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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戰國策》；政治思想；時代背景；諸子學說

《戰國策》一書，是反映戰國時期歷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記載了許多的言談游說之士——即所謂的縱橫家的言論，正如西漢劉向所言，此書“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歷代學者也大體認為書中的主要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但是筆者認為，書中的言談游說之士的縱橫捭闔，就其本身而言，主要還是一種“干人主”的方法和技術，作為一種政治活動來說，是屬于技術層面的性質，其中并不帶有什么政治思想與政治學理。用通俗的話來說，它就是教人如何為了某種利益而打動對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術”。然而我們知道，戰國時期是許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時期，而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必須包括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統治民眾、權利的分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等等這些內容，并且對進行政治活動的人產生一定的影響與支配作用。換句話說，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層次上研究政治主張的概念及論證涉及政府(政治機構)的措施與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為的人，如古時的君、臣，近代的議員、公民，皆在其討論詮釋的范圍之內。正如張舜徽先生在論及當時的游說之士時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張，游說諸侯，乘機爬上統治地位，成為最高統治者周圍的顯赫人物。他們的任務，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議論主張，實行于當時，來鞏固統治者的權位，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戰國策》中所記載的言談游說之士，在他們的言論中，自然也存在著一些政治思想。作為“自己各人的一套議論主張”來游說上層人物，以此來達到他們自己的某種目的。本文就是對這些游說之士的政治思想進行研究和探討。

因為在《戰國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見于各個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討時，必須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握其總體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觀點。

戰爭的重要性。對戰爭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戰國時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間征戰不休，都想戰勝對方，或是達到保存、擴大自己的實力，進而達到統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當時戰爭就體現了它的極其重要的意義。雖然戰爭之慘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國國君“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國之間的征戰依舊如故，并且各種指揮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頗等人也都為人君所重，而如何進行戰爭并取得勝利，也成為了一種專門之學，即所謂的“兵家”。所以《戰國策》中所記載的那些言談游說之士，在他們的言論中，也就將戰爭賦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說秦惠王曰：

夫徒處而致利，安座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也。

這段話中，就提出了當時的人主治國的兩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廣地”。但是在當時群雄并立的情況下，要達到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們可以查閱《史記》中所記載的戰國時期的歷史，幾乎無年不戰，無戰不是殺人逾萬、血流成河，最終的政治利益的實現靠的就是戰爭。不但“致利”和“廣地”需要戰爭，守護國土、避免鄰國強占本國的土地，更是離不開戰爭。《戰國策》中所載的鄭同說趙王之辭就說明了這一點：

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

在戰國這個紛爭慘烈的時代，想要保住國土，不能向鄰國“告以禮”、“說以義”，用文章或口頭作道義上的論爭，而是必須備守城之具，有充足的軍隊，通過戰爭來守衛國家。這與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廣地”為主的目的雖有不同，但兩者欲達到目的的手段必歸于戰爭。由此可見，《戰國策》中對戰爭的重要性的敘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這也是深深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戰國策》中盡管夸大了言談游說之士的重要，如通過蘇秦的“和縱”之計，“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儼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縱橫捭闔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國的實力為基礎的，而這種實力的最好體現，就是用來進行戰爭的軍事實力。所以哪怕是書中極力夸大的人物蘇秦等人，在游說國君之時，也是必說“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這樣體現一國實力的話語，這也是《戰國策》中重視戰爭的一個良好的佐證。

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戰國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春秋時的封建國家開始解體，郡縣制的集權國家開始出現，“各國的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了變革，廢棄了原來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開始形成以將相為首腦的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大臣開始由國君任命，并且聽命于國君，而對于國君而言，如何加強集權、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權力，如何控制駕馭臣下使之完全為己所用，也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戰國策》中對這方面自然也是極為重視。如書中所載的有人向秦惠王所進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忘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愿大王圖之。

