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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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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價值

一近年來,否定精神文明價值的種種偏差,從認識上說,多源自兩大誤區。

一個誤區是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進而排斥精神文明的價值。這一誤區的典型表述,可以概括為“代價論”和“先后發展論”。

“代價論”認為,兩種文明價值具有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故二者存在著某種天然的對立。要搞好經濟建設,發展物質文明,就只能把犧牲精神文明作為必要代價。“先后發展論”認為,兩個文明建設的開展雖都有必要,但畢竟有輕重緩急之分,既然經濟建設是現階段的中心任務,那么集中力量先發展經濟,待物質文明搞上去之后,再回過頭來抓精神文明建設,便應當說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了。

“代價論”的失足,在于以獨斷論的眼光,將兩個文明的對立絕對化,而看不到二者在互為因果的辨證統一中相互轉化。是的,兩個文明間確實存在著對立;而且不可否認,在社會財富有限,兩個文明生產賴以進行和發展的合理需求尚無法得到充分滿足時,二者在資源配置等方面也確實常常首先表現出某種令人困惑的沖突。但是,在唯物辯證法看來,人類社會“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正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7頁)。兩個文明的對立,是統一體即社會生活內部兩個側面間的對立;而對立雙方的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轉化,乃是兩個文明及其統一體即社會生活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唯一形式。

精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文明的支持,這是一個常識。而離開精神文明建設對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道德環境的營造,離開這一建設對社會成員主體素質的定向模塑,離開精神文明為社會發展提供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最終“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3頁),這一點,在經過大量正反兩方面實踐的證明之后,也應當說是一個常識了。把兩種文明價值絕然對立,并企圖以放逐精神文明來消除二者的對立,這在理論上是荒唐的;用這一荒唐的理論指導實踐,則只會將兩個文明及其統一體即社會生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形式——“相互作用”消除掉。顯然,這樣的“代價”,我們是付不起的。

“先后發展論”的失足之處,在于以形而上學的眼光,將兩個文明的價值割裂開來,而看不到二者在相互依存中的相互規定。不可否認,無論從人類社會歷史還是從當今社會現實來看,兩個文明發展失衡、精神文明嚴重滯后的事例都并不罕見。但是,在唯物辯證法看來,“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這里所說的“現實生活”,當然不僅包括社會物質生活,而且包括了社會精神生活,以及二者各種直接、間接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作為統一體,“現實生活”及其涵概的各個側面、各個要素,在性質、價值目標和發展方向上是相互規定的;只要從這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中,抽掉某項重大要素或改變任何一項重大要素的性質、價值目標和發展方向,那么其余的要素和整個“現實生活”就必定會或遲或早地改變自己的面貌。

事實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兩個文明失衡所體現的并不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自由,而是體現了一種消極的、具有極大阻滯力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的產生,既有認識論根源,更有社會制度根源。精神文明(尤其是思想道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面)嚴重滯后于物質文明的不平衡,是私有制社會的痼疾,在私有制的社會框架內,精神文明的嚴重滯后是無法根除的。只有在社會主義先進制度下,這種不平衡才能從根本上得到克服,兩種文明價值才能在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中相互規定并實現高度統一;反過來說,只有從根本上克服這種盲目性,實現兩個文明在性質、價值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相互規定中共同發展,才能確保兩個文明及整個“現實生活”的社會主義性質,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解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經濟建設根本任務、基本手段、價值目標和發展方向的規定,不僅物質文明的發展將存在背離社會主義軌道的危險,而且整個社會生活都有可能改變自己的性質。把兩種文明價值割裂開來,企圖拆散兩個文明相互規定的因果鏈,以“單兵突進”的方式“優先”發展經濟,這在理論上是荒唐的;用這一荒唐的理論去指導實踐,則無異于讓經濟建設以至整個社會發展去冒迷失方向、誤入歧途的風險。顯然,這樣的“風險”是我們所無法承受的。

另一個誤區以物質文明價值取代精神文明價值、“用對錢袋的影響來衡量每一種活動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00頁),進而排斥精神文明價值為特點。其典型表述,可以概括為“搭臺論”和“唯市場論”。

