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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問題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理念評價機制循環體系

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樹立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盡可能地節約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要減少物料的使用，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標；建立生態工業網絡，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

2.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增長的狹隘觀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對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樹立新的經濟增長觀。要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鼓勵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

[摘要]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必須轉變觀念、建立完善評價機制和循環體系。

[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理念評價機制循環體系

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樹立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盡可能地節約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要減少物料的使用，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標；建立生態工業網絡，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

經濟問題論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

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經濟問題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虛擬企業;虛擬經濟

一、虛擬經濟的特點與功能

以虛擬資本為核心、以金融系統為主要循環依托的直接以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其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復雜性、介穩性、高風險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長性、無形性等。這樣，以虛擬資本為核心、以金融系統為依托的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功能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1.聚集資本功能。虛擬經濟通過各種存款憑證和有價證券等虛擬資本形式，經由以銀行為主體的各類金融機構，將分散在個人和單位手中的資金聚集起來，以進行較大規模、收益較高的經濟活動。據統計，2000年底全球虛擬經濟的總量已達,/.萬億美元，而當年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只有30萬億美元，即虛擬經濟的規模已達實體經濟的5倍。

2.循環流通功能。所謂的虛擬經濟，是指與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總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經濟活動。由此可知，虛擬經濟的實質就是循環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環流通活動，就無所謂虛擬經濟了。據統計，全世界虛擬資本日平均流動量高達1.5萬億美元以上，大約是世界日平均實際貿易額的50倍。

3.引導資金功能。從歷史上看，虛擬經濟的前期存在形態是生息資本，而當生息資本一旦社會化以后，就可以引導資金從不能用于生產、流通等實體經濟活動的人和單位手中，轉移到能將其用于實體經濟活動的人和單位手中。當各種有價證券進一步市場化以后，不僅能使人和單位手中的有價證券可以隨時變現，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導資金向預期收益較好的產業流動的目的性和速度，從而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

4.擴張經濟功能。國民經濟要發展，各類企業要擴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須要有資金，而資金的來源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間接融資。另一個則是通過發行各類有價證券直接融資。企業通過各類有價證券直接籌措到的資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術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絕大部分，都是用于擴大其生產經營規模方面。企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張了，整個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張也就由此得到了實現。從現實和發展的趨勢看，這一點將會越來越突出。

5.增值價值功能。一般而言，就價值增值來談，有下面兩種情況。其一是：某甲急需從事一項經營活動，但他本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而某乙手頭正好有一筆錢閑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數量的錢，許諾在一定時期內還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據就是虛擬資本的一種雛形，它通過借款與還款的循環活動而取得增值。這時，某乙并未從事實際的經濟活動，只是通過一種虛擬的經濟活動來賺錢。另一種情況是：某甲將借來的錢投資于一項具體的經營活動從事經營，當該項經營活動結束之后，他獲得了比原來投資時大若干數量的收益。這時，某甲從事了實際的經濟活動，其前提仍然是虛擬經濟的作用。當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會復雜得多，但基本原理卻是相通的。

二、實體經濟的特點與功能

傳統的觀點認為，實體經濟就是指那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部門或行業，最典型的有機械制造、紡織加工、建筑安裝、石化冶煉、種養采掘、交通運輸等。實體經濟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有形性、主導性、載體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質資料的生產經營活動為內容的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提供基本生活資料功能。古往今來，乃至永遠，人們總要吃飯、穿衣、行動、居住、看病、休閑等，而保證這些活動得以繼續進行的基礎，則是各式各樣的生活資料。那么，這些生活資料是由各式各樣的實體經濟生產出來的。如果實體經濟的生產活動一旦停止了，那么，人們各式各樣的消費活動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樣，古往今來，乃至永遠，人們不僅要生存，而且更要發展，亦即人們不僅要生活，而且還要生活得更好。保證人們生活得更好的物質條件，是由各式各樣的更高水平的實體經濟創造出來的。如果實體經濟的更高級的生產活動一旦停止了，那么，人們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礎。

3.增強人的綜合素質的功能。再同樣，古往今來，乃至永遠，人們不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還要使自己的素質得到全面的增強，亦即人們不僅要有高層次的物質生活，而且還要有高層次的精神生活。保證人們高層次精神生活的物質前提同樣是由各式各樣的具有特殊性質的實體經濟所提供的。如果實體經濟的一些特殊活動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們也同樣會從根本上失去增強綜合素質的根基。

三、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實體經濟借助于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依賴于實體經濟。下面分別論述。