雖然這段話是否符合史實值得商榷，因為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本身就是打擊當時的貴族勢力，使君主得以集權，并非是讓自己的聲名蓋過君主。但姑且不論這些，這段話就是要君主獨攬大權，不能使大權旁落。因為“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如此一來，則“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作為新興的集權式的君主，應該全力制止“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的情況，否則，是很不利于君主獨攬大權的、臣下完全聽命于君主的集權統治。故而要極力避免“大王更為臣”的現象出現，哪怕殺掉威脅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這樣的結果，“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除了君主要獨攬大權之外，還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夠順利執行，不能出現“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惡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興，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況。作為集權的君主，要想在戰亂紛爭不止的戰國之世有所作為，就必須讓全國民眾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一切以君主之命為鵠的，“士民”不許違背君令、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使君主“言賞則不興，言罰則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權君主，應該像書中所載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

如此一來，臣下“不敢為非”，君主中央集權、獨攬大權的目的才是完全達到了。最后《戰國策》還提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勞”與“佚”的關系，具體討論了君主的“統治術”問題，這就使得書中所論的關于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備了。如《戰國策·齊策五》就寫道：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

控制權力，不讓臣下權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夠順利執行，再加上重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勞佚關系，使主佚而下勞，這樣就可以實現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目的了。這些觀點符合當時的政治現狀，達到了為統治者服務的要求。王夫之說戰國是“古今之一大變會”，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正是這“變會”的主要特征之一。《戰國策》中所記載的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思想，體現了這樣的時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興的集權君主的利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不能僅從技術層面上將《戰國策》看做是“陰謀詭計”“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

重用賢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戰國時期君主的中央集權傾向明顯加強，臣下的錄用與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來執行，春秋時代的“世卿政治”——國家的各種職位由各國的封建貴族擔當，職位世襲，國君不得隨意干涉的貴族政體——趨于解體，而“貴族階級壟斷政治之制度既廢，平民遂獲得登上政治舞臺之機會”。一時間，求賢用賢成為各國君主的當務之急和時尚，所以如何才能獲得賢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賢人，也就成為當時政治思想的一個主題。《戰國策》中就提到了“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的觀點，說明了“賢人”對于國家的重要性。要想獲得賢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賢人，書中所載郭隗對燕昭王說道：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后息，先詞而后嘿，則什己者至。若恣睢奮擊，啕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這段話就說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則越優秀的人才就會來到朝廷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擺架子，“恣睢奮擊，啕籍叱咄”，則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輩了。戰國時期由于私人講學的興起，使得許多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學習獲得知識，從而走上仕途。當時許多屬于不同君主的政權同時存在，為這些新興的“士”階層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施展才能的機會和空間，他們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夠“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嚴的面貌出現。《戰國策》中記載的齊宣王見顏斶，后者儼然為王者師的姿態，直呼“王前!”，要齊宣王走到他跟前說話，并指出“明乎士之貴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達了這一點。除了尊重賢人之外，還應該虛懷納諫，廣開言路，并且擇善而從。這樣可以使國力強盛，國政清明。書中著名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就說明了這一點：

(齊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后，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這段文字不但寫出了作為一國之君應該如何的鼓勵臣下來進諫，而且還極力突出了虛懷納諫、廣開言路、擇善而從的良好政治效果，國內是“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頗有孔子所謂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景象；諸國是“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齊國也因君主的虛懷納諫而強盛起來。雖然這里有一定的夸張性，但從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戰國策》一書鼓勵君主應虛懷納諫的思想。不但君主應如此，在書中，作為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也說道：“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可見虛懷納諫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賢人的同時，書中也提到了應該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賢人可以無阻礙無滯累的行其治國的主張。書中所記載蘇秦說趙王之辭就提到這一點：

