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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論文范文第1篇

（一）日本農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場并不能充分滿足農村經濟和產業發展對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應行使本身的職能，使金融資本可順利進入農村經濟，如通過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資金支持彌補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過向農村經濟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以達到對農村經濟設施、農產品改良、農業新技術推廣等行為進行注資的目的。日本的主要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為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其匯集了國家會計基金和國債基金等金融資本，日本政府通過其與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緊密融合，實現其政府職能，建立并完善其農業金融體系。日本政府通過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對農村經濟提供貸款，其貸款的特征為長期、低息，時間期限分為15個等級，時間期限最長的為林業經濟基礎貸款，其時間為55年，最短為1年，平均期限為19年。利息基本情況下維持在固定標準，利率平均值為3．89％，貸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如農林政策金融公庫的貸款如存在不能及時還款的情況時，可向政府提出減免要求，政府可酌情為其減免一定的利息，損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補。

（二）日本農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有著特殊的組織結構，其基本組成為三級組織結構，三級機構分別為農、漁和森協會。農林中央金庫作為其最高機構，負責監管其資金，并以信農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農協的貸款和還貸，信漁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漁協的貸款和還貸，單位森協只貸不收，因而不設中樞機構。日本政府于1947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法》，于1948年頒布了《水產業生產合作法》，于1961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法》，并將小規模基層農協合并為大型農協，加強了其執行能力。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適應農業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加強農業金融體系的金融基礎，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農協的合并速度。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并不是作為獨立運行的系統，其以獨特的三級組織機構，并以農協為載體，以信農聯為中樞機構，組成其合作金融組織機構。其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絕大多數農業合作金融體系機構。其以行政區劃分為基礎，建立農協系統，并在農協內建立金融融資部門和拓展融資渠道。其獨特的三級機構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屬關系，但其在金融資金的管理上嚴格執行獨立管理，獨立運算，上級只起到指導的作用。日本幾乎所有農村地區覆蓋在農業合作金融體系之下，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體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農業存款流向農業金融體系。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主要為日本農業的發展提供金融資金支持，幫助農業生產人員拓寬融資渠道，加速農業經濟發展，并不以盈利為目的，其貸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機構，因而其貸款去向應嚴格控制其資金去向，農業金融體系部門應保證其資金總額的90％用于農業經濟建設，且不需要農業生產人員進行金融擔保。在1978年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已與其他金融體系的貸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已擁有營業網點8　578家，金融資金余額881　963億日元，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219　824億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劇膨脹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農企業對金融信息的管理面臨更高的要求，很多發達國家的涉農企業都開始進行信息化建設。近年來，日本涉農企業的數量越來越多，規模也不斷擴大，有的跨行業經營，有的在全國都有子公司。據調查，日本涉農企業通過信息化管理減少了盲目性投資14％，提高判斷決策正確率16％，提高業務處理準確度25％，文件簡化率10％，提高內部信息暢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農企業現代化管理的基礎，它既可以作為涉農企業計劃與決策的依據，又可以對涉農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控制和監督。

（一）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內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新型學科，由人和計算機網絡集成，以人為主導，利用計算機硬件、軟件、網絡通信設備以及其他辦公設備，進行信息的收集、傳輸、加工、儲存、更新和維護，以企業戰略競優、提高效益和效率為目的，支持企業的高層決策、中層控制、基層運作的集成化的人機系統。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傳遞、金融信息的儲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維護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個方面組成，功能包括經營管理、資產管理、生產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統維護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統可以利用過去的金融數據預測未來，為有效管理和正確決策提供重要依據。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內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基礎上，結合涉農企業金融信息數據的特點，與計算機技術、數據庫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等多種技術相融合，建立涉農企業的農業資源配置數據庫，完成涉農企業數據分析和系統開發，為涉農企業生產與決策提供支持的系統。

