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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已在各種陣痛中行進了整整20年，目前正經歷著“邊際效益遞減”的痛苦歷程。而推根溯源，改革“邊際效益遞減”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所有發生在經濟領域的問題，其根源卻深植于非經濟領域，根本不是單純的經濟改革所能奏效。這一切意味著繼續改革需要解決幾個認識上的問題﹕第一，為什幺需要對改革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而這種檢驗與審視為什幺又必須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第二，一個國家的改革單純局限于經濟領域是否明智﹖第三，改革中的公正問題居于何種地位，是否需要對改革作出價值判斷﹖

對改革必須進行批判性審視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改革，都是對舊秩序的一種顛倒和社會利益的重新配置，勢必要遭到各種各樣的反對。為什幺我國在80年代會出現那種以意識形態標準來劃分改革與反改革陣營的情況﹖原因在于人們剛從“”的陰影中走出來，非常擔心左的回潮，擔心走回頭路，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局面﹕誰對改革持有批評意見，誰就會被看作是反改革派。這種劃分過于簡單，改革中出現問題，應該允許有識之士通過各種渠道尤其是公開的傳媒指出來，采取“駝鳥政策”回避問題無且于問題的解決。

筆者認為，對改革的批判應從四個方面進行，一是改革目標的批判，二是對改革過程的批判，三是對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對改革手段的批判。考察發展中國家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發達國家在政策上都贊成更大的平等，它們在計劃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當作一個實際的目標。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宣布政府的目標是通過讓極少數的特權階層更富有來創造更大的不平等，它們都自稱堅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層面上落實這一理想。但實際情況卻表明﹕贊成更大平等的鄭重宣言與明顯的更大不平等的趨勢之間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問題。對于這個矛盾的解釋必須與不發達國家的權力分配聯系起來，比如當代中國正是在改革過程中，嚴重變形的權力之手介入國家資源分配，才導致在短短十多年內，迅速走完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這一點說明，我們必須要對前20年的改革手段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否則就無法解決層層累積的社會問題。

要言之，對改革過程偏差的批判的著力點應該回到改革過程發生的原點來。這個原點就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權力大規模地介入國家資源配置。這里僅舉兩例﹕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我國有兩項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不可不處理，一是國家資源的管理配置，二是龐大的國有資產。我國現在的“仿真市場經濟體制”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最主要的差別，那就是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場功能，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猖獗。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嚴重缺陷，又使得國有資產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尋租的“獵物”。有此兩點，我國在理論上堅決反對私有化的同時，卻有少數權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權力完成了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與改革目標相違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擔改革代價，另一部分人卻享受改革成果。而這種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會種種不良事后反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

對改革方略的檢討其實也必須進行。因為一個國家如果僅以經濟發展為最高導向，只以金錢來解釋成功，就會導致全民群情洶洶地追逐金錢，置具有超越性的社會目標于不顧。一個社會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錢，還有另一部分人卻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會建設，這個社會還不能說是病態的。但如果絕大部分人都將追逐金錢懸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標，整個社會充斥著患了金錢迷幻癥的人們，這個社會就只能說是病態的。因為一個國家畢竟不是一個巨型公司，國家領導人的職能也不是董事長，國家的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的理念導引。

追根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社會動力﹙金錢至上﹚及社會交易規則﹙權錢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產物。本人曾多次談到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個本質的區別﹕發達國家制定新法規的難度相當大，需要經過反復爭論才能出臺，而一旦出臺，執行起來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則都有這樣一種通病，出臺法規容易，而執行起來卻嚴重走樣。如我國近兩年平均每18天就出臺一項法規，但整個社會卻陷入有法不依﹑執法者違法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將反腐敗的重點收縮到反司法腐敗與軍隊腐敗這兩個重點區域。究其根源其實并不復雜，因為在全能政治下的權力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價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場力量所決定，那幺在缺乏有效監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潛在可能。

