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如何使審計理論系統化、科學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審計理論體系是當前審計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什么是審計理論體系，現代審計理論體系如何構建；什么是審計基礎理論、審計應用理論和審計發展理論，包涵什么具體內容，本文擬就以上問題進行探究。

關鍵詞：現代審計理論體系、審計基礎理論、審計應用理論、審計發展理論

審計理論來源于審計實踐，受審計實踐的檢驗，同時又不斷在審計實踐中修正與完善，因此，審計理論是審計實踐的科學總結，是通過實踐將客觀的、合乎邏輯的、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內容加以概括、抽象而形成的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

如何使審計理論系統化、科學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審計理論體系是當前審計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審計理論來源于審計實踐，沒有大量的審計實踐，就不可能有審計理論的抽象，它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認識而形成的。審計理論具有指導作用，它將揭示關于審計實踐的本質和規律，是為審計實踐服務的。審計理論體系是反映審計研究對象而形成的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體系，是一個具有層次性結構的系統。納入審計理論體系的各種審計理論，不是分散的、孤立的、毫無聯系的，而是具有內在邏輯推理關系的整體，是首尾一貫、一環扣一環的。

關于審計理論體系（或審計理論體系結構、審計理論結構）的研究可謂由來已久，其結論不下數十種，僅1995年成都會議上提出的有一定影響的觀點就有七八種之多。1

新近出版的由國家審計署李金華審計長主編的《審計理論研究》和《中國審計體系研究》兩書提出，審計理論體系的新框架是：審計動因的理論——導出審計理論的定義和受托責任等基本概念，審計主體理論——導出獨立性等概念，審計客體理論——導出審計對象等概念，審計主客關系理論——導出審計職能、委托和授權等概念，審計運行理論——導出審計目標、審計規范、審計證據、審計依據、審計程序和審計結果等概念。2

[摘要]本文簡述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確認帶來的沖擊,從基礎理論方面概述相應的三種解決思路，并從經濟學、哲學、會計基礎理論和國際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闡述和對比，提出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外延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衍生金融工具確認難點解決方案

衍生金融工具作為防范風險的一種契約，起初并未在表內確認。我國原有會計準則體系中沒有金融工具方面的準則。隨著我國金融業提速發展、全球金融創新浪潮沖擊以及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化，相關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制定便應運而生。我國近期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新準則中將衍生金融工具納入表內，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方面，不但規定了確認標準，還將確認細化為初始確認與終止確認，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關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問題學術界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探究與思考。本文以會計的基礎理論為切入點,對衍生金融工具會計確認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思路，并從經濟學、哲學和國際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提出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外延的解決方案。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財務會計理論是以權責發生制和實現原則為基礎，以交易價格和歷史成本為主線，強調穩健性原則，僅對已發生的交易或事項進行確認、計量，提供的是面向過去的財務信息；認為衍生金融工具簽訂的合約所體現的簽約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不符合資產或負債的定義中的三個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著極高的風險性，一旦市場發生了不利的變動，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動盈虧”，會計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報表中反映就會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潛在風險，而要在表內確認衍生金融工具，則會碰到兩個難點：是否滿足“過去交易或事項的結果”是否滿足“該項目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能夠可靠地計量”的問題，對傳統會計要素的確認觀念和確認標準產生沖擊，所以在國際上無論是FASB還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態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確認問題的三種解決思路

新世紀的金融呈現出有別于過去傳統金融的新發展趨勢，伴隨著新的發展趨勢，銀行也正在轉換著經營理念。當今時代，復合型高素質金融人才遠遠滿足不了激烈的國際競爭的需求，人才競爭已經成為了銀行業競爭的重點。面對新世紀，新經濟與新金融的交互沖突，我們對金融人才的培養模式、培養手段、培養方法等的變革，已經勢在必行。

一、現有人才培養模式的存在的問題

1、理念認識不足。

人才培養模式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人才培養措施的制定、合格的人才培養者、符合社會要求。但目前大多高校只是重視教學研究工作，而對于高校服務社會功能的認識存在明顯欠缺，尤其在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時，各高校既顧慮到培養成本高，又顧慮到培養周期長，對傳統的人才培養理念根本沒有創新性思考，因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難以營造出自己的特色。

