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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不僅文學創作豐富,而且文學批評繁榮,文學逐漸擺脫功利的束縛,不再僅僅強調文學服務于政教,而是開始慢慢重視文學的審美功能,并通過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述逐漸擺脫儒家經典的束縛,形成獨立的文學經典觀。魏晉時期,思想活躍,儒學式微,道家、佛學等各派宗教盛行,這樣寬松的思想環境為文學觀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為文學擺脫經學的束縛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時對于經典的觀念,也出現了巨大的轉變。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此時期文學理論最高成就的體現,其對于經典的看法也最系統和深入。《文心雕龍》在前人基礎之上,將原道、征圣和宗經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發揮,在中國古代經典問題的討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和前人一樣,劉勰依然是首先從思想上肯定儒家經典的思想價值,他認為,文章是道的表現,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創作文章是為了表現道,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用于教化、治理國家。其在《文心雕龍•原道》中云: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兑住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鞭o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時,劉勰又認為,經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淵源,而且還在思想及藝術上為后世文學作品提供了標準,是后世文學作品的典范,將經典的文學意義提到了比較高的位置。其在《宗經》中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庇衷?“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可以看出,劉勰不僅詳細地剖析了后世各體文章與經書淵源,而且還明確地提出了文學創作審美角度的六標準,即其所謂的“六義”之美:感情深誠而不虛假,風格清朗而不繁雜,記事信實而不荒誕,思想正直而不回曲,體制要約而不蕪穢,文采美麗而不淫濫。因此,可以說文學意義上的經典及明確的藝術標準始于《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為南朝文論又一力作。此書是中國文論史第一部詩學專論,總共評述了漢魏至齊梁的122位詩人,且將這些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對詩人的品評,樹立良好的準則,對當時的詩歌創作起指導作用。鐘嶸對所評詩人進行品第的區分本身便體現了一種文學經典意識,被其列為上品的詩人如曹植、陸機、謝靈運等,都是鐘嶸心中經典詩人的代表。鐘嶸秉持的是文質兼備的文學經典原則,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經典詩人的同時,依據這一原則,對他們表現出的藝術風格進行了總結和評價,無形中也就樹立了他的文學經典標準。如他贊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辭的完美統一,是經典詩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詩品》還突破了儒家經典的束縛,站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高度正視并高度評價五言詩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這無疑是對以往論詩以《詩經》為標準、重四言的傳統詩學觀的修正和挑戰。可以說《詩品》是第一部以文學經典的視角分析詩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學經典及經典觀的形成與獨立中意義非凡。魏晉六朝時期崇尚古代經典雖然是主流,但也同樣有別調。代表性人物是東晉葛洪,葛洪繼王充之后,又對崇古抑今的風氣進行強烈批判。其《抱樸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于當時,《太玄》見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認為今勝于古,其《抱樸子•鈞世》云:“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彼X得《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在文辭方面遜于兩漢魏晉時期辭賦。一方面抨擊了貴古賤今的傳統,對古代經典提出質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對文辭的重視,從文學的角度對著作進行評判,頗具進步色彩。
其焦點就是如何對待以往經典的問題。在這幾次文學復古運動中,人們對文學經典的認識更加深入,自覺性也更強,而傳統儒家經典的文學經典地位,也得以凸現和鞏固。第一次大規模的復古運動發生在詩歌領域。經歷六朝詩風和文風的浮華之后,初唐陳子昂首先舉起復古大旗,其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边@里,陳子昂表達了對晉宋以來,尤其是齊梁頹靡不振詩風的不滿,大力提倡風雅、風骨與興寄,要求保持《詩經》的風雅傳統,學習漢魏詩歌剛健、質樸的風格。很明顯,他是將《詩經》、漢魏詩歌當成詩歌創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動搖的文學經典。他的矛頭是對準初唐盛行的片面強調文采的浮靡詩風,因此,經典不僅成為文學創作的典范和法則,同時也成為一種革新的手段。陳子昂大力提倡復古對唐詩的風格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此以后,復古與革新便交織在一起,對唐詩創作高峰的到來產生了積極影響,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動從傳統中尋求汲取創作營養,如李白就是陳子昂復古論的直接繼承者,他一生鐘情古風,而且也是其詩歌創作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其他詩人也是從傳統中找到了創作的突破口,由此一來,詩壇為之一振,盡掃齊梁余風,這不得不說是復古運動帶來的積極影響。第二次復古浪潮在中唐開始席卷,這一次是在散文領域展開,矛頭指向了六朝以來產生的一種新文體———駢文。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質樸,內容充實,而且極富思想性,為后世的散文創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樣。然而,六朝時期,隨著駢文這種片面追求語言形式美的新文體的產生和興盛,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喪失殆盡,這種不良文風一直延續到中唐。面對社會的矛盾、文風的凋敝,韓愈、柳宗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反對浮華艷麗的駢文,提倡學習先秦兩漢的古文。韓愈首先吹向復古號角,他在《答李秀才書》明確表達了他的主張:“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庇终f:“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其辭;通其辭,本志乎古道者也?!