要言之，對改革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必須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批評改革未必是反對改革，愛之深才責之苛﹔如果總是超越不了“左派”“右派”“改革”之類的陣營劃分，必將限制我們對改革的反思向縱深拓展。目前有些爭論其實完全是在對改革缺乏常識判斷的情況下展開的，這類爭論再轟轟烈烈也無助于解決問題。所有的現實都向我們發出警告﹕對改革的認同已不應該局限于名義，而應該看其實質內容。批評改革者未必都是“左派”，擁護改革者還得看他擁護的是什幺內容的“改革”。如果我們放棄對改革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只會導致改革過程偏差的加大。

單純的“經濟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現在最使他們困惑的一個問題是﹕社會進步是否可以只通過單純的“經濟改革”達到﹖近20年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一些經濟學家們開始系統性地研究經濟力量與社會制度﹑政治安排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一般來說，社會發展其實就是人類擴張選擇的一個過程，經濟增長的基本目標也是擴張人類選擇。經濟增長往往通過三種途徑達到，一是擴大資源基礎和積累資本﹔二是通過教育﹑提高人的素質等方法來改善人力資本﹔第三則是通過改善制度結構。制度對人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動力，以及通過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社會進步。成功的制度創新往往能對個人和社會選擇權利起到很好的影響，并通過為社會提供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而對發展作出貢獻，最后通常導致經濟基礎性的調整。

中國的問題其實也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一樣，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如果僅從經濟學意義上考察已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學的發源地是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用純粹的“經濟術語”──總量概念的就業與失業﹑儲蓄﹑投資與產業，以有效市場為先決條件的需求﹑供給及價格──進行的分析可能有意義并得出合理的推論，那是因為這些概念﹑模型和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理論相當符合發達國家的現實。但在不發達國家不能用這些方法，除非是想讓分析離題和嚴重錯誤為代價。當市場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競爭時，不能運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許多其它的﹚經濟術語。為什幺﹖道理很簡單，經濟學是門經驗科學，實踐變了，理論就得跟著變。運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這種方法的缺陷在于脫離了觀念和制度。在發達國家，觀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達到了給予經濟發展以動力的程度，或是進行快而穩的調整，這個假設在不發達國家并不成立。我們是亞洲國家之一，在這里可以先考察一下其它亞洲國家的歷史及現狀，有助于我們認清自己的問題。

所有亞洲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社會的不平等原則。在19世紀以前，不平等原則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們因出生而簡單地處于不同的社會等級中。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來，導致了一個新的階級──小企業家組成的中產階級以及受過教育的新貴們──的形成，為原來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內容。這些受過教育的統治精英們在亞洲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對亞洲社會權力結構進行破壞的社會革命中，少數精英成了號召者與組織者，而亞洲的群眾既沒有愿望也沒有必需的能力參與現代的政治活動。以前的社會不平等原則依舊沿襲下來，階級等級觀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這些國家的人民絕大部分仍然將自己視為傳統政體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國家中的“公民”。那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儀式如選舉等，只能變成使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對亞洲各國選舉制進行過深刻研究的西方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被看作民主統治必不可少的公眾選舉，在實際上也常常意味著以向參加者行賄的方式來對政治過程進行操縱。亞洲的人民在選舉儀式上僅僅是一些觀賞節目的旁觀者。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將選舉時期當作可以通過出賣選票的交易而為個人爭得一些小額收入的時期。選舉過程沒有真實的選擇，這樣的選舉也不會導致較大的社會或政治的變化。在形成獨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間結社活動，也通常處于國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種社團﹙包括學術團體﹚在成立以前都必須通過政府有關機構審批，而且任何社團都不準參加政治活動。普通人民都將政府看作是行動指南，習慣于社會條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級制，因此如果新的軍事或政府精英們獲得比其它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權”，這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一般而言，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總是強調自己國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權等只是西方文明和歷史經驗的特殊產物，而放棄政治民主制，只是堅持以物質文明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和工業化，認為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高于一切──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的核心內容──這種類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對這些國家的生存來說確實是基礎性的，但卻導致了更大的集權和更嚴重的不平等，所有經濟發展的成果都通過權力市場化而流入了少數特權者的口袋里，發展中國家元首的財產不斷增加，中小腐敗者搜刮財產比比皆是。而廣大人民卻被排斥在分配財富的過程之外。在資源的有限性與條件的不平等性狀況下進行的現代化與工業

