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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性鮮明的人物對話

《列女傳》記錄了大量的人物對話,這是劉向刻畫人物個性的基本手法。人物的語言是其特殊的生活經驗、教養和心理的透露。劉向深諳此理。因此,《列女傳》的人物語言,無論是獨白還是對話都做到了個性化,其筆下的各色人物都是說著各自的、與她的身份、性格相符的話,聞其聲便可知其人。像卷三《魯漆室女》中傳主與鄰婦的對話,卷六《楚江乙母》中傳主與楚王的對話,分別反映出漆室女見微知著、忘私憂國的高潔和江乙母不畏權勢、敢于抗上的性格。《列女傳》形制短小,篇幅有限,造成人物表現的某些局限性。要想“文約而事豐”①,就必須用最儉省的筆墨,刻畫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劉向已注意到了這一點。有時能用二三句簡短的對話就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如卷三的《孫叔敖母》寫孫叔敖兒時出游曾撞見一條兩頭蛇,并將其殺死埋掉,回家向母親哭訴的故事。文中記述了母子二人的對話: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游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于楚。”每人只有兩句話,但卻從中表現了叔敖的仁愛精神,揭示了叔敖母由憂到喜的心理變化,展現了她的遠見卓識,明智善良。語言凝練,文字樸素,富于表現力。

簡則簡矣。劉向有時則又不厭其煩,極盡渲染之能事,體現出高超的語言技巧。我們試以《列女傳》中最長的傳記作品《魯季敬姜》為例加以說明。敬姜子文伯退朝見其“方績”,隨口說了一句充滿愛意的不滿之語,結果,便引來敬姜語重心長的長篇大論: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圣王之處民也,擇瘠上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是故天子……諸候……卿大夫……士……自庶人已下,……王后……公候之夫人……卿之內子……命婦……列士之妻……自庶士以下……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這里,敬姜先從“圣王之處民”說開,民有“沃土”與“瘠土”、“勞”與“逸”之分,接著便從“天子”、“諸候”、“卿大夫”說到“士”、“庶人”,時間上又有“朝”、“晝”、“夕”“夜”之分。不僅有對男性的要求,女性也不例外,從“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內子”、“命婦”說到“列士之妻”,“庶士”。始于“魯其亡乎”,終于“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前后照應,無不詳備。

2表現心理活動的內心獨白

人物語言中的獨白往往是人物心靈深處真實情感的流露,它能夠更細致確切地表達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從而達到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列女傳》所記人物獨白雖然不多,卻運用得非常成功。卷四《齊杞梁妻》中傳主安葬完丈夫后的自言自語: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這段內心獨白不僅揭示了杞梁妻在失去丈夫后的凄苦悲涼,茫然不知所從的內心世界,而且表現了其在“三從四德”等封建傳統倫理思想禁錮下的“貞而知禮”。《列女傳》中類似獨白很多,像卷五《周主忠妾》中媵婢關于“言與不言”、“進與不進”毒酒時激烈的內心沖突,同卷《京師節女》中節女在丈夫與父親之間做兩難抉擇時痛苦的內心世界。較之一般敘述語言更生動,更具表現力。

3形象貼切的比喻手法

為了增強語言的形象性和說服力,《列女傳》運用了比喻的手法。《列女傳》的比喻,輕便靈活,貼切工巧,最能抓住要害。卷二的《陶答子妻》中,陶答子妻在其夫省親歸來時,“獨抱兒而泣”,觸怒婆婆,引發了一番議論: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這里,陶妻分別以“玄豹”、“犬彘”為喻,前者比喻那些隱居伏處,愛惜其身的隱者,后者比喻那些貪富務大,不顧后害的短淺之士。后來,“玄豹”、“霧豹”、“豹隱”遂成為典故而為世人所稱頌。有時用喻,順手拈來,毫不費力。像卷一《鄒孟軻母》中孟母自斷機杼,以織布喻學習,教育孟子不織則無以成匹布,不學則無以成人才。還有如卷六的《楚江乙母》、《齊孤逐女》等。

