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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5月1日起，中山市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1510元/月，非全日制職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 14 .4元/小時。近日，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以下簡稱國中調)也就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等問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51.4%受訪市民認為沒有明確的工資增長機制，49 .5%受訪者認為工資薪金所得稅起征點應提高到5000元;受訪市民期盼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縮小收入差距。

近九成受訪者支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逾兩成受訪者不太滿意目前個人收入

工資調整頻率較快，那么市民對目前收入是否滿意呢?調查顯示，29 .5%的受訪市民對目前個人收入水平滿意或比較滿意，47.6%感覺一般，22 .9%表示不太滿意。

近半數受訪者稱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

地名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目前，高中選修課程教授的普遍情況是教材容量大、內容多，教學時間少，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處理中，要從教材、學生和學情的實際情況出發，著眼于學生的發展，突出學習內容、學習過程的選擇性和個性化。因此，在《（史記）選讀》的教學中，我們結合本地的鄉土資源，立足本土文化，做了一些嘗試。

一、認識教材

蘇教版《（史記）選讀》分8個專題，節選文章20篇，教學時間10周。所選文章較長，且都屬于文言文，有一定的難度。如果全交給學生，學生閱讀起來需要較多的時間，閱讀方式比較單一，閱讀興趣不大，學習效果較差。

二、課程目標

通過對《史記》的解讀，使學生增強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自覺性和責任感，領悟古代文化的思想和藝術魅力，了解《史記》的創造精神和藝術成就，理解《史記》對我國史學和文學的深遠影響，陶冶情操，提升文化品位，養成獨立思考，大膽質疑，善于探究的良好的自學習慣

三、學校和學生的具體情況

我校地處江蘇北部，隸屬徐州，是漢高祖的故鄉，兩漢文化資源豐富，具有獨特的文化氛圍和地域特色。很多學生從小就聽過劉邦、項羽、樊噲、蕭何等人的故事，甚至生活在故事發生的地方，對這一塊比較熟悉并有濃厚的興趣。

四、活動設想

1.閱讀選修教材中的《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熟悉其中的人物和情節內容。

2.觀看百家講壇王立群先生所講的《漢代風云人物》系列。

3.搜集與劉項有關的豐縣飲食文化資料并做實地考察，寫出調查報告。比如黿汁狗肉、烙饃。

4.搜集與劉項有關的地名并追蹤來源，寫出調查報告，比如龍霧橋、中陽里、五門橋、荷花樓、金柳寨。

5.搜集與劉項有關的民間故事。

6.搜集與劉項有關的其他著名歷史人物，比如樊噲、蕭何、周勃。

7.舉辦一期豐縣歷史文化小報比賽。

四、實施程序

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負責方案3―6中的一個，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出去采風和查詢資料，組長負責組織人員把資料匯總篩選，本組和其他小組之間的交流

五、成果和反思

這次活動課的特色在于，把課本和本地文化資源有機結合，既有課本知識的學習，又有生活氣息的感受，從而引導學生走出課堂，走向社會，用自己的方式認識歷史。

這次活動以學生為中心，強調自我準備、自我表現、自我發揮，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打開了學生的思路，鍛煉了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領導與被領導的能力，搜集和處理信息及資料的能力，接觸并熟悉各種研究方法，如：訪談法、文獻法、觀察法等。

在這次活動中，學生不僅熟悉了課本知識，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在實踐過程中了解了家鄉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激發了他們對家鄉文化的熱愛之情，增強了保護家鄉文化和傳承家鄉文化的責任感。其次，通過對資料的整理、分析、歸納、整合，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和研究能力，完成了學生學習由課內而課外的遷移。最后，舉辦豐縣歷史文化小報比賽，既是一場實踐活動，更是一次成果展示。

從效果來看，語文實踐活動提供的舞臺比語文課空間廣闊得多，失敗的教訓與成功的經驗，嘗試的機會和探索的機會要多得多，當然學生的收獲也多得多。

對教師來講，選修課的授課方式、方法缺乏明確的指導和引導，也沒有范本和典型，有專家說：“選修課不能上成必修課，也不能上成大學選修課。”但如何上，怎么上，一直都在摸索探索中。這次實踐活動，實質上是對選修課上課方式方法的一次嘗試，為老師落實課標要求，提高選修課的水平和技能，增加對選修課程的認識，探索制約選修課程的要素，構建符合我校實際的選修課教學體系、課堂模式、學習方式和評價原則，真正提高選修課的教學質量打下了基礎，也為以后活動的繼續開展做了必要的準備。

