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民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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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通過概述西方環境保護主義在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發展歷程，認識到環境保護主義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討論議題與內容，而不同的人群對于誰才是環境保護主義者的精英分子也有不同的看法。1970年前后是環境保護主義的轉折點，從那時起，環境保護主義關注的議題由單一的要素轉向一個綜合的網絡，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廣泛聯系，在大眾運動和廣泛的社會關注之下，環境保護主義的政治力量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來。
“環境革命”發生在1970年左右，三四十年之后，環境保護主義已經成為了歷史學的一章。起初，環境保護主義還帶有諸多新興運動的特點，但是今天，至少在德國與美國等國家里，環境保護主義有時更多地已經是年輕一代嘲笑老一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了，就像最近一部非常成功的德國電影《鮑勃·艾文死亡之日》所表現的那樣，在一個被母親強迫去參加反對核能團體的男孩的眼里，那是一場拙劣的模仿反對核能的運動。在悲觀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和樂觀的反環境保護主義者的眼中，整個環境保護主義似乎已經呈現出就像是一種過去的現象了(在中國也是如此么?)。
但是，什么是環境保護主義?它的今天、未來以及在西方以外的國家是什么樣的?它是一種運動?是一種政治?還是僅僅是不斷擴展的官僚作風的一種策略?今天，存在著不同的環境保護主義歷史，有歐洲的、美國的和第三世界的，在不同的地區，它的歷史或長或短，有時它是流行運動的歷史，有時是政治的和行政策略的歷史。
給出一個讓所有的環境保護主義者都認同的關于環境保護主義的精確定義幾乎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冒險。今天，喜愛自然、關注環境已經十分普遍。同時，也依然存在著許多熱愛自然、關注環境的不同形式和多樣的感情和態度，甚至于有一些觀點是相互沖突的。在德國，熱愛自然者經常與環境保護主義者爭戰，環境保護主義者關注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而在自然保護倡導者的眼中，這些風能站和水能站則破壞了風景及地區動物的生活習性。
弗蘭克·奧古特(FrankUekotter)和我在康士坦茨湖(Constance)附近建立了一個研究“環境保護主義危機”的學院，并且帶著學生訪問了邁紐島(Mainau)。作為漂亮的鮮花之島，邁紐島在德國已經十分有名，同時，它也因為1961年的《邁紐島綠色宣言》而聞名。《邁紐島綠色宣言》是德國環境保護主義者的第一份宣言，它是在一次環境保護主義者會議上產生的。同時，邁紐島已經成為康士坦茨湖地區的主要旅游中心。在花園里，吸引游客的主要是那些富有異國情調的奇花異草，而不是島上的本來的自然風景。營造這種完全人造的自然風光需要60個園丁。因此，邁紐島成了周圍地區熱愛純自然的人們的首要敵人，這些人痛恨旅游業，熱愛未被人類改造過的荒野。在邁紐島上，我們遇到了一位環境委員，他告訴我們，他花費了很多時間來克服當地人對于邁紐島的這種壞印象。
這種沖突似乎已經十分典型。熱愛自然有著矛盾的形式和想法。在當代德國，一個十分受人喜愛的主題是“花園與荒野”，或者稱之為一方面可持續地利用自然，另一方面盡可能地少利用自然。我的觀點是，環境史的實際任務之一就是對這些不同的沖突觀點進行仲裁，正如德國一位處于領導地位的環境保護主義者最近所抱怨的那樣，因為直到今天環境保護主義還因為這些內部的爭斗耗費他們大部分的精力。
從其他學科的觀點來看，現在的和過去的環境保護主義是什么呢?不同的學科產生不同的環境保護主義概念。社會學家通常認為環境保護主義是一場社會運動，因此作為社會運動的環境保護主義就成為了社會學研究的主題之一。在德國，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謂的“新社會運動”非常流行，其中包含有女權運動、和平運動、環境保護主義和許多其它不同的公民主權運動，所有這些都有新的類型——后物質主義，它不是由經濟利益驅動而產生，也與特定的社會階層無關，并且反對利用任何政黨及分等級的組織作為武器。
如果這一理論是正確的，德國的綠黨將毫無發展的機會，并且，實際上那些所謂的環境保護主義政黨也毫無意義并且很快會消失。綠黨成立于1979年，并且在其成立之初，社會學家就一再宣稱這個政黨沒有前途。但是，直到今天，這個預言可以說被證明是錯誤的。綠黨的歷史印證了德國的一句諺語“被預言將要死的人活的更長”。這種情況在將來是否會繼續持續下去，我不知道。讓我們一起來等待兩個星期后德國聯邦的選舉結果吧。如果以上理論是正確的，環境保護主義的危機幾乎在環境保護主義產生時就出現了。
