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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市鎮史的研究，早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江南平原市鎮，卻鮮有涉及江南山地者。本文擬考察江南山地的徽州市鎮，并將其與平原地區的江浙市鎮對比研究，進而探討不同的自然人文條件下市鎮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關系。

一

與江南平原地區相似的是，徽州市鎮的萌芽可追溯到宋元，而其真正勃興卻在明清時期。如漁亭，宋時就已設治建里，并因其他當孔道而設有驛站，商業也較繁興。明中葉以降，隨著徽州商品經濟的發展，其“七省通衢”、依山傍水的優越地理位置的經濟意義充分顯示出來，成為黟祁兩縣的重要集散中心，由杭州或屯溪轉運而來的貨物多由此登岸轉輸黟祁各地；而兩縣的農副、土特產品也多在此匯集，運往外地。漁亭的商業盛極一時。又如深渡，北宋時只是姚姓單姓定居之地，因地處新安江畔，已有商業活動，然僅一村市而已。明末時，深渡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店鋪上百家，客戶百十家的中等市鎮了。居民結構亦從原先的一姓發展為姚、詹、鮑、胡、余、吳六姓共居。再如巖鎮。巖鎮乃徽州著名古鎮，宋紹興年間設鎮，元時已是“商旅每旬以三、八日會集貿易”［①］的集市；明中葉以降，巖鎮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巨室云集，百堵皆興，比屋鱗次，無尺土之隙”［②］。太平天國時，巖鎮毀于大火，其經濟中心的位置才為屯溪所代替。屯溪興起始于明嘉靖年間。此外，龍灣、流口等小市鎮也都是明中后期開始繁興的。徽州市鎮的勃興，并非偶發的現象，而是與明中后期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合拍的。在明成弘以前，徽州雖有出賈之習，但基本上還是一個封閉、靜態的農業社會。“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婚嫁依時，閭閭安堵，婦人紡織，男子桑蓬。［③］”此后，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沖擊著傳統的社會秩序，造成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即所謂“操資交揵，起落不常”，“東家已富，西家自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④］。貧富分化造成了大量的無業游民。休歙兩縣“其有業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業者什七八焉”［⑤］。由于職能所限，府縣治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外出經商外，大量游民就近涌入市鎮從事工商業。隨著徽州對外經濟交往的日趨頻繁，以軍事和行政為主體職能的府縣治已滿足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樣，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為農村商品交易中心、農副產品加工中心、貨物集散中心的市鎮便興起與發展起來。徽州市鎮經濟繁榮表現如下：

從市場的規模看，徽州山區市鎮的規模并不亞于江南平原地區的市鎮。有些徽州市鎮的規模甚至超過了軍事、政治中心的府縣治所。萬安鎮南臨橫江，交通便捷，市況發達，一直被列為休寧九大街市之首，民間有“小小休寧城，大大萬安街”之俗語。屯溪原先也不過休寧一街市，后竟成一方重鎮，其規模與繁華遠非縣治海陽鎮所及。這是由市鎮的主導職能決定了。與府縣治所軍事、政治的職能不同，市鎮職能是商業性的，因而聚集了大量的農村剩余人口，規模自然隨之膨脹。然在徽州，象巖鎮、屯溪這樣規模的市鎮是不多的，更多的是深渡、萬安、漁亭、流口等中小市鎮。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徽州畢竟是萬山環抱的山區，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平原地區，市鎮密度變比江浙平原低得多。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除府縣城外，徽郡計有街市53個［⑥］，而其六邑總面積為13870平方公里，其密度為1／262，即每262平方公里1街市。而杭州府市鎮數為130個，面積為7334平方公里［⑦］，其密度為1／56，遠遠高于徽州的市鎮密度。市鎮密度的差異顯示了江南山地與平原地區的差別。

市鎮的交易一般以“常日為市”為主要形式。此外，有以某一商品為主干的季節性集市貿易。如深渡的茶市、棗市、枇杷市等。廟會集市也是明清徽州又一重要的貿易形式。徽州地處山區，交通不似平原地區方便，市鎮分布也不似平原地區普遍，且多集中在沿新安江一線，物資交流比較困難，因而一年一度的廟會集市便成為農村重要的貿易方式。如巖鎮的上九會，每年農歷正月的初八、初九、初十巖鎮祭祀唐代張巡、許遠兩忠烈，四鄉農民燒香禮拜的同時，還進行貿易。一時商民云集，竹木器材、日用百貨、備耕農具應有盡有。江南的平原地區，廟會亦十分普遍，但較之徽州，其集市貿易的功能是居次要的，因其市鎮體系十分發達，廟會的娛樂性功能卻較徽州濃厚得多。

