提供激勵的有效的制度；促進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資本以及為窮人提供社會安全網的社會政策都可以促進益貧式增長［14］；此外，還包括改善經濟增長的微觀環境的各種要素，例如通過更好的信貸市場作用來改善資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資產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獻提供的經驗證據，本文將重點討論宏觀經濟政策影響貧困人口福利的各種途徑（例如，通脹、總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觀經濟不穩定，這些途徑可以按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加以區分），以及周期和危機的非對稱效應和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種公共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可以用圖1來描述。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影響窮人的最直接途徑就是公共部門凍結工資，政府轉移支付和補貼支出的削減和公共部門價格的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對窮人的間接效應可以通過許多方面起作用，包括總需求、總產出（假設起初存在超額生產的能力）以及就業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通脹的變化和對窮人的相關消費價格平減指數的變化；真實匯率的變化；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及分配效應。此外，穩定政策帶來的產出和就業效應也可能是不對稱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經驗數據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經濟危機對貧困會產生非對稱效應：衰退或急劇的產出縮減可能會大大提高貧困水平，然而擴張卻傾向于產生非常有限的影響。

（二）益貧式增長“宏觀―微觀”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設計的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使用的是一個靜態的、加總的、具有宏觀經濟內在一致性的框架。這一模型的優點在于，它能夠將財政賬戶、國際收支賬戶和貨幣賬戶聯系起來，從而確保具有一個內在一致性的國民核算帳戶。而絕大部分的宏觀經濟政策，諸如政府支出水平、稅收水平和赤字融資的結構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這些模塊之中。而后，宏觀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會在各個模型之中運行，在此我們選擇了兩個增長模型：一個是屬于長期增長模型的“真實值”模型，另一個是反映短期增長效應的三變量VAR模型。增長模型反映了在相對價格、工資以及產出構成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二層級是該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個靜態的、多部門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質的模型。模型假定經濟的總產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宏觀經濟震蕩對相關價格和工資造成的影響。在此，首先借鑒了世界銀行開發的1-2-3CGE模型。簡而言之，從某特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國民核算賬戶開始，運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間保持內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資、特定部門的利潤以及相對價格的數據。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個明顯的不足，即宏觀經濟政策與貧困的因果鏈條是單向的，而沒有考慮到宏觀政策對微觀模型變量的反饋效應，另外，我們所應用的簡單1-2-3CGE模型也缺乏對勞動力市場更為令人滿意的描述。第三層級是微觀數據（家庭數據或分組數據）。當模型對價格、工資、利潤和增長進行的預期變動被整合進代表性組群的有關工資、利潤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數據時，就在微觀和宏觀之間建立起了溝通的橋梁。理論上，通過該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時間里，在可以運用的數據資源的情況下，得到與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和沖擊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標以及益貧式增長水平的預測值。

三、變量選擇與計量檢驗設計

（一）“真實值”模型

“真實值”模型的增長回歸方法已被證明在解釋跨國的增長率變化時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釋增長的跨期變化時非常有用，大量文獻使用該方法進行了綜合研究。本文將在對中國主要經濟政策（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FDI、公共支出等）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應用209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增長回歸分析，考察各個宏觀經濟變量對增長的影響，以及在控制其他經濟政策和變量后，某項經濟政策的變化趨勢是否顯著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為確定上述經濟政策對增長的影響，筆者通過對世界各國的增長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合世界范圍內真實值模型的增長系數，討論中國上述經濟政策對增長的影響。本部分主要的數據來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國宏觀經濟數據庫。選取的樣本包含了全世界209個國家和地區的1970―2003年的相關信息，即包括7072個有效樣本點的國際面板數據。在回歸分析中，對各國的基礎設施情況采用每百人電話線這一國際通用變量進行度量；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發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證實，因此采用M2/GDP來衡量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

此外，考慮到增長回歸中金融發展等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了已有文獻中的方法。構建回歸方程時，假設Y表示被解釋變量，X表示解釋變量，由多個解釋變量組成的一個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標i和t（t=1970，…，2003）分別代表第i個國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項，于是一個表示X對Y的影響的總模型可以寫作：

其中，β即需要確定的真實值模型中各個影響經濟增長變量的增長系數，是一個行向量。

增長回歸模型中，第一組解釋變量包括決定增長的政策：（i）金融發展的衡量（M2/GDP）；（ii）通貨膨脹；（iii）實際匯率；（iv）小學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電話線（基礎設施的變量）；第二組變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礎上，還考慮了可能受到沖擊影響而發生較大變動的進出口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因素，即：（i）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ii）資本流動；最后，考慮到199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性質發生改變的重要分界點［15］，為更好地考察中國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嘗試將1998年前后的國別數據分別進行分析，并將側重點放在1998年以后中國的益貧式增長階段。

通過對方程一中第一組解釋變量的回歸（見表1所示）可以發現，較高的M2/GDP、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完善的基礎設施供給都與較高的增長率相關，而真實匯率及小學完成率對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在第二組回歸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沖擊的變量，即進出口貿易、資本流動。二個變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歸結果（如表2）

表1、表2均為固定效應（FE，fixed effects）估計結果，因為Hausman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沒有報告隨機效應的估計結果。根據解釋變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釋力。通過對兩個方程的綜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計結果：第一，在固定效應估計中，M2/GDP顯著地影響GDP的增長率變化，并且，與資本積累、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一樣，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也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第二，不論是否考慮外部沖擊，通貨膨脹對增長率的負向影響都十分顯著，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研究發現高通貨膨脹往往伴隨著產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貨膨脹得到遏制，產出又會重新回復到原來的長期增長路徑。第三，當引入外部沖擊變量如貿易及資本流動以后，M2/GDP即以貨幣表示的金融政策發展對GDP增長率的作用方向有所變化。第四，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這一變量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說明發揮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有利于GDP的增長。第五，資本流動（凈流動/GDP）作為沖擊變量，它并不顯著。