化，不僅沒有解決原有的社會問題，反而使饑餓、貧困、暴力和下層人民生活悲慘的問題更為突出。人口大量過剩、城市和農村二元結構的對立與沖突、源于制度結構的社會性腐敗、社會不公正、技術轉移和發展的高成本問題，技術官僚的出現及政府機構的膨脹等，構成了這些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發展受到嚴酷制約的「命運環境」。以腐敗聞名于世界的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曾根據切身體會對自己的國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來存在著個人的而不是全民的進步。每一個人為了個人的生存擁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1)由于現代化社會的民眾都很清楚他們的貧困是一種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東西，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不僅削弱了社會的的內聚力，而且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不發達國家雖然經多年經濟發展，許多國家甚至連起碼的政治穩定的目標也未能實現，一直處于動蕩混亂之中，單純的物質上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使得經濟發展缺乏起碼的政治基礎，最終威脅了政治精英們自己，馬科斯與蘇哈托的下臺只是其中兩例而已。從去年以來亞洲社會不斷發生的動亂表明：純潔「亞洲價值觀」的時候到了，必須改變放棄政治及社會改革的現代化思路。

中國的問題與亞洲的問題有類似之處。在中國，脫離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來侈談經濟問題，就有點象編織皇帝的新衣一樣，在制作偽理論，從而永遠使經濟問題得不到真正的解決。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從來就只有問題，而沒有所謂“純粹的經濟問題”。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這些問題往往相當復雜，經濟理論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這些不發達國家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西方的經濟分析方法，其理論和模型是把非經濟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將其用之于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便導致對現實概念的嚴重扭曲。

由五個三中全會文件賦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繼續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線的中國經濟改革，從其起源來看，就是政治行為，而不是經濟行為。在改革中牽動國家每一根神經的資源分配，其實完全是市場前權力分配的結果，它根本不是產生于經濟行為，而產生于政府行為。僅這兩點，就可以說明，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要考察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環境，否則得出來的結論可以說對中國的公眾，尤其是弱者來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嘲諷。但我們卻將它看作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但其實觀諸世界各國，所謂現代化道路，又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僅僅只是通過“經濟改革”而成功到達目的地﹖現代化道路其實就是個制度創新過程，而制度創新包含著三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創新，二是財產所有權的變革，三是政府行為的改革。這三個層面之間其實就是一種互動關系，某一方面的滯后，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衡。中國經濟改革所暴露出來的深層次問題，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經濟領域。近年來呈日益蔓延之勢的貪污腐敗行為一方面表明，現存制度確實存在嚴重缺陷。另一方面還向我們發出警示﹕配置資源﹑動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須加以根本性的轉變﹔沒有這些變化，經濟活動將日益喪失效率和生產力，收益將歸屬于各類尋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業家。這種舍棄中國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只談經濟改革的改革，說穿了就是一種“夾生飯改革”。這種“夾生飯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時，但它所積累下來的問題，最后必將以一種更為復雜的形式使社會承擔改革代價，拉美國家與東南亞諸國的金融危機，其深層根源其實就是社會發展失衡。而我們中國的經濟改革，自上而下地進行了20年，其實也就是將財產所有權的變革完成了一半。說是一半，是因為現在的私有財產還不受憲法保護，還有個為市場經濟立憲的大問題，在意識形態的創新與政府行為的改革這兩方面，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然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比較樂于接受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而不太喜歡聽取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將制度原因歸咎于官員個人素質更是普遍的遁辭。在我國還存在一種慣常的作法，即將次要問題升級為根本問題，并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如自從十五大以來，部分人認為可以通過擴展私人部門﹙即私有化﹚來達到社會發展的目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員在此種認識的誤導下進入了另一個誤區﹕認為只要將國有企業盡快出售，就可以改變其低效率狀態。持這種看法的人忽視了另一個事實﹕產權重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變了企業的激勵機制，卻并沒有給企業從根本上創造出一條生路。也就是說，在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為改變財產權利與財產責任相分離而進行的產權重組只是為企業生存提供了基本條件，而通過改變企業的社會制度環境，促使企業改變自身的治理機制更是關鍵因素。這一點有事實為證，自1998年開始，虧損﹑倒閉的不再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天然之物──民營經濟特別是私營經濟也開始大量虧損。大量民營經濟的滑坡，對整個民族經濟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其影響可能超過國有企業改革所造成的波動。基于這種現實，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私人企業制度運行成功有其特有的制度基礎，而中國目前的制度環境顯然缺乏幫助私人企業制度發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經濟理論家已發現，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很快就不再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而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經濟結構是否能調整成功，卻必須有賴于企業生存的制度環境。