（二）日本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特點

首先，日本農業金融信息化建設的背景對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給予了強大支持。其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集成度比較高，模塊之間在設計時通盤考慮，無縫聯接，使得數據交換無障礙。再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設計的針對性強、涉及面廣，針對日本涉農企業業務劃分不同的模塊，涉及生產管理、資源計劃管理、物流管理、銷售管理、電子商務和人力資源管理等各個方面。最后，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構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和大企業的資源為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提供條件。

三、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構建的啟示

（一）構建自下而上獨立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

雖然金融體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卻具有完全的獨立運行權，在行政級別上不隸屬于各級地方職能部門，行政法規上不受任何地方職能部門干涉，其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三級金融機構。日本合作性金融體系的這一特點，既可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不受干擾可獨立執行其職能，又便于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結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中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同時，政府也應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農業金融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一直通過各級金融職能部門對農業金融體系提供政策性和資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據信貸補貼理論和市場競爭不完全性理論，保障其農業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行，持續的注入大量資金，并不斷出臺扶持性政策，為其現代化農業金融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以農業、農民為服務對象

農業金融體系的建設務必要以始終為農業及農業生產相關人員服務為宗旨的立場，對非農業和非農業人員進行嚴格限制。各職能部門要與農協緊密配合，保證所有金融資金均在農業企業或農業職能部門內運轉，并保證其資金運轉流通順暢。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規章制度和監管機構，嚴格控制金融資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農業金融資金受趨利性影響而流入非農業用途或非農業生產部門。

（四）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和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有效的內外部雙重監管機制是保障農業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的前提保障。日本為防止金融犯罪等問題，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譽制度和災補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風險。

（五）出臺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法律體系

金融系論文范文第2篇

比如說，由大財政演變為大銀行出發點是改變資金的無償供給，殊不知發展到后期卻出現了畸形的單一銀行信用問題；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就提出了發展金融市場，并開始了實踐嘗試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場無響應；而當多數人士轉而主張先發展貨幣市場，后發展資本市場的時候，股票市場卻在滬、深兩地海嘯般地涌了出來；股票市場歷經一陣火熱，正當成為上下關注的焦點，似乎中國面臨的諸多改革及發展問題都可借助股票市場來解決之時，卻疲態盡顯、擴容維艱、問題四起，任憑管理層推出政策鼓動，也激不起投資者的入市熱情。與此同時，企業債券市場也是雖鼓噪不斷卻未見啟動。然而另一方面，儲蓄存款規模在屢屢調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擴大。上述局面或許又是有關當局在提出發展資本市場、降低間接融資比重的改革決策時未曾充分估計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于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于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著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中國在近二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過程最能印證，也最能用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予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財政、小銀行的資金分配格局，一個重要直接原因是人們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證一定的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儲蓄的基礎上，只有采取國家財政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的分配，當然從根本上這又要歸咎于計劃經濟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銀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急速膨脹，是由于人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儲蓄存款成倍增長；此后銀行信用逐步擴展到獨木撐天的局面，而人們并不理睬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措施，沒有燃起對股票、債券的熱情，仍然唯一選擇銀行儲蓄。原因在于雖然當時多數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錢，其數量也只能夠應了這么一句話：“銀行存款是窮人的儲蓄”（莫迪利亞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場得以迅猛崛起，神速發展，這當然與股票這一資產的獨特誘惑性有關，但作為背景基礎的原因根本還在于此時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富人階層、產生了中產階級。

經濟理論的探討總是帶有現實的針對性。分析至此，本文轉入重點想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從金融資產結構適應與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經冒進；股票資產的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現階段居民的財富程度。對于這種不適應，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沒有大崩潰，只是腳下地面的輕微顫動是一種預兆”（奧弗斯通）。

三、中國特征的股市欣快癥與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認為中國股市存在泡沫，此種觀點時有見諸于報刊，不過其含義是講股價高了。而要認為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已處于冒進狀態，不僅與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許也難以得到多數理論研究人士的認同。因為下面幾組數據太直觀不過了。

