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法制調查嘗試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1945年8月15日下午，位于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立法院禮堂座無虛席。這里正在召開一個報告會。

會議的主角是吳經熊，他剛剛以中國代表團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吳經熊正在向立法院報告三個多月來的經過。窗外傳來久違的鞭炮和歡呼聲，結束了他的報告，——我們勝利了。

八年抗戰中斷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步伐。戰爭結束后，對于中國法律屆人士來說，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審判日本戰犯和漢奸，另一個是恢復和重建法制。

戰罪審判與重建法制

恢復和重建的步伐從1943年就開始了。這年的元旦節，國民政府了年度施政大計，試圖從內政、外交、交通等十個方面為戰后復員做準備。由謝冠生擔任部長的司法行政部，也擬訂了4個方面的具體計劃，包括司法復員工作計劃、恢復法院計劃、恢復監所計劃、儲備司法人員計劃等，試圖從4個方面來就恢復和重建法制。

作為復員計劃的一部分，司法行政部首先將壁山和重慶兩個地方法院改組為“實驗地方法院”，并將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由司法行政部直轄，重慶地方法院的行政事務也由四川高一分院程部核辦。與此同時，還將四川高一分院和重慶地方法院的院長、首席檢察官都由薦任升級為簡任。在人事上，調倪征燠擔任改組后的重慶地方法院院長。

1944年11月24日，美國國務卿派海爾密克訪華，開啟中美雙方司法考察互訪之門。海爾密克是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曾任美國在華租界法院院長，并在東吳法學院執教。11月29日，海氏飛抵重慶，在時任司法行政部參事的倪征燠的陪同下，赴重慶地方實驗法院參觀，并拜訪了立法院院長孫科。1945年2月海爾密克離華前，對中國司法行政制度提出幾點建議，如加強律師參與、建立巡回審判制度、廢止自訴等。

二戰勝利前夕，同盟國在倫敦組織了調查戰罪委員會，設遠東分會于中國重慶，王寵惠代表中國出任委員。與此相對應，在行政院設立了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負責戰犯罪證調查工作。1945年5月改隸司法行政部后，謝冠生指派刑事司司長楊兆龍兼掌其事，倪征燠佐之。楊兆龍還奉命起草了《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作為審判日本戰犯和漢奸的法規。當時，戰犯罪行調查工作由各地司法機關進行初步調查與審核后，呈楊兆龍核定，最后經外交部轉送同盟國調查戰罪委員會遠東分會審查，作為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和國內10個城市的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漢奸的證據。

在國民政府司法院，司法復員工作亦如火如荼。1945年2月22日，國民政府司法院成立了“討論戰后法規特種委員會”，由洪文瀾、倪征燠等人擔任委員，進行戰后民刑事法規的整理工作。

海爾密克返美后，很快來函邀請中方派員回訪。資源委員會提供出國考察經費。謝冠生遂派遣倪征燠于1945年7月起，以司法行政部參事身份訪美一年，考察美國工商法規與司法制度。

在國內，希望邀請龐德擔任司法行政部顧問已成為共識。這既緣于龐德在國際法學界的地位和實力，更緣于其在中國眾多地位顯赫的學生，當然還有他即將從哈佛法學院院長任上退休后時間上的可能。曾留學哈佛法學院的刑事司司長楊兆龍于1945年10月28日寫信給龐德，“當前司法行政部面臨的大事是立法和司法體系的重建和合理化。謝博士和我近年來經常談起您，我們一致認為您最有能力幫助我們完成這件大事。……考慮到您年事已高以及您在美國的重要地位，在做此邀請前我們當然也曾猶豫不決。但您對中國以及中國學生的同情以及您過去對法律改革的執著讓我們堅信：您一定會做出對我們最有利的決定。”這是楊兆龍代表司法行政部，正式邀請龐德擔任顧問。