改革必須注意公正

另一個必須考慮而被一些人當作必須支付的“改革成本”的問題是社會公正問題。

人類歷史上的每次改革﹙包括革命在內﹚，其本質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包括重新分配社會的政權﹑財富﹑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利。而分配原則必須要符合當時社會中人們承認的公正原則，當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對這一社會中通行的分配原則認可時，這套原則就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了道德合法性。如改革之前，犧牲了機會均等的結果均等，在當時被認為是合理且能被接受的。但公平正義等觀念卻又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有其時代含義。改革開放以后，原有的小農式公平觀念被破除了，中國需要建立新的平等觀與正義觀，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正確看待改革中的公正問題。

這里必須先厘清一個問題，即正義與平等這些人類基本原則是否有國界。自從啟蒙時代以來，正義﹑公平﹑自由﹑人權這些人類基本原則其實有其確切含義，尤其是社會公正問題，因其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分配，其涵義更是非常確定，具體說來有三點，第一是起點的公正，即機會均等，第二點是過程的公正﹙這牽涉到競爭規則的公正﹚，第三點是結果的公正。社會公平的第一原則即機會的均等，在西方社會那種市場經濟體制下已不成其為問題，這些國家所苦的是結果不平等。羅爾斯的名著《正義論》發表于1971年，完全適應了當時美國調整分配原則的需要。羅爾斯闡釋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個基本原則是美國獨立宣言中承認的原則，第二個差異原則主要強調以補償原則促使第一個原則的實現，意在關懷弱者。由于世界現代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對西方文化認同的過程，這些原則對人類社會有一定的普適性，不管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只在處于現代化進程當中，大概不應該對這些大原則的基本要義進行質疑。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具體的國情，因此負責對現實作出解釋的社會科學卻有著明顯的國界。要言之，一個國家的思想家或其它社會科學專家，必須對他們所處的社會現實作出有效的解釋和響應。因此討論到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公正問題，就必須充分考慮現階段我國的不公正到底是什幺性質。

反思我國改革的全部問題，就會發現我們的結果不公正，其實就源于起點的不公正與過程的不公正。一個在銀行掌握貸款權的銀行職員或在國有土地部門掌握土地資源分配大權的公務員，在致富的競爭起跑線上已遠比一般平民百姓遙遙領先。可以拿到各種批條的特權階層或與特權階層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遠非普通公眾可以相比。再加之在股市﹑期貨﹑房地產等幾大泡沫經濟領域中，充滿了各種黑箱操作。某些稀缺物品供給中價格雙軌制的長期存在，使人們發現尋找計劃調撥價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額所形成的“租金”要比發現新市場﹑開發新產品﹑提高企業效率等簡單易行，且能得到更多的“利潤”，于是都放棄了提高經濟活動質量的努力。隨著行賄受賄的流行，社會逐漸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團，交易費用﹙賄賂成本﹚逐漸上升。所謂“招標”“競投”等表面上的規則成了裝飾品，整個過程完全處于一種不透明的狀態，在此情況下開始的積累財富大競賽，根本不可能產生什幺公正的結果。其結果就是目前這種狀況﹕一部分人享受改革成果，另一部分人承擔改革代價。