“搭臺論”認為,既然經濟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既然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服務于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那么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便理應是前者“搭臺”后者“唱戲”的關系。精神文明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為經濟活動提供某種包裝形式或斂財手段;其價值量的大小,則取決于它所帶來的利潤,取決于它“對錢袋的影響”。“唯市場論”認為,作為商品,精神產品的生產必須無條件服從于市場規則,把在等價交換原則基礎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生產目標;其資源配置和生產結構應交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其產品價值的實現,應取決于它滿足市場需求的程度;其生產管理應采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生產部門通用的方法,實行以“自負盈虧”為實質內容的“企業化管理”。

“搭臺論”的失足之處,在于抹煞精神文明價值的相對獨立性,對“精神文明服務于經濟建設”這一正確命題做了庸俗化的理解。“搭臺”(即充當謀取利潤的直接手段)固然是對經濟的一種服務,但這不是精神文明對經濟建設“服務”的全部內容,也不是這一“服務”的根本和主要的內容。精神文明對經濟建設的服務不是直線的和狹義的,不是精神文明自身價值的消除;這一服務,只有通過精神文明自身價值的實現,經由社會生活中縱橫交錯的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環節,最終為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提供最廣義的必要條件,才能實現。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經濟建設的服務,從根本上說,就是培養全面發展的、適應時代需要的、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唯其如此,我們才把這一點確立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具體說,這種服務的實現,須依賴精神文明建設下述任務的完成:1)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其它事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培養和造就合格的社會主義實踐主體;2)為經濟建設和其它社會實踐中的科學決策、科學管理及“大科技”的開發、應用等,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手段;3)為實踐主體提供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精神動力;4)規范和引導經濟活動和其它實踐活動,確保這些活動的社會主義方向;5)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經濟、政治、哲學、道德、美學、教育、文藝、科學、民主、法制等方面的思想理論體系,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排除干擾,為社會實踐提供科學的理性指導,為社會成員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形成以共同理想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6)進行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道德教育,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確立是非善惡美丑標準等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模塑社會主義實踐所需要的“四有”新人;7)推進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全面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8)推動民主、法制建設和廉政建設,促進政治文明發展;9)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活動,移風易俗,懲惡揚善,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10)抵制各種精神污染,繁榮社會主義精神生產,在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精神需求的同時,引導這種需求沿著健康向上的軌跡發展,等等。

——上述內容對經濟建設的服務并不總體現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相反,其最為經常和更為重要的服務,恰恰是靠各項內容相互作用并最終對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來實現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表明,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各類因素中,非經濟的社會因素已達70%以上;常識也告訴我們,在一個人口素質低下,貪污腐敗公行,社會凝聚力、文化控制力、意識形態整合力缺失,道德滑坡、物欲橫流,社會風氣敗壞、治安狀況混亂的國度里,要想僅僅靠抓物質生產來實現經濟騰飛社會發展的目標,那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異想天開。

精神文明只有通過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才能以自身相對獨立的形式服務于經濟建設;消除精神文明價值的相對獨立性,也就消除了精神文明對經濟建設的服務。為了更好地實現服務,精神文明就應理直氣壯地堅持自身的價值,唱好自己的戲,而且應理直氣壯地要求物質文明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

“唯市場論”的失足之處,在于它無視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區別,在精神生產目標確立、資源配置、管理辦法及產品價值實現途徑方面,機械套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生產的模式。其要害同樣是抹煞精神文明價值的相對獨立性。“唯市場論”的預設前提,是一切精神產品都可以商品化,其價值也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得以實現。但事實上,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精神產品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難以商品化,其價值也無法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

一般地說,1)在實行義務教育制的社會里,義務教育不是商品,其價值不能以等價交換實現;2)某些精神勞動(例如對人的思想、道德、情感進行引導教化的工作等),其成果是無形的,因此無法作為商品用于市場交換;3)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基礎性研究成果,因具有社會共享性和無需批量生產,而不能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找到買主;4)社會問題的歸因研究和對策研究,其成果亦難以商品化;5)在不同社會制度對立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意識形態核心內容的研究、宣傳,及其與敵對意識形態的斗爭,更不能作為商品向市場一推了之。