這次實踐活動課暴露的問題也很多。

教師方面，部分老師專業知識缺乏，組織能力不強，對學生的活動和指導不到位，學生的活動只有“民主”，沒有“集中”；許多資料只有收集，沒有分析處理。就學生而言，收集的內容無序，活動的隨意性強，學習效果不易考查。這些問題都有待以后不斷調整改正。

地名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村落 自然增殖 寄居型人口流動 融入型人口流動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華北平原的聚落發展與形態演變一直受到歷史學尤其是歷史地理學研究者的關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叢翰香主編的《近代冀魯豫鄉村》探討了華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規模與景觀特征，對明清的基層組織與村落之間的關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鈞科用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探討了秦漢以來北京郊區村落發展的狀況②。孫冬虎則通過白洋淀地區的村落研究，重點探討了環境變遷與村落發展之間的關系③。在村落形態演變方面，王建革從地理和社會環境兩方面分析了華北平原村落內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慶成則探討了晚清華北村落的規模等外部形態，認為華北村落多為中小村落，百戶以上的村落并不多，從而否定了傳統上認為華北多巨型村落的觀點⑤。

總體而言，目前的歷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歷史資料不足的限制，宏觀分析為主，微觀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個點，而不是被看作三維地理空間，對村落個體發展的具體歷史過程以及村落內部的結構形態、人口發展以及社會組織的發育等問題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村落人口增長、人口流動及姓氏構成的分析，探討明清華北平原村落的生長過程及其影響因素。

一 人口的自然增殖與村落的發展

研究發現，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點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村落，每個村落實際上都經歷了一個從零星小聚落到獨立成村，再發展成熟最終達到飽和的過程。但就每個具體村落的發展而言，影響村落成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內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際間人口流動的影響。在眾多影響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無疑是村落發展壯大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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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叢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②尹鈞科：《北京郊區村落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

③孫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環境變遷與村落發展》，《河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明清以來文安洼的水災與聚落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期。

④王建革：《華北平原內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與社會影響因素》，《歷史地理》．第16輯。

⑤王慶成：《晚清的華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發展的影響在單一宗族型村落表現得最為明顯。毫無疑問，大多單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戶的定居，逐漸發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戶，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一定地理空間與人口規模的村落。對村落的姓氏構成與人口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以單一宗族為主的村落無論是華南、江南還是華北地區都是存在的，尤其以華南地區最為顯著①。

以林耀華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義序為例，正如林耀華指出的那樣：“義序是一個鄉村，因為全體人民共同聚居在一個地域上。義序是一個宗族，因為全體人民都從一個祖宗傳衍下來。前者是地緣團體，后者是血緣團體。義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個宗族鄉村。”②據林耀華民國時期的調查，義序共有居戶1938家，其中黃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陳姓6家，劉姓、張姓3家，王姓、鄭姓2家，楊、郭、莊姓各1家。黃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來不足2％③。由此可見，義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體人民由一個祖宗傳衍下來，也就是說，這種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發展。

華北地區雖然以多姓村為主，但是這種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見。在山東，據學者的調查，山東的村落可以分為單一型村落、親族聯合村落、雜姓聚居村落等類型。濟南附近的傅家莊、孟家莊、姬家莊、魏家莊等，都是單一型宗族村落，這種單一型村落在山東偏遠的山區和海島數量尤其多，象容城縣大蘇家村、小蘇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單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單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縣到民國17年時，楊十戶村為楊姓一大族，東十戶村只有王姓一族，徐馮召村為徐姓一大族，陳家馮召陳姓一大族，臺家莊徐姓一大族，小賈家莊、賈家園為賈姓一族，護駕莊(也即傅家莊)為傅姓一大族，來遠村王姓占據村民十之九，也可歸為單一宗族型村落⑤。這些單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數家，大的可以達到一百多家，如護駕莊。它們都是由當初一姓一戶形成，逐漸繁衍成村。由此可見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發展的影響。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對村落生長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類型的村落中，常可見一兩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數量較多的情形，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構成村落人口的主體。以順義縣趙古營村為例，據滿鐵的調查，到民國30年10月31日為止，該村共有124戶749口，23個姓氏。在23個姓氏中，石姓36戶，姚姓36戶，趙姓19戶，其余20姓的戶數都在4戶以下，石、姚、趙三大姓共91戶，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國三十年共137戶，723口，17姓中其中劉姓49戶，王姓28戶，張姓18戶，路姓13戶，其余13姓都在3戶以下，劉、王、張、路四大姓共108戶，占村落總戶數的78．8％。趙古營村和望泉寺村都屬于以幾個姓氏為主的村落。梅溝營村則是以某一姓氏為主的村落，該村截止民國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戶346口，11姓中其中劉姓44戶，其余都在3戶以下，劉姓占總戶數的75．8％⑥。從多姓村落中大族戶口所占村莊戶口的比例來看，在多姓村落，內部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形成的影響也是相當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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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單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與其周圍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也與地方的文化特質及村落發展的不同階段有關。一般來說偏遠與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單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為單一宗族型村落，這在許多村落以姓氏命名這一點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譜中關于村落起源的記述中也可得到證明。