焙苊黠@,韓愈提倡古文,不僅僅是學習古文的文辭和表達方式,更要學習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載的思想內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韓愈十分推崇先秦兩漢古文,在《答李翊書》中提到自己開始學習文章時,“非先秦兩漢之書不敢觀”,同時他還在《進學解》中,對他認為的前代經典有更為具體的說明:“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兑住菲娑?,《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焙茱@然,韓愈主張的學習面很廣,不僅限于儒家的《五經》,還提倡學習《莊子》、楚辭、《史記》、揚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兩漢經典古文為標準,對文學思想性和藝術規范雙重要求是古文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同時,此次文學復古運動開創了一種新的雄奇瑰麗的藝術風格,為后世散文創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規模復古運動是發生在宋代的詩新運動。此次運動貫穿整個北宋,經歷了三個階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鉉、孫復等人,中期以歐陽修為領袖,響應者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及王安石、曾鞏等人,是此次運動的高潮。后期是詩新運動的完成階段,以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為代表。此次運動以復古為旗號,以革新為目的,他們最初反對的目標就是盛行于宋初詩壇的西昆體和晚唐五代延續下來的頹靡文風。為了達到革新目的,他們主張學習古代經典:散文領域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及韓柳古文,詩歌方面則以《詩經》、《離騷》、兩漢樂府、建安詩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詩人詩作為標桿,主張以復興古道改革文風與世風。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動機和背景與韓柳的古文運動頗為相似。以歐陽修為例,他非常重視文與道的關系,提倡從前代經典中追尋古道,《答吳充秀才書》云:“圣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很顯然,對文學思想性的強調與韓愈是一致。因此,歐陽修對韓愈古文極為推崇,他在《記舊本韓文后》中敘述自己讀韓文的經歷和感受:“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詩新運動的領袖都如此,其他人對道與古文的重視可想而知,因此詩新運動可以說是韓柳古文運動精神的延續。
三明清時期的復古運動尤盛
是中國古代歷史進程當中最具復古色彩的時代。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會發展到末期,一方面,人們對古代文化有一種本能的依戀;另一方面,文學發展到了明清時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頸。和歷次復古一樣,文壇的領導者們也想利用倡導古風反對不良文風,從古代經典中找到創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時代的復古運動,并沒有像前幾次那樣取得驕人的成績,相反漸漸走上了因襲和模擬的死胡同,從而也招來了強烈反對的聲音。在流派眾多、新舊思想交織、爭論不休的明清文壇,圍繞經典與反經典、復古與革新呈現出一道熱鬧非凡的風景線,從而也為古代文學經典的創作拉開了帷幕。明清時期,最具影響力的要數明代中葉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發起的文學復古運動。前后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主張散文學先秦兩漢,古詩學漢魏,近體則學習盛唐。而唐宋派則主要是在散文領域,主張散文創作應該學習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唐宋名家,雖說學習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他們的目的是趨同的,即反對明初以來粉飾太平的臺閣體及陳腐的八股文,從扭轉文風的角度講,此次文學復古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沒有能夠處理好復古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而是一味循古,極少創新,因此,創新成就乏善可陳。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夢陽在《答周子書》中說:“仆少壯時,振翮云路,嘗周旋鹓鸞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諧音度。如方圓之于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笨梢?,他將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則,認為這些經典之作無論是在結構還是在語言、修辭等方面都有一成不變的法式,必須嚴格遵守。這種匍匐于經典的腳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終究使得這次復古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擬古,層層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寫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強烈反對。如公安派的主將袁宏道就對當時盲目復古進行了猛烈批判: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客觀上講,袁宏道的批評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復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創作上的成就遠遠高于明代的復古派。如果說明代復古派重在“復”的話,那么公安派則重在“變”,在復與變的爭論中,前代經典的意義也較為客觀呈現了出來。清代的文學復古流派更多,較有影響的,如詩詞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詞派、陽羨詞派,散文方面則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駢文中興派等等。但總的說來,清代的文學復古多以擬古為主,創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積極意義,與前代的文學復古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故不再贅述。
四總結
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可以大致掌握古人文學經典觀形成與演變的脈絡,也能總結出中國古代圍繞經典問題開展的文學活動的諸多特點。首先,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從依附于經學到逐漸獨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此間一直存在經典與反經典的問題,也就是說,存在著經典的樹立與推翻的問題。這也告訴我們,文學經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經歷長時間歷史的洗禮。另外,這一過程必然存在著爭論,因此,也會存在著起伏和波動。其次,中國古代的文學復古運動是圍繞經典展開的,每次復古運動的時候,經典都成為扭轉和改革文風的重要武器,發揮著典范的作用,人們每次都能從經典當中找到創新的突破口,從而樹立新的典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學習經典的時候,也不斷地發現并樹立著新的經典。如上文提到的韓愈倡導學習揚雄作品,歐陽修對韓愈古文的推崇,嚴羽高舉盛唐詩歌等,都體現了古人與時俱進的經典觀。認清這些特點,有助于我們理解古代文學經典的內涵,也為更客觀地討論古代文學經典的形成和變化提供了幫助。
作者:王世立單位:湖北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