至此，已經能夠對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和其影響程度有比較明確的認識了，但這還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據劉暢［15］的測算，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性質的判斷，199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是否益貧的一個分界點（1987―1997年間的經濟增長是非益貧的；特別是1995―1997年間，農村經濟增長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惡化完全抵消，貧困群體的福利水平顯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間，出現了9年穩定的益貧式增長）。因此，本文希望能夠以1998年作為分界點，觀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間經濟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據此對樣本分別進行了固定效應估計，回歸結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貨膨脹、實際匯率、資本流動幾個變量被證明具有顯著性，但資本流動的作用效果卻不夠明顯，對增長率只有微小的影響；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外，實際匯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不顯著了，而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則開始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率的正向影響。這說明1994年匯率制度并軌后，人民幣不再出現之前持續貶值的趨勢，平穩的匯率水平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未能對經濟增長有明顯貢獻；1998年后進出口貿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對經濟增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表明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特征發生了某些變化，使得其對1998年前后經濟增長有不同影響；另外，各種政策在1998年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也發生了很大變化，M2/GDP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有所降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所加強，這些變化對于接下來進一步考察這些政策對不同群體福利的影響非常重要。

需要強調的是，“真實值”模型其實僅僅是反映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增長效應的方法之一。它是一個簡約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國回歸的基礎上，因此，各國家的系數都是相同的。

（二）三變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僅僅只是描述因變量對自變量變化的反應，向量自回歸模型則考慮了模型中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給定條件下，VAR模型能夠用來確定一個基本的經濟沖擊給其他經濟變量帶來多大影響，即其他經濟變量對該基本經濟沖擊的響應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認為描述變量間的動態關系的一種實用的方法。為討論政府支出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建立三變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評估，三個變量分別是增長率、實際匯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與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聯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個方程中，內生變量對模型的全部內生變量的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數學表達式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為外生變量向量，xt為內生變量向量，ut為隨機擾動項，K為滯后期。

1.平穩性檢驗

在模型中選取中國自1987―2006年20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在建立線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檢驗數據的平穩性，對模型中GDPGR（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EX（真實匯率水平變化）以及PE（公共支出變化率）變量的數據做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其均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見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長率、真實匯率變化率和公共支出變化率作為變量建立VAR模型，其擴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點關注公共支出沖擊影響經濟增長的短期彈性。VAR模型的擴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歸估計中得到的增長對其自身的短期彈性非常顯著，分別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沖擊短期影響的彈性并不顯著，第一年為0.0004，到第二年則更小，為0.0001（這兩個彈性數值是我們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沖擊對低收入群體福利影響的重要參數），這表明我國政府支出政策的變化對拉動經濟增長影響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脈沖影響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其內涵是一個變量的擾動通過模型影響所有其他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其它兩個變量，并最終作用于自身的過程。圖2描繪了公共支出和匯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軌跡。

通過對脈沖響應軌跡的觀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結論：（1）經濟增長率（GDPGR）對其自身的變化有較強反應，但這種影響是非常復雜的，出現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趨近于零的變化軌跡，這說明經濟增長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慣性的（前兩期），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影響會迅速減弱以至消失。（2）匯率的貶值對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間更長（約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內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此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以至逐漸消失。這種變化趨勢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對財政的可持續性造成了影響，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對于這一點，我們將在后文應用CGE一般均衡方法進行更加深入的經驗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觀―微觀”思想的模型的解決方案提供了聯系變量（LAVs）進行微觀模擬模塊的影響分析。即應用1-2-3CGE數值模型方程組（表7給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規范，表8為模型的變量說明），考察了1987―2006年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運行的影響。

通過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資、利潤以及三種商品（國內商品、進口商品、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的信息，即LAVs，將這些連接變量與微觀數據模塊連接起來，就可以得到每個代表性家庭群體平均福利變化的信息。

（四）微觀數據模塊

微觀模塊的工作是將1-2-3CGE模型轉化為家庭福利。對于宏觀經濟框架而言，CGE模型計算了各部門相關的收入的變化，以及各種商品價格的變化。家庭模塊的計算使用包絡方法，其中，間接效用分別是工資率、部門利潤和商品價格的函數，而這些都是中觀和微觀層級之間的連接變量（LAVs）。因此，宏觀沖擊對家庭層面的福利影響的第一順序估計等于以下三個組成部分之和：初始勞動收入與工資率的相對變化之積；利潤收入的變化；初始消費的商品與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化之積。

在實證分析時，各群組的收入和消費數據可以從家庭調查數據中獲得。共有三種收入來源：工資、國內商品部門的利潤以及出口部門的利潤。消費支出被分為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家庭之間的異質性反應在收入來源和消費模式的差異上，這有利于我們分析宏觀沖擊和政策對各類家庭之間的不同影響。但是，目前還很難得到中國居民進口商品消費支出和國內商品消費支出的相關數據，為得到這些必要的信息，即對各組居民消費支出分別各假設了三種消費偏好（偏好假設1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最小；偏好假設3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最大；偏好假設2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居中）下的情況，從而可以得到進口商品消費支出和國內商品消費支出的數據（表7以2006年為例，列示了農村居民收入數據及三種偏好假設下的居民消費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的數據）。本文的實證分析是根據2002―2006年偏好假設2的數據進行模擬的，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本文的假設是依據居民的消費偏好擬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這一假設的模擬結果與現實的情況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觀數據模塊，可以對2002―2006選擇2002年為實證分析起始年，主要是從分組數據的統計口徑一致性加以考慮的。即1998―2001年間分組數據的統計口徑與2002―2006年間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會導致實證結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間農村5等份的居民分組數據對于我們考慮不同組群居民福利變化更加直觀，故本文僅對2002―2006年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進行分析。年間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做綜合分析，分別考察了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現偏離時，對于當年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家庭福利的影響。