②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6月，第1頁。

③義序各姓氏的戶數統計資料。林耀華的著述中沒有說明資料的來源，也沒有說明是什么時間的統計數據。據林耀華在《義序的宗族研究》導言的敘述，該書是在1932年至1934年這期間的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故這些數據大約是1932年至1934年間的統計。

④山曼、李萬鵬等：《山東民俗·家族鄉社民俗》，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6月，第256頁。

⑤民國《新河縣志》地方考之三。

⑥滿洲鐵路調查局：《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報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頁。

二 “寄居型人口流動”與村落的發展

村落的生長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動對村落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人口流動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數量，也改變著村落的空間形態、姓氏結構和村落內部的社會關系。這里我們所說的人口流動，既包括省際、縣際之間的移民，也包括縣內村落之人口流動。

就流動人口與原來村莊的關系而言，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情形是，居民遷出原來的村落，在離遷出村落較遠的地方建立新的村莊，在行政上與遷出的村莊沒有什么聯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堯縣白家莊，據該村白氏家譜：明永樂二十年，該白氏祖由山西交城縣徙于直隸趙州隆平縣鄉觀社，立祖者為白仁親，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復遷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堯縣的蓮子鎮公社的辛莊，據該村楊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載：明永樂間，楊氏民由內丘縣張馬村遷于隆平縣張汪村，后又由張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為“新莊”，后演變為辛莊②。明代隆平縣與唐山縣是相鄰的兩縣(民國時合為堯山縣)，白家莊與辛莊雖然離遷出地不遠，但是卻屬于跨縣人口流動，行政上肯定不受原來村落的管轄。

這種類型的人口流動在一縣內也同樣存在。如鹽山縣楊集公社崔劉楊村，據崔氏家譜載：崔氏五世祖與劉氏一家由鹽山縣城北崔家園遷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為崔劉莊，后又有楊氏由楊呈趙遷此定居，遂改稱崔劉楊③。楊集公社駐地在鹽山縣縣城東南偏北22．5里處，而崔劉楊又在楊集公社駐地東北偏北5公里處，新立村與遷出村落崔家園的直線距離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來村落管轄。因此，這類村落和甘布爾所說的“衛星聚落”不同，甘布爾所說的“衛星聚落”(settlement 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間的限制，部分村民遷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來村莊的邊緣形成新的聚落，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經濟組織上仍然是原來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說這類村落不受遷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獨立的，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離于國家基層管理組織之外，據嘉靖《獲鹿縣志》：“有遠鄉附籍或寄莊壻戶不肯人甲，初時俱開作畸零戶者，夫甲首積多又當并聚為里分矣，畸零戶積又當分列為甲有矣。”⑤從獲鹿縣的事例中，可見明代的流動人口被歸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許多人不愿人甲，被當作畸零戶處理。

另外一種管理形式是代管，當這種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規模較小，常常由附近較大村落代管，新河縣堯李莊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堯李莊始建于明代，具體年代不詳，據《堯李莊圖》附文“故事”條：“明滄頭廟(屬冀縣)有李姓者，傭于沙井崔宅，東(家)伙(計)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給地三頃六十畝，遂落戶于此，因名李家莊而附屬于沙井村。關帝廟前有古香亭，上刻‘萬歷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莊’諸字可證。后人口漸多，遂脫離沙井改名堯李莊。”⑥從古香亭碑刻“萬歷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莊”這一條來看，該村始建應在萬歷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離較近且有親戚關系的沙井村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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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家莊白氏家譜，引自隆堯縣地名志辦公室：《隆堯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3年8月。

