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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樂章集》《花間集》表達手法抒情角度人性意識

論文摘要:柳永的《樂章集》不僅在藝術成就上遠勝《花間集》，在表現男女情欲、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上，更寫出了《花間集》所未能表達出的思想。這不僅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更和時代、社會密切相關。《樂章集》的創作豐富了詞這種文學體式所表達的內容。

詞，原是為配合隋唐時期的燕樂而創作的歌詞。因為是合樂的歌詞，所以歷史上它有“曲子詞”的稱謂。從文人音樂活動來說，自漢魏以來相和歌、清商樂的創作，到唐宋采詩填詞人樂的歌曲演唱，都沿用“依曲填詞”的創作方法。唐五代以來，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一直被文人視為言情的藝術，同時也是“詩之余”娛賓遣興的工具。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曰:“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詞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自隋唐以來，詞的創作題材多局限在男歡女愛、羈旅閑愁等凄迷感傷的內容上，詞的風格也顯得輕柔、綺麗、溫婉、細膩。婉約詞一直被奉為正宗。明代徐師在《文體明辨序》中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正。”在創作實踐上，南唐二主詞以及集溫庭綺、馮延巳等人婉約詞之大成的《花間集》，代表了宋代之前婉約詞的最高成就。他們用委婉含蓄、細密纏綿的表現手法，細膩生動、淋漓盡致地抒寫了男歡女愛、傷感別離、風花雪月等婉約派慣常抒寫的種種情緒，使宋代之前的婉約詞創作達到了高潮。

而把抒情推向極致的，當屬柳永。這位“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柳永《鶴沖天》)且又把填詞作為第一要務、被仁宗皇帝批為“且去填詞”的詞史上聲名最為顯赫的詞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以至“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其甚至蜚聲境外，相傳“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鶴林玉露》卷一三)。對于柳永的詞集《樂章集》，歷來褒貶不一。在詞的發展、雅化的過程中，對其俗的一面的認識似乎已成為柳永及其‘樂章集》的定論。尤其是柳永因失望于仕途，把“煙花巷陌……且憊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作為自己傾心的生活，沉溺于青樓妓院、勾欄瓦肆這些社會下層場所，更觸犯了士大夫們的文人風雅。他和那些歌妓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為她們創作了大量的詞篇。“《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狠蝶，取譽箏琶。”這也為柳永招來了許多罵名。因其中大多是寫情，故人們常把它和寫情專集《花間集》一比高下。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二者題材的表達手法、抒情角度上作比較，通過比較，相信高下立現。

一、表達方式迥異

《花間集》和《樂章集》都以男女戀情為題材重心，但表達方式迥異。

《花間集》對戀情的抒寫是纏綿、纖柔、婉約的，猶如隔著紗幕，凝望一位羞羞答答、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鶯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溫庭綺《菩薩蠻》)“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襲枕寒。”(溫庭綺《更漏子》)通過對女子音容笑貌、言談舉止、穿著打扮等可聞、可見、可感的外部形象的描寫以及對女子內在氣質的刻畫，表現女子輕柔、和婉、含蓄的感情。“春情滿眼臉紅絹，嬌妒縈“人繞。”(魏承班(訴衷情》)“肌骨細勻紅云軟，嬌羞不肯人鴛裊。”(和凝《臨江仙》)“柳絲裊娜春無力。”(溫庭摘《菩薩蠻》)……這里的女子“嬌羞”織弱，含蓄不語，以一舉手、一投足、一肇、一笑、一流擬等細微動作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韻味悠長，含蓄級綿。

而《樂章集》的第一主題卻是男女情欲的直白這一題材在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被一個作家如此集中地表現出來，熱情而直率，贏得了當時世人的珍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樂章集》云:“蓋詞本僧弦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雖頗目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因為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經濟繁榮的時期，市民享樂意識膨脹，對男女情欲的要求不再遮遮掩掩。與柔弱的小姑娘似的《花間集》相比，《樂章集》則更像一位成熟而熱情的少婦，對愛的表達直截而熱烈，率真而坦誠《花間集》中很少低級趣味的描寫，雖有“錦帳”、“香裊”之類，也大都是以感傷和哀怨的筆觸寫出;多寫離情、相思，少有歡會之情。而柳詞酷肖敦煌詞，直抒胸臆。“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愿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裊被。”(《玉女搖仙佩》)在愛的交流中，《花間集》中的女性無一例外都是嬌羞、柔弱的，被動地等待愛人的追求。《樂章集》里的女子則纏綿而熱烈，勇敢而坦誠，率直而毫不做作，敢于怨恨，也敢于示愛，敢于爭取愛的權利。“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憶帝京》)“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懲難開解。”(《迎春樂》)而且，此中的女子不僅有情且有欲，“愿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二郎神》)“待伊藥，尤云滯雨，纏繡裊，不與同歡。盡更深，款款問伊，今后敢更無端。”(《錦堂春》)她們潑辣而有自我意識，個個都是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情有欲、多層次、多側面的活生生的女人。這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是不多見的，尤其在《花間集》中，更是不可能出現的。《樂章集》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說，更可觸、可感，對人性的挖掘也更直接、更深人。