1.金融深化對PPG的影響

將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標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個百分點，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擬結果如表8所示。

從模擬結果來看，貨幣流速的變化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表現出基本一致的波動趨勢，說明包括儲蓄存款在內的貨幣存量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此外，從實證結果比較看，三個年度中M2/GDP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逐年減小，說明近年來GDP增長穩定性增強，貨幣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下降。從金融深度對居民福利的影響來看，其對收入較低群體的貢獻比對收入較高群體的貢獻更大。可見，金融發展有利于益貧式增長，但其對益貧式增長的貢獻呈現逐年減小的趨勢。

2.通貨膨脹對PPG的影響

通貨膨脹是衡量宏觀經濟穩定性的重要指標，通貨膨脹的大起大落往往會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響。我們將2002―2006年各年通貨膨脹水平（平減后）在原有基礎上調低50%。即從2002年的0.58%調整到0.29%，2003年的2.61%調整到1.31%，2004年的6.91%調整到3.46%，2005年的4.17%調整到2.09%，2006年的3.28%調整到1.64%，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

通過以上對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及各群體福利變化的實證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水平處于低位健康區間，因而繼續降低通脹率并未對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顯影響。從通脹水平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看，當通脹水平處于較高水平時，其變化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較大；當通脹水平較低時，其變化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較小；且低收入群體的福利水平對通脹水平的變化最為敏感。因此，保持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可以促進有效的益貧式增長。

3.匯率政策對PPG的影響

將2002―2006年匯率水平每年調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結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升值，不僅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巨大負面沖擊，而且對世界經濟特別是與中國有密切貿易往來的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同樣是不利的。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幣按照5%的速度升值，將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有負向的影響，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并不是益貧式增長理想的政策選擇。當然，實證結果也表明，人民幣升值雖然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影響為負，但影響程度均不大。因此，鑒于保持匯率穩定特別是有效匯率穩定，對維護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至關重要，短期內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相對穩定；如果升值在經濟運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選擇，則宜采取漸進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過大，否則將對經濟產生較大震蕩，亦會對居民福利造成很大沖擊。

4.對外貿易對PPG的影響

將2002―2006年進出口貿易/GDP的比例均調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的影響，結果如表11所示。

從模擬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存在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于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響。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總額已經達到72.03%，繼續提高的空間不會太大；此外，過高的貿易依存度也使得經濟運行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一旦外部經濟環境惡化，一方面將使經濟增長遭受重創，另一方面也會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福利遭受巨大損失。

5.政府支出對PPG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作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實行了減免農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失業救濟金、提高最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費等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階層經濟適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廣泛的惠及全體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擬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結果如表12所示。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經濟增長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將有所提高。但是，也應該注意到，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約束、無限增加，則最終我們將實現益貧式增長；然而這種假設幾乎是不可能的，考慮到財政可持續性問題，政府支出的規模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將依賴于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調整。

（二）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構建中國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現調整時，對于當年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家庭福利的影響。結果表明，2002―2006年間，金融發展對益貧式增長并沒有直接的貢獻，高速的金融發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的政策選擇；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對經濟增長和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有益，從而可以有效地促進益貧式增長；人民幣升值政策對于益貧式增長顯示為不利影響，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選擇，升值的幅度也不宜過大，否則將對經濟產生較大震蕩，亦會對居民福利造成很大沖擊；貿易條件惡化會對益貧式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對低收入群體福利的損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損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無約束無限增長的情況下，調整政府支出結構使之更加適應益貧式增長的發展目標是未來一項值得重點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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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三元悖論；匯率制度選擇；宏觀政策搭配組合

中圖分類號：F019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簡介：李莉（1973-），女，山東青州人，北京語言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國際政治經濟學。

基金項目：北京語言大學青年自主科研計劃項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論的中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9JBT15。

作為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三元悖論已經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許多國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它反映了開放經濟下宏觀調控當局面臨多重相互交織、相互矛盾的目標時，須針對各國當時的實際經濟運行態勢有所取舍。 從理論研究看，三元悖論被廣泛地運用到匯率制度的選擇、經濟開放條件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機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論為主線，從下述方面梳理中外關于三元悖論理論的研究，以期對當前的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與原則

“三元悖論”原則的理論內涵經歷了“米德”二元沖突――M-F模型――“三元悖論”這樣一個發展歷程。米德（1951）的二元沖突即內外均衡沖突，是指在固定匯率下，失業增加、經常項目逆差或通貨膨脹、經常項目順差這兩種特定的內外經濟狀況的組合。米德的結論是在經濟開放經濟條件下，在匯率固定不變時，單獨使用支出改變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或支出轉換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無法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標；單獨強調任何一種政策，往往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沖突。從政策建議看，米德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從理論傳承看，“米德”二元沖突指出了在保證支出改變政策（例如貨幣政策）有效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是內在矛盾的。這為后來M-F理論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弗萊明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典M-F模型。該模型的結論是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內部均衡（總需求和產出）的調節是有效的；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調節內部均衡的政策效應基本有效；在資本完全流動情況下，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沖操作是無效的，最終只會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在內部均衡調節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內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元悖論”①，強調的是三元悖論維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設。三元悖論原則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三大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毋庸置疑，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就理論模型看，三元悖論是建立在M-F模型基礎之上的，該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沒有考慮價格和工資的粘性，是一個典型的靜態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無論從經濟學理論還是經濟史的角度，三元悖論都不愧是分析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論在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中的應用及發展