4豐富多彩的引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列女傳》稱得上詩史,或者說是詩與史的結合。這不僅是因為它有詩一般動人的內容,還在于詩在全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據粗略統計,《列女傳》引《詩》、賦《詩》現象多達157次(包括“國風”68次,“雅”79次,“頌”10次),除卷五的《魯孝義保》、《晉圉懷嬴》、《珠崖二義》、《京師節女》和卷八的《梁鴻妻》五篇傳記外,其余全部女性傳記均引用了《詩經》中的句子,這些對研究《詩經》和中國經學史頗有價值。《列女傳》引《詩》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各傳中間引用,一種是在各傳末尾引用。首先,我們來看各傳中間引用的情況,這又有明引與暗引之分。明引是指傳主在言談中引用《詩經》的情況,這種引用可以增強話語的權威性和說服力。如卷一的《楚子發母》寫傳主教訓戰勝歸來的兒子時,引用了《唐風•蟋蟀》第三章的一句,即“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以此告誡兒子要團結士卒,同甘共苦。同卷中的《鄒孟軻母》引《小雅•斯干》的句子說明“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類似的還有卷二的《晉文齊姜》、《晉趙衰妻》等。暗引是指傳主在言語中賦(作)詩。卷一《衛姑定姜》寫定姜歸“畢三年之喪”的兒媳婦時,賦詩送別。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這兩首詩均引自《邶風•燕燕》,稱贊了定姜的仁慈厚愛。其它如卷一《齊女傅母》引《衛風•碩人》,卷二《秦穆公姬》引《秦風•渭陽》,卷二《周南之妻》引《周南•汝墳》,卷三《許穆夫人》引《庸風•載馳》,卷四《召南申女》引《召南•行露》等等。這種方式的引《詩》可以看作是劉向對《詩經》的理解、注釋,不失為劉向的“一家之言”。最常見的情況還是在各傳的末尾引《詩》。《列女傳》引《詩》157次,其中,這種情況就達137次之多。例子隨處可見,卷一《有虞二妃》結尾曰:“《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卷五《代趙夫人》結尾是:“《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作者在傳文結尾借“君子”之口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大量地引《詩》對傳主進行褒貶評論,這種情況常常不顧《詩》的原義,而是加以隨意靈活的“斷章取義”。盡管這種方式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靈活性,但作者對詩義的把握,對詩作者的意圖的理解卻常常毫厘不爽。既能曲盡其妙,又能增加語言的優美感和韻味,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如上引《代趙夫人》的末尾就引用了《大雅•抑》的詩句。該詩原是衛武公刺厲王并用以自警之作,這里卻以之稱引代王夫人的“善處夫婦之間”,堅守節操和禮儀的品行堪稱女性的典范,用來極為得體。劉向引《詩》,有時一詩引用若干次,如《大雅•板》引用7次,《大雅•抑》引有11次。有時一句又出現若干次,這種方式的引《詩》靈活地使用其約定俗成,相對穩定的含義。如《大雅•抑》中的“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共引用兩次,卷五《代趙夫人》引之稱贊傳主“善處夫婦之間”,堅守節操和禮儀的品行可作典范,同卷《合阝陽友娣》引之稱頌傳主善復兄仇的行為可作典范,兩次引用,雖針對人事不同,但取義基本相同。有時一傳中引《詩》若干次,這種情況往往是該傳記述了傳主若干事跡,兩者之間具有一種對等關系。如卷一的《魯季敬姜》就引《詩》5次,分別是對敬姜教子成人,教子為相,教子宴飲,戒婦處喪,拜謁康子五件事的評論。另外,《列女傳》中還有11篇,除去結尾引《詩》外,文中也以賦(作)詩的形式引用了若干《詩經》的句子。它們分別是卷一的《衛姑定姜》、《齊女傅母》;卷二的《秦穆公姬》、《周南之妻》;卷三的《許穆夫人》;卷四的《召南申女》、《衛宣夫人》、《蔡人之妻》、《黎莊夫人》、《息君夫人》;卷八的《陳辨女》。《列女傳》引《詩》,除了以詩代言表情達意促進交流的語言功能外,更多地是把《詩》作為衡量人們道德行為的準則、先王的法令制度等來使用的,使《詩》具有了一種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法典作用。不管是作為個人行為的規范,還是作為法令制度,都明顯地反映出:《詩》是作為一種具有倫理或法律規范效用的“公理”亦或是作為“禮”而被稱引運用的,劉向引《詩》的目的即為說明自己的觀點符合“禮”的規范。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尊崇仿效祖先智慧的稽古現象。《詩》的重要價值可見一斑。

