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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律，打擊偽劣商品

古代商德要求“貨真”，不能攙雜使假，以次充好。但單純依靠商人的自我約束來保證商品質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強制性的法律手段。中國古代商業從一開始就禁止“偽飾”，不準以假充真。《周禮•地官•司市》規定:“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11］(P210)商賈手中十件商品中如有兩件質量不符合標準，便禁止出售。否則，既是違犯法令，也是有悖商德的。［12］宋代在前代法律基礎之上多次頒布詔令三令五申禁止銷售偽劣產品，對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絕不姑息。宋代法律中多次提到對“行濫”的論斷和處罰。所謂“行濫”，即質量不合乎法定標準的物品。這類商品主要包括各種“器用之物”以及絹、布、綾、綺等紡織品。宋代對行濫之禁的處罰按竊盜律來論斷，不可謂不嚴。［13］(P121)如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二月的詔令:“錢刀所以通貿易，布帛所以備財用，民之急務，不可闕焉。故幣之輕奸，國家所禁，物之枉濫，律令甚明。近聞都市之中，賈人作偽，或刮銅取鉛，盜鑄公行，或涂粉入藥，詐欺規利，是致貨泉日弊，偷薄萌生，禁而止之，抑惟舊典。自今京城及諸道州府，不得行用新小鉛鑞等錢，兼不得以疏惡絹帛入粉藥，違者重置其罪。”［14］(P730)對偽劣商品有宋一朝一直加強法律管理和制裁。如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十月下詔:“布帛之用，世道攸資，行濫之禁，律文具載。而商賈末奸偽萌生涂以粉藥，因而規利，瀆亂典刑，無甚于茲。自今宜禁民不得輒以紕疏布帛鬻于市，及涂粉入藥，吏察捕之，重置其罪。”［10］(P6107)到了宋太宗時又下詔:“有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斯古制也。頗聞民間所織錦綺綾羅及它匹帛，多幅狹不中程式，及紕疏輕弱，加藥涂粉，以欺誑販鬻，因而規利。宜令兩京諸州告諭民，所織匹帛須及程式。賈肆之未售者，限以百日，當盡鬻之。民敢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賞其一。”［10］(P6108)之后的皇帝也都重視對商品質量的監管。如真宗時曾下令:“禁造行濫物帛，申舊制也”。［10］(P6108)對銷售偽劣金銀器皿的行為，則規定:“令諸廂界嚴切覺察斷絕，許諸色人告捉入官，勒行人看驗詣實分數，比紐虧價贓錢，本犯人乞依律計利準盜論科斷，其行濫之物沒官，估計價錢支一半與告捉事人充賞;內有工匠受雇與人造作，鑄瀉添和，偷取好銀，據驗到入銅兩數，并乞依犯科斷，仍許銀主告捉，如偷取贓重，自從竊盜法區分;所有行鋪自前打造下次銀物色，與限一月內烹練好銀，限滿不改變者，并許告捉施行徙之。”［10］(P5450)有宋一代，政府曾多次禁令偽濫之物的交易，但是由于坊市制度的瓦解，政府法律約束的力度大為削弱，對商品質量的監管亦越來越難，因此偽濫之物交易仍屢禁不止。盡管如此，作為市場管制的重要手段，對產品實施質量準入和監控的制度在宋代是一直存在的。［15］

完善管理度量衡的法規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古代優秀的十大商德準則。［16］貨真量足即包含于其中。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短斤少兩是違法悖德的。宋承唐律，并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度量衡器法，來約束和打擊市場上私造及使用不合格度量衡的行為。首先，為了保證度量衡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政府設置專門官署來負責檢驗度量衡是否合乎規格。如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下詔曰:“諸路轉運司就廨舍所在州置都斗稱務，委都監管轄工作，別差官較定，送諸州商稅務賣之。”［10］(P5096)其次，嚴令禁止民間私造度量衡的行為。如宋哲宗時規定:“輒增損衡量，若私造賣者，各杖一百，徇于市三日，許人告，每人賞錢有差。”［10］(P5551)又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尚書省言左司員外郎閻孝悅上奏提到民間為趨利私造度量衡，針對此他建議道:“諸增減斟升稱尺等，若私造私用及販賣者，各杖一百。增減私造，仍五百里編管;私用及販賣，并令眾三日。以上許人告。”［10］(P5553)以上種種法律規定，對維護市場秩序、凈化市場空氣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對消極的市場壟斷，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介入

從北宋到南宋、從京城到州縣、從內地到邊疆都存有商人壟斷市場問題。［17］(P75)這些壟斷有的是有組織的行會市場壟斷，有的是無組織的單個商人市場壟斷。無論其是否有組織，市場壟斷存有消極作用，且這些作用有時是非常嚴重且不容忽視的。尤其是“行”等行會組織是商業活動中形成的機構設施，它們在經營上排斥非行戶，進行壟斷漁利活動。而這些行為由于不遵循市場運行規律，所以非常不利用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和市場供應，壞了市場的正常秩序，也損害了人民百姓的利益。針對此，宋代政府制定一系列反壟斷的法律來抑制市場上的壟斷行為。如市易法、常平倉法、均輸法、寄糴法等。此外，依靠法律手段打擊市場上的壟斷。如宋高宗時曾下詔:“禁米谷鋪戶停米邀勒高價。如違，杖一百。”［10］(P6546)還有一些法令，是打擊牙人欺行霸市行為。如宋高宗時曾下詔:“浙西州縣米價翔貴，雖有南船載到瀕海諸州，多被米牙人邀租，用大斗低價量糴私停，高價出糶。仍令溫、臺、明、越州嚴行約束。”［10］(P6546)宋代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打擊市場上的不合理的消極壟斷行為，實質上是國家政權對市場的一種干預。而這種干預無疑是合理的和正義的，對維護市場秩序健康有序的進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依法對商業信用進行管理

經商要取與以時，獲利以義，要求商人誠實不欺，講求信譽，進而誠實守信是商業買賣中商人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準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買賣種類越來越多，買賣頻率越來越高，這種形勢對商業信用進行著嚴厲的拷問。如果在買賣實踐中缺失了信用和信譽，那么整個商品經濟必將面臨殘酷的存亡之考驗。針對此，宋代政府非常具有遠見眼光，制定了各種法律來維護商業中的信用原則。隨著宋代大宗買賣的批量流通，商業信用交易即賒買賣應運而生。為了約束賒買方，使其能遵守商業信用，保護賒賣方的合法利益不受損害，宋代的法律條文中對此有較明確的規定。［9］(P234)如真宗時的詔書規定如下:“在京都商稅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將行貨物色，并須只以一色見錢買貨，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貨，須至賒賣與人者，即買主量行貨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戶三、五人以上，遞相委保，寫立期限文字交還。如違限，別無抵當，只委保人同共填還。若或客旅不切依稟，只令賒買人寫立欠錢文字，別無有家業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會。若是內有連保人，別無家活，虛作有物力，與店戶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誑賺保買物色，不還價錢，并乞嚴行決配。”［10］(P5452)以上規定表明在進行賒買賣時，對賒賣方而言，對方即賒買方須是長期持有信用原則的人才能與其簽訂賒賣契約。此外，即使有長期有信用的賒買方，也要找有財產保證的三五人以上作擔保人才能簽訂契約。總之，“宋代有關賒買賣契約合同規范化管理的法律與思想，對于保障商業信用的健康發展，防止、打擊商品交易中的欺詐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9］(P236)

本文作者：張俊飛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