中國股市產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國外成熟股市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

中國股市的總市值不過四萬多億，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流通，而發達國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國的銀行儲蓄存款超過7萬億，貸款額近12萬億，而企業每年通過股市籌集資金卻只有一兩千億。

然而認真一推敲，上述數據只能夠說明中國股市需要發展和發展的前景，卻難以否定發展冒進，不能作為說明現階段中國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資產的充分理由。

認為股市發展冒進，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對中國股市建設進行回顧和評價的時候，沒有人會低估這么一個成就：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發達國家兩百年的路程。然而這同一事實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會工業化大生產初期的產物，而是跨越社會生產發展階段的泊來品。

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場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問世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股票市場存在的前提是作為企業組織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社會化大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它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同步，同時與居民的收入財富增長和儲蓄投資方式的變化同步。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股市歷史上，雖然也屢屢發生大幅暴跌和長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現發行上市壓力和股市不堪重負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中國，社會化規模經營的大工業企業是通過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資、國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業已形成覆蓋各個領域的龐大國有體系，并在這種以國家獨資為資本組成形式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形成了與之對應契合的社會分配機制、福利機制、儲蓄和投資運行機制。在這樣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轉型、變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現為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在建立股票市場的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企業制度的變革同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之間的沖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業的轉制從技術程序講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即可完成，并且國有獨資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勢必存在著股票發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儲蓄投資方式基礎上的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卻具有很大程度的漸進性質。因此，中國股票市場從其產生一開始就潛在性的面臨著股票供給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個層面是基于中國特色的股市欣快癥。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在其產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股市欣快癥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從事股票投機的強烈欲望，緊緊地吸引了從自耕農到擁有貴族頭銜第一王子的各個階層”（馬克思）；二是股價攀升企高，漲升無理性，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三是很快拋開貨幣，包括存款和信貸；四是持續期限很短，例如英國的運河熱潮3年，鐵路狂潮5年。

中國股票市場的初期階段也同樣未能避免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表現出自身的特色和極大的復雜性。

作為欣快癥共有的特征，中國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現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資熱情，也曾出現股價被推至離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資熱潮并沒有出現失控。這當然與政府強有力的行政調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轉型時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資者的熱情起到了緩解企業轉制造成的發行上市壓力，同時也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各自的欣快。推進企業體制改革和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的期望、轉變單一銀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改革要求、謀求資金的利益驅動，這些都令政府和企業傾注出與投資者不相上下的熱情。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場呈現出快速的發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護投資者的熱情，控制企業上市的節奏，強調穩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政府和企業的需要，堅持大力發展。

中國股市欣快癥的結果，不是泡沫的破滅，而是發展的冒進。原因是在持續不斷的發行、上市壓力之下，泡沫難以產生，反而，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導向下，歷經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撐股市發展的資金已經出現了透支。

判言中國股市發展的冒進，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

其一，股票是風險性極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品種。凱恩斯的《通論》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樂部，應該提高華爾街的門檻。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識告訴我們，售書的不應從事蛇麻投機，銀行家不應倒賣松脂，鐵路不應由侍女來籌建，運河不應由享俸的教士來興修”。中國股市的發展政策應該是不違背常識的負責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資渠道暢通的現今背景下，銀行儲蓄存款呈現出居高增長，這更多的只能說明在現階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風險的金融品種。

其二，股市發展冒進與股市存在泡沫，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問題，針對的政策和解決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如果是認為股市出現了泡沫，可供選擇的措施是加大發行上市力度，壓低股票價格。而判言股市發展冒進，采取的對策應該是減緩發行上市數量，讓股市有一段休生養息的時期。近兩年股市政策幾經反復，終于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嚴格了增發的條件，而很快我們可能聽見另一種質詢：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曾經出現過每月、每周持續不斷發行新股？