《詩經》以外,《列女傳》在行文中還不時地引用儒家經典著作,《論語》、《周易》、《尚書》中的句子。如引《論語》的有卷四的《楚白貞姬》,卷五的《魯孝義保》、《魯秋潔婦》等;引《周易》的有卷一的《鄒孟軻母》,卷三的《楚武鄧曼》,卷四的《召南申女》;引《尚書》的有卷三的《孫叔敖母》,卷五的《蓋將之妻》,卷六的《楚野辯女》,卷七的《殷紂妲己》。這些引文在文中的功用基本上不超出上述《詩經》功用的范疇,無外乎用來作為對傳主的評論,增強話語的可信度與厚重感。而且,有些引文是現存文本中所沒有的佚文,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列女傳》中還巧妙地使用了一些民間謠諺,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說服力。像卷五《魯秋潔婦》中的“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該諺語是人們對當時社會腐敗現象的一種揭露,而這里又出自秋胡子之口,活生生地刻畫出了其丑惡的嘴臉。再如卷六《齊威虞姬》中的“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告訴人們應該學會躲避嫌疑。

5精當獨到的議論

自古以來,中國的史書就非常重視史論。史傳中的議論,主要是指作者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表達方式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直接的即置于篇末的“論贊”,如《左傳》的“君子曰”、“君子謂”,《史記》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贊”等。劉向《列女傳》在繼承前代史書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采用的幾乎全是這種“論贊”式的史評,每有發論,則多假“君子”以稱之。據統計,達114則之多。現舉幾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卷一《衛姑定姜》)君子謂二慈孝義。《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旁人,可謂直耳!(卷五《珠崖二義》)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稱。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卷一《魯之母師》)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卷二《周南之妻》)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之婦之謂也。”(卷五《魯秋潔婦》)第一則,是衛獻公對定姜粗暴無禮卻自認無罪,定姜便斥責其過,作者褒揚定姜能用自己的言辭教訓別人。第二則,稱贊二義仁慈孝順,推讓爭死,認為是正直所在。第三則,母師探視娘家歸來,顧念人之私情,“期盡而入”,贊揚其能以身施教。第四則,贊揚了周南之妻能夠匡正,告誡其夫。第五則,引用《論語》中孔子之言稱揚秋胡子之妻追求美善的德行。這幾則基本上代表了《列女傳》中使用“君子曰”、“君子謂”的幾個類型。

而且,《列女傳》中的“論贊”比較靈活,不一定都冠以“君子曰(謂)”等。有時用“楚史書曰”議論,卷二的《楚莊樊姬》就是;有時用圣人之語,“仲尼聞之曰”、“仲尼謂”、“孔子曰”等議論,如卷一的《魯季敬姜》,卷六的《阿谷處女》。卷七《孽嬖傳》中的大多數傳記,均無“君子曰”、“君子謂”,而是于文后徑發議論。像《魯桓文姜》結尾的“《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云云,是沒有“君子曰(謂)”的“君子曰(謂)”。《列女傳》的“論贊”有長有短,長者百十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據事而發,內容主要是對傳主的評論。劉向作為西漢鴻儒,好援引《詩經》托為議論,具體情況在前面引語一節中已有論述,此不贅言。這樣做,既增強了形象性格的鮮明性,又增強了史傳文學的議論性和抒情性。劉向所撰《列女傳》稱為《古列女傳》,共七篇,不包括今本《列女傳》的第八篇《續列女傳》。《古列女傳》有頌義大序,頌義小序。今本解釋全書宗旨的頌義大序已亡佚,獨存頌義小序。小序置于每篇之首,仿造《詩經》四言體,概述立傳的標準和意義。七篇中每傳后均有頌,“頌如《詩》之四言”①,凡八句,借以評論傳主。

這些文字不僅讀起來瑯瑯上口,增強了《列女傳》的韻味和詩味,而且,畫龍點睛式的高度概括和總結了每位傳主的事跡、品性,是非褒貶,愛憎分明。這種仿《詩》四言體的出現,是當時學術受經學影響的絕佳例證,為劉向首創。后世史書,如班固《漢書》的“贊曰”,陳壽《三國志》的“評曰”,在某種程度上不能不說是受到《列女傳》“頌曰”的影響。當然,我們上面所論述的只是《列女傳》語言特色的主要方面,絕不是全部。另外,像劉向在采擷舊文時,也根據當時的語言習慣,改晦澀難懂的古語為通俗易懂的今語,如卷一《有虞二妃》等,這與其創作《列女傳》的目的是一致的。再如作品中有些故事后來就被用作典故,代代相傳。像魯漆室女忘私憂國的故事,就被用作關心國事的典故。即《后漢書•盧植傳》中所謂的“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近人秋瑾《杞人憂》中還有“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幗易兜鏖”的嘆息。而且,這些語言特色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時,同一篇中就使用了好幾種語言表述方式。總之,《列女傳》在語言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是其文學成就的主要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