1946年1月，倪征燠赴哈佛大學法學院，親自邀請龐德來華。可能是這次邀請打動了龐德。從龐德、楊兆龍來往信件可以看出，到2月中旬，國內司法行政部已經拿到行政院的批準文件，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專門在2月15日給龐德發電報，確認了聘請龐德擔任顧問的事實。

2月19日，楊兆龍寫信給龐德，言及“由于需要使用中文名字，我們斗膽為您選了一個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名字，發音與您的姓相似，意為‘崇高的美德’或‘偉大的人格’”，并委托龐德列出需夠資料的清單。龐德對這個中文名字非常喜歡，在稍后的回信中告訴楊兆龍，“非常感激你們為我取了個中國名字，但想要名副其實恐怕真的不容易啊！”

龐德來華

事實上，早在1935年、1937年，龐德就兩度以私人身份訪華，訪問了上海、南京以及香港。尤其1937年訪問時，在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官訓練所、中央大學做了“司法之功能”和“法律的理想運動”的學術演講。

1946年6月28日，龐德夫婦抵滬。在上海逗留的兩天內，龐德在楊兆龍的陪同下，出席了哈佛同學會、法院首長及學術團體的宴請，并拜訪了王寵惠、孫科、孔祥熙、吳經熊等任。6月30日，龐德在楊兆龍的陪同下赴南京司法行政部。7月1日下午，謝冠生部長為龐德舉行了歡迎茶會。

整個七月，龐德、楊兆龍都潛心于法制重建的準備上。在楊兆龍的協助下，龐德先就民、刑事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進行了研究。龐德對中國當時施行大陸法系、法典化和法律思想作出肯定性的評價，期望中國自信地在最短時間內創造出合乎國情的法律制度。龐德還提議中國方面聚集專家，合力完成一套專門用來解釋中國法律的巨著。

8月7日，龐德草擬完成了創設“中國法學中心”的計劃綱要，建議中國成立研究中國法律的中心組織，并首先準備中國法通典的編纂。龐德在致謝冠生的信中指出，“這將是統一中國法的一個重要步驟，而且可能是對于中國司法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

8月20日左右，龐德又提交了《關于中國法律教育問題之初步報告》。司法行政部根據其建議，曾決定邀請國內法學專家編纂一套具有相當權威性的法律教科書，以利于培養法律人才。這項工作名義上由謝冠生主持，實際上由與龐德與楊兆龍一道合作來進行。

9月4日起連續三天，龐德應教育部與司法行政部的邀請，在南京國民大會堂二樓作學術演講。首場講題為《法律與法學家——法律與法學家在現代國家之地位》。第二場演講在香鋪營文化戲院舉行，講題為《法院組織與法律秩序》。第三場演講講題為《法學思想與法律秩序》，除了第二場演講由倪征燠翻譯外，其它兩場演講均由楊兆龍任翻譯。

考察歐美

1946年9月18日，龐德返回美國處理哈佛法學院院務。返美后的龐德顧問除了執教外，專心準備了中國司法復員與司法改革的各項計劃。

是年11月，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組織中國司法代表團，任命楊兆龍為團長率團赴美，與先期返美的龐德會合。楊兆龍此行任務繁重，一方面為了協助龐德繼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為了考察近十余年來歐美各國法制的變遷，尤其是戰后有關法制的重要設施；此外，還要順便宣傳中國近年來法制改革的情形，盡可能減少歐美人士對于中國法制的誤解。臨行前，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委托楊兆龍代為考察歐美各國的法律教育，并搜集各國法律教育資料。其他方面囑托楊兆龍代為搜集有關憲法事實各項法規如選舉法等的資料。

1946年底，國民政府籌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中國憲法。楊兆龍在九、十月間，通過信件征求了龐德對中國憲法草案的意見。龐德為此專門撰文在美國《波士頓航訊》發表。楊兆龍將此譯成中文，登載于12月13日《中央日報》，該報稱“世界法學權威美國哈佛大學龐德教授最近發表長約兩萬字余言之論文，對中國今后制憲應注意之基本原則以歷史的、比較的方法及社會法的實用哲學的眼光詳加論列，頗引起美國人士之注意。”

