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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學科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等教育變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學科的變革又最終落實在其課程的變革中。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大學人文課程的變革，一方面表現為大學公修課由原來的通識課轉變為純粹的政治課，另一方面表現人文學科專業課的寬口徑、厚基礎培養模式走向了窄口徑、專門化的培養模式。這一轉變大大削弱了人文學科的整體實力和學術基礎。

[關鍵詞]人文課程；政治化；專門化

Abstract:ThedisciplineofhumanityisthemostimportantpartofthetransformationofhighereducationintheinitialstagesofP.R.C,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disciplineofhumanityisfinallyembodiedincurriculum.Thetransformationofthecurriculumofhumanisticdiscipline,ononehand,embodiesinchangingcommoncurriculumintopoliticalcurriculum,andontheotherhand,thebroadandthickcultivatingmodelintothenarrowandspecialmodel.Thetransformationweakenstheintegralstrengthandacademicbaseofdisciplineofhumanity.

Keywords:humanisticcurriculum;politicaltendency;specialization

課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礎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變革最終要落實在課程的變革中。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文學科作為高等教育變革的重中之重，其課程的變革在公修課和專業課兩個方面都有集中而鮮明的表現。本文試圖對人文課程在這兩個方面的變革過程作一詳盡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學科在這一時期的基本發展態勢。

一、公修課改革：政治課取代通識課

華北地區政治課教學改革早于其它地區。1949年10月，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公布了《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其中對文學、哲學、歷史、教育、經濟、政治、法律7個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課的科目與時間作了如下規定：“一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包括社會發展簡史）（第一學期學完，每周3小時）；二是新民主主義論（包括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史）（第二學期學完，每周3小時）。三是政治經濟學（第二學年起，每周3小時，一年學完）。”[1]（P128－129）華北地區各大學文科系在這一規定的指導下普遍開設了政治課。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開設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課程，為了指導其教學工作，還專門成立了華北地區唯物論教學委員會，負責編寫唯物論講義大綱。在各大學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講師、助教、學生代表及黨團代表在內的唯物論教學委員會。1950年2月至7月開設新民主主義論，為此，成立了專門的華北地區新民主主義論教學總委員會。1950年7月召開了全國大學政治課教學討論會，來自全國的大學政治課教師120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歸納了一年來政治課教學實踐中存在的四點問題，明確了今后政治課教學的“三個重點”和“三項原則”。同時，會議還要求各大學成立政治課教學委員會或政治課教學研究指導組。

在全國大學政治課教學討論會的推動下，1950～1951學年華東地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的政治課教學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課教學內容的改革進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別發出了《對各大行政區分別召開暑期高等學校政治科目討論會的指示》和《關于華北地區各高等學校1951年度上學期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等科目教學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變化是，要求政治課應由專門教師擔任，政治課應作為業務課之一，取消“政治課”這一名稱，讓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分別成為獨立的學科。這是對政治課性質的新規定，即把政治課從公修課程上升為專門學科。可是，這一指示并沒有付諸行動。1952年院系調整結束后，教育部立刻發出了《關于全國高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課程的指示》，對全國高等學校政治課進行了統一的規定。

以上政治課的導入過程(見表1)，顯示了如下趨勢：一是政治課的內容逐步穩定下來，最終由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唯物論三門組成；二是每門課的教學時間逐步延長，從最初的每門課半年延長為一年；三是政治課教學從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從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課教學由部分地區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國所有高校；五是學校層次越高，政治課的科目越多，政治課總的教學時數越長；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課教育教學組織機構，即“教育部——區市教學委員會——課程教學委員會——校教學研究組”這樣一個組織嚴密的系統網絡。這六個趨勢的共同特點是政治課作為大學公修課的地位不斷增強，重要性不斷增加。從此，政治課作為大學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大學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學公修課與新中國成立前的公修課在教學內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對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學院和理學院公修課的內容進行比較。