二、抒情角度不同

在《樂章集》里，無論是到勾欄取歡的士大夫，還是在“秦樓楚館”里言歡賣笑的歌妓，都有著豐富的情感，都是作為真實的人存在的。

《花間集》中的抒情大都從女主人公的角度進行。這里的詞境構筑大多是以女子的口吻摹寫物態、抒發情思，是建立在豐富的藝術想象基礎之上的。想象雖然豐富，但畢竟始終隔了一層，與女性的氣質、心理不盡貼切。事實上它還是以男性的角度“隔”寫女性的心理。另外，《花間集》中的女性在表達自己的情欲時，遮遮掩掩、閃閃躲躲、半吞半吐、欲語還羞，“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裳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溫庭綺《更漏子》)“近來心更切，為君思。”(和凝《南歌子》)并且這里的女子獨自一人承擔了相思的重量與煎熬。“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萍洲。”(溫庭箔《夢江南》)“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馮延巳《渴金門》)女子愛之煎熬、思之苦楚，被描寫得淋漓盡致。女性縱有千種風情，也不會盡情宣泄，她們總是避卻情緒，默默忍受，感情偶有流露，也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對感情、欲望極度地隱忍。而這里的男子，大多以押客的身份出現，顯得寡情薄義，其形象是單薄的，蒼白無力。男女關系在這里明顯是不平衡的:男性高高在上，女性則是低微而渺小的。

而《樂章集》里，相思主要是由男子來演唱的。“追念少年時，正懲風煒，倚香偎暖，嬉游慣。”(《陽臺路》)“磋因循;久作天涯客。負佳人，幾許盟言，便忍把，從前歡會，陡然翻成憂戚。”(《浪淘沙》)“佳人應怪我，別后寡信輕諾。”(《尾犯》)就是面對仕途的選擇，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便是有，舉場消息，待這回，好好憐伊，更不輕離拆”(《征部樂》)。這里的男子與女子，除去押妓與被玩弄的關系外，更深處卻有真情流露。《樂章集》里的男子與女子同樣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離的原因歸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擾，把男女情感的相思與封建社會的仕途前程結合起來，從而使《樂章集》中的男女關系有了一些新的社會性質;另外，從人性角度來說，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當豐滿，代表著市民階層的審美意識和感情寄托。特別是，這里的歌妓不再僅僅是作為男子仕宦生涯的調節劑，她們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對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達:“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決不隱藏心中所怨;這里的男子也不再僅僅以旁觀者的身份來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與歌妓同命運、共相思，合唱出真摯的愛情來。《花間集》中女子“獨倚望江樓”、“腸斷白萍洲”的畫面，在《樂章集》中疊影而變為男女雙方的鏡頭:“想佳人，妝樓順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懲凝愁。”(《八聲甘州》)變女子的單相思為男女雙方的互相思，使一貫作為被玩弄對象的女子有了獨立的人格。

魯迅先生說:評價一個作家，“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且介亭雜文二卷·題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樂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現男女戀情與情欲，并且寫出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與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有關。超級秘書網

宋代統治者歷來抑武崇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濟時，以玩笑的態度，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致力于婉約詞創作，大膽抒發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創作婉約詞之時，正值城市經濟空前繁榮，商業貿易十分發達，宋代已穩步發展了近半個世紀。從宮廷官員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歡宴，風流蘊藉。都市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層的活躍。現代研究者大都認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適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濃歡無價”的人生哲學。宋初的“杯酒釋兵權”更引發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沒有轟轟烈烈，也少了許多豪情壯志，只有“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與“懲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的滿足。這是新出現的市民階層人生觀的主要內容。

《清明上河圖》中熱鬧繁華的市井生活就是一個明顯的佐證。市民們喜冶游，追求濃歡無價，連清明節也都“論闌買花，盈車載酒，白排千金邀妓”(柳永《剔銀燈》)。“傾城，尋勝去”(柳永《長壽樂》)。在這樣的人生哲學指引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情與欲的追求，相對于其他朝代來說，相對平等也相對開放。宋初社會關系的變動與發展，柳永個人境遇的獨特性，使他能夠率先唱出真摯的情歌。柳永詞中的男女不再是封建禮規的工具，而是人的意識初步覺醒的人，柳永因此而獲得了廣泛的讀者面。

同是婉約詞，柳永的詞絕不同于《花間集》中的婉約詞。他在詞中抒寫人的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規的傲視，同時，也開啟了我國市民文學的先河。封建士大夫們雖對柳永不無微詞，但實際上也對柳詞頗喜愛。同時代的蘇軾曾問人:“我詞何如柳七?”(《吹劍錄》)又說:“近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一《與鮮于子駿書》)欽羨之情溢于言表。直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也不得不承認“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四庫全書總目·樂章集提要》)，“詞……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四庫全書總目·東坡詞提要》)。可以說，柳永所開俗詞先河，也是宋詞發展為一代文學必不可少的內容。尤其是由他引發的詞創作的雅俗之爭，更是形成宋詞鼎盛局面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