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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哲學對此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經濟理論對于許多經濟現象不能作出較完滿的解釋。在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中，非理性因素也愈來愈彰顯出它的重要性，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我們當前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經濟學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關鍵詞]科學哲學；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

正文：

時至今，已經沒有人對科學哲學與經濟學的密切關系提出質疑?？茖W哲學理性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發展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經濟學。對于國家的經濟建設來講，這兩種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論經濟學而言，經濟學理性主義受科學哲學的影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然而近些年來，非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潮也沖擊著主流經濟學。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對于構建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補充。

一、科學理性的發展

理性，從詞源上來看，這個詞來自希臘文“入0Y0S”(邏各斯)，邏各斯的基本含義是“規律”，是客觀地內存于自然的東西，他支配著自然界的運動，是自然界運動規則性的表現。古希臘的哲學家不僅認為整個社會是和諧的、有序的，是有規律的，其卓越之處還在于，他們又直覺地認識到這種和諧安排可以用數及數量關系加以明確表達，這一點最為集中地反映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諧的自然秩序觀及“萬物皆數”的理性主義思想，后來深刻影響了近代天文學、物理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

如果說古希臘留給歐洲的文化遺產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為自己的任務，那么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就是在沖破宗教神學的統治，崇尚人的理性，運用理性懷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錮，肯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事實上，在這種肯定現實生活，以積極的態度和深切的目光關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圍中，自然科學才能得以迅速發展。近代自然科學的巨變，使實證思想深入人心，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證主義者認為，實證意味著“科學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觀的”，在他們眼中，每一門科學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即真的經驗命題體系。哲學的研究就應該是經驗范圍內的事，因此科學的發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經驗命題的積累”、擴大過程，是一項純粹客觀的累積性事業，是由理性機器生產出的產品，而與人們的精神活動、價值觀念沒有多大關系。而此時，數學方法在解決自然科學問題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學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的發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數學的自然科學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科學的即是理性的，科學的成功，使得人們開始無限崇尚科學?？茖W理性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法國的大革命后，已經取得了神性的地位，科學主義逐漸成為凌駕一切的原則，但在這個理性中，卻缺少了啟蒙運動時期的那種人類個性解放的思想，缺少了人類的道德價值原則，“傳統的價值基礎在宗教中的銷蝕，在理性中建立新的價值基礎的嘗試之不成功，再加上科學工具價值的極大強化，使得人們趨向于從理性思維的領域完全驅除與道德價值和其他形式的內在價值(如哲學家所稱呼的相關問題)”。(這以后的科學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由“完美智力理性”向作為“自然規律的理性”的轉換，即轉向了工具理性。隨著科學發展成功和科學思想方法論的拓展，這種自然觀與方法論也被成功地運用到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法理學等中。

二、科學理性對經濟學的影響

經濟學產生于一個理性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白詮慕洕碚摫幌到y化以來，它一直是以某種理性概念為基礎的。”17、18世紀，歐洲理性運動開始，對神的論證讓位于對人的思考，經濟學家們開始了這種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所必須的抽象經濟人的思考。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對自然秩序作了歷史必然性的論證，提出了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此假設的內容及其特征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項利益比較中選擇自我表現最大利益。二是個人利益最大化。三是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追求的是個人利益，但同時也會帶來整個社會的豐裕，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斯密第一個把實證科學的邏輯理性方法完整地運用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斯密把實證科學的抽象法變為經濟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規定及其聯系的主導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為這一方法的主要內容。

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受實證主義的影響，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大都鼓吹并奉行實證主義方法論。最早把理性邏輯演繹法引向極端的是李嘉圖。繼李嘉圖之后，西尼爾對經濟學理性邏輯演繹的方法第一次做了表述，即：經濟學的基礎是以四個不證自明的理論為前提的，理論家們正是從這些理論前提演繹出各種經濟學理論的。約翰·穆勒把西尼爾不證自明的抽象進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人”概念。詹姆士·穆勒發展了李嘉圖的理論，但他采取了從形式邏輯上將“反常”硬塞人李嘉圖的理論體系，而不是根據“矛盾的現象”。西尼爾、穆勒等人的主張是19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證實理性主義”傾向的集中體現。

19世紀后期發生的“邊際革命”把純粹理性抽象演繹的方法導向了新的極端。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制度主義經濟學方法，又出現了向極端的理性邏輯演繹法回復的羅賓斯方法論和現代奧地利派方法論?，F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極力堅持西尼爾一穆勒一凱恩斯的理性邏輯演繹方法，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的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有目的的經濟行為，因此，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檢驗經濟理論的最終標準不是基于證實或者證偽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經驗成分的純粹理性邏輯推理。