從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從教學分量來看，1952年的公修課學分少于1944年，減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學院減少得最多。二是從教學內容來看，1944年的公修課以通識教育為特色，1950年公修課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1944年的公修課除了理科基礎理論、社會科學基礎理論外，以經典人文學科文史哲知識為主。如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個學分，哲學概論、邏輯學有7個學分，語文占6個學分。三門小計25個學分，占公修課總學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課以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為主，側重于意識形態的灌輸。其歷史部分只有中國近代史，語文與寫作顯然有突出語文的應用性淡化其文學性之傾向，哲學在公修課中幾乎喪失殆盡。總之，1944年的公修課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識課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課是文理不通的專門政治課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學科專業課的精簡

1950年8月教育部了《關于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對當時高等學校課程狀況的描述是：“相當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義的，即還不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還不能符合新中國建設的需要。”對進一步改革高校課程的指示是：“廢除政治上反動的課程，開設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政治課程，藉以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實行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達到理論與實際的一致。一面克服‘為學術而學術’的空洞的教條主義的偏向，力求與國家建設的實際相結合，這是我們現有高等學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視理論學習的狹隘實用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2](P395)。與此同時，教育部還了《高等學校課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與新中國成立前的任何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的課程規定都是相當具體的，不僅規定了課程科目、開設時間、學分數，還規定了個別主要科目的具體教學內容。在這些規定指導下，各大學就校內各專業的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主要是去除舊課程和反動課程，增加了新課程。在此，以重慶大學的改革情況(見表4)進行說明。多智網校誠招全國各地市獨家線下商，共同開發網上教育市場。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從院內各系課程變動來看，文學院中國語言系變動最大，法學院法律系變化最為明顯，商學院銀行保險系變化最為明顯。二是從各院系之間比較來看，醫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各系課程的變化很小，如工學院主要是各系名稱的改變而非內容的改變。停辦的課程幾乎沒有。三是從文學院課程科目變動來看，停辦57種，新設84種，保留28種。保留的只占停辦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來課程的三分之一。新設課程84種與原有課程總數85相近。這表明，文學院課程精簡和變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學科專業課設置的專門化

1952年院系調整后實行的課程教學改革是以專業設置為中心而開展的：專業是大學教學制度的核心，大學按專業招生，專門人才按專業培養。政府根據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專門人才種類制定專業，大學設置專業必須經過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批準。與這一指導思想相一致，各大學紛紛進行了專業課程的改革。

在各校進行專業設置調整的基礎上，全國性的綜合大學專業調整于1953年開始，標志是該年9月召開全國綜合大學會議，提出了《關于綜合大學1954年專業設置及發展規模問題的報告》，制定了綜合大學專業調整的原則及具體方法：“專業的目標表示國家建設對這類人才要求的規格。凡目標過狹而教學計劃中的課程不能成一完整體系的專業，擬暫不設立；目標過寬而教學計劃中的課程雖已可分為幾個體系，但為條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設的專業，將來再分設幾個專門性的專業。”[2](P407)根據這個報告，1953年綜合大學里社會科學的專業設置現狀與調整方案如下(見表5)：

從上表可知，在13所綜合大學中，哲學學科減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學一個學校開設。歷史學和中文在各個大學均有開辦。社會科學的減少也相當嚴重，法律學只在東北人民大學一所學校開辦，心理學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開辦，但還沒得到教育部的認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分類設置》（草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國統一的專業目錄，它把高校課程設置的專業化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該《目錄》共有專業257種，其中工科類專業147種，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學校根據高等教育部批準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工作”，對大學改革的成果進行了總結，將在改革基礎上建立的新的大學制度以法規的形式規定了下來。1957年以后，各大學按照專業制定教學計劃，根據教學計劃開展教學活動的教學制度依然沿襲下去。

這一時期的課程改革，其過度專門化的課程設置在培養各種專門人才服務于新中國的建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這對于大學人文學科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綜合大學的實力；人文學科減少過多；學科發展所需要的無形的歷史積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強調高度的集中統一，學校主動權太少。馬敘倫在1953年的一次關于綜合大學的報告中談到：“在某些地方調整時未能照顧到某些大學的原有的優點與系科特長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輕，使其多年積累起來的能代表該校特點的教學基礎失掉應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連根撥掉，使該校其他相關系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響。”[1](P213)因此可以說，50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削弱了綜合大學的系科設置，實際上削弱了綜合大學的整體學術水平與科研實力，使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更大了。

[參考文獻]

[1]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