作為現代匯率理論之一，三元悖論被運用于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側重點不同，相關匯率理論研究演變出了以下幾個理論分支。

第一，匯率制度二極論（又稱“兩極匯率制度論”，或“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匯率制度二極論強調在金融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假設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此時一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獨立性取決于政府的政策目標權重。二極論的重要前提假設是資本流動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著短期利率越取決于拋補利率平價。在國外短期利率和遠期匯率預先確定的條件下，國內貨幣政策調整引發的本國短期利率變動，將直接造成即期匯率的波動，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目標和匯率政策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性。因此，匯率制度二極論的基本結論是隨著一國匯率浮動程度的不斷提高，該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會逐步增加，即匯率浮動程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②爆發了金融危機，這些危機使得學術界在匯率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更加重視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與以往的金融危機不同，發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幾乎都選擇了軟盯住匯率制度。二極論將金融危機歸罪于這些國家實行的匯率制度上，同時指出這些國家過度積累的未對沖的外幣債務以及政治上的困難也是誘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二極論堅持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角點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動。當然，浮動匯率制度是最好的選擇，硬盯住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在此基礎上，部分匯率制度二極論的支持者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開或不公開形式所做的承諾基礎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維持匯率穩定的能力最終取決于其國際儲備規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資的能力。一旦發生投機資本攻擊，維持匯率穩定的承諾最終將被拋棄。在本質上，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是在給定資本完全自由流動這一前提條件下，在三元悖論原則的基本框架內探討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

第二，中間匯率有效論。中間匯率有效論結合歷史和現實部分修正了二極論關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假設，認為開放條件下即使存在資本自由流動，政府也可以通過各種資本管制措施、降低資本流動程度，從而使得該國在匯率政策選擇和獨立貨幣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間匯率有效論認為政府選擇“一半一半”的中間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國在匯率政策選擇上可以通過軟盯住匯率制度、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等中間匯率制度安排，減少外部沖擊對國內金融經濟的影響，即走所謂“1/2，1/2，1”的中間路線，實現一國經濟的內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為什么不能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兩個目標的抉擇中各放棄一半，從而實行一半貨幣政策獨立性，一半匯率穩定（和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所以，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以及所有時期都適用。

與匯率制度二極論相比，中間匯率有效論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理論研究空間。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從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對二極論的“角點解”共識提出了質疑，指出中間匯率制度并非一無是處。在國別研究中，Vijay（2003）認為印度20世紀90年代的宏觀政策搭配驗證了中間匯率有效論的觀點，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協調了匯率穩定、匯率目標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并成功地應對了國內外沖擊。而Bassem和Damyana（2005）則通過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來的匯率選擇實踐，指出發展中國家實行匯率制度二極論提倡的所謂“最好的”角點解――浮動匯率制，其結果可能導致當地貨幣“實際匯率的易變性增強”。他們的研究也從反面說明中間匯率有效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動理論。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匯率、國際儲備和利率的表現以評價是否存在一國向角點解變動的證據。通過重點分析宣稱浮動匯率的那些國家的言行，他們認為宣稱允許其匯率浮動的這些國家絕大多數并沒有做到，即呈現“害怕浮動”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間荷蘭盾和德國馬克的案例分析，探討了可信的目標區匯率安排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的關系，結論表明狹窄的荷蘭盾/德國馬克目標區匯率安排下，德國央行仍然能獲得中等程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Jos Jansen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相比較角點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宏觀政策搭配組合，這一點與“害怕浮動”現象是一致的。

還有一部分學者試圖另辟途徑來解釋“害怕浮動”現象，如Willett（2003）認為害怕浮動并不意味著一定選擇固定匯率制度。他運用最優通貨區理論闡述了三元悖論原則下中間匯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的觀點，指出中間匯率制度的關鍵在于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合決定。Willett認為最優通貨區理論不僅有助于解決如何在宏觀政策搭配組合中確定上述兩項政策的適當的政策權重問題，而且還有助于分析限制沖銷干預的規模以維持兩項政策在避免貨幣危機中的一致效應等問題。

三、三元悖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組合中的應用及發展

三元悖論為開放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運用于開放條件的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據三元悖論，如果小國選擇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理論上該國應該能夠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這類國家貨幣政策獨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個小的發達國家的截面數據來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受外國利率變化而承擔的風險暴露，取決于其在匯率穩定和資本流動程度的特定宏觀政策搭配狀況。

在經驗上，發展中國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論所描述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內在矛盾。少數學者選用大樣本，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他們發現那些實施資本管制和有限匯率浮動的發展中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穩定；那些實施浮動匯率政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穩定性最差。此外，外匯儲備的規模與政策穩定性之間弱相關，而在金融市場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相關性明顯被弱化。Ila和Ajay（2010）則以11個亞洲國家為樣本，調查并檢驗了這些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特點。被調查的11個亞洲國家名義上資本賬戶開放緩慢，但事實上這些國家資本開放的進展很快；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匯率彈性增長緩慢，匯率很大部分維持穩定態勢，他們的結論認為這種宏觀政策組合導致這些國家貨幣政策受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呈現出順周期的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三元悖論被廣泛運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別經驗研究，其中部分研究開始注重危機前后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的變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印尼采取“固定匯率+國際資本流動+有限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危機后調整為“浮動匯率+國際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增強”。但是，他們的研究結論中有兩點特別值得發展中國家關注：其一，危機發生后，國際資本流動并沒有隨著印尼國內利率的變化而出現人們所預期的變動（這一點與1992年EMS危機中英格蘭銀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機前后，印尼盾的波動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③。

