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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農產品流通體制演進回顧；農產品流通體制演進的路徑選擇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統一計劃購銷時期、過渡時期、雙軌制時期、總體經濟體制改革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流通領域矛盾的深化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政府部門的支持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經濟體制改革旨在用一種效益更高的市場經濟體制替代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過程。實踐證明，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在政府部門主導下的一個漸進過程，具有顯著的路徑依賴特征，在路徑選擇上，強調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相結合，但更注重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在經營形式和市場發展上，強調農產品流通的多種經營形式和市場制度安排。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改革；政策變遷；路徑依賴

197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也取得了長足發展。現階段的政策方針使我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的農產品流通體制，徹底改變了統購統銷、統購包銷的政策，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擴大，農產品流通渠道也由過去的單一型轉變為多元化，形成了多渠道的流通體系及公平競爭的市場格局。制度的變遷極大地激發了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的積極性，但隨著制度變遷的深入，市場機制下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增加使制度變遷的邊際收益處于遞減狀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典型的制度變遷過程，其目標是用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對潛在利潤的追求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但制度變遷能否發生、如何發生卻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路徑依賴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擬對計劃經濟以來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政策變遷與市場制度演進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農產品流通體制演進回顧

(一)統一計劃購銷時期(1953～1977年)。從1953年開始，農產品出現供需緊張，為控制這一局面，保障基本的生產、生活需要，我國農產品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流通體系。到1956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實現了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對棉花的計劃控制，農業的發展開始納入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1957年，國務院進一步指出，凡屬國家規定計劃收購的農產品，全部由國家計劃收購。其后，農產品基本上都由國營商業獨家收購。1961年，中共中央文件又提出了三種收購政策，即第一類物資(糧食、食油、棉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第二類物資(其它重要農產品)實行合同派購政策；第三類物資(統購派購以外的農副產品)實行議價政策。

這一時期基本上采用了農產品計劃供應的方式，將農產品流通直接納入國民經濟計劃，實質上否定了農產品的商品交換性質，農產品基本上不存在隨行就市的自由交易。

(二)過渡時期(1978～1984年)。統購統銷政策是糧食供求緊張、國家需要在農村取得大量工業化積累等歷史條件下的產物。1978～1984年是我國由計劃調節向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過渡時期，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制度的解體，農產品流通體制也開始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979年起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對農產品統購派購的范圍和品種進行了重新規定。在這一階段，國家逐步減少了統購統銷和限售的品種和數量，縮小國家收購農產品的范圍。到1984年年底，屬于統購派購的農產品由過去最多時的180多種減少到只剩下38種，統購派購的范圍大大縮小。除棉花外，其它農產品在完成政府收購任務后，根據市場供求實行議購議銷。

在過渡時期，由于政策的放寬，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剩余農產品大量出現，農村集貿市場和傳統農副產品市場也得到恢復和發展，成交金額增長迅速。

(三)雙軌制時期(1985～1997年)。這一階段廢除了傳統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逐步建立起農產品市場調節機制，合同定購與市場收購兩種交易方式并存。統購統銷制使生產、消費、需求相脫節，損害了農民的利益。1984年的糧食大豐收，使國家陷入購不起、銷不動、調不出的困境。因此，在1985～1991年期間，我國農產品流通領域開始實行合同定購與市場收購的“雙軌制”方式，農產品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大大加快。1992～1993年，農產品購銷走出“雙軌制”，進入全面市場化的階段。經過10多年的改革，糧食等農產品統購統銷體制已經結束，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購銷體制正式形成。但在1994～1997年，農產品流通又回歸“雙軌制”模式。國家放開糧食購銷體制后，以市場化為目標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卻并未順利付諸實施，并由此導致了糧食供需缺口的擴大，引發糧價大幅上漲。為保持社會穩定，國家再度強化了對市場的介入。在棉花的購銷中，繼續不放開經營，不放開市場，不放開價格，實行國家統一定價，由供銷社統一經營。

(四)深化改革時期(1998～現在)。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從1998年開始，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進入全面改革時期。《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及《關于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的意見》等文件的出臺說明，這一時期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在糧食領域，糧食以外的各類農產品流通的市場化改革進程都得到了持續的推進，并逐漸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市場化流通秩序，雖然也有流通不暢的情況發生，但主要是局部的結構性問題，只有糧食流通在市場和計劃取向上出現了反復，其間存在的問題呈現出典型的體制內生性，使糧食體制改革陷入兩難境地。因此，1998年以后，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成為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縱觀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政策變遷路徑，作為資源配置基礎性手段的“計劃”和“市場”的地位，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化，即計劃經濟逐步退出，市場經濟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在傳統的農產品流通體制購銷框架中，我國農產品購銷主要采取三種形式：統購、派購和議購。其中，統購和派購均屬于指令性計劃。隨著改革的不斷發展，三種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先是松動過死的傳統統購體制，接著廢除了農產品統購和派購制度，絕大多數農產品采取議購方式。伴隨著農產品購銷改革的步伐，國家逐步出臺了各種政策性法規和文件，來推動農產品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二、農產品流通體制演進的路徑選擇