所以中國從80年代以來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之爭的內涵，從根本上就與西方發達國家“公平與效率”之爭的內涵相異。在發達國家，在第一公正原則﹙即起點的公正﹚實現了的條件下，與“效率”相對的“公平”是指結果平等而言。對于我們這個正在為起點及過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會來說，一些理論家們老是過分地強調“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實在是完全不顧及社會科學要解決的問題存在著國界之分。可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先得解決起點不公正的問題，讓權力從經濟領域中退位，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這類問題，正確的選擇只能是，也只可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發展中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與我國改革過程中暴露的社會事后不良反應都表明，平等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收入分配領域，在19世紀及20世紀上半葉，英美等發達國家確實為了社會的效率，容忍了一兩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喪失尊嚴﹑品質惡化﹑金錢壓迫﹑不安全感﹑社會動亂等等。但是今天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有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識普遍增強，大家都很清楚他們的貧困是一種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東西，平等是一個可以在實踐中付諸實施的政策目標。正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不發達國家雖經多年經濟發展，許多國家甚至連起碼的政治穩定的目標也未能實現，一直處于動蕩混亂之中，最終威脅了政治精英們自己，馬科斯與蘇哈托的下臺只是其中兩例而已。亞洲社會不斷發生的動亂表明﹕純潔“亞洲價值觀”的時候到了，必須改變放棄政治及社會改革的現代化思路。所以在下一階段的改革中，必須考慮進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且將公平作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起始目標。

“夾生飯改革”造成的“經濟斷裂帶”

這種單純的“經濟改革”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斷裂帶，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金融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巨大斷裂，二是實物生產與消費的巨大斷裂。金融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巨大斷裂是由金融體系本身的巨大病灶所引起的。筆者曾發表《世紀之交中國面臨的金融危機》﹙《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一文，談到中國存在的金融風險隱患是南韓式﹑墨西哥式與泰國式等幾種因素的混合，這些危機因素的存在，使我國金融體系對內支付的鏈條隨時都有可能斷裂。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金融危機，比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更難應付。

這里有必要簡述實物生產與消費之間存在的斷裂帶。近幾年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狀況惡化之外，還在于我國的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之間產生了巨大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經濟結構不合理。不合理首先表現為巨大的產能過剩。到1997年底，全國累計庫存大約3萬億元，其中1。3萬億元屬于非正常庫存。在家電﹑機械加工行業，設備閑置率達50%。各種跡象表明，這種過剩完全是行政權力繼續對資源配置所造成的惡果。據業內人士分析，這種過剩主要表現是﹕一﹑落后失衡的產品結構﹔二﹑各產業部門自成體系，互相封鎖，重復建設﹔三﹑小而分散的組織結構﹔四﹑趨同的地區經濟結構。趨同不僅限于原來的傳統工業，在正在興起的摩托車工業﹑汽車工業﹑家用電器等行業內情況同樣嚴重。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權力繼續對資源進行配置。而各級官員之所以對配置資源保持如此之大的興趣，主要原因在于兩點﹕一是為了累積政績，二是個人經濟利益驅動。只要存在這兩大利益驅動機制，只要制度允許或鼓勵行政權力繼續介入國家資源分配，我國的經濟結構就無法達到合理狀態。雖然我國已通過漸進改革，開始實行新的企業制度，但是企業制度功效的真正發揮還必須以完善的市場制度為條件，而我國市場制度的特點是產品市場較發達，資本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展則很不規范，建立近十年之久的股票市場與期貨市場完全是種“政策市”，成了投機活動過度滋生的場所，根本不能對多種經濟信號進行有效反應，從而也就不能為企業提供有效的服務。這樣一來，企業只能根據片面的﹑扭曲的市場信號作出生產經營決策，產生失誤。