市鎮的興起推動了周邊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深渡便是很典型的例子。深渡地處徽州與江浙經濟聯系的結合部分，是一重要碼頭，周邊武陽、三陽、中村、蘇村、杞梓里、霞坑等地棗農，將棗子送至深渡加工并轉運外地。土特產“三潭枇杷”也是在深渡加工、外銷的。久之，深渡與這些村落間形成了一種比較密切的經濟聯系，逢年過節、婚喪喜慶，人們都趕至深渡辦貨，俗謂“深渡擔”。深渡也由此而成為歙縣南鄉和東鄉的商業中心。再如屯溪，因地處平原與山地交接處，又是率水、橫水匯流之所，商業十分繁榮。《清史稿》稱其“在（休寧）縣東南，為茶務都會”［⑧］。但其腹地卻大大超過了“縣東南”這一隅之區，也不僅僅是茶葉都會了，而成為徽郡最大的水運碼頭、商品集散地和“一邑總市”［⑨］。

市鎮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十分興盛。徽州本是“朱子闕里”，文風極盛，素有“東南鄒魯”、“文獻之國”的美譽。在此背景下，市鎮文化事業又因其強大的物質保障而尤為發達。如巖鎮，《巖鎮志草》稱其“甲第如鱗”，“人文之盛，甲于鄉邦先進。”早在宋代，巖鎮便建有友陶書院；明初有潛虬書院；明中葉有南山書院；清代有檀山書院、百榆社等。從唐至清，巖鎮共出了4個狀元、36名進士、81名舉人，其中供州府職者47人，授予“府學”“縣學”職者58人。其他如萬安、漁亭等古鎮也是文教興盛發達之地。文教事業的發達，無疑也為市鎮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智力保證。

二

與江浙平原地區市鎮相比，徽州山地市鎮在其布局、功能、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

（1）市鎮布局。徽州市鎮多沿江沿河而設，形成線狀結構的布局。這是地球環境造成的。“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⑩］，峰巒聳峙，山勢陡峻，陸路運輸十分困難，對外經濟聯系主要依靠水路。“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從饒州鄱、浮；一從浙省杭、嚴”［①①］，即新安江與閶江。其中新安江是徽州最大水系，有率水、橫江、練江、深渡河等大小支（源）流30余條，流域面積達6751平方公里，是徽州對外聯系的主要通道，所謂“小舟如葉，魚貫尾銜，晝夜不息”［①②］適應徽州對外經濟聯系的需要，市鎮多分布于新安江及其支流上，如深渡、屯溪、龍灣、漁亭、萬安、巖鎮等等，從而形成了徽州市鎮布局上的線狀結構。這與江浙地區市鎮的網狀結構迥然不同。在那里，市鎮亦多依水而立，但與徽州不同的是，江浙一帶河汊相交，水網密集，江南五大鎮之一的濮院鎮，在其周圍40里之內，就有硤石、石灣、新塍、王店、烏青、屠甸等鎮，且彼此間水陸交通極為便利。又如雙林，東至烏青36里，東北至南潯36里，西到菱湖亦是36里。在如此繁密的市鎮網絡覆蓋下，村落無一例外地卷入市鎮經濟之中。而在徽州，街口距深渡23公里、深渡距屯溪55公里、屯溪至萬安18公里，而萬安又距漁亭38公里，這種線狀結構不能形成網絡覆蓋周圍地區，故而市鎮對農村的影響力要小于江浙平原地區。