2、課程體系建設不足。

落實高校人才培養方案需要依靠課程體系建設的重新完善，是否完善的專業課程體系建設對人才培養質量的影響關系重大。目前，專業理論課和專業實驗課是每個高校金融學專業課程設置主要的部分。教學內容上以突出應用基礎理論和培養實踐能力相結合為主導。然而目前大多高校的理論課設置無法滿足金融業發展的需要，在課程設置方面存在嚴重不足。實驗課的設置是以理論課為基礎設置的，這很容易導致脫離實際的狀況出現。另外，高校實驗和實訓方式缺乏創新，無法與金融企業的崗前培訓課程掛鉤，自然無法激發學生對實驗課的學習興趣。

一、相關人才培養的必要性

研究目前，在高等教育領域，金融專業是我國普通學生熱門關注的專業，其中，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其金融專業在部分院校當中所占比例高達75%。雖然高等教育中金融專業培養的學生巨大，但是，我國現階段的金融崗位所需人才仍然無法滿足需要，這主要是因為高校內部培養出的學生，其專業性不強，綜合專業性能力較高，且經驗不豐富，不能滿足國際與社會的需求。因此，在面對畢業等于失業以及社會需要型人才短缺等問題，我國高校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業務相結合，以及更專業性的人才。

二、相關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我國對金融型人才需求大，因此在培養策略上也傾向于廣招生、多培養、高產出的模式，以此導致眾多如下問題的產生：

第一，我國對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并不確切，目標與實際情況存在明顯差異。隨著我國對高等院校改革的步伐，一大部分的普通院校把握時代的主流需求，相繼開設了金融專業，但是在對該專業人才的培養方案定制方面，卻照搬重點高校的培養模式與教學理念，盲目的追求對理論知識的灌輸，而忽視了對實際內容應用的考量，尤其注重開設研究生教育，擴大名譽，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忽視，導致學生在實際業務的操作過程中顯得能力薄弱，知識欠缺，最終導致教學目標與教學實際情況背道而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高校教育的發展。

第二，在開設金融專業的院校內部，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并沒有金融專業學生合適的實踐基地。近年來，我國高校在辦學資源上都出現了縮水現象，主要是因為學生的不斷擴招，但學校的教育經費卻沒有跟上，以此導致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教學實踐基地的建立也成為了形式，阻礙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因為擴招導致生源出現多、雜、亂等問題，部分企業，尤其是先進企業出于安全性以及保密性考慮，很少或不給學生實習的機會；即使出于學校壓力，表面接收學生，但在實際過程中，卻不讓學生接觸相關業務，成為走馬觀花的實習。

關于知識經濟時代已經到來這個不爭的事實，人們正在越來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準確地認識知識經濟的定義、內涵、理論意義等等一系列學術問題，仍然是難題。人們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們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從現實和理論互動的角度對上述問題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在這一問題上有的同志以產業升級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知識經濟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工業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無疑有更深刻的增長方式在現實地發揮作用，這就使我們更要深入研究知識經濟增長理論，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和實質，在未來的發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長政策和計劃。并由此出發考察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人力、管理等等相關經濟因素在新的經濟狀態中的運動規律，從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識經濟的理論。由于知識經濟的發展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和增長理論，尤其知識經濟所表現出的經濟數字化、虛擬化、一體化、全球化、消費與生產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傳統經濟學的貨幣理論和周期理論。隨著知識成為新增社會價值的決定力量，使社會財富價值的代表貨幣，在更加虛擬化的數字經濟中運行，使工業經濟時期所表現出的通貨膨脹，進一步發展為泡沫經濟。在全球化、一體化、貨幣自由匯兌、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暢的情形下，原有的貨幣理論和周期理論已明顯地不能指導現實。原來生產過剩的危機現在也許因為金融市場的違規操作而輕易來臨，也許因為世界市場的分工而大獲其利，可以說這次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是一個最有力的說明。限于本文篇幅，這里我僅僅是提出問題。總之，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是實實在在的已經到來，我們必須從這個現實出發，揭示出反映知識經濟實質及運行規律的經濟學說來解釋我們所面對的經濟現實，指導我們偉大的改革實踐，這不但意味著我國理論經濟學繁榮的到來，也必然促進我國偉大的經濟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