1.實體經濟借助于虛擬經濟。這表現為三點：第一，虛擬經濟影響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實體經濟要生存、要發展，除了其內部經營環境外，還必須有良好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這個外部宏觀經營環境中，就包括全社會的資金總量狀況、資金籌措狀況、資金循環狀況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狀況，而這一切都與虛擬經濟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第二，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后勁。實體經濟要運行、尤其是要發展，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有足夠的資金。那么，各類實體經濟用于發展的資金從哪里來呢？不外乎兩條途徑：一條是向以銀行為主體的各類金融機構貸款；另一條則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各類有價證券籌措資金。從發展的趨勢看，相比較而言，通過第二條途徑解決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資金問題，會更加現實，也會更加方便、快捷。這樣，虛擬經濟就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后勁。第三，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制約著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從歷史上看，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經過了五個階段，即閑置貨幣的資本化、生息資本的社會化、有價證券的市場化、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國際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實證明，虛擬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不同，亦即虛擬經濟發展的高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總比虛擬經濟發展的低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要大一些。反之，則會小一些。

2.虛擬經濟依賴于實體經濟。這也表現為三點：第一，實體經濟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虛擬經濟不是神話，而是現實。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無論是它的產生，還是它的發展，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物質條件。否則，它就成了既不著天也不著地的空中樓閣。第二，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整體經濟的進步，實體經濟也必須向更高層次發展。否則，它將“消失”得更快。實體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對虛擬經濟的新要求，主要表現在對有價證券的市場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上。也正是因為實體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對虛擬經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夠產生、特別是使得它能夠發展。否則，虛擬經濟就將會成為無根之本。第三，實體經濟是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虛擬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實體經濟，即發展虛擬經濟的初衷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實體經濟，而最終的結果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因此，實體經濟的發展情況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虛擬經濟的發展程度。這樣，實體經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

綜合上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它們誰也離不開誰，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會是這樣的。

四、正確處理兩者之間關系的原則

經濟問題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出發，指出我國收入分配體系存在的問題：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隨后，本文分析了這一問題帶來的后果及其對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國內消費與投資比例失調、外貿順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結論：收入分配體系存在的問題是我國當前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論文關鍵詞：收入分配通貨膨脹貿易順差宏觀經濟

一、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看我國收入分配體系

國民經濟核算的收入法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份額以及應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為出發點計算最終產出。按照這種核算方法，GDP的計算公式為：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IH+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反映了勞動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產稅凈額反映了政府在總產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之和反映了資本所得。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對一定時期國民產出的占有狀況，對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消費、投資、稅收行為。

圖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國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在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從圖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此期間，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而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趨勢可以通過影響勞動者的消費行為、政府的稅收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同時，我國資本回報率自1993年以來處于上升趨勢①，也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行為。由圖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GDP比重較小且穩定，因此本文只考慮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變化趨勢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

二、收入分配體系與宏觀經濟內部均衡

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指的是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的狀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最突出的問題是物價指數高企，經濟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國家統計局月度統計公報顯示：自2007年3月CPI漲幅超過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達到8．5％。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引領的結構性上漲，如國家發改委曾在國新辦新聞會上表示“現在物價上漲是一種結構性的上漲，在結構性上漲的因素消失之后，國內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在平衡的基礎之上，可以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本文認為，自2007年3月開始啟動的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領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拉動的新一輪物價整體上漲過程。食品供需失衡導致的短期物價結構性上漲是此輪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失衡的收入分配體系造成的高投資率和低勞動報酬。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資率導致銀行信貸擴張、流動性過剩并對物價穩定造成壓力。如圖1所示，由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份額，企業部門有了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基礎。同時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國資本回報率持續上升，使得以逐利為目標的企業有了投資激勵。因此出現了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代表的投資沖動。在中國目前的融資體系下，固定資產投資激增與信貸擴張有著密切聯系。而信貸擴張又導致流動性過剩，成為通貨膨脹的一個誘因。如圖2所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通脹率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相關關系。

其次，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的回調要求使得勞動力成本有上升的壓力。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為41．4％，而同期美國這一數值為56．4％@。以第二產業為例，有研究報告指出③：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相當于美國的1／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其1／22。較之于新興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韓國的1廠7，而工資水平為其1／13。較之于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馬來西亞的1／3，而工資水平為其1／4；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印度的3倍，而工資水平大約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從長期來看，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自身回調的力量、勞動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勞動力成本也會逐漸上升。這幾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表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必然從供給方面對物價造成上升壓力。