(一)總體經濟體制改革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我國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宏觀制度環境的變化必然推動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不斷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傾斜戰略”及包括價格、財政、金融和科學技術在內的較為完整的政策體系。這一體系主要通過農產品的統購制度和“剪刀差”為工業發展強行提供原始資金積累。從1978年開始，我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強化了農村基本生產單位的自我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形成了分散的農業生產和與較低水平的農業生產力相適應的新的經營體制和運行機制。到1984年，農業經營的主要矛盾已從生產領域逐步轉向流通領域，政府強制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的運行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傳統的以統購統銷制度為核心內容的農業計劃經濟體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商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家從1985年起也開始逐步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制度，結束了30多年對主要農產品統得過多、管得過死、價格偏低的局面，肯定了農產品的商品屬性，擴大了市場的調節范圍。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國家在宏觀上對國民經濟發展進行了緊縮性調整。在此背景下，農產品產量得到大幅提升，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定購價格仍大大低于市場價格，各地收購矛盾很大，期間農產品收購政策由國家定購轉為合同定購到再回歸國家定購的往復。黨的十四大的召開，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后，農產品市場發展速度空前加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流通格局被逐步打破。

(二)流通領域矛盾的深化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上農產品供大于求和供需平衡的局面逐漸取代供不應求，經濟發展由賣方市場進入了買方市場。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農產品市場的買方特征日益明顯，消費需求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一般性農產品普遍供不應求的狀況基本結束，農產品流通領域制度“瓶頸”的約束日趨明顯。

農產品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對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路徑的選擇起到了推動作用，計劃經濟時期以統購統銷為特征的農產品流通體制開始被多種流通方式并存的流通體制所取代，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產品市場的流通狀況。農產品流通領域的市場風險加大，使農產品生產和經營的收入預期非常不穩定，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農產品流通市場的發展。因此，進一步搞活農產品流通，盡快形成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是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有鑒于此，有關部門根據各類農產品的不同特點和供求狀況，采取相應的方式和步驟，逐步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多條流通渠道并存的農產品流通格局。

(三)政府部門的支持與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路徑選擇。國家及地方有關部門為促進我國農村商品流通體制的完善，從政策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如，《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快農村消費品市場建設，大力培育農村新型流通方式，積極引導和擴大消費。積極發展連鎖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業態，通過示范引導、自愿進入的方式，逐步以連鎖經營、統一配送等經營方式改造傳統的集貿市場。地方政府在貫徹國家大力發展農村流通業的大政方針的前提下，各部門結合各自的實際，也提出了具體可行的措施。這些政策措施不僅對我國當前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而且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有關部門為促進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的完善，加大了對農產品流通領域的資金扶持力度，以促使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擺脫資金“瓶頸”約束。當然，建立健全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不僅需要政策支持，而且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有效的市場監管，只有這樣，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多種流通渠道并存的、開放式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才不會偏離健康發展的軌道。為保護農產品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農產品生產，維護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農產品的流通秩序，近幾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具體政策措施，對規范農產品流通市場的管理起到了指導性作用。

三、結論與思考

縱觀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演進過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具有顯著的路徑依賴特征。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在政府部門主導下的一個漸進過程，隨著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國家大政方針的調整及農產品供求關系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其次，兩種制度變遷方式相結合，更加注重強制性變遷。農產品流通領域是政府干預較強的領域，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主要表現為正式制度的人為改變，而不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隨歷史、經驗和技術等條件的變化所進行的協同演進。最后，農產品流通需要多種形式和制度安排。實踐證明，市場主體的多元化有效地將競爭機制引入農村市場，多渠道的流通體系也豐富了農村市場上各類商品的流通，現代化的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村商品市場的經營效率。

當然，在改革過程中，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進行思考。我國農產品流通一直存在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市場化水平低成為制約農產品流通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筆者認為，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是單純放開市場的原因，而是因為實際工作中沒有遵循市場規律，非市場因素限制了市場的功能。因此，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對加快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促進市場化進程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建立、健全和完善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體系，推動農業和農村的市場化進程。市場體系的發育狀況決定著市場經濟運行的效率。我國農村市場化進程緩慢，市場機制的作用在農村未能得到有效發揮。因此，推動農村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是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通過建立包括集貿市場、批發市場、專業市場、期貨市場和零售網點等在內的農產品市場體系，使不同市場之間互通有無、功能互補、協調互動，能夠保障農產品順利流通。目前，我國農產品統一市場的建設主要是積極培育和發展以集貿市場、批發市場和期貨市場“三位一體”相配套的農產品市場體系。

第二，培育和完善農產品市場中介組織，提高農戶的組織化程度，使農戶能順利地進入農產品市場。政府既要鼓勵形成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并逐漸將許多職能讓渡于這些組織，同時又要規范這些組織的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市場中介組織發展是農戶經濟正常運轉、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政府應該從政策上加以支持和引導，包括在法律法規方面給予支持和保護，在管理和技術方面提供培訓，在稅收方面給予適當的優惠等。

第三，為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和完善提供配套服務。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與完善，需要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相配合，為農產品流通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要加強有關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立法工作，為農產品流通市場的完善提供法律保障。要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檢測體系，加強農產品加工、貯藏、運輸等農產品流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金融、保險和治安等服務體系，為農產品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提供優質的配套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