從龐德、楊兆龍通信看，楊兆龍是在1947年1月初離開中國的。1947年1月30日，楊兆龍抵達美國。抵美后，楊兆龍主要在哈佛協助龐德草擬法學巨著計劃大綱，同時為歐美各國司法考察做準備。此外，楊兆龍還參觀了美國的部分法院和監所，應依阿華、印第安納、范德別爾脫等七所大學之邀，講授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制改革、中國現代法之精神及中國憲法等問題。除了法學方面演講外，楊兆龍還應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對外關系協會等團體之邀請，講述“中美關系之將來”、“中國政治建設及社會之動向”等問題，論及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和雙方今后的努力方向，駁斥了美國甚囂塵上的中國反美運動謠言。

是年6月，楊兆龍接到國際刑法學會通知，被選為該會總會理事并被指定為中國分會的籌備人和會長。楊兆龍遂準備參加該會，并順道考察歐洲法制變遷。行前的6月12日，龐德特意分別給英國劍橋大學的溫菲爾德、格特里奇、霍蘭、牛津大學的古德哈特、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溫格、荷蘭海牙的尼杰霍夫、意大利羅馬Vecchio等教授和倫敦伊斯克檢察長一一寫了推薦信，引薦楊兆龍，稱楊兆龍“是一位非常有涵養的紳士，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法學家”。

楊兆龍于6月20日抵達倫敦。在倫敦楊兆龍主要拜訪了拜訪了聯合國戰罪委員會主席，并參加了戰罪審查會，該會“對于中國去年公布施行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甚為滿意，認為與該會政策及國際法之最近發展不謀而合”。由于不得不立馬趕往巴黎，他未能前往拜訪牛津、劍橋的教授們，在給龐德的信中引以為憾。

6月27日，楊兆龍乘火車抵達法國巴黎。在法國的司法行政部訪問兩天后，楊兆龍將剩下的時間主要用來購買資料，并聯系了一些教授和朋友。在巴黎，楊兆龍跟一個經營古法律書的書商取得了聯系，他將會盡可能地幫助收集書籍。

7月9日，楊兆龍乘飛機抵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以我國首席代表身份代表中國參加國際統一刑法學會第8屆大會。楊兆龍在給龐德7月7日的信中表示，“之后，我可能會參加另一個關于戰爭犯罪的國際會議。于7月28日舉行的日內瓦和平法國際會議也邀請我去參加。但我仍未決定是否要去。”

此后，楊兆龍便赴德國柏林考察歐洲法制變遷和盟國管制，在此期間接到通知，以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國際刑法學會于1947年7月底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第五屆大會，在該會上楊兆龍當選副會長。是年8月21日《東南日報》報道稱“楊氏在會議中之演講，甚為各方所推崇”。

8月初，楊兆龍赴意大利，由意大利轉道巴黎、倫敦返回美國。返美后，楊兆龍把所搜集到的各國法制資料及特殊問題研究，協同龐德擬定了“法典詮釋委員會”詳細計劃，準備組織七八個人組成委員會，編纂系統的中國法制巨著七冊，每冊1200頁，以解決學術上的爭議。

1947年的司法行政檢討會議

1947年9月20日，楊兆龍偕龐德夫婦一道乘機離美，于9月22日抵滬。

是年11月5日至10日，司法行政部在南京召開了全國司法行政檢討會議。這是繼1935年的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之后，再次專門就司法行政進行總結的會議，參加會議者共有112人，主要有中央及地方全國司法行政系統的領導和專家學者。大會共收到了596個提案，涉及中國司法行政各個方面的問題。