因此，此次物價上漲過程既包括已經顯露的壓力——部分產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顯露的使物價長期上漲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輪．：勺價上漲過程有可能持續較長時間，在物價穩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難以出現隨食品供給增加而使物價指數下降的情況。

除上文討論的通貨膨脹之外，國內許多宏觀經濟熱點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屢禁不止、重復建設等問題，也與分配體系中資本處于強勢、勞動處于弱勢有關。也就是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豐厚的資本回報使得企業熱衷于投資，沒有動力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本文結尾處的圖4描述了這些問題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三、收入分配體系與經濟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國際收支平衡。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外部失衡的問題：經常項目維持巨額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由2000年初的1561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初的15898億美元，八年增長了約1O倍。外部失衡的加劇，對經濟的內部均衡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最突出的表現為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

關于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失衡的原因，有兩派主要觀點：首先，外資類金融機構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華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匯率重估是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效途徑”④。其次，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和學者則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特點出發，如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認為匯率不是造成經濟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單單依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巨額貿易順差問題。

本文認為，除去尚存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估值問題，收入分配體系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資本回報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勞動、強資本”現象也是造成我國外貿順差不斷擴大，經濟外部失衡的一個原因。具體的分析思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率增長速度，從而造成資本所得在產出中比重增大，企業部門利潤空間增大。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收益減少，但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利潤來保持出口，所以會出現在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對美元)的情況下貿易順差還在增長的現象。例如，2005年7月匯改時外匯儲備為7327億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長至16821億美元。轉貼中國-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表述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變動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假定：①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且只有家戶與企業兩個部門；②生產要素有勞動和資本兩種；③產品的資本成本不變；④產品的售價與成本分別為P、C，社會總產品為Q，n為工資占總產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競爭條件下P=C，則全社會工資總額為：

W=aCQ(1)

對(1)式兩邊取對數，得到：

LnW=Lna+LnC+LnQ(2)

對(21式兩邊微分，得到：

一：+

C。0

將(3)式改寫為：

C=W-Q(4)

其中e表示勞動成本變動率，表示工資率變動率，O表示勞動生產率變動率。由(4)式分析可得：時，即勞動生產率增速大于工資率增速時，產品的勞動成本會呈現出下降趨勢。由于假定資本成本不變，這一變化將會使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貿易盈余擴大，部分抵消本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下面以1992年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增長率數據為依據，計算各年勞動生產率指數與工資率指數，作圖3。由圖3可以觀察到：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指數高于工資率指數，且二者差值持續增大。考慮到制造業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達9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北京，2005年)，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之間的差距極大地增強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貿易順差即使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還是持續擴大，因為出口企業有相對大的利潤空間消化本幣升值對出口收益造成的影響。

四、結論

本文分析了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指出這一問題通過影響居民部門、企業部門的消費、投資行為，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本文的結論為：勞動報酬和資本回報的失衡，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巨額貿易順差等宏觀經濟內外部失衡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為扭轉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本文認為可行的對策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an強人力資本投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體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勞動報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潤、削弱企業競爭力。因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成本兩個因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即使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企業部門也可以保證利潤不變甚至增長。而且，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可以促進國內消費，避免我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與出口所帶來的危害。

第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國家之間產出與國民收入懸殊的主要原因，較低的絕對工資水平往往伴隨著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資本投資的貢獻率已經遠遠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問題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開采資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經濟的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問題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焦點。

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生產過程是一個消耗過程，任何企業一旦投入運營必將消耗資源同時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它應把恢復和治理環境作為自己的義務，應積極對外披露環境信息。然而環境會計雖然在近30年的發展進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理論和實務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國環境會計理論主要來源于西方國家，沒有形成自己的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和特色。在企業層面、系統地披露其環境會計信息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機制也正在形成“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企業使用環境資源，就必須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不僅需要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在財務報表中，還必須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將環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環境資源的不同企業、單位和部門之間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實務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使得企業很難反映和控制其環境資源及耗費和補償情況。

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傳統會計核算只考慮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很少考慮環境因素，現行的財務報表中提供的貨幣信息局限于能夠按以貨幣計量的業務和事項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綜合性。信息使用者無法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由于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及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使得需用貨幣計量的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這將直接影響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

3．會計準則的制定未充分考慮環境責任和環境風險。傳統會計理論對產品生產中環境成本未加考慮，在宏觀層面上虛增國家財富，為此，建立一套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對經濟發展中環境資源的耗費和補償進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對環境會計要素沒有給子確認，由于缺乏環境會計行為規范標準，也無法統一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及披露模式，給環境信息的披露帶來一些困難，現行的會計制度中，僅在企業“管理費用”會計科目中設置了“排污費”，和“綠化費”，項目，缺乏相應的核算體系。因此，應盡快制定有關環境會計準則，建立與我國環保要求相適應的會計核算體系，讓企業如實記錄和反映環境管理活動，充分披露其現實和潛在的環境責任及其面臨的環境風險。