政治學一般將環境保護主義看作是一種政治，因此它成了政治學研究的對象之一。實際上，在撰寫政府政績的報告上，非常容易進行研究環境保護主義政治，而不是研究環境保護主義運動。但是，一種更加政治的對待環境保護主義的態度或者做法似乎還不是十分充分。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真正有效的環境保護主義政治需要來自外部的推動力，尤其是來自底層的、來自批判性的公眾觀點、來自公民運動和公民產生的推動力。
環境保護主義政治沒有任何來自外面的推動力，沒有來自公眾的批判通常會使環境保護主義成為一種“符號政治”：擁有莊嚴的宣言而沒有實際行動的政治。“符號政治”似乎成為了環境保護主義政治的一個特征，并且遠較其他政治領域明顯。今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會驚訝地發現大量關于環境保護的好法律，但是實際上對于這些法律的執行幾乎在任何地方都顯得不足。但是可以確信的是，符號政治一定不僅僅是一種欺騙，不是每個案例都是騙局，因為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后，符號政治也可能變成實際有效的政治。然而，這似乎只能是在強有力而且持續的政治壓力之下才可能發生。
對于信息科學而言，環境保護主義是“信息時代”(現代通訊技術、大眾媒體、計算機技術、越來越普遍的互聯網)一種典型的現象。可以確信，這種定義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如我們所知，沒有現代的大眾媒體，環境保護主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大眾媒體一直在尋找感情、災難、警醒事件，這些與大眾媒體及環境保護主義緊密相關，至少環境保護主義的一個形式就是高呼警覺。我的一個同事皮特·威格特(PeterWeingart)，他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家，領導了一個十分有創意的研究項目，致力于研究在最近的驚醒呼聲中氣候研究與大眾媒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實際上，他發現了交替出現的兩種現象：科學家以一種警告性的方式闡明他們的研究結果，而這正符合了大眾媒體的要求；另一方面，大眾媒體通過他們的公眾性的警告為科學家爭取更多的研究資金。
整體而言，同時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環境保護主義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運動”，而是一種網絡的網絡：即它是新的信息時代的一種新的歷史現象。有時，有人甚至懷疑“環境運動”是否如大眾媒體所想象的那樣存在，與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或宗教運動相比，它是否是一場真正的運動。但是，令人懷疑的是，大眾媒體是否可以獨自創造歷史推動力。因為這些媒體永遠在尋求著新的主題，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題，在一段時間之后，大眾媒體也會將它忽視，因為大眾已經厭煩它了。此時“空氣污染”十分時髦，彼時“氣候災難”或核危機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一段時間之后，盡管這些問題依然存在，這些話題又都被大眾媒體忽視了，甚至是遺忘了。
此外，在德國及其他幾個國家，作為環境保護主義催化劑的反對核能運動開始反對大眾媒體的主流。實際上，環境保護主義有非常重要的草根起源。一個正在俄羅斯做環境保護主義者教育的俄羅斯女研究生告訴我，俄羅斯的環境保護主義并沒有真正的力量，因為它缺乏草根基礎，它僅僅是由幾個莊嚴的宣言組成的，而沒有實際有效的行動。我的一個工作于非洲發展援助組織的朋友抱怨說，植樹有時僅僅是政府做給媒體看的，以獲取更多的發展基金(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會議決定將這大筆的發展援助資金用于保護環境)，而沒有得到當地人的更多的支持，此后不久這些當地人就讓山羊把這些剛種植的小樹都吃掉了。森林史似乎證明，有效的造林活動通常至少要得到當地大部分知識份子的支持。在德國，直到18世紀，護林員是農民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在19世紀，隨著林地浪漫主義的出現，護林員開始成為德國較受歡迎的職業，一個更大規模的造林運動才實際可行。
近20年來，構成主義在世界各大學里非常流行，從加利福尼亞到俄羅斯，到澳大利亞，而且它越來越多地影響了環境史。奧里查·貝克(OlrichBeck)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擁有最多讀者的德國社會學家，他在1994年預言，總有一天某人會致力于證實，在任何時代環境危機僅僅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今天，在許多學術會議上我們會聽到一些研究“discoursehistory”(指包括一般的文獻中的歷史、口述史、新聞報紙上的歷史、其他形式記載的歷史等——譯者按)的論文，以福柯的追隨者為代表(但是，我不能確定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福柯!)。從這一點出發，環境保護主義主要反映了環境保護主義者自己創造的問題。從構成主義的觀點出發，在我們腦海中的并不是真正的現實，而僅僅是對現實的想象。在偉大的哲學家康德(ImanuelKant)之前兩百多年前已經形成了同樣的思想，雖然其對于現實更加重視一些。
