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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國中國國家話劇院為紀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排演的小劇場話劇《死無葬身之地》以“思索：在痛苦的記憶中燃燒”為題于五月25日在北京公演。該劇是法國哲學家、思想家讓-保爾·薩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1946年創作的。它是以“二戰”為背景來審視人類靈魂在殘酷的戰爭中的變異與覺醒、選擇與責任，并透視著薩特哲學思想的經典之作。

當然，任何成功的藝術作品所構架的審美價值趨向都不是單一的，它應該是多義的。從“文本”的審美角度看，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有一個“未知結構”，它更富有魅力和探索性。它給了讀者/觀眾或接受者一個充滿詩性的想象空間。

那么，薩特的文學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怎樣的審美的“未知結構”？他的戲劇作品的“藝術母體”是什么呢？話劇《死無葬身之地》讓我們觀眾在它的“未知結構”中感受到什么？

作為20世界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薩特不僅為世界人們奉獻了大量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哲學、文學和文論作品。尤其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存在先于本質”和“自我選擇”，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按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生活本是一片虛無，全靠自己賦予生活的意義。薩特對“存在先于本質”作了這樣的解釋：“它區別物的最大特點”就是“物在被制造出來以前，其性能功用早已設計好了”；“人卻只能通過自我選擇來創造自己的本質，確立自己的價值。因此，他概括說：“人生不是別的，乃是自我設計和自我實現的過程。”同時，他還強調：“自由是他的存在主義學說的核心。”所謂的“自由”，在薩特這里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自由，它是思想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它體現的是人格的尊嚴和獨立的思考。也體現著人在社會關系中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它包含著兩個重要的思想因素：一是對現存秩序和觀念的否定；二是雜草意識到人的一化和貶值的確情況下，力圖恢復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努力。薩特認為，無論人的處境多么惡劣，意識總是自由的，思想總是由自己支配的，人畢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選擇行為走向。所以，法國作家安德列·莫洛亞將薩特的存在主義稱之為“隨時給人以希望和向往”的哲學。

薩特在《提倡一種處境劇》中說：“戲劇能夠表現的最動人的東西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選擇和自由地做出決定的瞬間，這個決定使決定者承擔道德責任，影響他的終身。”正是這種戲劇理念，使他把自己的存在主義的核心“存在先于本質”和“自我選擇”引入到“文學和戲劇之中，為小說和戲劇增加了份量，帶來了反響。”（安德列·莫洛亞語）

再看《死無葬身之地》，薩特在“文本”審美的“已知結構”上，給了我們/觀眾一個清晰的反法西斯的主題，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文本”審美的“未知結構”中，通過人物之間的關系，內置/架構了哲學層面上的對“人是自由的，人的命運取決于自己的選擇”命題的表達。揭示了人作為人的真實存在的含義：“人生活在世間，會遭遇各種的困境。有時會失去人身的自由，但心靈的自由是靠自己放飛的。”“選擇的自由”這個存在主義的哲學命題，毫無疑問地、無形地系在了劇場搭建的戲劇藝術的審美空間里。戲劇藝術的審美“場效應”一次一次的發生的作用。“小劇場”里的觀眾遭遇著“境遇劇”的洗滌，“第四堵墻”的拆除為角色/演員/觀眾打通了一起通向理性的、共鳴的“戲劇場”。讓觀眾在“間離”中實現心靈的放飛。除了舞臺舞美的立體空間外，我們/觀眾都會感到我們的心靈已隨著戲劇中的角色游離在對《死無葬身之地》哲理思考的空間里。卡諾里的堅韌、深算以沉默/假供為了“事業”選擇/求得生存；呂茜受盡凌辱也要求生；昂利忍不住酷刑的折磨而選擇了喊叫；看似懦弱、膽小、怕死的索比埃再也無法忍受嚴刑拷打帶來的皮肉和心靈之苦以自殺完結生命；可憐年少的弗郎索瓦還沒有諳熟社會生活的殘酷與嚴峻，帶著若多的叩問，死在了同胞手中。其實，弗郎索瓦的死是他無法用成人的方式來面對恐懼和痛苦，因此，死亡就是他的唯一選擇。當然，在他的境遇中，死亡只可能有兩中形式-----自殺或他殺。因為他的稚嫩，弗郎索瓦不可能選擇前者；或因為法西斯分子的殘忍狡猾，他們也會在他招供后殺死他。但如果是那樣，組織的安全就無法保障，弗郎索瓦的名字也要玷上污點，兩害相權取其輕，那么還不如有自己的姐姐和同胞們幫助他實施自殺。從這個意義上說，弗郎索瓦的結局仍然是他逃避不了的選擇。劇情展示的是他們不僅要面對死亡，要經受酷刑折磨，要在法西斯造成10極端情境下逼視真實的自我、還必須在這個發誓供出若望身份的孩子和60個游擊隊員之間作出抉擇的過程。而無論是殺死孩子以保全60個人，還是為使自己一雙手不沾孩子的血但卻使60個人暴露在危險中，任何一種選擇都會使這些將死者的心靈背負罪責。親情、友情、戰友情、民族情同時交織在“自由選擇”的坐標上。他們要共同面對這個情境，共同擔負同一種命運，可是每個人又都必須獨立作出決定并獨自承擔選擇的責任，他們的選擇沒有任何既定的原則可依賴或者作為推樓責任的托辭。驚心動魄的靈魂沖突就在這后無托辭、前無辯護、無所依謗的選擇困境中展開。如果說薩特的存在主義把人們無時不在面臨的無可逃遁的選擇和責任擲在了每個人面前，那么，《死無葬身之地》則探索了人在極限情境中的選擇和責任，觸摸到了人心靈中那最柔軟的東西。象這樣一部飽含哲理、充滿心理沖突的劇作，觀眾獲得的藝術審美效果是巨大的。我們/觀眾內心自然會有強烈地審美追問/思考意識，會產生假如我是劇中的人物，在置于極限的處境、面對生死抉擇的考驗的時候，會是卡諾里/索比埃/昂利/呂茜/弗朗索瓦或若望/郎德里約/克洛謝/貝勒蘭中某一個嗎？

列夫·托爾斯泰說過：“每一個人心里都有一座天國，人無須依靠教會、僧侶而直接與上帝相通，進入天堂。”薩特則把托爾斯泰的話變為：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上帝，這個上帝就是自己。人在孤獨無援的世間只有作自己的救世主，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要勇敢地“自由選擇”，把那閉鎖、悲觀、受難的心靈放飛，飛向那我們自己選擇的“理想天國”。我愛薩特。我愛薩特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