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由來已久?？梢哉f，經濟學從它產生時起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數學的概念。經濟思想史專家亨利·威廉·斯皮格爾指出，畢達哥拉斯“把數字從商業中分離出來，把任何事物都與數字進行比較，他是觀念影響到經濟學思想的少有的人之一?！保嗬ねに蛊じ駹柦浛甲C認為“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思想后來成為亞里士多德所發展公平交換理論的數學方法的基礎”。在希臘的經濟學成果中，度量、計算、推理、測量成為一種重要的方法論準則，其水平不僅遠遠超出后來中世紀《圣經》及經院哲學的“善行”、“慈善”、“商業贖罪”的經濟思想和方法，而且與后來的重商主義甚至古典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水平不差上下。

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的創立者，無論亞當·斯密、配第還是李嘉圖都有著深厚希臘哲學素養，無疑受到過古希臘勞動價值及其量值計算的影響，并使之在近揚光大。但是，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的方法始于19世紀30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國經濟學家古諾。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古諾是數學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先驅者與奠基者。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代，由于一種充分適合于描述收益、效用、價格形成的動態性質的數學工具(微積分學和方程理論)的發現和選擇，數學化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最為基本的規則和要求。

進入20世紀后，經濟學的數學化不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突飛猛進，并走向科學化、體制化、大規模化、專門化。數學的方法滲入了經濟學概念、命題、定理、原理和體系及其知識產生、檢驗、認可的每一個環節，任何環節的進展幾乎沒有一個是離開數學而獨立發展的，甚至數學和經濟學出現了一體化趨勢。這體現了經濟學的邏輯性、推理性和科學性，縮短了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距離，促進了這兩門學科之間的交流。

由此，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相信，經濟欲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擺脫所謂的“非科學成分”，盡可能地驅逐諸如價值判斷之類的不確定性因素，堅持實證分析，努力把經濟學建成純粹的實證經濟學，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去發現“不可抗拒的真理”。顯然，這是一種機械的或技術的理性主義，按照它對科學的解釋和要求，“科學就被看成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作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狀況、需要和利益母體的‘事物”’。結果，經濟學雖然邏輯結構日趨完善，但是離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卻偏離甚遠了。

三、經濟學的非理性走向

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是將物理、化學、生物學的體系應用到經濟現象中，“描述經濟中的事實、情況和關系”的經濟學，經濟學以資源配置最優化為核心研究經濟效率，因此它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分析范式。在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籠罩下，人的主體性消失得無無蹤，對經濟學的考究愈來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術理性”的層面，缺少了必要的價值判斷和對人類終極幸福和自由解放的“人文關懷”，經濟學日益成為“假科學的智力游戲”，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學理性的質疑。但是，人文精神是市場經濟深層本質的一種要求和體現，忽視對人的終極關懷，最終必然使經濟增長偏離人的幸福和解放這一終極目標，從而使人類陷入工具理性的極度膨脹的社會混亂之中。經濟學不能沒有人文精神。美國的貝爾指出：“為經濟學提供方向的最終還是養育經濟于其中的文化價值系統?！瘪R歇爾也曾經說過：“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蹦吕赵诮洕鷮W推理分析中提出“干擾因素”這一概念，實際上暗含著對經濟非理性因素的猜測或承認，并提醒人們注意經濟社會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作為主流學派，歷史學派更是偏離了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軌道，在那場著名的方法論大戰中，歷史學派以“經濟人”為焦點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進行了全面的批判。類似的，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侖也以“經濟人“為焦點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方法論進行了影響更為深遠的批判，并試圖從非理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構建經濟理論體系。在他看來，經濟社會的變遷沒有預定的目標，而是一種因與果的連續，是各種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種文明單線直進的過程。顯然，凡勃侖所強調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偶然性、無序性、對規則的偏離性，是歷史過程中的非邏輯、非理性因素對歷史進化的支配性，而不是理性的統攝性。

經濟活動主體是有意識的人，并且經濟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可檢驗性、理論的一致性、知識的累積性以及理論的直接現實性，在經濟學中運用實驗方法，其結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可重復性，不可能獲得確定性的結果。經濟學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對經濟學是一門精密的科學深信不疑，而他們的志愿，是將經濟學發展成為完全用數學表達的、幾乎可以與物理學相比肩的一門科學。著名的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真正重大區別在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問題，而人的行為，不像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以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機構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人類行為現象表現為不同的、干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時間的某一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甚至難以把他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

從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理論經濟學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倳浱岬?，實現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關鍵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新進展?？茖W哲學中如果存在著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爭，也只是科學內部的分工和劃分不同而已，這種劃分源于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的區別，并不存在哪種思潮或觀點的線性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賴和滲透的。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科學，應順應科學發展的新趨勢，通過與整個社會文化的復合來開放自己，以更適應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回歸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關注人，從而將理性主義和人文關懷加以融合，是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我國建立合理的經濟體制所需要借鑒與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