②辛莊楊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堯縣地名志辦公室：《隆堯縣地名志》 (內部資料)，1983年8月。

③崔劉楊村崔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 (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④Sidney D．Gumble：North China L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 Activities Before 1933，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2。

⑤嘉靖《獲鹿縣志》地理第二《鄉社》。

⑥民國《新河縣志》地方考之三《堯李莊圖》。

到了明中葉以后，代管村這一形式可能已經逐漸取代在里社下“開作畸零戶”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編審制度到明代中葉以后已經衰馳，村莊逐漸成為實現賦役的主體．所以這類新立小村在納稅和承擔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發生聯系，并接受附近較大村落的管理，成為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屬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屬村這一形式已經被廣泛使用①。

以唐縣為例，據光緒《唐縣志》載，整個唐縣這樣的代管村有87個，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劉家溝、墨眼村、黃眼村。木蘭村代管村莊有尖梢村、西溝村、小山河頭、滿心里、羊角里。代管村莊較多的村莊是上葦子村，其下代管村莊有梅家溝、大寺溝、皂角溝、馬莊兒、梁家溝、平房莊、韓白里、桃溝門、臺子村、上下黑角、棗兒溝、墁石道、西石門、吳兒庵、郭莊兒、土溝門、令公鋪、六畝園、東石門、塔子溝共23個村莊②。實際代管村落的數量可能遠不止87個，因為這87個代管村僅僅是采訪冊上記載的數量，當時編志者實地調查卻發現有很多遺漏，例如小山、南莊三村“采訪遺漏又有田家溝、果莊、鷂子嶺、米家樓、岳溝、李家莊、三道岡、閻家莊、楊家庵等村莊，亦未詳道理方向”③。

一般來說，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縣志和采訪冊記載都不完備，表明這些村落在當時規模還很小，應屬于較晚形成的村落。光緒《唐縣志》記載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數量為我們理解代管村的規模提供了線索，表1列出了倒馬村所代管村的戶口情況：

從表1可以發現，很多代管村的戶數在1—5戶之間，這些只有一兩戶的村落毫無疑問是后來移民的結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較多的柳家溝村成村的年代較早，新編《唐縣志》認為大約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當地有柳林而得名④，這種說法基本上應該是可靠的。校場溝與柳家溝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緒唐縣志“校場溝”條下“自校場溝至大大溝門40戶”⑤，它的戶數較多是因為它實際上包括從校場溝到大大溝門這一段距離上的數個居民點。

唐縣的代管村較多與它的山地較多有關，直到今天代管村這種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區代管村雖然沒有唐縣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縣，到民國時期仍然有許多零星小村在發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處，雖或有一名，然類皆附人它村一牌應管，且為縣局冊表所不載，姑從闕”⑥。這些新立的村莊附入其它村應管，實際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屬村。由于新立小村規模較小，一般縣志對這種村落都不載，但是這種村落在村落發展過程中應該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記載較少而被人們忽略了。

從這種類型人口流動的影響來看，它往往會短暫地改變遷入村莊的空間結構與姓氏結構，隨著自身規模的發展，最終要獨立成村。由于它們只是短時間內附遷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稱之為“寄居型人口流動”。它的發展對村落數量變化有很大影響，同時，隨著它的獨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變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內村落密集化的過程。

三 “融入型人口流動”與村落發展

和“寄居型人口流動”不同，另一種情形的人口流動是，一個村的人口遷移到另一個村莊里，成為這個村莊的一部分，彼此結合比較緊密，并且不會再獨立成村，我們可稱之為“融人型人口流動”。這種類型的人口流動在一個村落開村以后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對村落的發展壯大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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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國時期村政改革，在一個行政村內分主村、副村，大致還保留了代管村的遺緒，過去的代管村，大多成了附近大村的代管村，例如白神首行政村由白神首村與小鋪村組成，白神首為主村，小鋪村為副村，而小鋪村是由白神首部分村民外遷形成的，屬于白神首的代管村。