其三，廣開股市的資金來源，應冷靜分析資金的性質。在中國可動員的資金的確很充裕，然而適宜進入股市的卻不多。經營性資金吸引進來，只具有短炒投機性，不利于股市穩定；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看似數量龐大，卻并不屬于敢冒風險的資金，可動用的部分實際上有限；銀行資金從理論上講雖然沒有理由不允許一般投資者質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雙向擴容的尖銳矛盾，就很難避免開閘容易流回難的嚴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說人們對股票資產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對以股票為投資品種的基金，無論是開放式、還是封閉式，也難以激發出濃厚興趣。說到底，股票市場的資金來源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與居民對股票資產的需求保持相適應。

金融系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金融競爭日趨激烈，金融秩序比較混亂。金融領域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相當突出，已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反不正當競爭與強化金融管理的艱巨任務。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研究我國金融領域不正當競爭的表現、成因與強化金融管理的對策。

1金融監管的必要性

尋租行為的大量存在產生了金融監管的要求。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機構的腐敗體現為利用資金配置權進行兩類尋租行為。一是通過對企業配置信貸資金獲得第一類尋租收入。這在金融監管當局的現場檢查中體現為直接從信貸額度中扣除部分金額作為好處費：二是信貸配置上的定價權收入．這實際上是企業在獲得貸款后為了維持長期信貸關系交易而支付的持續性成本。銀行的尋租程度取決于改革進程中中央銀行和財政對銀行的轉移支付和內控制度的相對力度比較．企業借款行為是在自籌資金和銀行借款問進行的相對成本比較。

金融創新要求加強金融監管。國際上．一般將金融不穩定分為兩類：一類是金融危機．特征是儲戶向金融機構擠提存款．導致銀行流動性不足，加上市場大量拋售本幣。引起貨幣大幅度貶值。另一類是金融惡化，特征是高比例的不良貸款以及金融體系的資本充足率過低。在近10年的時間里世界上發生了15次金融危機．金融惡化則更為常見。為了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在中國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金融穩定機制，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任務。

從金融系統的中堅力量——銀行的特點看．在信息不對稱以及銀行業不完全競爭的作用下，銀行業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需要外部監管力量的支撐來維護穩健經營。這種脆弱性體現在貸款客戶可能由于信息優勢而欺騙銀行、存款客戶擠兌行為具有傳染性．以及銀行自身受到利益誘惑并伴隨監管力量弱化而產生冒險沖動。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導致銀行發生流動性危機以至破產，而一家銀行破產所造成的社會成本遠遠高于其私人成本。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銀行業經營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天生的信息不透明特性．市場各方參與者難以準確判斷銀行的實際經營情況，無法起到有效監管的作用，因此僅憑市場的外部約束不足以保證銀行經營的穩健性。為了避免銀行破產對客戶造成的損失以及對金融穩定的威脅．有必要引入強有力的外部監管者。

從保險業的情況來看，保險監管體系需要制定和完善預警系統、應急系統以及償付能力監管系統的戰略規劃，這些規劃是提高監管水平．加強監管力量的重要保障。從證券業來講，監管當局對券商的監督和約束，是規范券商行為，防止券商違規失信的外部約束機制。

2金融競爭與監管的辯證關系

金融競爭與金融監管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從歷史的角度看，金融監督管理(簡稱金融管理或金融監管)制度先于中央銀行制度．它是伴隨商業銀行競爭而產生、發展的。商業銀行天然是競爭性的，但放任的逐利競爭必然會危及金融業的安全穩定和存款人的利益，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金融監管措施。商業銀行發展到相當高度便產生出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遂成為中央銀行重要的職能和手段。在近代金融發展過程中，非中央銀行金融機構為攫取高額利潤．總是千方百計設法逃避當時金融法規的管制。謀求競爭優勢，而中央銀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穩定金融秩序、保障債權人權益、促進經濟繁榮，則總是根據金融競爭的不同性質不斷修正現有金融法規或制定出新的金融法規進行新的金融監管。金融競爭與金融監管循環往復矛盾斗爭直接導致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和金融結構的不斷變動．從而推動金融業不斷向前發展。因此，可以說．金融競爭與金融監管相對立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乃是近現代金融領域中的一個普遍規律。

