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學的形成和發展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密不可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的中心是如何運用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經濟形態，這次論戰啟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正是在這次高潮中形成的。活躍在這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程度不同、先后不同地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由于唯物史觀的指導和影響，中國經濟史學一開始就形成了社會經濟史的傳統。

現代中國經濟史學基本上是與二十世紀同行的，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緊密相連；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沒有現代中國經濟史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結束后的新時期。每次高潮的出現，都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展分不開。本文打算就中國經濟史學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唯物史觀與中國經濟史學的關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討。研究的時段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時期，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有些論述延伸到抗戰時期。

一、從傳統經濟史學到現代經濟史學

中國很早就有系統的經濟史記述，并形成延綿不斷的傳統。它主要有兩大首尾相續的系列：一是歷代正史《食貨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貨門”系列。它們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史的基干性資料，同時，從這些記述的系統性和連續性看，其本身已經構成了“經濟史”。但傳統史學畢竟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以記述政治軍事活動為中心的；經濟史的記述只是它的附屬部分。而且它所記述的主要是國家管理經濟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的經濟政策、經濟主張，對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經濟生活，它所反映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此種反映的自覺性，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不是現代意義的經濟史學，可稱為傳統經濟史學。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經濟史的產生，中國和和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為系統的理論，19世紀以后，人們用經濟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經濟史遂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豐富的經濟思想，但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獨立的經濟理論，因此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用這種系統的理論分析經濟過程的獨立的經濟史；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隨著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傳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出現又相對晩后。

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用進化史觀改造傳統史學；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梁氏本人也嘗試用西方的經濟理論來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某些經濟思想和經濟現象，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

影響經濟史學科發展的理論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經濟史理論(經濟史論、經濟史觀)，另一類是經濟史學理論。它們都是當前迫切需要加強研究的。

經濟史理論是經濟史學工作者研究經濟發展過程后作出的理論概括與抽象。到了現階段，凡是經濟史學科研究的對象幾乎都有相關的理論。經濟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個問題時，都可以從有關這個問題的一般理論中受到啟迪。對于研究者來說，這種啟迪或理論指導是極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時，在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上，應史論結合，對研究成果進行理論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論性的結果，即史中出論(論從史出)，將這種理論納入經濟史理論的寶庫，使經濟史理論更加豐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經濟史學研究就是對生動、復雜、變化的經濟歷史進行理論概括，研究者的科學研究能力主要表現為這種概括能力。純粹擺材料或僅敘述歷史過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義與作用，但它們只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終形態。

在筆者看來，今后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擴大概括的范圍。作為中國經濟史學科，應力圖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特色與理論。就中國經濟史以往進行理論概括的對象即研究范圍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個企業，一個家庭，一個村莊，大到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某個時代，某種經濟形態。理論概括的形態多數是抽象出它的特點，如中國城市產生的特點、城鄉關系的特點、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點、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的特點等等。這類理論概括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它們是進行更大范圍的理論概括的基礎。可是，至今還沒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是什么”的著作。這與缺少一本觀點統一(這必須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國經濟通史密切相關。沒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們的前輩有不少人就想做這件事。我的老師尚鉞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都致力于中國歷史上經濟形態總體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片斷探討》、《明清封建經濟形態探討》、《中國封建經濟關系的若干問題》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極左路線下不公正的批判，惡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斷了研究過程。我當研究生時，傅筑夫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與“外國經濟史”兩門課。那時，他已著手寫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來，即自殷以來的中國古代經濟史。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已70多歲，每天堅持寫作2000字左右的論著，寫成并出版了《中國封建主義經濟史》l～5卷(計劃寫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整體過程及歐洲經濟史的基礎上，將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與歐洲經濟發展過程相比較，概括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特點。《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上下冊、《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就是他這種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對待所有經濟史學家的論著一樣，人們可能不同意他的論點，但他的這種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們繼承。在這里想強調的是，要能做到他這樣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他先攻理論經濟學，繼后又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后專心致志于中國經濟史，從30年代起，長期潛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經濟史料，又赴英研究歐洲經濟史。他研讀各家經濟理論，掌握豐富史料，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下筆成章，前后半個世紀，猶赍志而歿。可見此事之難。

就經濟史學科整體而言，理論概括的范圍當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對象是世界經濟史，即整個人類經濟發展過程。除后文將要提到的英國約翰·希克斯的《經濟史理論》，美國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這類概括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W·W·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過程》、《經濟增長的階段》(中譯本名為《經濟成長的階段》)等專著，以及他主編的《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等書中所表述的經濟增長階段論，就是經濟史學家對發達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至于本世紀40年代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筆者以為，它也是對發展中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當然，對這類大范圍的研究對象作理論概括，更需要廣博的學識作基礎，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學術素質和長期的努力，不是想這樣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過集體的努力，可能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好辦法。正因為如此，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這種專業刊物，開展經濟史理論的討論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論概括進入更高的層次。現在我們從經濟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論概括，就概括的層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從分析經濟史實得出理論性結論或抽象出范疇的，也有從范疇人手分析經濟史實的。王亞南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分析》、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研究》，都是以一種經濟形態為對象，取類似經濟學中規范方法進行分析。它們是兩本有特色的書，可以向他們學習寫出類似的書來，例如“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分析”、“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分析”等等。當然，也可以繼續對中國封建經濟形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進行理論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影響經濟史學科發展的理論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經濟史理論(經濟史論、經濟史觀)，另一類是經濟史學理論。它們都是當前迫切需要加強研究的。