經濟結構不合理的表現之二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大大滯后，使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經受嚴峻考驗。東南亞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動模式過度膨脹的結果。中國由于匯率沒有放開，躲過了這場災難，但出口也深受考驗。多年來，我國外貿出口產品以初級加工產品為主，至今勞動密集型﹑低文件粗加工產品仍占7成以上。一組數據顯示，我國今年第二季度的出口增速明顯放慢，只有7。6%，比一季度的13。2%減慢了近6個百分點。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力由去年的38%降為現在的25%。當投資和出口都備受考驗時，國內市場的發展就顯得特別重要。回顧從80年代至今的國內消費熱點變化，就會發現從總量上看，我國的城鄉居民儲蓄雖然在今年上半年已經突破5萬億大關，但由于這部分金融資產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中等收入者的人均消費能力并不強。這部分人在80年代與90年代成功地躍過了百元級消費與千元級消費門坎之后﹙家用電器﹚，目前還缺乏萬元級消費能力﹙購買住房﹚。在市場供給與需求之間，還橫亙著一條巨大的斷裂帶，這種斷裂帶的存在，是近幾年用盡辦法激活內需都難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新“瓶頸”。更重要的是，我國作為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國度，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還不足全國市場的一半，據統計，1997年1-7月，在15108。8億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農村消費零售額僅為5830。4億元，所占有比例為38。6%。中國農村這一龐大的市場難以拓開的原因在于﹕商品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民實際購買力不強﹑基礎設施落后﹑流通組織不健全等等，而這些問題又不是短時期內能解決的。這一斷裂帶還由于產品質量問題而加大。有人對農村市場進行調查之后得出結論，在大多數產品銷售難的情況下，有些高文件﹑高品質產品卻十分緊俏。這種情況說明，將農村作為低文件與劣質滯銷產品的銷售市場的觀念尚須糾正。市場供給與需求之間這種巨大的斷裂，對我國經濟發展十分不利。可以說，我國目前的商品過剩是在社會分配不公﹑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廣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費層次不高，尚存7000萬貧困人口的情況下的過剩，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對過剩有著本質的不同。認識清楚這一點，對判明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的巨大斷裂，使中國除了制定應付危機的短期策略之外，還必須考慮改革方略的改變。在一種經濟體系中，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必須平衡。其理由如下﹕一﹑金融體系的可信度和穩定性歸根到底是以相信貨幣資產最后能變成實物為基礎的，一旦此信譽動搖則整個結構崩潰﹔二﹑一般說，虛擬財富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究竟能維持在什幺特定水平上，有賴于它有多大能力從金字塔的下一層資產中取得的收入。也就是說，金融財富如同其它各種投機泡沫一樣，必須不斷增長以避免崩潰。拉魯什的實證研究表明，過去美國﹑德國﹑日本和其它資本主義經濟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資本萬能，而堅持實物資產必須管著金融體系，一旦迷信和放縱追求金融資產的增值，日本就迅速地跌落到長期的經濟低靡不振中去。在《中國的復興──未來一百年的緊急計劃》中，拉魯什在比較中國和一個世紀前的德國在實物資產指針上的差距后警告說，中國的經濟特征是“包裝在薄薄一層比較現代化的科學和工業‘外殼’之內，而構建在前工業化落后的巨大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的第一產業奠基于前工業化時代那種落后基礎之上，第二產業的尖端部分也只是“組裝”型──他尖銳地指出﹕在中國，“天真的人們以為漂亮的辦公樓和賓館構成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大部分是浪費，把可用于生產基礎設施現代化的寶貴資源耗費了，而這一切與中國境內外房地產市場及其它金融市場虛擬資本的增長密切相關。這種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增長不平衡在短期內可能為經濟表面上的繁榮所掩蓋，但是當金融部門的‘紙上利潤’超出實物產出的增長時，則金融危機就以‘智利奇跡’或‘墨西哥奇跡’的驟然終結方式表現出來。”

上述種種危機征兆表示，我們確實已處于巨大的經濟危機邊緣。如果在別的國度，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面經濟危機早已爆發。但在中國，危機之所以處于潛伏狀態，是因為存在如下諸種因素﹕