在當今的西方世界，構成主義似乎是近代以來對環境保護主義的最大的挑戰，也許這是由于在西歐和美國，利用你的感覺，如眼睛、皮膚和鼻子，不再能夠覺察到環境污染的存在。那里沒有化學工廠里冒出的濃煙，沒有被化學工業污染的黑紅色的河流，湖里也沒有被毒死的魚發出的惡臭。
可以確信，構成主義有利于環境史學家來批判性地處理他們的材料。環境保護主義者喜歡在公眾中高呼“警覺”。其實，并不是每一個呼吁都是公正的。弗蘭克·奧古特最近出版了一本關于錯誤的環境保護主義者警言的文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將構成主義介紹到森林史的研究中，證明了18世紀許多德國文獻中確切記載的大規模的林地災難至少在許多地區并沒有真正地存在過。然而，環境史學家們應該警惕構成主義，今天，構成主義者經常走得太遠了。并不是每一個污染的故事都是虛構的，并不是每一個森林退化都是想象的。我想，為了更好地感知現實，構成主義應該有所改變。歷史學家不應該忘記，他們的獨特責任就是明確地區分文字和行動。今天，構成主義者冒險去更多地關注文字，而不是現實。
然而，所有這些環境保護主義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對的。歷史總是有機會去整合這些概念。在歷史的長河中，環境保護主義在某個時期更多地是國家管理的一種策略，但是在另外一個時期它又成為反對國家政治的一個流行的運動。正如弗蘭克·奧古特在他大部頭的博士論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與空氣污染做斗爭的歷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國和德國存在著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在美國，他們擁有公民社會的優良傳統，在很長時間內，公民的參與在爭取清潔空氣的斗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國，它具有很強的普魯士行政傳統，從一開始環境保護就是國家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德國，20世紀初的自然保護運動也是在政府的領導下興起的。從某方面來說，納粹專政時期1935年的《國家自然保護法》意味著環境保護的一個高峰，今天，它是德國環境史上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弗蘭克最近寫了一本關于美國國家社會主義和自然保護的書。同一時代，即1930年代，在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總統領導的“新政”意味著第一個所謂的“保護”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護。同時，新政在美國國家官僚機構的興起中是一個關鍵事件。從這一點講，美國已經越來越“歐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對環境污染帶來的新的挑戰，建立在與工業合作基礎之上的傳統的政府政治發揮不了作用了。無論是面對空氣污染還是面對核危機帶來的新問題，這里需要一種批判性的公眾意見和公眾壓力。正如一個世紀以前馬克斯·韋伯(MaxWeber)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條普遍規則和歷史經驗，即沒有來自外部壓力的官僚機構在一段時間之后會走向癱瘓。1960年代，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環境保護主義在先進的工業國家成為了一種流行的抗議運動。
令人驚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環境”突然成為世界各地公眾關注的焦點，這一部分歸因于籌備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召開的國際環境保護大會。在環境保護主義的諸多故事中，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這個時間，這一年前后是環境史的轉折點，在反對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蘭克和我的夏季大學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國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壯觀的勝利第一次慶祝了地球日。那時，美國還由于越南戰爭而處在極度的分裂之中，現在似乎由于對環境的共同關注而又重新團結起來了。同樣是在1970年，美國的環境保護機構(EPC)成立了。同時，上層的、底層的以及由政府組織的環境保護主義開始了，抗議運動也開始了。1971年，綠色和平組織在加拿大的范庫費爾(Vancouver)成立，在綠色和平的旗幟下，在大眾媒體的眼中，環境保護主義成了一場英雄式的戰斗和一場戲劇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時代，軍事英雄已經落伍了，綠色和平組織創造了當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義。