經濟史理論是經濟史學工作者研究經濟發展過程后作出的理論概括與抽象。到了現階段，凡是經濟史學科研究的對象幾乎都有相關的理論。經濟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個問題時，都可以從有關這個問題的一般理論中受到啟迪。對于研究者來說，這種啟迪或理論指導是極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時，在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上，應史論結合，對研究成果進行理論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論性的結果，即史中出論(論從史出)，將這種理論納入經濟史理論的寶庫，使經濟史理論更加豐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經濟史學研究就是對生動、復雜、變化的經濟歷史進行理論概括，研究者的科學研究能力主要表現為這種概括能力。純粹擺材料或僅敘述歷史過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義與作用，但它們只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終形態。

在筆者看來，今后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擴大概括的范圍。作為中國經濟史學科，應力圖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特色與理論。就中國經濟史以往進行理論概括的對象即研究范圍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個企業，一個家庭，一個村莊，大到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某個時代，某種經濟形態。理論概括的形態多數是抽象出它的特點，如中國城市產生的特點、城鄉關系的特點、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點、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的特點等等。這類理論概括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它們是進行更大范圍的理論概括的基礎。可是，至今還沒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是什么”的著作。這與缺少一本觀點統一(這必須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國經濟通史密切相關。沒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們的前輩有不少人就想做這件事。我的老師尚鉞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都致力于中國歷史上經濟形態總體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片斷探討》、《明清封建經濟形態探討》、《中國封建經濟關系的若干問題》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極左路線下不公正的批判，惡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斷了研究過程。我當研究生時，傅筑夫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與“外國經濟史”兩門課。那時，他已著手寫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來，即自殷以來的中國古代經濟史。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已70多歲，每天堅持寫作2000字左右的論著，寫成并出版了《中國封建主義經濟史》l～5卷(計劃寫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整體過程及歐洲經濟史的基礎上，將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與歐洲經濟發展過程相比較，概括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特點。《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上下冊、《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就是他這種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對待所有經濟史學家的論著一樣，人們可能不同意他的論點，但他的這種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們繼承。在這里想強調的是，要能做到他這樣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他先攻理論經濟學，繼后又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后專心致志于中國經濟史，從30年代起，長期潛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經濟史料，又赴英研究歐洲經濟史。他研讀各家經濟理論，掌握豐富史料，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下筆成章，前后半個世紀，猶赍志而歿。可見此事之難。

就經濟史學科整體而言，理論概括的范圍當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對象是世界經濟史，即整個人類經濟發展過程。除后文將要提到的英國約翰·希克斯的《經濟史理論》，美國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這類概括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W·W·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過程》、《經濟增長的階段》(中譯本名為《經濟成長的階段》)等專著，以及他主編的《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等書中所表述的經濟增長階段論，就是經濟史學家對發達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至于本世紀40年代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筆者以為，它也是對發展中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當然，對這類大范圍的研究對象作理論概括，更需要廣博的學識作基礎，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學術素質和長期的努力，不是想這樣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過集體的努力，可能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好辦法。正因為如此，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這種專業刊物，開展經濟史理論的討論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論概括進入更高的層次。現在我們從經濟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論概括，就概括的層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從分析經濟史實得出理論性結論或抽象出范疇的，也有從范疇人手分析經濟史實的。王亞南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分析》、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研究》，都是以一種經濟形態為對象，取類似經濟學中規范方法進行分析。它們是兩本有特色的書，可以向他們學習寫出類似的書來，例如“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分析”、“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分析”等等。當然，也可以繼續對中國封建經濟形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進行理論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研究經濟史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的基礎。我寫過一篇《論歷史主義》，是談歷史學理論的，可作為我以前所寫《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的續篇。[1]本文擬談經濟學理論，可作為《方法論》一文的另一續篇。

經濟學成為系統的科學，始于17世紀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本文所稱經濟學理論亦自此始。但不是說，在此以前的經濟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國、富民思想，田制、賦稅思想，義利論、本末論、奢儉論等思想，在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無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為經濟史作為一門學科，是隨著古典經濟學的建立出現的；又是從方法論著眼，因為經濟思想成為系統的理論之后，才具有方法論的重要意義。

本文中，“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為同義語。

一、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馬克思說過：“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2]這話也許有點過份，不過，“方便”可理解為方法。

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3]­

摘要：新經濟史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計量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兩大內容。它將經濟學的理論與技術應用于歷史研究，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新經濟史學引入中國后，引發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范式與經濟學范式的沖突。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對歷史的研究使歷史偏離了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變成了理論的附庸。這種沖突與兩個學科敘事方式的不同有關，涉及兩個學科關于“歷史優先”還是“邏輯優先”的不同理解，更與新經濟史學與傳統史學所慣用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區別有關，反映了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在歷史觀上的分歧。為促進兩個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應該放棄成見，加強交流與溝通。史學家應該從舊理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學習使用更豐富的理論工具；經濟學家也應該重視歷史描述，以打破經濟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實證迷信”。

關鍵詞：經濟史研究／經濟學范式／歷史學范式／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最早起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相結合，應用于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從而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新經濟史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計量分析走向了關于社會歷史演進的宏大理論體系的構建，并力圖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內，對人類的發展與停滯、繁榮與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統的解釋。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于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于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范式沖突。這種沖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并協調這一沖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一、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介紹與評價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經濟史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含計量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經構成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計量經濟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