特殊地說,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則更對其生產和產品“市場化”的范圍,作出了進一步的限制,例如,1)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優勢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精神勞動,其無形成果是不能“上市”的;2)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體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會由社會成員頭腦中自發產生,而只能靠外部灌輸,這種“灌輸”的內容不能由“商品化”取向來引導,“灌輸”的力度也不能靠市場來調節;3)社會主義精神生產必須為全體人民大眾而不是僅為少數富豪的精神需求提供滿足,所以,它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非商品化的公益性文化活動和文化設施的建設上,放在與多數社會成員經濟支付能力相符的文化產品的生產上,這一點決定了社會主義精神生產不能僅靠市場來調節;4)“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5頁),社會主義精神產品不僅應滿足社會成員健康的精神需求,而且承擔著引導和提高這一需求以模塑社會主義新人的義務,因此,這一生產決不能僅僅由具有偏嗜性、盲目性的市場需求來自發調節,更不能迎合低俗、病態的需求去獲取“商品利潤”;5)把人從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歷史使命之一,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某種精神產品是否應作為商品上市,不僅要看它能否取得經濟效益,而且首先要看它產生的社會效益。在兩種效益不可兼得時,必須堅持社會效益標準而不是相反;6)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物質文明的手段,其正面效應的發揮和負面效應的被遏制,都離不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市場需求、市場關系和市場原則,只有注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價值目標,才能獲得社會主義性質。要發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作用,就須賦精神生產以市場之外的獨立地位,而不是將這一生產完全交給市場,尤其是交給市場經濟確立初始階段負面效應十分突出的市場來處置,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上述內容可歸為兩類。一類是作為整個精神文明賴以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內容,另一類是決定整個精神文明社會性質、體現該社會形態精神文明優勢的內容。雖然這兩類精神生產及其產品基本上都是非市場化、非商品性的,但它們卻是整個精神文明建設至關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基礎性、骨架性內容。

否定精神文明價值的認識偏差,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導致了現實生活中精神文明建設的疲軟。

首先,這種偏差性認識為精神文明建設中出現“一手軟”的現象提供了作為“理論依據”的口實。早在10年前,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便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兩個文明的關系,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內容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概括和準確的闡述;而且,在此基礎上,全黨和全國人民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社會共識。但是,后來慢慢滋生的各種錯誤認識,因未受到有力抵制,而形成了一股否定精神文明價值的力量。受此影響,精神文明價值在不少人以至不少領導干部視野中漸漸消失,精神文明建設在現實生活中日益向“被遺忘的角落”退縮。為了擴充手中貨幣擁有量而犧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種種做法,在“代價論”和“先后發展論”的辯解聲中,也都披上了“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外衣,日見冠冕堂皇起來。

受這一錯誤“理論依據”支配的實踐,必然地將精神文明建設導入了“一手軟”的尷尬境地。教育的滯后,直接影響著我國人口素質低下問題的解決,據有關統計,在經濟飛速發展的90年代初,我國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占該年齡組人口的百分比僅為2﹪,尚達不到低收入國家3﹪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國15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總數的12.01﹪,而且每年還有100萬兒童失學。社會主義主導意識形態整合力的弱化,造成了許多社會成員尤其是一些青年人程度不同的理想缺失、信仰傾斜、信念動搖、思想混亂和精神空虛,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抬頭;道德滑坡和社會行為失范,敗壞著社會風氣;、販毒吸毒、拐賣人口等新中國建立之初已經絕跡的丑惡現象再度沉渣泛起;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而罪犯平均年齡卻在下降等等。對科學理性指導的忽視以至拒絕,造成了各方面的決策失誤;實用主義的短期行為干下了大量令人發指的掘祖先墳斷子孫路的蠢事。地方保護主義羽翼下的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從衣食住行醫等各方面,直接危及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坑蒙拐騙等各種經濟犯罪,在害國害民的同時,嚴重破壞著正常的經濟秩序。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陷入經濟事務堆,淡忘了政治、淡忘了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改造;黨風政風不正和貪污腐敗現象,已成為困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社會問題。這一切,嚴重地瓦解著我們的時代精神,污染著我們的社會環境,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制造著各式各樣的阻力。