也許1969年8月舉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會議在環境保護主義歷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花朵般的兒童”在一種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長大，他們與自然關系親密。馬克斯·韋伯說，那些新的生活方式遠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馬克斯·韋伯所言是正確的，我們應該來關注一下嬉皮士們，他們至今被環境史學家們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懷特(LynnWhite)之外，他是美國環境史的創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誕節演講《我們環境危機的歷史起源》中贊揚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內務部財政大臣漢斯德里斯·根斯切爾(Hans—DeitrichGenscher)第一次創立了“環境政治”這個概念，這是為了創造一個新的領域以引起更廣泛的政治一致與贊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對核能站的運動迅速發展，從而出現了“環境保護”這個相反的口號來反對政府。這是我們在環境保護主義發展過程中會反復遇到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歷史。
故事并沒有結束。在德國，環境保護主義最近已經變成了“從運動到行政”。許多抵抗運動的成員，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Schroder)或者約斯卡·福斯克(JoschkaFischer)選擇了政治作為職業，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頂層。起初，許多環境保護主義者反對歐盟的官僚主義，因為他們把一些標準強加進去，甚至強加到香蕉上(《供應布魯塞爾的香蕉》是非政府組織(EURONATUR)的領導者們反對歐盟而撰寫的一部非常具有爭議性的書)。但是，現在歐盟已經發現了環境政治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領域，許多綠色組織對歐盟及其FFH(植物、動物、生境)行動都抱有極大的熱情。FFH已經成為了自然保護反對農民抵抗的一個強有力的武器。環境保護主義者組織甚至已經變成了由歐盟資助的組織了。
然而，關于環境保護主義的故事仍然沒有結束。即使是再堅強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官僚體制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后也會有面臨癱瘓的危險。我想，在這方面，馬克斯·韋伯是正確的。在自然保護和農民之間不斷增長的敵意已經成為環境保護主義中最壞的問題之一，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在德國。在墨西哥制度革命黨(PRI)的統治之下，環境保護已經被做成了一種官僚戰略，同時，環境保護也受到薩帕特主義者的抵抗運動的反對。受到官僚規則誘惑的環境保護主義永遠不應該忘記，在民主政治中，需要一個廣泛而受歡迎的合法化過程。即使是在非政府組織中，我們也能觀察到時間推移過程中官僚化的進程。
我們不應該被“環境”這個詞匯以及過多的“全球”視角所欺騙，從近處著眼，世界各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環境保護主義，認識到這種多樣性非常重要。在一個地區，水保護是議事日程中的頭等大事，而在另外一個地區卻是土壤保護，在第三個地區是鳥類保護，在其他情況下有可能是反對空氣污染。一百年前，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與美國著名的環境保護主義建立之父約翰·繆爾(JohnMuir)一起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theYosemiteNationalPark，美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里散步，羅斯福驚奇地發現，約翰·繆爾僅僅對那些大樹和高大的山脈感興趣，而對羅斯福喜愛的小鳥毫無興趣。另一方面，環境保護主義建立之母理查·卡遜(RachelCarson)在她的著作《寂靜的春天》(1962，很長時間以來這本書是美國環境保護主義的圣經)一書中描寫了一幅悲哀的未來春天的景象，沒有了到處唱歌的鳥兒，它們都被DDT殺死了。1982年，西方報紙被一則消息震驚了，消息說在中國，鳥兒被有計劃地消滅，因為它們吃了谷種。這則消息是真實的么?在德國，自五百年來就存在著鳥兒對農業是有害還是有利的爭論，有利是因為它們吃掉許多害蟲。熱愛鳥兒的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后來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中強調了“鳥兒的抱怨”!