3金融領域不正當競爭

3．1我國金融領域不正當競爭

(1)專業銀行在吸收存款、發放貸教、設立機構、擠占結算資金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不正當競爭活動：采取發放高比率攬儲費(有的高達50％)、協儲費、實物獎品及以貸引存等方式拉儲蓄存款或利用對單位實權人物發業務聯系費、多種形式的請客送禮、放松開戶條件等手段爭奪單位存款；在貸款方面主要表現為：采取拆借同業、搞假“委托貸款”、利用“存放同業”科目通過房地產信貸部等附屬機構以及勞動服務公司等自辦經濟實體發放貸款等隱蔽方式，問接避開人民銀行的規模管理；使用額外收取利息或利潤甚至直接突破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等手段，謀取高利，為照顧地方政府關系、單位關系、人情關系，不惜放松貸款條件發放關系貸款．支持炒地皮、炒股票、炒外匯等投機活動：企圖為商業銀行化撈取資本．不惜血本．巧立名目，千方百計開后門，大肆增設儲蓄網點、信用卡代辦處之類的附屬外設金融機構，有些銀行甚至大興土木建賓館、辦商場等，展開激烈的地盤爭奪戰。

(2)金融市場各主體競爭活動混亂無章，其突表現有：違章拆借；社會亂集資行為盛行。

(3)各級人民銀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執法犯法的問題。如自辦經濟實體，參與炒地皮、炒股票等逐利投機活動，更加劇了不正當競爭。

3．2我國金融領域不正當競爭的成因

(1)各商業銀行桀驁難馴。我國商業銀行都是機構遍及全國的龐大壟斷組織．長期以來習慣于同人民銀行平起平坐，對央行監管心懷不敬。現有商業銀行風險約束極差．根本不存在破產倒閉、喪失產權的后顧之優．用不著對自身的競爭行為負責。因此商業銀行敢于藐視金融法規，不惜代價哄抬利率．爭奪地盤，盲目競爭。

(2)人民銀行監管乏力。這一點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證明：一是觀念誤差；二是人民銀行缺乏獨立性：三是人民銀行特別是基層行權力與責任不相符。

(3)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預。地方政府特別是落后地區政府從本地利益出發，時常縱容、鼓勵甚至通過所轄地區金融機構從事違反金融法規的活動。有些地方政府還制定了不少存在保護地方利益的金融管理規定．在較大程度上阻礙了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工作。

(4)金融市場機制不健全。我國的金融市場尚處于起始和發展階段，各種法規尚未健全和完備，利率、匯率機制還沒有完全市場化，金融市場主體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規觀念，人民銀行監管操作尚不熟練，難以防范和制止不正當競爭。

4強化金融監管的建議

4．1加強人民銀行自身建設

人行自身的高效與廉潔是搞好金融監管的關鍵。當前，人民銀行應注意如下幾點：樹立正確的金融監管思想。糾正“各級政府的銀行”觀念，牢固樹立“中央政府的銀行”思想。堅持“全國一盤棋”．克服地方主義思想；堅持依法監管、執法必嚴的原則，克服畏難退縮、息事寧人的無為思想；擺正兩大職能的關系．明確堅持“穩定貨幣為主．兼顧經濟增長”的原則。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應及時迅速總結各地金融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提出規范管理的建議，使之成為新的金融法規從而為新的金融監管提供依據：力爭相對獨立的超然地位。在我國暫時不能放棄政府對人民銀行控制的情況下．應盡可能界定一些技術性指標以避免政府隨意干預人民銀行操作。人民銀行應徹底放棄一切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活動．集中全力當好“裁判員”：完善人民銀行機構建制。完善內部與社會雙向監督制約機制，確保高效廉潔：努力提高金融監管隊伍素質。