②光緒《唐縣志》卷2《輿地志·村莊》。

③光緒《唐縣志》卷2《輿地志·村莊》。

④河北省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唐縣志》第2編《鄉村概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⑤光緒《唐縣志》卷2《輿地志·村莊》。

⑥民國《青縣志》卷1《區村》。

例如鹽山縣孟店公社夏莊，據該村邢氏家譜記載：其先祖邢氏于明永樂末年遷來，其時即有夏村之稱，后夏氏失傳，鄭、潘、張等氏相繼遷入，村名仍稱夏莊①。邢、鄭、潘、張四姓就是夏氏立村后遷來的移民。另如新河縣后梁家莊，據該村焦氏家譜稱，焦氏洪武年間由山西洪桐縣老鴉窩枕頭村遷來，焦姓是該村較早的居民。在焦氏之后，程姓由冀縣東午村遷來，徐姓由本縣徐十戶村遷來，黃姓由姚村遷來，成姓由馬莊遷來，此外還有張、王、李、陳、姬、賈、申等姓②。后梁家莊由焦姓立村，徐、黃、成等姓都是后來遷入者，最終沒有獨立成村，屬于融入型的人口流動。

這種類型人口流動對村落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也不斷改變著村落的宗族與社會結構。研究華北的學者都注意到，華北的村落以多姓村為主，但是，實際上，就今天的多姓村落而言，許多村落早期都是由單個家庭建立的。研究發現，今天的多姓村落很多都以姓氏命名村莊，表明這類村莊最初是由單一家庭發展而來的。村落家譜中關于村落起源的記載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鹽山縣望樹公社魏莊，據魏氏家譜載：明永樂二年，魏氏奉詔由山東棲霞縣遷此占產立莊，故名魏莊③。又如隆堯縣小曹莊，該村曹氏家譜載：該族的曹氏祖于永樂間自山西洪桐縣遷至隆平縣戶曹村，明成化間復由戶曹村遷此，以姓氏命名為曹家莊，為與村西一大曹家莊相區別，遂更為小曹莊④。這些村落都當是最早移徙到此地的家庭姓氏命名的，故以姓氏名村，但是由于受到融入性人口流動的影響，到今天都已經變成了多姓村落。

村落早期由單個家庭開村的例證，還可見于那些以人名為村名的村落。在鹽山縣于環珍村，據于氏家譜稱，明嘉靖五年(1530年)，于氏先祖于環珍由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大水波遷此立莊⑤。又如李振宇村、李振環村，據李氏家譜：李氏先祖李振宇、李振環永樂年間奉詔由永平府灤州(今灤縣)李家樓遷此分別立莊，各以姓名名村⑥。鹽山縣類似的例子還有劉洪宇村、王可忠村、孫良廣村、張益吳村、李化斗村、王復娥村、崔凡村、韓才風村、劉振隆村、李芳莊子、李分乾村、劉春奎村、李士道村、盧少剛村、李夢飛村、劉武家村等，都是以最初立村者的姓名名村，表明這些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戶而已。

也有一些村落由兩三戶集中居住發展而成，如前文所說的鹽山縣的崔劉楊村，最早開村的是崔、劉二姓，村莊的名稱即為崔劉莊，后來楊姓遷來了，又改為崔劉楊莊。又如鹽山縣劉郭鋪，據馬氏家譜載，明永樂二年，馬云奉詔由永平府欒州石門寨遷此占產立莊，因與楊家鋪相鄰，冠以姓氏取名馬家鋪，后劉郭二姓遷此居住，子孫繁衍，而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為劉郭鋪⑦。從這些村落的名稱及其變化中，也可以發現早期村落的姓氏構成與人口的流動狀況。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為單一宗族型村落，隨著村落的發展和人口的流動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動”改變了村落原來的姓氏構成。而且，村落的規模越大、歷史越悠久，其姓氏構成就越復雜。以順義縣為例(見表2)：

從順義縣的各村戶口以及姓氏數的情況來看，到民國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屬于多姓村莊，且村莊的規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數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門村有274戶，村內共有30姓；馬卷村189戶，有36姓，而人口較少的妙爾巷村52戶，有6姓，姚卷村23戶，有9姓。小孫各莊35戶，有9姓。這說明，隨著村落的發展，“融入型人口流動”逐漸增加，村落的姓氏構成越來越復雜，使村落發展成為多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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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莊邢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②民國《新河縣志》地方考之三《后梁家莊圖》。

