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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對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作了系統的闡述。學習本章應掌握以下要點：

(1)刑事管轄制度；

(2)刑事回避制度；

(3)刑事辯護與制度：

(4)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被告人羅某，系某市出租汽車公司職員。2001年10月20日下午6時許，唐某乘坐被告人羅某的出租車。下車后，唐某忘記拿走自己的皮包。后羅某徑直開車，到家后，從駕駛室回頭看到后坐上放了一個很精致的皮包，打開一看，發現里面有一部手機、7萬元現金等物。羅某便把手機關掉，把皮包帶回家鎖在柜里。10月21日，羅某照常上班。9時許，唐某找到羅某的單位，向羅某討回昨天遺失在其車上的皮包，并許諾，只要羅某肯還給其皮包，他愿拿出一萬元酬謝。羅某矢口否認，并說：“我在送唐某之后還送過其他好幾個客人，沒準是其他客人拿走了。”唐某無奈于當天向該市某區公安局報案。區公安局認為這種侵占案法律明確規定屬于自訴案件，只能自訴不能公訴，當即拒絕立案并告訴唐某直接到法院起訴。唐某便去案發地區人民法院起訴，法院經審查得知被告人羅某否認在自己出租車上撿過皮包，唐某也無證據證明羅某的侵占行為，法院便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唐某的起訴。本案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0條規定，刑法中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屬于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本案中羅某的行為構成刑法上的侵占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因此應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轄，公安機關無管轄權。《刑事訴訟法》第171條規定，“對于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如果自訴人提不出補充證據，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駁回”。因此，本案中公安機關拒絕立案、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唐某的起訴在法律上都是有根據的。

但是，在這里便出現了一個問題：當自訴人唐某需要追究被自訴人的法律責任而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證據時，他的合法權益又該如何保障呢?現行法律沒有提供相應的救濟手段。實踐中有公安機關介入自訴案件的偵查而引起對其管轄權以及獲得的證據的法律效力的爭議的案例發生。因此，本案反映出我國自訴案件職能管轄中還存在一些不足。如何在侵占案件中合理配制職能管轄權，建構合理的權利救濟、保障機制還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研究，在法律制度上進一步完善。我們認為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條第2款的規定，實行以自訴為原則，以公訴為補充的起訴制度，即對于侵占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且應當受刑事追究的，應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安機關應當立案，運用法律賦予的偵查權調查事實、收集證據。這樣既維護了侵占罪告訴才處理的法律規定，又最大限度的保護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