4．2強化管理，確保銀行監管與央行維護金融穩定的協調

(1)包括審慎銀行監管在內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對實現金融穩定目標舉足輕重。這些金融基礎設施除包括審慎的銀行監管、運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統外，還包括司法制度，會計與審計標準、法人治理結構、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辦”的信貸文化等。而且這些因素間相互聯系．共同發揮著作用。因此．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于實現金融穩定的目標意義重大。

(2)銀行監管機構的盡職工作是央行履行金融穩定職責的一個基礎。在金融體系中，資產比重最大的銀行體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單個銀行機構倒閉的風險很容易傳播而引發系統風險。因此，獨立于央行的銀行監管機構的盡職工作．無疑是央行賴以履行金融穩定職責的一個重要基礎。

(3)銀行監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觀政策分析。一說到銀行監管，一般會將監管者與審慎監管的微觀層面相聯系。審慎監管的微觀層面是為了減少單個銀行機構的倒閉．目標在于控制銀行機構的具體風險．對存款人提供保護。但它會不可避免的涉及宏觀層面(其目標是控制系統風險，避免銀行體系崩潰以及由此帶來的相應成本)。從宏觀層面來看，金融不穩定與個別銀行機構偶爾倒閉的現象可能是一致的，因為個別銀行機構的倒閉在妨礙金融體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時就影響了金融穩定。

(4)銀行監管機構與央行應致力于建立合理有效的協調機制。在負責銀行監管的央行中，監管部門與貨幣政策部門往往是隔離的，部門之間的協調由央行最高層負責，高層官員之間的不同意見在央行內部能悄然得到解決。機構分設后，協調這兩種職能之間沖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銀行監管機制之間建立協調機制。在此情況下，協調機制的運行成本和效率就決定著分設體制能否有效地協調央行職能和銀行監管職能之間的沖突，也決定著分設體制是否能優于集中制。

4．3規范、整頓、完善金融市場

(1)加強對貨幣市場的管理，重點加強拆借市場和國債市場的管理。人民銀行一方面應強化依法監管，另一方面應盡快批準組建地區性短期融資中心，進而建立全國性短期融資中心．逐步推行拆借有擔保制度．增強人民在短期資金融通中的作用，為間接調控創造條件。

金融系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監管；原則；必要性；對策

1有關金融監管

(1)金融監管定義。金融監管是指政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如中央銀行)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的某種限制或規定。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

(2)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監管的原則為了實現上述金融監管目標，中央銀行在金融監管中堅持分類管理、公平對待、公開監管三條基本原則。

(3)金融監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體系是全社會貨幣的供給者和貨幣運行及信用活動的中心，金融穩定對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監管不僅是我國金融體系內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對外資金融機構進行有效規范、實施必要監管，保護國內金融體系，順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

2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對策

(1)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創新。①根據我國金融調控和金融穩定的現實需要，合理確定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根據權責一致原則，界定金融監管職責分工，盡快建立由人民銀行、財政部和監管機構組成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解決監管主體混亂的問題，理順監管機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金融監管中的一些重大問題。②改革現有的監管制度，實現監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預向間接調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轉變，加快金融立法，將金融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通過監管制度創新，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累積，保證金融體系高效穩健運行。

(2)樹立維護穩定與提高效率的雙重金融監管目標。隨著我國加入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業同境外金融機構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存在激烈的競爭，而對國外金融機構的強大競爭優勢，維護金融機構合法穩健運行將不再是監管的單一目標，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積極扶持金融機構發展，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和競爭能力成為新形勢下對金融監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實施監管的過程中盡可能降低監管成本和資源的占用成為實行高效監管的新觀念。