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筆者認為三元悖論在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指導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實際效果尚有待于進一步驗證。需要說明的是近幾年中外關于三元悖論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理論分析日漸豐富，代表性文獻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綱（2001），孫華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賀力平（2004，2011），謝平、張曉樸（2002，2007），Wang（2010）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目前正面臨實際資本管制逐漸放松，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壓力加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減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學者對此持有異議，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認為中國實行的是高度的匯率穩定，高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開放。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還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而胡再勇（2010）的實證研究卻認為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增強，資本流動性減弱，同時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強，但貨幣數量政策則由匯改前的具有自主性變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議而言，多數學者支持在資本流動性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中國應在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同時，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論已經成為很多國家開放條件下，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然而，在具體目標選擇問題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論”對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論化，忽視了現實政策選擇中的各種情況，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評。

四、三元悖論在金融危機研究中的應用及發展

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不外乎于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宏觀基本狀況的惡化、資本流動的異常擾動以及不恰當的匯率政策選擇等。事實上，第一代、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論某一特定區域中（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爆發貨幣危機的機理，其中第一代危機模型側重于分析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宏觀經濟基本面狀況的惡化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矛盾；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強調了固定匯率制度下，投機性資本攻擊的自我實現。

部分學者試圖以危機事件的發生概率為標準，在三元悖論的框架內識別最優宏觀政策搭配的區域。例如Esaka（2010）認為硬盯住匯率安排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宏觀政策搭配誘發貨幣危機的概率，遠遠低于實施資本管制和中間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實施資本管制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則認為資本管制程度較低和匯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國家不容易發生投機性攻擊⑤。顯然，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宏觀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維持金融穩定的問題還存在爭議。

傳統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推行資本自由化是導致其貨幣不穩定、誘發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運用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經濟危機期間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脅實施資本管制的舉措能降低市場的羊群效應，從而避免出現最糟糕的金融危機態勢。周晴（2006）從維護金融安全角度考慮遵循三元悖論的主要意義，試圖說明在資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趨向浮動匯率制度的大環境下，長期堅持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堅守并蓄，會對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她指出一旦金融監管不利、投機勢頭強烈，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會上升。所以，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應該是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國家的長期趨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三元悖論和金融危機之間的實證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運用1970年至2007年來自170個國家的數據，從貨幣政策獨立性（MI）、匯率穩定性（ERS）和資本開放度（KAOPEN）角度，計算并衡量了這些國家過去近40年的“悖論指數”。在這一階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引入“悖論指數”，比較不同國家在宏觀政策搭配中的差異，同時考慮國際儲備在宏觀管理中的作用。他們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論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如何對其宏觀經濟運行，例如產出波動性、宏觀經濟穩定性⑥（通貨膨脹波動性以及平均通貨膨脹率）等產生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通常有相對較高的匯率穩定性，但這些國家的產出波動性往往高于工業化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國際儲備高于其GDP的19%-22%，這種產出負效應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釋。通過觀察悖論指數，他們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更容易出現高通貨膨脹率，而匯率穩定性較高的國家通貨膨脹率水平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幫助一個國家降低通貨膨脹率，因為全球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施加更多的紀律性約束。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國際金融危機，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將其悖論指數的研究成果擴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領域。結合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他們觀察了“悖論指數”的變化情況，認為金融危機往往會引起悖論指數的形態發生結構性變化。此外，他們還檢驗了三個指數之間的線性相關性，認為某一指數的變化會引致其他兩個指數的加權平均值發生相反的變化。

五、研究展望

誠然，三元悖論反映了開放經濟下經濟體系內部蘊含的矛盾，三元悖論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性。但問題是，如果三元悖論是一個可信的原則，違背該原則是否一定會對國家的宏觀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呢？如果上述命題成立，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響一國宏觀金融穩定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呢？ 在現階段，中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已是大勢所趨，伴隨人民幣國際化和熱錢的沖擊日益顯著，有理由相信中國積累的金融風險將不斷加大；與此同時，原有的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宏觀政策搭配的難度越來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內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觀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是中國現階段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之一。

注釋：

① 周晴認為蒙代爾并沒有把資本流動、匯率制度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關系命名為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以Krugman為代表的學者歸納總結了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并將其命名為三元悖論。

② 根據Obstfeld（2004）的解釋，新興市場國家的特點是具有較高的人均收入，較高的長期增長率，較低的產出和消費易變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認為，這主要歸因于印尼實施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功效。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第3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文章首先界定行政合同概念，并將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加以比較，然后以行政合同理論為基礎，并結合經濟行政合同產生背景對經濟行政合同界定，認為經濟行政合同存在宏觀調控法中，是政府為了履行宏觀調控職能，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

一、對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體為了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行政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是行政主體，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實現私權利主體的個體利益，通過民事合同的訂立和履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市場經濟主體的自發行為。行政合同目的對于行政主體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標；對于行政相對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體履行職責，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實現個體利益。行政合同出現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結果，是從“夜警”國家到行政國家的產物。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征求行政相對人意見體現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務的現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質上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屬于行政執法行政行為，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確認、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補償的不同之處在于與行政相對人協商一致方可成立，是雙方合意的結果，不具有單方意志性；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體可以直接實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具有單方意志性。行政合同從內容上分類，主要包括經濟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計劃生育合同、國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將運用行政法和經濟法理論分析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二、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經濟行政合同產生基礎

經濟行政合同是現代市場經濟產物。現代市場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政府調節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市場經濟不是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的自發調節，缺少政府的干預和調控。1776年斯密的傳世之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經濟自由理念對各國影響深遠：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不干預經濟只充當“守夜人”角色。這種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主流價值觀，不可動搖。在純粹的計劃經濟條件下，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市場調節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預之手無休止地延伸，無論是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宏觀經濟領域只有指令性計劃和服從，沒有雙方的合意，是純粹的行政管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私有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發達國家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被政府有限干預的市場經濟取代。政府干預、國家管理等理念占據主流。經濟行政合同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即混合經濟中才可能出現，“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協同并用時才能出現。