（2）市鎮功能。市鎮的功能有兩種，一是以生產或加工為主體職能，稱為專業型市鎮；一是以商品的集散與流通為主體職能，稱為商業型市鎮。

江浙地區的市鎮，專業型的居多。例如嘉興府，根據陳學文先生的研究，屬手工業專業市鎮的有：絲織業的濮院鎮、王江涇鎮、青鎮、王店鎮、新塍鎮；棉織業的魏塘鎮、風涇鎮、王店鎮；建筑器材與日用品業的干家窯鎮、陶莊市；五金用品業的爐頭鎮；竹器加工業的陳莊鎮、新塍鎮；油漆工藝與玩具生產業的斜塘鎮；屬于農副產品加工業的市鎮有：蠶桑、原絲銷售市場的青鎮、石門鎮；油料加工業的石門鎮；生姜銷售地新豐鎮；鹽業生產地鮑郎市；屬于交通樞紐的市鎮僅有王江涇鎮、半邏市、皂林鎮、陡門鎮、乍浦鎮、澉浦鎮、廣陳鎮［①③］由此可見，嘉興府的市鎮中屬于專業型的占大多數，即便是那些商業型的市鎮，也往往兼有專業型市鎮的色彩。王江涇鎮是江浙十分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其居民也“多織綢，收絲縞之利”［①④］。反觀徽州，雖說市鎮也有生產或加工的功能，但其集散與流通的功能一般都占主導地位。深渡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商業型市鎮，擔當了徽州重要集散中心的角色。雖然深渡亦有不少農副產品加工業，卻只是藉其集散功能才在此加工的。本世紀30年代，徽杭公路通車，陸路取代水路成為徽州對外聯系的主要方式，深渡的商品集散功能喪失，其棗加工業遂就近遷至杞梓里。徽州另一個重要的集散中心是屯溪。為對其集散功能有一個具體、直觀的了解，下面對30年代屯溪往返船只運送之貨物作一考察［①⑤］，盡管時間并不吻合，但考慮到近代徽州社會經濟發展遲滯的因素，它大致能反映清中葉甚至更早一些的歷史實情。當時，船民組織是以“保”為單位的。屯溪保，負責屯溪和漁亭間的貨物運輸，下行，主要從漁亭運瓷器到屯溪；上行，則從屯溪運百貨漁亭。屯上保，負責屯溪和上溪口間的貨運，下行，從上溪口運茶箱板、雜貨、干筍、柴炭到屯溪；上行，從屯溪運食鹽、布匹、雜貨到上溪口。屯龍保，負責屯溪和龍灣間貨運，下行，自龍灣運木炭、雨傘、茶葉、筍葉、紙、香菇到屯溪；上行，自屯溪運食鹽、石灰、百雜貨到龍灣。屯杭保，負責屯溪和杭州間貨運，下行，從屯溪運茶箱板、箬皮、寸板、枕木、冬筍、桐油到杭州、上行，從杭州運食鹽、布匹、油糧、魚、雜貨到屯溪。上述可以看出，屯溪的集散功能是顯而易見的。此外，漁亭、龍灣等也都是集散中心，只不過規模較小，從屬于屯溪罷了。

（3）市鎮文化，與江浙平原市鎮文化的強烈世俗性不同，受整個徽州大環境的影響，徽州市鎮文化呈濃厚的宗族文化色彩。據《巖鎮志草》記載，巖鎮以一鎮之地而擁有21個祠堂，充分展示了宗族文化的繁興。從建祠年代看，除兩個無考外，正德間建1個，嘉靖間建7個，隆慶間建2個，萬歷間建6個，順治、康熙、雍正間各建1個。嘉隆萬三代占建祠年代可考祠堂的78．9％。這恰與史志所載“自嘉隆以來，巨室云集，百堵皆興，比屋鱗次”的繁榮經濟局面在時間上相吻合，從而說明了市鎮經濟的繁榮并沒有對封建的宗族制度造成沖擊；相反，卻為其生存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從宗族活動看，每年的春秋二祭是各宗族內最重要的活動，每逢此時，全族集會，沐浴齋戒，齊集祠堂，由族長（或宗子）主持祭祀活動。清明掃墓一般也要先至祠堂祭神主，再各自祭掃。此外還有公共社區文化活動，如遺愛祠、名宦祠、逸民祠、義士祠的春秋二祭，雙烈廟的祭禮活動（即上九會）等，旨在“聯鄰里族黨之歡”［①⑥］，保護各族的共同利益。宗族間又往往通過聯姻，左右市鎮的發展。在泊浙平原地區，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由地方豪宗強族創立市鎮的例子。嘉定的羅店鎮，“元至升間羅升創市”［①⑦］。太倉的璜涇，成化間趙壁創市，時稱“趙市”［①⑧］，等等。但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市鎮的宗族組織迅速瓦解。清中葉的濮院鎮“有祠之家，千百之一二”［①⑨］，這與徽州市鎮的“族必有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莊鎮亦如此，“宗祠為近地所鮮，故祭禮愈略”［②⑩］。作為宗族制度重要象征的宗祠的稀少，反映了平原市鎮宗族文化的淡化的實景，而世俗性、商業性色彩則愈發鮮明起來。從商人組織看，平原市鎮上地緣性的會館和業緣性的公所已取代血緣性的宗族組織而在市鎮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浙市鎮上往往聚集了大量的外籍人口，為保護同鄉或同業的利益，會館、公所次第建立，如雙林鎮上就有涇縣會館、金陵會館、新安義團和米業、藥業公所等商業色彩很濃的組織。從市鎮設施看，茶樓、酒肆、旅館等娛樂性、商業性設施也作為市鎮繁榮的附屬物興建起來。濮院鎮“茶酒肆不啻百計，……新絲時更甚”［②①］。但在徽州市鎮上，卻很難看到如此繁榮景象，“城市無茶館、酒肆。沖處僅有之，亦苦茗一盂，……不足言館”［②②］。