③魏莊魏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④小曹莊曹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隆堯縣地名辦公室：《隆堯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3年8月。

⑤于環珍村于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 (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⑥李振環、李振宇村李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 (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⑦劉郭鋪村馬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 (內部資料)，1982年8月。

而且從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戶數來看，各姓的戶口數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達到幾十戶，大多姓氏只有一兩戶。以沙井村為例，沙井村民國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戶居民，16個姓氏，其中李、楊二姓有13戶，張姓12戶，劉、杜二姓各7戶，趙姓5戶，孫姓3戶，王姓2戶，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吳、周各一戶①。如果不考慮災害和人口外遷，村落各姓氏的人口處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況下，理論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時間就越早。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在村莊發展的過程中，外來遷入人口的影響相當顯著，村落的人口一直處于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村際間、縣際間乃至省際間的人口流動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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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滿洲鐵路調查局：《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報告》第1《概況篇》，第61頁。

四 余

論

村落發展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但是村落發展還是有規律可循的。一個村落，不管它形成于哪個時代哪個區域，也不論它是多姓村落還是宗族村落，都要經歷從零星聚落到村落的發展過程。研究注意到，聚落形成的早期，無論是移民形成的聚落還是村民向外移居形成的“衛星聚落”，總是和周邊的聚落發生聯系，或被代管，或與其它聚落共同構成一個村落，零星聚落也被納入到國家基層管理體系中。在村落發展過程中，人口自然增殖與流動是村落發展的動力。寄居型人口流動為村落的裂變分化提供了基礎，并直接推動了村落的密集化過程。但是，如果說“寄居型人口流動”為村落的裂變分化提供了前提的話，這種由“寄居型人口流動”形成的聚落其自身規模的發展，才是村落裂變的真正動力，而聚落的規模生長則要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與“融入型的人口流動”，三者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研究也注意到，人口流動所形成的聚落究竟是“寄居”還是“融入”所依附的村落，取決于村落的空間結構以及村落內部宗族組織與地緣組織的競爭態勢。村落結構的不穩定性是聚落產生離心傾向的根本原因，村落內不同聚落間的空地、山丘、河流等自然界限加劇了聚落間的離心傾向，使村落分成兩個或多個地緣團體，在華北有時被稱為街團。這些街團在宗族競爭以及地緣組織競爭等外力作用下，最終促使那些原來附人附近較大聚落的、具有離心傾向的聚落分化出來，獨立成村，從而影響村落的規模、數量以及一定區域村落的密集化進程。

The Growth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Plain of Ming-Qing Period

地名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一.轉變教學觀念，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

現在，多數教師的教學觀念是轉變了，知道課堂應該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但實際進行教學的時候還是以教師為中心，以教代學。教師還是習慣于多講多抄，讓學生記下所學內容課后理解鞏固。在我校進行的隨堂推門聽課中我發現這種教師的比例非常大。新課標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而從實際調研來看，課堂教學中不少老師不組織學生開展合作學習。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素質教育的全面實施。結合學生的基本情況調查表來看，教師對新教材教學理念理解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有待解決，校本培訓及教師專業化發展的理念都急需轉變，應盡快探究并建立適合我校語文閱讀教學的新方案，從而提升學生語文素養，改變語文學習方式，實施素質教育。

二.加強教師修養，增強教師創新能力

都說初中孩子最擅長模仿，教師的道德風尚、言談舉止對學生的影響是極大的。柯瓦列夫說:“兒童從小就把自己的老師看成是他們要努力學習的道德模范。所以，教師的道德面貌就起著這樣重要的作用，他在課堂內外，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中的全部言行，都是給學生作出的榜樣。”教師必須自覺加強道德理論學習，發揚無私奉獻的精神，為人師表，以身作則。教師創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學生創新能力的強弱。教師應不斷更新教育教學觀念，大膽創新，大膽探索，不斷豐富并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在掌握學科知識和常規教學方法、手段的基礎上，還要掌握與學科有關的學科知識及現代的教學方法和手段。