歐洲大陸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們驚奇地發現，核能已經不是今天美國環境保護主義者討論的議題，盡管在1960年代是這樣的，但是1970年代，當美國的能源工業由于財政原因而從核能轉移開的時候，原子能就不再是抵抗運動的目標了。另一方面，美國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也驚奇地發現，今天許多歐洲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甚至不知道理查·卡遜。直到今天，我們都不能夠精確地知道到底誰是環境保護主義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盡管這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對于美國的環境發展歷史學家朱迪斯·莎普羅(JudithShapiro)來說，時代的中國，主張控制人口的馬寅初，反對建造三門峽大壩的黃萬里，都是中國環境保護主義的先驅者。這是真正的中國人的理解還是僅僅是美國人的理解?(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告訴我說，馬寅初是眾所周知的，而黃萬里則被遺忘了。是這樣的么?)
對于研究德國綠黨的美國歷史學家查林·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Spretnak)而言，皮特·凱琳(PetraKelly)是德國綠黨中最重要的人物。確實，皮特·凱琳是受人歡迎的綠黨政治家，她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次到過美國，但是在德國綠黨內部，她越來越孤立，1994年她與男友巴斯頓(Bastian)(綠黨成員，同時也是前將軍)一起神秘地死亡，據推測可能是由于極度的孤立和挫折所致，也像是謀殺和自殺一起所致。瓊斯卡·富斯克(JoschkaFischer)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經成為德國綠黨中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內心中他是一個真正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么?德國環境保護主義的真正的歷史仍然正在被書寫著，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動力這個問題仍然沒有答案。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環境保護主義也皆如此。
此外，我們經常會在其他的政治和社會傾向中遇到環境保護主義，如1970年代的德國環境保護主義和新左翼結成了聯盟，1980年代的臺灣反對核能運動與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化運動結成了聯盟。在許多情況下，環境保護主義并不僅僅是環境保護主義，它經常與其他的社會力量和目標結合在一起。然而，對我來說，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環境保護主義不再為某個政黨或某個精英力量所壟斷。即使是為了它的行動而需要敵人的綠色和平組織多年來也不再將單一的敵人作為他們關注的目標了。
對于強硬的“基礎環境保護主義者”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主義就是無私地為自然服務，其他所有的職業的“環境”運動都僅僅是環境保護主義的贗品。然而，我認為這種嚴格的定義并不是由歷史的觀點產生的。所有重要的歷史運動都是在人類利益的驅動下發生的，這一點對于環境保護主義也同樣正確。
還是在德國，人們似乎對這樣的標注十分感興趣，即在早期，“綠色”的動機經常是相當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對于許多左翼者來說，“綠色”的動機有時呈現出“紅褐色”的特征，就像納粹主義的殘余。馬丁·海德格爾(MatinHeidegger，納粹時期的哲學明星)展開了對技術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愛林地。伊斯特·瓊格爾(ErnstJunger)寫了一部關于一戰的著名小說(InStahlgewittern)，后來他成了理查·卡遜的崇拜者。奧地利的林務官、前納粹古色爾·斯格萬伯(GuntherSchwab，“世界保護生命組織”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銳地公開批評了核能。而哲學家伊斯特·伯勞斯(ErnstBloch，前共產主義者，也是魯迪·度斯克(RudiDutschke)的老師)領導了1968年學生發動的一場暴動，攻擊資本主義并沒有充分發展核能(現在，許多德國左翼主義者幾乎不能相信這些事實了)。
因此，1970年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部分是由于它是歐洲的自然保護年，此時，環境保護主義失去了它的“紅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種新鮮的國際主義和歐洲一體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懷爾(Wyhl)地區的農民占領了計劃建立核能站的地點，并且試圖與警察對抗以保護這一地區。許多左翼主義者自然地被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滿熱情，盡管起初他們從理論上來判斷這種新的熱情還有些困難(當時德國左翼主義者的知識界迫切需要這種理論)。
我是1968年代的德國知識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對理論的需要，這種理論不一定十分復雜，也不一定都能適應任何情況。如你所知，我試圖在馬克斯·韋伯理論的基礎上發現一個新的方法來揭示環境保護主義歷史。韋伯教給我們的哪些東西是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訴了我們：關注任何地方的環境保護主義的精英們(無論是在官僚主義中的還是在民眾運動中的)，關注強烈的情感，關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關注有特點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關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時也要關注合理化的進程以及與經濟趨向一致的過程(這并不意味著環境保護主義僅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著這樣的策略，我們也許可以寫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現有的更好的環境保護主義歷史。