徽州山地市鎮與江浙平原市鎮所表現出來的諸多差異，是它們處于不同地理及社會經濟環境所致。同樣，徽州市鎮不能如江浙平原市鎮推動并實現社會轉型，根子亦在于此。

三

美國學者牟復禮認為：“中國工業主義濫觴于各市鎮，而不在大城邑”［②③］。這在江浙平原市鎮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如石門鎮的油坊，采用雇傭制經營方式，已具備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無徽不成鎮”。徽在江浙市鎮的蓬勃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徽商桑梓之地的市鎮卻未能找到資本主義萌芽的例子。徽州市鎮經濟的發展為何不能推動本地實現社會轉型呢？

“徽州介萬山之中”，域內山高谷深，山多田少。土質又極差，“地隘斗絕，厥土骍剛而不化”［②④］生態環境亦惡劣，“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②⑤］。因此，徽州糧食生產不發達，“即豐年，谷不能二之一”［②⑥］。這使得徽州有極強的對外依賴性，“百貨皆仰于外”［②⑦］。

此外，徽州又因江水流域的不同而劃分成三個相對獨立的自然區域。新安江流域區，包括歙縣和績溪、休寧、黟縣的一部分；閶江流域區，包括祁區、婺源和黟縣的一部分；青弋江流域區，主要在績溪北部。各自然區域的形成，本利于地域分工與交流。但徽州陸路交通不便，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很薄弱，它們各自依水路展開對外經濟聯系。新安江流域區對浙江，閶江流域區對江西，青弋江流域對寧國。這種經濟上的聯系在社會生活方面亦有反映，如婦女服飾，“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揚，休近蘇松，婺、黟、祁近江右，績近寧國”［②⑧］。徽州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和區域間經濟聯系的松散性決定了它不能在經濟上實現全區域的整合，未能形成區域性市場。域內市場的狹窄對徽州市鎮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由于陸路交通不便，徽州對外聯系只得依靠水路，但水路亦非通暢之途。由于徽州地勢較高，水位落差大，民間素有“一灘高一丈，新安在天上”之諺，水勢奔流，險灘迭出，“東涉浙江，險灘三百六十；西通彭蠡，險灘八十有四”，故而“旅之往來，殊非易事”［②⑨］。此外還有“壩腳牙儈”、“街蠹地棍”甚至地方官的人為阻滯。對外聯系的不便，又大大限制了徽州市鎮的域外市場，制約了市鎮的進一步發展。

而江浙一帶的平原地區，水網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對外聯系亦稱便捷，南北有京杭運河，東西有長江水道，又濱鄰大海，發展海外貿易，得天獨厚。便利的交通為這一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至遲在明代，蘇、松、杭、嘉、湖地區已形成了一個有內在經濟聯系的區域整體。洪武三年六月的一則上諭即以“蘇松杭嘉湖”連稱［③⑩］。此后，這類并稱在公私著述中屢見不鮮。以漣川沈氏這一經營地主為例，其采購活動竟達于杭嘉湖蘇四府六縣［③①］，可見其區域經濟整合之一斑。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市鎮發展自有徽州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如雙林鎮的絲綢貿易市鎮近則江南五府，遠則閩廣等地，所謂“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③②］，有“通行天下”之稱。徽商雖“幾遍禹內”，但并不代表徽州商品有如此廣闊的市場，事實上，從事徽州與域外市場聯系的畢竟只占徽商總數的小部分。

市鎮是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明清徽州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是其市鎮勃興的最根本動力。而徽州商品經濟的局限性也制約了市鎮經濟的發展，制約了其推動社會轉型的功能的實現。