該會議成了龐德、楊兆龍師徒上演“二人轉”的舞臺。11月5日下午，龐德做了題為《近代司法的問題》的專題報告，由楊兆龍擔任翻譯。11月6日上午，楊兆龍又在會議上做了《出國考察及參加國際會議之經歷》。從會議議事日程安排上看，龐德、楊兆龍以及倪征燠報告的次第安排，顯示出了司法行政部對這些報告的重視。

在會議期間，楊兆龍與龐德聯名提交三項議案：《請確定簡化司法程序之基本原則案》、《關于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的懲戒與賠償如何實施案》、《關于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程序如何實施案》。此外楊兆龍還單獨提出了四項議案：《切實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存廢及替代問題藉收感化之實效以符用刑之目的案》、《通盤研究幼年犯問題以便修訂補充現行制度案》、《建議請于司法行政部及各省高等法院增設無線電臺以增加行政效率案》和《盡量溝通民刑訴訟以適合國情樹立司法威信案》。這些提案大都獲得了會議通過，并交由職能部門辦理。

是年12月15日、17日、19日，龐德在楊兆龍陪同下，到中央大學、政治大學作學術演講并任翻譯。三次講題分別為《比較法學與歷史作為中國法律之基礎》、《統一法律解釋與適用》、《中國憲法之發展》。12月27日，楊兆龍又陪同龐德至南京孝陵衛法官訓練班作學術演講并任翻譯。1948年2月4日，龐德在法律教育委員會會議上作演講，《歐美各國法律教育之歷史及新趨勢》，楊兆龍擔任翻譯。

功虧一簣的司法調查

1948年5月，為了徹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專門設立了法制研究委員會，從事法制實際調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學著作編篡等工作。委員會下分設“法學著作編篡委員會”及“司法調查團”。法學教科書的編篡工作由龐德與楊兆龍共同主持，司法調查團由龐德與楊兆龍分任正副團長。

司法調查工作分設五個組進行：第一組調查治安機關及刑事調查與偵察機關；第二組調查刑事訴追及裁判；第三組調查刑罰執行與刑事感化；第四組調查民訴及執行法規適用情形。全團人員配備共20至25人，其中8至10人由司法行政部延聘專家擔任，其余人員則由部內人員及部屬機關人員調充。當時，暫定調查期限為一年，主要調查京滬、滬杭、浙贛三路及其附近地區為限，以后調查區域，視實際情形逐漸擴充。

1948年6月7日調查正式開始。團長龐德及副團長楊兆龍率第一組赴南京，在南京監獄及南京高院、地院所屬監獄看守所進行調查，并赴南京警察廳及所屬機關。6月8日，龐德、楊兆龍率二、三、四、五組赴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對兩院及監所進行調查；與此同時第一組赴南京警所，調查南京警務與司法之關系。司法調查團在南京調查一周后轉至上海。

6月17日，司法調查團在上海舉行了分組司法座談會，下午三時，龐德還在上海高等法院舉行了一般綜合性座談會。在滬期間，楊兆龍還陪同龐德去東吳法學院作學術演講。

6月18日，龐德一行離滬抵杭。19日，司法調查團在杭州調查各司法機關，并出席杭州市律師公會舉行的“律師及司法問題”座談會。在杭州期間，龐德應浙大法學院之邀作學術演講，由楊兆龍擔任翻譯。

7月26日司法調查團返回南京。8月1日司法調查團赴江蘇省繼續調查。結束調查后，即整理調查資料，制作成調查報告，呈送司法行政部作為法制改革的參考。司法調查最后因時局劇變而功虧一簣。

1948年9月10日，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華僑招待所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會末，龐德應邀作了《美國律師公會對司法之貢獻》的演講，由楊兆龍作翻譯。

是年11月21日，國共內戰白熱化，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通知龐德離華，龐德赴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作學術演講的計劃被取消，龐德夫婦離開中國。

至此，龐德、楊兆龍師徒的“二人轉”黯然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