第一﹑中國政府對銀行的控制率幾乎達100%﹔

第二﹑“中國老百姓老實，對政府的信任度相當高”﹔

第三﹑金融行業沒有對外開放，國內外資金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動。

第一和第三兩個條件將在中國“入關”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個條件正被某些人當作防范金融危機的堅實“防波堤”。應當承認，中國老百姓的素質確實是中國出現目前這種“穩定局面”的基本因素，但如果竟然將“老百姓老實，不會鬧事”設置為社會安定的主要基礎甚至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那就實在太過荒謬。因為再老實的人民，也無法長期接受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權力﹑特權和財產的分配全然不顧某些道義上的標準。

中國改革的歷史選擇

中國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的現代化歷程及其績效，迫使我們必須對我們的現代化道路進行深刻反思。毫無疑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工業化，從工業化的歷史角度來看，可以把世界工業化過程分為4代﹕以產業資本為軸心的英國工業化為第一代，依靠金融資本進行工業化的德國﹑美國為第二代，國家承擔工業化的日本和蘇聯為第三代，第二次大戰后獲得成功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NICS﹚的工業化為第四代。第四代工業化的國家在以美國和日本為中心的國際分工中，除了獲得資金以外，還能獲得機械設備﹑技術和市場。正是利用了資本主義體制中的這種國際分工，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創造了經濟奇跡。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過程相當漫長，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的洋務運動可以被視為早期工業化運動，自本世紀50年代開始的以重工業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可以被納入蘇聯式的第三代工業化。而自80年代開始，中國又以遲到者的身份開始邁向第四代工業化。在四代工業化進程中，我們至少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驥尾，但所建成的整個國民經濟卻還只是“包裝在薄薄一層比較現代化的科學和工業‘外殼’之內，而構建在前工業化落后的巨大基礎之上”，這的確需要痛加檢討除了工業化之外的其它現代化內容。尤其嚴重的是行將進入世紀末，在世紀初就已折磨著中國的幾大問題，如人口問題﹑教育問題﹑農業內卷化﹙邊際效益遞減﹚問題﹑社會不公正﹑政府的貪污腐敗等，無一不以更復雜﹑更難解決的形式凸現在我們面前。

這一切源于中國的制度環境。可以說，中國的“制度環境”，已經形成了一種結構性力量，左右著政府行為﹑企業行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勢。大家雖然知道結局不好，但在這種結構性力量作用下，還是不由自主地朝著大家主觀上不希望出現的結局狂奔。

我們已經不能再沿著傳統改革思路走下去。一百多年前，我們的現代化思路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目標設定為“富國強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經濟改革，也基本上是“體用”思想﹙馬克思主義為體，西方科學技術為用﹚做改革指導思想。這就決定了我國現代化的格局只重視國家的生存權與經濟發展權，而放棄在意識形態的創新與政治制度的變遷方面作根本性的努力，從而決定了我們這個“后發外鑠型現代化”國家雖然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地走了一百多年，還只能是世界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歷史表明，不發達國家在現代化起步時，所擁有的資源比發達國家當初進行現代化的時候確實要少，所擁有的人口則要比發達國家多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不發達國家在進行現代化的努力過程中，確實要保持頭腦清醒，要有長遠眼光，考慮為企業構造合理的制度環境，為市場制度設定一個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曾對發展中國家提出警告﹕“一個明顯的事實在經濟學著作中令人難解地被隱藏起來，即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對不發達國家發生了并正在發生一種總的說來有害其發展前景的影響。”因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差異不是范圍上的，而是性質上的，認為我們在現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時間滯差論”，其理論基礎是“發展階段論”，而這一理論是建立在形而上學偏見基礎上的。在現代化的路上我們追趕了一百多年，現在最要緊的是認識我們落后的本質是什幺。建基于零星引進的先進技術上的企業，有如建立于沙灘之上的大廈。如果再不在構造社會制度環境這方面下功夫，繼續堅持跛足的現代化，恐怕再過一百年，我們也還是現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理論勇氣，對有關貧窮﹑分配﹑財富增長的各種政策的政治﹑經濟﹑哲學基礎進行批判性的審視與檢驗，并建立新的價值理念體系，從而使我國的經濟─政治結構發生歷史性的改變。（參見《中國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