徽州商品經濟尚局限于自然經濟補充的水平，這是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力水平發達的基礎上的。明清徽州農業生產力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人不當其半”［③③］力田者，依然“耕獲三不瞻一”［③④］。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下，出于以副助農的目的，一些商品性農業、家庭或家族手工業及小商業得以發展。許承堯在談到歙縣明清社會風俗時曾說：“陸南山多田少，食資于豆與粟，而棗栗柿橡之產副之。［③⑤］”萬歷《休寧縣志》亦曰：“良民猶免于凍餒，而樵采樹藝者，用積儲以阜其家脫也。［③⑥］”婺源“收麻藍粟麥佐所不給，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魚稻于饒，易諸貨于休［③⑦］”。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落后，農民靠傳統的農業生產根本無法生存，不得不進行商品性的農業生產，以期“佐所不給”，“免于凍餒”。徽州手工業發展亦相類似。我們固然可以找到商品性大生產的例子，但采用家庭或家族手工業的形式以工助農的小商品生產則更為普遍。至于商業，徽州雖有“藏鏹有至百萬”的富商巨賈，但畢竟“千百中不一二焉”［③⑧］，何況他們一般都靠經營國家專榷商品——鹽而致富的，而非以徽州本土為依托。商業利潤也“十一在內，十九在外”［③⑨］。在徽州，絕大多數還是那些迫于情勢，“以賈代耕，不能不糊口于轉轂”［④⑩］的小商人。他們春出冬歸，以微薄的商業利潤“求哺嗷嗷之數口”［④①］。這里，商人的經濟活動和那些從事商品性農業生產、家庭或家族手工業的小農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其目的亦無非以商助農。因而從總體上說，徽州的商品經濟只能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徽州市鎮在很大程度上是應徽州對外商品交換之需而建立的。由于徽州的山區地理環境，作為商品交換內容的，多為茶、木、棗、筍等土特產品，而這類產品對加工業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鎮的集散功能遠遠大于其生產的功能。以集散為主體功能的市鎮與周邊農村的聯系雖也很廣，卻較專業型市鎮則要松散得多。前文所述的深渡雖可吸引幾十里外的農副產品——棗到鎮上加工、集散，但一旦其集散功能喪失，市鎮與鄉村間的這種聯系便宣告結束。而江浙市鎮，由于其生產功能較強，市鎮與鄉村的關系要緊密得多。如王江涇鎮，不僅周圍接戰港、漁家漾、南江市、棲真寺、油車港、盛家廊、龔家灣等都是“居民大半織絍為業”的專業生產村落（市），而且“左右三十里內，各鄉悉統于涇鎮”［④②］。可見，江浙市鎮的發展帶動了周邊農村的發展，形成了市鎮與鄉村一體化發展格局。但在徽州，這種一體化格局始終未能形成，市鎮與周邊農村聯系的松散性及商品經濟本身的局限性，使市鎮未能突破傳統的自然經濟的藩籬，實現社會轉型。

徽州市鎮上的濃厚宗族文化氛圍是阻礙其發展的又一因素。徽州是一個宗族制度極發達的地域社會。在傳統社會向近世社會轉型中，宗族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復合體。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啟動與發展，從而對市鎮的繁興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與商品經濟與其載體——市鎮畢竟是異質的，在促進商品經濟及市鎮發展的同時，也阻礙了它的社會功能的進一步實現。這種阻礙表現在許多方面，現僅從宗族文化氛圍對徽商心理的影響這一角度，略呈管見。