(3)利用網絡，踐行金融電子化監管。實施金融電子化監管對于提高金融監管效率，降低金融監管成本，擴大金融監管范圍，提高金融監管質量，實現金融監管的規范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監管的持續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對金融風險的預測能力，實現全過程的動態監管。③實現監管數據的共享。利用金融電子化監管系統使監管過程的大部分工作實現自動化，從而可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提高監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國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設置內控機構。應借鑒國外經驗，設立對最高權利機構負責的內審機構，以確保最高管理者關注實踐中發現的任何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使內部監管的最高權威地位得到明確；②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稽核評價制度。在我國金融機構自我約束不力、內控意識不強、過分依賴外部監管的情況下，建立內控稽核評價制度顯得尤為重要；③修改完善內控制度。內控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一個動態過程，各金融機構都要適時根據其業務發展和環境變化不斷修改完善內控制度，以動態適應其業務發展與金融創新對風險控制的需要。

金融系論文范文第5篇

1981年我國批準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資銀行開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入世”后其進入速度進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華開設的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間就增加了122家。然而，從全國范圍來看，外資銀行這種通過增設分支機構擴張業務規模的方式，不管是從資產規模和存貸款市場份額，還是從盈利水平等來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入世”后7年間以四大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將近兩倍，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均增長了三倍有余，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增長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

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后，中國就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高成長市場，而金融業市場的增長速度更要快于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成果，外資銀行勢必會加速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而與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相比，外資銀行更主要的方式則是通過入股中資銀行或與中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的方式來打入中國市場。2005年，中國銀行業股改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權出售一浪高過一浪。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建設銀行約用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4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中國銀行則將用10%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接近了銀監會規定的20%的上限，如匯豐銀行持有交通銀行19.9%的股份，渣打銀行持有渤海銀行19.99%的股份，荷蘭國際集團持有北京銀行19.9%的股份，澳洲聯邦銀行持有杭州市商業銀行19.9%的股份等。從國內銀行來看，也有多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比例接近銀監會25%的上限，如興業銀行被三家外資金融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8%，西安市商業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2%等。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可以迅速解決分支網絡布點太少、客戶基礎不足的缺陷花旗銀行競購財務狀況不佳的廣東發展銀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廣發的全國性金融業務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機構。

二、外資大舉進入對我國金融安全造成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資通過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搶奪我國銀行業高端市場，同時通過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中國銀行業資產以解決分支網點少等缺陷，并且跨過了銀行行政監管部門對外資銀行業的特許權牌照監管等短期內難以逾越的障礙，一方面可以獲得股價折價發行所帶來的益處；另一方面還可以分享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潤分紅，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聰明之舉。

但是，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國國會更于2007年9月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對外資入股中國銀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這里暫且不論美國有何權力對別國的國內事務指手畫腳，單從動機來看，美國出臺這項決議就表明了美國控股中國銀行業進而控制中國經濟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頃刻間將整個亞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拖入到危險的邊緣，使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神話成為過去，東南亞國家三十年積累的財富大幅縮水。金融動蕩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羅斯等國家，許多國家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印尼、馬來西亞均發生騷亂和政府動蕩，各國金融體系面臨了不同程度的重組和整頓。這是國際炒家們成功地進行的一次對別國的“剪羊毛”行動，使亞洲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成果頃刻間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機雖然說與其產生危機國家在缺乏有效監管同時過早實行自由匯率制度等自身經濟的種種缺陷有關，但是國際游資的主觀惡意炒作卻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樣的，中國銀行業在沒有建立起一個成熟的經營模式成功抵御外部沖擊時過早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勢必會引起金融系統的動蕩，進而引起整個中國經濟的動蕩。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銀行家們有很大的動機通過政治施壓等手段，敲開中國金融門戶，進而實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經濟建設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被外資控制，勢必會削弱中國中央銀行進行金融調控的力度，進而使中國經濟間接處在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和管理機制還很不完善，抵抗外來金融風險的能力還很弱。在這種情況下，在金融領域大規模招商引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喪失，危及國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國的金融業一旦掌控在外資之手，外資會利用金融資本滲透、控制國內產業資本，相互融合，形成壟斷一切的金融資本。屆時，國內企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際競爭對手的監控之下；而且外資機構還會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轉嫁到其控股的中國企業之中，從而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逼使我國成為其附庸。所以，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對中國金融開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沒有把握時寧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險，使中國經濟付出慘重代價。