實際上，我們發現在許多國家的環境保護主義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個人，但是他們的魅力存在的時間一般很短，而且僅在一個小圈子中有影響(但是這可以確切地說是韋伯魅力的特點么?)，尤其是在早期，環境保護主義經常使人們想起宗教運動的某種形式，盡管它的目標是科學“生態的”基礎(但是，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在時間的過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著這樣或那樣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當中，環境保護主義經常與佛教的同情心聯系在一起，佛教被認為是環境保護主義者的宗教(這一點有些令人懷疑)。
很明顯，西方國家的環境保護主義已經成為新的知識份子精英們的要素之一(在中國也是如此么?)。我和弗蘭克在夏季學校里招收的學生們都是經過德國國家獎學金(theDeutscheStudientiftung)選拔出來的尖子生，他們有時候表現出環境保護主義精英的意識，例如他們因關心世界的未來而節約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這一點與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節約能源也不會想得太多。起初，在環境保護主義者中間，“生態與經濟”對立的觀點十分流行，在德國和美國就是如此，今天人們已經越來越接受經濟和生態是可以同時并存的這種觀點了。
1970年左右的環境保護主義真的全新了么?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在許多方面都不是這樣的：在那時，幾乎所有環境保護主義的要素都有很長的歷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時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森林保護，無論是政府的還是地方社會的森林保護在德國都具有較長的傳統，可以追溯到現代社會的早期；“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就是從18世紀德國的森林科學中衍生出來的。起初，“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經濟學的而不是生態學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環境保護主義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時德國的林地——“瀕臨死亡的樹木”——正受到威脅。
“水資源保護”在19世紀末由于恐懼霍亂而達到了第一個高峰。1900年左右，歐洲和美國的許多城市展開了反抗煙霧的戰斗。“鳥類保護”最初是19世紀末在英國形成的一個狂熱的運動，動物保護也是如此。隨著反對醫藥研究中活體解剖的斗爭，動物保護成為一個具有進攻性的元素進入早期的環境保護主義中。在德國，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Wagner，許多贊賞者將其視為音樂教父)投入了反對活體解剖的運動中，并且贊賞對動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樣，“自然保護(保護“自然的”景觀)”約于1900年在幾個國家同時開始。“技術安全”在蒸汽時代就已經是人們討論的主題了。反對不健康食品的“消費者保護”也可以追溯到19世紀。這在德國尤其重要，在美國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療法運動帶著它的信條進入了“自然康復力”之中。所有這些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為新環境保護主義的要素。今天，人們遺忘了這個悠久的歷史。
問題還是：新環境保護主義到底新在哪里?這里有三個答案：(1)所有這些單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如1900年左右，“技術安全”與“動物保護”完全無關；(2)在全球視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聯系，這一方面歸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響(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太空旅行不僅打開了對太空的觀察，而且更多地是打開了對我們的地球的視野)，另一方面歸因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推動；(3)大眾運動和更加廣泛的對環境主題的關注給環境保護主義賦予了一種政治力量，這種力量直到那時才被意識到。
然而，實際上，原先的那些單一的要素仍然有著他們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運動喜歡將環境視為一個整體，然而在具體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護、水保護、反對空氣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門負責的，它們有時相互沖突。在德國，自然保護的追隨者們與新能源的追隨者們發生沖突，前者認為后者安裝的利用風能和水能的設備破壞了自然的一切。他們沒有共同語言來討論這些沖突的觀點。近來，德國出現了原來的單一要素從環境保護主義中分解出來的傾向，然而在美國，被布什的行政擊敗的環境保護主義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趨勢。
這似乎是當代環境保護主義的中心問題：即在你的腦海中可能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但是實際的行動卻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標。目前，似乎缺乏對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決。也許，環境史能對解決這一問題發揮一點作用——環境政治需要歷史的意識，一個歷史經驗的知識。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國聯邦議院“未來能源政策”咨詢委員會的領導，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釋說，為了贏得環境政策的勝利，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政治風格。德國前總理威利·白瑞德(WillyBrandt)在他的《創造民主》一書中寫道，我們需要創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種有著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對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敵人概念的舊政策。