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跡”“朋黨之門”都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賢人整日被流言所詆毀，遭朋黨所排擠，就無法有效地為君主貢獻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賢人的一個重要的前提，作為臣下而言，也應該做到“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女石而進賢”，公忠體國，不做嫉妒排擠同僚之事。重民愛民，關注民生。《戰國策》一書中所體現的最后一個政治思想就是重民愛民、關注民生。我們知道，中國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愛民的思想。《尚書》中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惟王以小民用百彝，亦敢殄戮用義，民若有功”這類的語句，就明顯地體現出統治者要重民愛民、勿濫施刑于民的治國理念。戰國時期的各國國君，也十分重視民眾問題。《孟子》中所載梁惠王對孟子說“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一副十分關注民眾生計的樣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國內的民眾數量繁衍增多，故而詢問孟子在他這樣關注民生之后，為何依舊是“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戰國策》一書中就有了體現關于重民愛民思想的語句。書中所載的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趙威后問齊使“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元恙邪?”齊使不高興她的詢問順序，趙威后便解釋道：

不然。茍無歲，何以有民?茍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指明了民眾才是使統治者得以順利統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眾生計有問題，統治者的統治地位也就要動搖了。而民眾生計得到保證，則會使一國的生產儲備、作戰能力、田賦稅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對于統治者而言，必須重民愛民，關注民眾的生計問題。這段話的思維邏輯是“歲—民—君”，雖然與孟子著名的民本論“民為貴，社稷為次，君為輕”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維邏輯順序有所不同，但是兩者都承認民眾是統治者治國的根本與基礎則是一致的。此外，書中記載的齊襄王問人如何對待齊國重臣田單，那人主張應嘉獎田單，理由便是：

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一比之，稱寡人之意。

正是因為田單一系列的舉動，都體現了重民愛民的思想，民憂饑則使之有食，民憂寒則使之有衣，關注民眾的溫飽問題，這樣就可以讓統治者更得民心，獲得民眾的支持，所以值得嘉獎，“乃賜單牛酒，嘉其行”。以此二例，可見《戰國策》中提倡統治者應重民愛民。或許有人會問，戰國時期各國國君都驅使民眾上戰場，彼此廝殺，使無數民眾喪失生命，正像孟子所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另外，那些言談游說之士，也多半是游說統治者如何消滅對方、打擊對方，這些都是以民眾生命為代價的。從這點上講，戰國時期哪有什么重民愛民的思想存在呢?其實，攻城掠地與重民愛民這二者并不矛盾。戰國時各國君主為了擴充自己的軍隊，國內生產出更多的物質，這都需要國內有充實的人口。如商鞅主政秦國之時，就千方百計招挾三晉之民來秦國耕作，以此來擴充秦國國力，而為了招挾民眾，使民眾服從管理，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故有必要擺出一些重民愛民的姿態，以麻痹民眾、使之心安理得地被統治。因之在《戰國策》中出現體現重民愛民的思想也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傳統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就我國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承擔著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的內容和責任，這是我國的創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輔導員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除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手段上要積極改變，以適應當前大學生身心發展的實際情況外，還要在教育內容上進行拓展和延伸，特別是要引進和利用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為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服務。“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重德治、講禮儀，重倫理、講道德，重理想、講休養，重整體、講和諧，重內在、講人格的傳統，這種文化傳統與西方國家講法制、講規范、重外在、講行為的傳統是有區別的。正是這種文化傳統，不僅留下了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且鑄造了國民的深層心理，形成了民族的習慣，它的合理成分和精華因子為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產生、發展奠定了濃厚的文化基礎，也為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巨大作用提供了條件。”①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更是專門研究了文化改革發展問題，并確定了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這也更加要求大學輔導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有這種文化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主動整合和利用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服務。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理論化和非理論化的，并轉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總和。其中儒家文化的發展及演變是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化的主線。就內容上說，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靜無為、以退為守，法家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這三者構成中國古代文化的三位一體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基本價值系統是以儒家體系為主干，同時又兼容道、法、墨等諸子百家之長。這些文化體系對我國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一、傳統文化資源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一）傳統文化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內容素材。我國傳統文化強調“道德”、“仁義”、“中庸”、“尚和”等，這些理論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論資源，是培養大學生愛國主義情操的思想基礎，對于加強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啟迪，有助于陶冶大學生心境，塑造理想人格。其中許多傳統文化著作如《論語》、《弟子規》、《三字經》、《增廣賢文》等，對當前大學生的思想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規范價值。這些都是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開發和利用好傳統文化資源，對于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二）傳統文化對大學生良好思想政治素養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按余秋雨先生的說法，“文化，是一種由精神價值、生活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②這種集體人格的形成過程是在傳統文化精神的熏陶過程逐漸形成的。對我國傳統文化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歸納，如有學者把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概括為四點：“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③筆者認為這種歸納是比較全面而準確的，而這些精神可以讓生活在其中的人通過長期的熏陶，給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發揮著重要的精神激勵功能，促進學生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從世界范圍來看，世界各國一向都非常重視利用本國傳統文化對國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無疑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切入點。傳統文化教育不僅有利于改善大學生知識結構，豐富和提升當代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創新，而且有利于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傳統文化教育不但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而且會進一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同時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條重要的有效途徑。