4．環境法規體系不健全不利于運用環境會計披露。在特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社會要求的可持續發展發生矛盾時，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多數企業不會主動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也不會自覺地增加環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關環保支出，企業也因怕損害其環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動向社會披露其環境信息，近年來，我國雖相繼了一些與環境要素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環境法規體系仍不健全，內容籠統，與實務操作之間有很大的距離，立法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執法的力度都需進一步明確和加強，這些因素不利于在實務中運用環境會計披露環境信息，傳統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無法完全適應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現代會計應考慮環境信息的披露

在傳統會計核算中，資產負債表對部分環境負債未作確認，利潤表中同樣未確認企業采取環境治理措施發生的支出，最終導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觀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此，現代會計應增加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

1．環境信息應納入會計報表范疇。大量的環境信息，如環保經常性支出，環保研究開發費用，環保治理費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財務報表中。負債的確認，以及利潤表中成本與費用的確認，應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盡管環境成本如環境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等被認為是社會成本部分，而非個別企業生產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將來人們會接受環境成本是企業總成本的構成，企業應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其目的是考慮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轉變將使環境信息被納入會計報表范疇。

2．會計的作用在于提供企業經濟和財務信息，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家環境管理部門需要了解企業執行了環保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業績。二是由于環境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受益和風險，聯系著未來的負債和費用，因而，許多投資者愿意將傳統財務報表中的收益能力與環境信息聯系起來進行各項財務指標的分析。而且，近來有些國家的投資者出現了將收益與環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資對象的“綠色投資”趨向。三是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有的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信貸決策依據，甚至有的還成立專門的“綠色銀行”了，把環境問題作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費者與社會公眾隨著環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業的環保形象。會計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勢必被要求向國家各職能部門提供所需的環境信息。若會計消極對待環境信息的報告，與那些注重環境并在環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業相比，在對外報告中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不很理想，但無疑破壞了企業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將不利于環境保護。

三、構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會計學界提出的綠色會計、生態會計或可持續發展會計，其目標就是解決會計如何向外界提供企業環境信息問題。由于環境會計起步較晚，環境會計準則尚未出臺，因此環境會計報告體系尚無統一的要求。筆者認為環境會計的信息披露應采用獨立報告披露和專題報告分析兩種模式。

1.采用獨立報告披露模式。選擇一些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對國民經濟影響比較大的國家重點建設行業或上市公司作為試點，在傳統財務會計報告中，可以在文字說明、補充資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重污染企業一般可以按照總量指標，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如某地區污染企業數量，總量比重法、萬元產值平均法等方法進行判斷。中國證監會應要求企業在上市時將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企業重點披露。在會計核算上，環境會計的核算內容可以暫不納入日常的會計核算體系，可從現有的會計資料中取得與環境會計有關的資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可用一些準確的數據指標或貨幣指標予以披露，并可輔之以文字說明;如果在日前狀況下，不能獲取相對準確的數量信息，則可用文字加以敘述。獨立報告披露模式的內容應包括企業簡介與環保方針、政策，環境標準如廢棄物、產品包裝、產品污染排放、循環使用等信息、環境會計信息包括環境資產，環境支出、環境負債、環境治理準備金、環境收入等以及環境業績信息如環境治理與投資、獎勵和環境審計報告。

2.采用專題報告分析模式。在現有財務報告的基礎上，可以增加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和報告內容的方式報告企業環境信息。并通過報表分析如大氣污染指標；水質污染指標；噪音污染指標；資源破壞程度指標等評價環境污染程度。通過報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廢水最終排放量減少的程度，資源產出率；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萬元國內生產總值水耗；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用水循環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率；廢鋼鐵回收利用率；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標反映通過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降低廢物最終排放量、減輕環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制定出完善的環保法規，并充分發揮其環境執法的效力;利用市場經濟手段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使資源產品形成合理的價格體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形成比較完整的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逐步消除實務操作中的主要障礙，如環境信息計量障礙、環境成本分配障礙等;制定出完善的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實現實務的可操作性與統一性;制定出統一的環境審計標準，實現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督。

參考文獻：

[1]高雅軍信小娟試論建立我國環境會計的必要性林業科技情報2004.3

[2]林光僑環境成本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煤炭經濟研究2004.6

[3]安慶釗環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經濟師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