今天，我們不應該忘記環境意識的早期版本：環境保護主義之前的環境保護主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幾乎全世界都出現了對土壤侵蝕的恐懼和土壤保護運動，在美國部分是對沙塵暴現象的反映。今天，這種類型的環境保護主義幾乎被遺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羅斯與此不同)。但是在將來，土壤退化也許會再一次成為最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史永遠沒有終點，我們不能預測未來，因此我們不得不保持謹慎。人類史與自然史一樣充滿驚奇，我想這是歷史中最重要的一課。
在特殊的時刻和地點，環境意識與工業利益經常發生沖突，但是長遠來講，經濟和生態是沒有矛盾的，這就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即從長時間的歷史出發來看待這個問題。歷史證明，那些經濟強大的國家，無論是15世紀的威尼斯還是19世紀的日本或近代以來的一些西方國家，都以較大的精力來保護他們的自然資源。整體來講，正確地理解歷史教訓對環境保護主義來說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環境史并不僅僅是一個失敗的歷史，它還是一個具有很多勝利的歷史(正如弗蘭克·奧古特反復指出的那樣)，盡管目前仍然沒有最終的解決辦法。我想，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謹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終保持小心地來學習新的教訓的話，我們并不會被責難為衰敗和腐朽。
EnvironmentalismWorldwide：BetweenCivicMovementsandBureaucraticStrategies
Abstract:Therearedifferentenvironmentalismindifferentcountry．Themodelsandidealsofthemareoftencontradictory.Inmyopinion,oneofthepracticaltasksofenvironmentalhistoryisthemediationbetweentheseconflictingtendencies.Inthesametime,diversescientificdisciplinesgeneratediverse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ism.Allthese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ism,however,havesometruth.Historyhasthechancetocombineandtointegratetheseconceptions.Inthecourseofhistory,environmentalismwasinoneperiodmoreastrategyofstateadministration,butinanotherperiodmoreapopularmovementopposingstatepolitics.Weshouldnotbedeceivedbytheterm"environment"andbyanalltoomuch"global"outlook：Seenfromthenear,thereexistmanydifferentenvironmentalismallovertheworld;anditisimportanttorealizethisdiversity.Inoneregion,waterprotectionisonthetopoftheagenda；intheother,soilprotection;inthethird,birdprotection,andinothercases,thefightagainstairpollution.Payspecialattentiontotheelitesofenvironmentalismeverywhere—whetherwithinthebureaucracyorwithinthecivicmovements—；payattentiontothestrongpassions,totheCharismaoftheleaders,tothecharacteristichumantypesandtotheirlifestyle,tospiritualandreligiouselements,butatthesametimetoprocessesofrationalizationandtoco-incidencewitheconomictrends。Environmentalismisonthewholeandfromaworldwideperspectivenota"movement"intheclassicsense,hutratheranetworkofnetworks.Againthequestion:Whatwasreallynewwiththenewenvironmentalism?Therearethreeanswers:(1)thebignetworkbetweenalltheseuntilthansingleandisolatedinitiatives;(2)thenewworldwidecontextwithaglobaloutlookupontheearth,partlyinfluencedbythespace—travelandthespace—photographsofthe1960iesandpromotedbytheUNESCO,(3)themassmovementandwidespreadpublicinterestwhichgaveenvironmentalissuesapoliticalpowerunknownuntiltothattime.
Keywords：Environmentalism;EnvironmentalHistory;civicmovements;bureaucraticstrateg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