（二）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經濟行政合同屬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的不同點，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同點同樣適用于經濟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合同。經濟法是政府對經濟參與、干預（規制）和調節之法，既包括政府對宏觀經濟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對微觀經濟的介入。在微觀經濟領域，對應的是經濟法中的市場規制法。通過市場規制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規范企業行為，控制市場結構和狀態，創造充分、公平、適度的市場競爭環境和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這個領域里是純粹的經濟行政管理，運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會控制手段對市場活動主體檢查監督，依據相關法律法規，不可能出現雙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場規制法中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現代市場經濟是政府宏觀調控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平衡經濟總量，優化經濟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參與將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揮轉向公開市場操作和間接干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化趨勢。宏觀調控法的主要調整方法是引導，即經濟利益誘導和計劃指導。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變化經濟參數如稅率、利率等，誘導微觀主體，履行宏觀調控職責，實現宏觀調控目標。這種方法是導向性的，不是強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為主導的，但要求微觀市場主體配合，要求微觀市場主體的同意。經濟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觀調控法中。通過以上分析，對經濟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為了履行宏觀調控職能，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該合同體現了政府意志主導性和宏觀經濟效益性。

三、經濟行政合同的種類

經濟行政合同具體包括哪些，現在還沒有定論，現將比較典型的經濟行政合同加以分析，進一步證明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政府采購合同

依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行為。政府采購當事人包括采購人、機構和供應商。政府采購合同是采購人與供應商簽訂的或者采購人委托機構與供應商簽訂的就政府采購事項達成的協議。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一般買賣合同。采購資金是財政資金，是預算收入，是納稅人的錢，一般買賣合同資金是私部門資金，是買受人支配的資金，政府采購要符合《預算法》的規定。政府采購目的一方面是滿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過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宏觀經濟。一般買賣合同是實現私人物品所有權的轉移，滿足生產生活需求。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從財政學角度考察，政府采購支出屬于購買性支出，要求遵循價值規律和市場規則，要求雙方合意。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通過變化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是通過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完成的。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似乎是微觀活動，但實質是為了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政府采購合同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履行調控職能運用的合同，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二）再貼現合同

再貼現是指商業銀行將通過貼現業務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業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轉讓，借此獲得中央銀行的資金融通。實質上是中央銀行通過再貼現業務向商業銀行提供資金融通。對中央銀行而言，再貼現是買進商業銀行持有票據，是一種信用業務；對商業銀行而言，再貼現是出讓貼現票據，解決一時資金短缺困難。整個再貼現過程，實際上就是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的票據買賣和資金融通過程。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再貼現事項達成的協議，包括再貼現對象、再貼現率、再貼現金額等內容。再貼現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貼現合同。貼現合同的主體是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自然人，主體之間法律地位平等；再貼現合同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中央銀行是行政機關，和商業銀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體。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貼現合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是提供金融服務，實現利潤最大化；對于工商企業，是籌集資金，實際上是民間的資源配置。再貼現合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是籌集放款資金；對于中央銀行而言，是通過再貼現業務控制貨幣供應量和資金流向，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再貼現合同不是中央銀行的單方意愿，中央銀行是被動的，要有商業銀行的申請才可以，是雙方的合意，不具備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再貼現率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再貼現率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實現通過一系列再貼現合同完成，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三）公開市場業務合同

公開市場業務指中央銀行通過在金融市場買進或者賣出有價證券，借以改變商業銀行準備金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一種措施。中國人民銀行從1998年開始建立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制度，選擇了一批能夠承擔大額債券交易、有效傳導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作為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債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購交易、現貨交易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進或賣出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票據達成的協議。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一方必須是中央銀行，一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行政機關，與相對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資本市場上普通的投資者和籌資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開市場業務合同目的，對于中央銀行而言，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對于相對方是實現投資收益或者投機利益；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投資者實現投資收益，籌資者籌集所需資金。既然是市場業務，就要遵循市場規律，不可能向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意志性。公開市場業務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通過一系列公開市場業務合同實現，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參考文獻】

[1]柯梅森.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影子銀行 ;利率市場化 ;金融脫媒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5）02-0083-04

次貸危機以后，影子銀行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我國經濟目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步入新常態，發展放緩。近年來，個別領域出現了小范圍的金融風險事件，如2013年6月份的銀行同業“錢荒”，2014年以來的一些信托產品違約問題。這些金融風險的出現，使我國的影子銀行問題也備受關注。

關于我國的影子銀行，各種觀點對于其內涵、構成、影響以及監管等的看法有著比較大的差異。國務院（2013）發文認為我國影子銀行是指一些傳統銀行體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機構和業務，主要包括三類：①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無監督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新型網絡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財機構等;②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監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③機構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的業務，包括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部分理財業務等。

理解我國的影子銀行，既要縱向上立足國情，從歷史視角來分析我國的影子銀行發展規律。同時，橫向上要從國際視角（特別是影子銀行最發達的美國）來觀察影子銀行的演進及應對政策，從而預判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趨勢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一、 從歷史比較看當前我國影子銀行形成的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當前階段的影子銀行外，我國曾出現過兩次較為類似的影子銀行，分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農村基金合作會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金融三亂”（紀敏，2013）。我國目前的影子銀行與農村基金合作會與“金融三亂”，在形成背景上有著很大的相似性。