（三）傳統文化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方法借鑒。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讓大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規范、道德要求，并最終形成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品格。而我國傳統文化重視“慎獨”、“內省”的方法，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方法，也使大學生在學習和使用這種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掌握這種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學習和生活中去，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思想政治覺悟的主體。

二、輔導員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開展傳統文化宣傳。讓大學生經常接觸和了解到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這是利用傳統文化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條件。如果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內容不了解，就談不上體會到傳統文化的精神魅力，也就更談不上心理上接納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所以，要想利用傳統文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從大學生進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輔導員就要有意識地讓其接觸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如利用周末教育時間，為學生集中講解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并開列必讀書目給全體大一新生；舉行傳統文化有關的學術講座，讓大學生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組建傳統文化的學生宣講團，營造“人人學傳統文化、人人用傳統文化”的校園氛圍；開展一些與傳統文化有關的征文活動、演講活動、競賽活動等，加快傳統文化的傳播；積極開設選修課，通過課堂系統學習的方式讓一部分學生建立起對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總之，文化都是在交流傳播，在傳播中發展的，因此，大學校園一旦形成這種氛圍，全體大學師生就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二）提高輔導員自身的文化素養。大學輔導員既要懂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有較深的傳統文化素養。要讓大學生建立起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輔導員自身首先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能比較自如地運用傳統文化資源教育和引導大學生，這樣，既能增強輔導員工作的魅力，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因此，大學輔導員除了要利用學校的資源積極進行傳統文化的培訓外，還要自覺研究和學習我國的傳統文化知識，提高自身的傳統文化素養，通過自身的言傳身教增強傳統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在傳統文化中借鑒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傳統文化資源中本身就有非常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開發和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繼承和發展這些有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教化示范法”就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古代的道德教化特別重視以身作則的榜樣示范作用，孔子就認為社會道德風尚的好壞決定于統治者自身的道德面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古代樹孝子、貞女形象，掛牌匾、豎牌坊，這些行為只要剔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對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塑造榜樣、如何利用榜樣的力量帶動大學生走向積極健康的一面，無疑具有極好的借鑒和參考價值。又如傳統文化中關于“內省、自省、反省、慎獨”等方法與當前所強調的“自我教育、內化、自我批評”如出一轍，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都強調個人內在的思想控制，都是提高個人思想政治和道德素養的具體方法。這些方法一方面輔導員要靈活運用到自己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中間去，一方面要則要從不同角度讓學生自己掌握這些方法，使其成為大學生自我發展路上的一種有力的工具。

（四）要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在利用傳統文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時候必須做到推陳出新。一方面，輔導員在引進傳統文化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時，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做到革故鼎新，融入時代精神，這樣才能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說服力，也才能更加發揮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引導學生在學習和借鑒傳統文化知識的時候，必須與當前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把我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運用到當下的社會生活中去檢驗和完善。

總之，文化本身就是“化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關于如何“成人”的教育，二者在這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學輔導員應該自覺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作出大膽的嘗試，為大學生的成長成才作出自己的貢獻。

注解

①張耀燦、鄭永廷等著，《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