三、我國銀行業應采取的政策措施

1.減緩金融機構上市步伐，并對現有上市銀行機構進行制度監管與控制

中國政府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的初衷是為了引入國外銀行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但是，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意圖卻是分享中國銀行業的壟斷利潤進而控制中國經濟，這從外資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后的作為可以看出。除個別中資銀行之外，很多參股的外資金融機構并沒有向中資銀行派駐董事和管理人員，與中資銀行在業務方面開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資金融機構持有股份比例較高、有外資董事和管理人員的中資銀行里面，中資銀行的收入結構在近幾年來也基本沒有變化，其利潤來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過引入外國資金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經驗、提高我國金融業服務水平，看來只是我們自己一廂情愿的做法。而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卻給了西方國家進一步控制我國經濟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國當務之急是減緩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步伐，對現有的上市商業銀行進行治理整頓，出臺相應的管理措施，以減小其中外國金融資本所可能會起到的破壞作用。

2.努力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提高中間業務收入比例

當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水平與外資銀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僅在規模、占比、發展水平等經營指標方面落后，而且在經營管理手段、產品創新機制和優良的金融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據了解，目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內，平均為7%～8%，而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中間業務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對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方面的競爭，中資銀行要有清醒的認識，要盡快迎頭趕上，切不可忽視或拖延。要真正認識到發展中間業務是今后中資銀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戶結構、增強銀行核心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認識到中間業務具有表外性、服務性風險小、成本低、利潤高等特點，要努力改變中間業務品種單一、創新不足的現象；要以市場為導向，突破傳統業務的經營范圍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場潛力，研究市場消費心理，分析市場發展趨勢，積極研發新的中間業務產品。在學習和引進外資銀行的全新的投資理念、成熟的財富管理工具以及豐富的操作經驗的基礎上，要把發展中間業務的重點放在信用卡、個人高端客戶理財、住房抵押貸款、網上銀行、衍生品、電話銀行、咨詢顧問、資產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還要加強中資銀行與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大力發展投資銀行、國際保理、國內保理、國內信用證、保函等高附加值的業務以及財務咨詢、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托管。

另外，銀行監管部門要加強對中間業務管理，加強監管的主動性，把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開展與加強監管有機地結合起來，加強統籌研究，減少無序競爭，鼓勵和支持中資銀行開展中間業務，引導中資銀行的中間業務良性發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發展中間業務的觀念、方法和途徑，努力打造出一批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銀行業對內開放步伐

在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十分迅速的同時，對外開放卻十分遲緩，至今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出現的四大銀行之外的銀行，雖有民營股份，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或者是國有控股，或者行長的任命還是官方行為。因此，在我國金融改革中，要正確處理好國有商業銀行與民營銀行的合作關系。一是要正確認識國有商業銀行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社會穩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條件和關鍵樞紐，更是國家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保證；二是國有商業銀行要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運行效率的內控機制，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資產質量，建立中國特色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三是要堅持建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依托，其余金融機構為補充的金融體系。在金融改革中，我們主張不能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但對其他金融機構允許民營化經營，做到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業，形成理性競爭環境。應該說，銀行業的對內開放，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轉變觀念、盡快推動的決心。而外資銀行的全面進入，使得國內發展民營銀行的問題變得更加刻不容緩，啟動越晚，民營銀行就會在制度約束之外，面臨更多的市場環境約束，從而更難獲得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