（一） 經濟體制轉型

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與經濟體制改革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帶動了“三農”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催生了農村基金合作會（溫鐵軍，2009）。十二屆三中全會后，國家經濟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大量金融資源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促進了農村基金合作會的發展。二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受自由市場經濟影響，我國出現了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的問題。三是我國當前的影子銀行發展與國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產業升級有著密切的聯系。

（二） 宏觀經濟政策轉向

我國影子銀行發展與宏觀經濟政策轉向也有著密切的關系（見圖1）。面對1989～1990年的經濟低迷，國家采取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1992經濟開發熱潮的刺激下，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從1993年開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全面轉向，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緊縮型財政政策。在這期間，農村合作基金會高速擴張，“金融三亂”問題集中顯現。與此相類似，2008年我國經濟受美國次貸危機沖擊迅速下滑，國家開始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短期內防止了經濟的下行，但引起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從2011年開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開始轉向，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近年來更是進一步嚴控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行業的信貸政策。在此期間，我國影子銀行快速發展。

（三） 金融政策的制定

我國在宏觀經濟政策轉向期間實行的一些金融政策，催生并促進了影子銀行的發展。首先，前期階段的經濟刺激政策，快速推高了物價指數，加上存款利率的限制，造成了低實際利率甚至是負實際利率，如1992～1996年和2010～2013年（見圖2）。低實際利率導致了金融脫媒，資金尋求保值增值的渠道，進入影子銀行體系。其次，經濟政策引發了各類經濟主體的發展，一旦經濟體制或宏觀經濟政策轉向，信貸大量收縮（如圖1中1994年與2009年后的M2增長率、各類貸款增長率快速下滑），將使各類經濟主體面臨資金缺口。在嚴格的信貸規模控制下，各類經濟主體的資金缺口加劇，從而尋求通過影子銀行獲得融資。再次，金融自由化的影響和金融監管相對寬松，使影子銀行載體有了發展的政策空間，長期處于金融壓抑下的金融體系內在創新動力得以釋放。

二、 從國際視角看目前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

如上所述，從歷史的視角來分析我國當前的影子銀行與曾經出現過的農村基金合作會、“金融三亂”，我們可以發現其形成發展的一些共同背景。另外，從國際視角出發，與影子銀行體系最為發達的美國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了解我國當前影子銀行的發展階段。

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美國的影子銀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陸曉明，2014）：第一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初～70年代末，金融嚴監管和金融壓抑，影子銀行開始形成;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2008年，放松監管和金融創新深化，影子銀行高速增長和成熟;第三階段是2008年以來，監管再次趨嚴，影子銀行及其業務在經歷過短暫低潮后繼續發展。總體而言，我國目前的影子銀行與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利率市場化前較為接近，主要體現在：

（一） 影子銀行形成背景及原因

第一，都處于金融壓抑向金融自由化轉變的階段。我國金融自由化逐步推進：2013年7月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2014年3月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到2%，允許設立民營銀行，上海自貿區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等。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正值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金融自由化思潮興起。第二，都處于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轉變。我國金融控股集團紛紛發展，已經具備了混業經營的特征。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允許證券公司創設貨幣市場賬戶以付利息、開支票、發行信用卡和借記卡，證券公司侵入商業銀行領地，《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對分業經營的限制逐漸放松。第三，金融業都處于多頭監管模式，屬于機構型監管。第四，銀行的負債端都存在管制。我國目前仍然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20世紀70年代美國存款利率也受到Q條例的限制。第五，高通貨膨脹都導致了二者的低實際利率。

（二） 影子銀行特征

二者都集中表現為金融管制下的金融脫媒，總體杠桿率不高、規模比較小、不受監管或少受監管，具有投資型的業務屬性，是傳統銀行的補充。

我國目前階段的影子銀行與美國次貸危機中的影子銀行在信用轉換、流動性轉換以及期限轉換等方面相似，但也有著比較大的差異，美國次貸危機中的影子銀行主要是以抵押貸款為基礎資產，以資產證券化為主要業務，以貨幣市場基金為主要融資工具，以高杠桿率為主要特點。我國目前階段的影子銀行主要是在銀行資產端和負債端受到管制下進行的投融資活動。

三、 美國影子銀行發展與監管

美國影子銀行三個階段的發展規律，給預判我國當前的影子銀行發展趨提供了一個參照。本文將繼續就美國利率市場過程中有關影子銀行的主要應對政策及影響進行簡要介紹并分析。

（一） 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隨著宏觀經濟的變化以及金融的發展，美聯儲不斷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1971年美聯儲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1、M2和M3三個層次，并將M1作為跟蹤監控的重點。1975年M4和M5統計量。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哈姆弗里霍金斯法》（《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以法律形式確定貨幣供給量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此外，美聯儲修訂狹義貨幣供應量統計指標，以反映影子銀行的影響，如1981年將可轉讓支付命令等付息存款加入了M1指標（朱琰，2013），1984年M2增加了證券回購協議、歐洲美元。為適應新的金融形勢，1993年美聯儲宣布放棄實行以調控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規則，改以調整真實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美聯儲通過調整聯邦資金利率，使美國經濟成功實現了軟著陸，并持續保持適度穩定增長。

（二） 取消利率管制

美國Q條例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高企的通貨膨脹，促進了影子銀行的發展，金融脫媒加劇，銀行經營困難。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步取消對存款利率的限制。1982年出臺了《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機構法》，詳細制定了解除 Q條例的步驟。1986年取消大額可轉讓存單賬戶利率上限以及存折賬戶利率下限規定，廢除Q條例，利率全面市場化。