三.做好導演，把學生培養成好演員

習慣一般是指在長時間里逐漸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形成的行為方式。從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學生普遍認為語文學習的最佳方式是課前預習、上課聽講、課后鞏固，但學生普遍缺少預習的習慣。大部分學生習慣于依賴聽教師講，甚至還有不少的學生不喜歡在課堂上自主學習和思考問題等等。由此可見很多學生還沒有養成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習慣成自然，自然成性格，性格成命運，我們要加強引導，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學生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閱讀習慣，會使他們終身受益。

四.探究有效的教學方式，提升閱讀教學質量

閱讀課堂教學的核心是是通過課堂教學師生雙方的活動，使學生獲得具體的進步或發展。全面提高語文教學質量的根本保障是提高語文閱讀教學效率。課堂是學生在校閱讀學習的主要場所，閱讀教學是否有效不是看教師是否講得認真，能否完成課堂教學任務，而是看學生有無閱讀的興趣，看學生是否體驗到了閱讀學習的快樂，這才是檢驗閱讀教學質量的重要標準。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發展學生的心智，才是語文閱讀教學的根本目的。

地名調查報告范文第5篇

一、從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把握高中地理教材的內在邏輯結構

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內在邏輯結構需要教師從微觀上系統把握。從理論的重要性來分析，只有理清教材內在邏輯結構脈絡，理解了教材編寫者的思想和意圖，教學中方能做到前后照應，避免各課各單元相互割裂。從實踐的重要性來看，地理科學的實證性要求我們必須關注社會現實。新教材體系中既有最新科技成果介紹，又有大量與人類生活實際密切相關的事例和問題。如人類對外層空間的探索、溫室氣體、酸雨、東南亞森林大火、信息高速公路、旅游景觀與欣賞等。教師必須注重自己的日常知識積累，通過各種媒體有意識地積累相關信息，將地理知識的學習與認識、分析、解決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

二、從知識點的學科關聯性上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

高中地理教學實踐活動常常面臨著這樣的困惑：一是與當今生產、生活的聯系還不夠緊密，缺乏學生的社會實踐空間；二是地理科學基礎性和綜合性的特點體現得還不夠，導致了學生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存在不足。因此，以知識的學科關聯屬性為突破口，將高中地理教學的基礎理論融人社會實踐中去認識、解讀、評價，從而確立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二是注重邊緣知識和交叉知識的補充，突出綜合性和創新性。如在講授地理在宇宙中的相關知識點時，地球上水平運動物體的偏向問題用牛頓第一定律來講解是比較輕松的，地球公轉線速度的年變化與開普勒第三定律是密切相關的，在講授地球上的生物、土壤和自然時，生物與地理環境、生態系統的物質流和能量流等均與生物學知識密切相關等。教學實踐表明，相關學科知識的融通，不但有利于知識遷移和形成系統化的知識結構，而且激發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有效地克服了偏科的現象。學生在設計和撰寫調查報告時，敢于并善于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拓展了知識面，提高了創新能力。

三、從重點難點問題的典型性上去掌握學習的規律

重點難點問題是在理論知識的學習和運用中產生的。理論知識包括理論性知識和敘述性知識兩類。一般來說理論性知識是指那些概念、成因、規律、特點等，這些都是每課的重點或難點，理所當然要向學生講明說透，使他們牢牢地掌握。如自然資源的概念就必須滿足“直接來自于自然界”和“用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兩個條件，指出這兩點后再分別舉例讓學生加以判斷。如要進一步擴大知識面，可從實例中指出其歷史性，也就是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自然資源，激勵學生努力學習，向科學進軍。敘述性知識主要是對理論性知識的說明，往往簡明扼要地向學生說明是怎么一回事即可，除了強調要記住其中某些重要的例子、數據、地名等之外，可由學生自行閱讀。

四、從學習階段的整體性上去提高教學的質，

高中地理的學習必須實現階段教學環環相扣，必須通過步步引導、層層深人形成統一的整體。首先，引導和自學階段著重揭示了教材的內容結構，是學習的基礎；討論與總結階段著重揭示了教材的內部聯系，是教學的關鍵。其次，根據實際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創新階段教學，引導學生聯系已學過的各科知識，從而建立學科的開放體系。最后，在上述兩個知識系統過程中，實現了培養能力、發展智力和思想教育三項功能。整個教學活動中，學生掌握了學習的主動性，通過多種感官并用，多渠道獲取信息，做到了課堂學習、消化、反饋的有機結合。既培養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減輕了課外學習負擔，又提高了教學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