且從商人在徽州的社會地位談起。“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舉反在次著。［④③］”若離開商業，整個徽州社會就難以生存。故商人的經濟地位在徽州是得到普遍認同的。但商人的社會地位呢？商人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價值觀整合了徽州社會？雖《歙事閑譚》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④④］。但切不可估計過高，筆者以為這種整合是十分有限的，且從屬于徽州宗族文化。將《巖鎮志草》與江浙的市鎮志相比較，就可以有一種明顯的感覺：《巖鎮志草》連篇累牘大談宗族、節烈、功名，有一種濃重的宗族文化氛圍，對市鎮的繁榮、商業的發達只略略帶過，全然沒有江浙市鎮志中關于商業的詳細記載。在徽州府縣鎮志和族譜家乘中，有關商人的記述雖然不少，卻多散見于“義行”、“孝友”、“質行”等門類中，且對商人的商業活動所甚簡，對其所謂義行，則不惜筆墨。在他們看來，商人的商業活動本身并不重要，只不過是因其商業利潤加固了宗族倫理關系才值得褒揚。而那些“為人奴者”，即使“盛貲厚富”，也得不到社會的認同，“終不得齒于宗族鄉里”。在這種濃重的宗族文化氛圍熏陶下，商人往往把行義舉、善舉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巖鎮大商人佘文義“操奇贏”而“振其家”后，“置義田以養族之不給者，義屋以居族之無廬者，義塾以教族之知學者”，又獨資興建佘翁橋，故《巖鎮志草》褒揚他“年逾八十而義行不絕”。竟還有行義舉而不惜敗家破產者。漁亭商人楊乃賢不過中等資產，乾隆二十四年，他捐白銀2000兩，在漁亭興建“永濟橋”，功未畢而人去世，其子楊天培毅然將商號一片片拍賣以維持開支。橋建成，楊天培即宣告全面破產。巖鎮商人佘文帽斥資重修“佘翁橋”，也是“橋成而家竭焉”［④⑤］。可見，宗族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商人的思想意識中，并內化為自覺行為，“見義勇為”［④⑥］成為其實現自身社會價值的途徑。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教倫理有著某種淵源關系。這一倫理的要義就是教徒有增加自己財富的責任，而增加財富本身就是目的，誠實、信用、勤勞只有符合這一前提，才能稱作美德。正是這一倫理滋生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④⑦］。徽州宗族也要求族人經商致富，但商業活動本身是居于從屬地位的，只有宗教義舉才是其出發點和根本歸屬。這就從根本上制約了徽州市鎮的發展，對于資本主義萌芽來說，這里是一片沙漠。

在明清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盡管有諸多相似之處，同處江南的平原市鎮與山區市鎮最終還是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江浙平原市鎮推動了社會轉型，雖然這種“傳統內變遷”在清中葉時為西方列強打破，但它卻很快適應了政治、經濟的變革，繼續擔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徽州市鎮卻因種種原因，依舊保持著傳統的格局，從而造成徽州近現展的滯后。

注釋：

①洪炎祖：《延祐新安后續志》，見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貨·財賦》。

②①⑥《巖鎮志草·發凡》。

③④《歙志·風土》。

⑤《金太史集》，卷4，《與歙令君書》。

⑥《徽州地區簡志》，黃山書社1989年版，第142頁。

⑦杭州府的行政區劃變化大，這里是筆者對照《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譚其驤主編，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和《浙江省地圖冊》（浙江省測繪局編制，地圖出版社1981年版）而得出的大約面積。

⑧《清史稿·地理志》。

⑨休寧《賦役官解全書》。

⑩《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2》。

①①②⑦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賑》。

①②③④康熙《休寧縣志》，卷7，《汪偉奏疏》。

①③見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頁。

①④萬歷《秀山縣志》，卷1，《風俗》。

①⑤《安徽省航運志》。

①⑦光緒《嘉定縣志》，卷1，《市鎮》。

①⑧弘治《嘉興府志》，卷14。

①⑨（清）金淮：《濮川所聞記》，卷2，《坊巷》。

②⑩光緒《周莊鎮志》，卷4，《風俗》。

②①《濮院瑣志》，卷6。②②嘉慶《黟縣志》，卷1，《地理風俗》。

②③轉引自《民生的開拓》，第333頁，三聯書店1992年版。

②④②⑤順治《歙縣志》，卷1，《輿地·風俗》。

②⑥同治《祁門縣志》，卷5，《風俗》。

②⑧③⑤④④《歙事閑譚》，第18冊，《歙風俗禮教考》。②⑨《徽商便覽·緣起》。

③⑩《明太祖實錄》，卷53。

③①參見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文中對《沈氏農書》的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1期。

③②唐甄：《教蠶》，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7。

③③《天下郡國病書·江南20》。

③⑥萬歷《休寧縣志》，卷1，《風俗》。

③⑦光緒《婺源縣志》，卷3，《風俗》。

③⑧④①萬歷《休寧縣志·輿地志·風俗》。

③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贈程君五十敘》。

④⑩《太函集》，卷14，《谷口篇》。

④②唐佩金：《聞川志稿》，卷1，《疆域》。

④③《二刻拍案驚奇》，卷37。

④⑤《巖鎮志草》。

④⑥光緒《婺源縣志》，卷33，《人物·義行》。

④⑦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