一方面，美國利率市場化放開了銀行負債端的限制，使銀行處于公平競爭的地位。利率市場化后，美國金融市場持續發展，實體經濟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市場對利率的自我調節能力和美聯儲利率調控能力都大大增強。實際利率呈上升趨勢，信用總量的增速迅速降低。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后，貨幣市場基金和垃圾債券迅速發展，給傳統商業銀行在“活期存款”和借貸市場上的業務帶來很大沖擊。競爭壓力使得商業銀行不得不改變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賺取利差的傳統盈利模式，轉向“發行―分銷”經營模式以擴大收入。此外，20世紀80年代利率管制的放松，高利率使得美國儲貸協會利率存貸差倒掛，加上宏觀經濟的變化，房價下跌，引發了美國儲貸協會危機。

（三）允許金融業混業經營

低實際利率導致銀行資金通過影子銀行流向金融市場，銀行利潤大幅下降，并尋求開展證券業務。美聯儲根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第20條（S20）有關銀行控股公司在業務收入占比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從事一些證券承銷等業務的授權，從1987年開始逐漸放松限制，允許商業銀行的投行收入提高至不超過總收入的5%，1989年再次提高至10%，1996年又提高至25%。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美聯儲順應金融市場大發展的趨勢，允許商業銀行承銷抵押支付債券和資產支持證券，后來又擴展至承銷商業票據、公司債、股票等。1999年美國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標志著美國金融業進入混業經營的新時代。

一方面，金融機構采取金融控股公司形式進行銀行與非銀行機構間的業務合作，集團內部各子公司之間采取風險隔離措施，防止了風險的傳遞和相互感染。另一方面，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特別是次貸危機爆發前的一段時期，大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紛紛成立了特殊目的載體（SPVs）以及交易商等影子銀行機構，深入參與到引爆次貸危機的影子銀行體系中。

（四）推廣資產證券化，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首先，影子銀行發展，金融脫媒加劇。為解決銀行負債端受到管制而造成的資產和負債流動性失衡，美國政府積極引導資產證券化，組建了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和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等機構。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的資產證券化快速發展，基礎資產從早期的房地產抵押貸款，迅速擴展到汽車貸款、各類設備租賃等所有能夠產生預期現金流的中長期貸款上，并形成了普遍流行的“發起―分銷”模式。其次，積極發展債券、股票、貨幣等資本市場。1971年建立了二板市場NASDAQ，1990年建立了場外電子柜臺交易市場（三板市場）。

資產證券化減少了銀行資產和負債的不平衡，避免了銀行受到金融脫媒可能產生的風險。多層次資本市場成為重要的融資來源，緩解了銀行信貸需求壓力，也減少了銀行高息競爭存款和從事高風險信貸的冒險行為。但是，資產證券化，特別是信貸資產證券化，后期發展成為以抵押貸款為基礎資產，涵蓋一系列如ABS、CDO、SPV、SIV等金融工具的極其復雜的影子銀行體系，它存在的高杠桿率、信息不透明、期限錯配以及游離于監管體系等問題，引發了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

（五） 金融法制建設

美國重視立法和規章先行，先后完成了對證券化、非銀行金融市場及工具、金融控股公司的一系列立法，使影子銀行有法可依、功能定位明確、相對規范化和透明、銀行業的外部競爭也相對有序（陸曉明，2014）。此外，為應對利率市場化及混業經營，美國出臺了一系列配套的相關法律，如1987年《銀行公平競爭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強化法案》、1991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等。美國的金融立法，促進了美國金融業總體平穩發展。

四、對當前階段我國影子銀行政策應對的啟示

通過橫向上對比我國曾經出現過的影子銀行，縱向上比較分析美國的影子銀行，對如何應對我國當前的影子銀行，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一）做好政策協調，漸近進行政策轉型，結構性放松信貸政策

一方面，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科學評估經濟政策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做好宏觀經濟之間的過渡與協調，盡量避免經濟政策出現激烈的變化甚至是轉向。另一方面，實現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經濟政策要有助于金融資源的均衡配置，促進金融跨區域、跨業態的協調發展。此外，要使金融制度與經濟政策目標一致。在現階段，可考慮在控制總體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適當放寬有助于國家經濟轉型的相關產業的信貸政策，既緩解在多層次資本市場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的無序金融脫媒，又能促進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二）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

利率管制是我國當前影子銀行發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場化是應對影子銀行風險的重要措施，但利率市場化不能一蹴而就。利率市場化將使銀行利差收小，在當前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時期，房價下行壓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問題突出，同時銀行息差收入占比大，過于激進的利率市場化可能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我們應該吸取美國儲蓄貸款協會危機的教訓，建立能夠防范風險而又減少引發道德風險的存款保險制度，擴大銀行業非息差收入，提高銀行的風險應對能力，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

（三）限制杠桿倍數、提高透明度，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我國目前的影子銀行主要是銀行信貸的補充，是在銀行資產端和負債端受到管制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美國20世紀70年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經驗值得借鑒。信貸資產證券化可以減輕銀行的信貸需求壓力，提高銀行的資產流動性。但是，我們也要吸引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限制以抵押品為基礎資產進行融資及交易的杠桿倍數，加強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

（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豐富債券市場品種，完善創業板，加快推進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相關業務，積極發展各類風險投資基金，從而豐富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有助于減少銀行的信貸壓力，有助于中小企業通過規范、合法的途徑進行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

（五）疏浚結合、分類監管，加強影子銀行的立法建設

影子銀行的發展有其必然性，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具有積極的作用。美國利率市場化前后以及次貸危機后的影子銀行監管，主要是通過立法的形式給予規范和引導，而非簡單地禁止。我國的影子銀行，也應分類監管，建立和完善不同形態影子銀行的法律法規，使其規范發展。

（六）動態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應對影子銀行，我國應根據金融的發展，適時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短期內，在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框架下，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將影子銀行納入統計范疇，繼續完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中長期內，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要逐步過渡到以真實利率作為主要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