其次,這種偏差性認識扭曲了社會價值評價尺度。在“搭臺論”的誤導下,構成社會發展價值取向的四組(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格)價值參數,被簡化得只剩下了經濟參數。精神文明價值只有在充當直接賺錢手段時才被肯定。在此種評價尺度引領下,一方面,許多社會效益重大的精神生產因“無利可圖”,連存在的價值都得不到承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經營部門,卻在“開發文化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下,堂而皇之地興建陰曹地府,創建“八卦預測中心”,甚至對做道場的道士進行造冊“培訓”,發放供“合法經營”的“演出證”以收取“管理費”。在以金錢論英雄的尺度下,經濟“能人”一俊可遮百丑,其社會地位的扶搖直上,與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下降,形成鮮明的反差。幾年前,北京歌舞團一級作曲家王西麟,因未能為所在單位完成“創收”任務被解聘,如今卻有位涉嫌違規操作引起中國股市狂潮而被迫下臺的上海萬國證券公司大老板,靠向某高校饋贈巨資和請人寫作論文而取得了博士學位。“萬般皆下品,唯有賺錢高”的評價尺度,引發著一輪輪知識貶值,嚴重挫傷了廣大精神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

再次,這種偏差性認識阻礙了精神文明建設任務的完成和功能的實現。在“唯市場論”誤導下,精神生產忙于賺錢,而那些無法創造直接經濟效益的精神文明建設任務,則淪為精神生產不屑顧及或無暇顧及的半“盲區”,在消遣文化的流光溢彩背后,意識形態建設黯然失色;各種有利可圖的技能教育與“賠錢”的思想品德教育冷熱分明;因為缺少“經濟開發”價值,大批文化事業陷入萎頓,廣大基層尤其是農村公益性群眾文化設施建設裹足不前(目前全國還有238個縣沒有圖書館,75個縣沒有文化館,5515個鄉鎮沒有文化站;另外還有135個縣圖書館和182個縣文化館只有牌子卻沒有館舍)。充當經濟活動附庸的價值定位失誤,造成了精神文明在社會生活中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許多半“空白區”。其中問題最突出者有三:一是精神生產的重物輕人、重利輕義傾向,致使精神文明模塑合格社會成員這一最重要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二是精神文明建設任務被視為“軟指標”,致使精神文明對社會協調健康全面發展的保障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三是在各種決策尤其是經濟決策中,精神文明價值難以在堅持自身相對獨立性前提下充當決策參數,在生存壓力和金錢引力下,精神文明建設不僅要為逐利行為讓路,而且要為逐利行為開路,甚至把自己變成逐利行為的一部分,致使精神文明對經濟、政治、文化活動及其它社會活動的指導、規范、限制和保障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最后,這種偏差認識還導致了精神文明建設政策環境的惡化,從而直接引申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疲軟的另一個根本性癥結——政策的偏差。

從根本上說,認識的偏差要通過促進認識科學化的途徑來解決;而要促進認識科學化,就必須講學習。全社會尤其是全黨都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別要下大力氣學習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動力論的原理,學習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學習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兩手抓”、必須“兩手都要硬”的重要論述,徹底清除頭腦中各種否定精神文明價值的錯誤認識,并在轉換認識的過程中,把我們的思想從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獨斷論的束縛中,真正解放出來。

當前,應從提高和普及兩個角度入手,確立和強化全社會,尤其是領導層、知識分子層和群眾層這三個層面社會成員,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戰略地位、重要作用和根本任務的正確共識。

“老大難,老大一抓就不難”。經驗表明,只要領導真正重視,在正確思想指導下制訂正確的措施,一級抓一級,層層落實,許多“老大難”問題,就都能很快得到解決。所以,要走出否定精神文明價值的誤區,也必須首先從解決領導層尤其是中高級領導干部的認識問題著手。各級領導干部要敢于在學習中聯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實際,通過對照總結檢查反思,通過開展積極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相互教育,自我教育,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盡快把思想統一到正確認識上來。除了在學習方面要做出表率之外,各級領導干部還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加強對理論、輿論導向和大眾傳媒的領導,創造條件、提供支持,以推動全黨和全社會的學習。要把能否領導好、組織好和服務好這一學習,作為對自身政治態度和政治能力的考驗。

“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任務的直接承擔者,知識分子(包括全體理論宣傳戰線、思想政治工作戰線和教育科技文化戰線的工作者),必須在講學習上先行一步,首先提高自己的認識。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我國兩個文明建設實踐的成敗得失進行深刻反思,總結正反經驗教訓,從理論上講清社會主義建設為什么要堅持“兩手抓”,怎樣才能做到“兩手都要硬”。在學習中,知識分子要特別注重加強對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從思想感情上站穩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克服怨天尤人的消極情緒,從大局出發,講奉獻,講職業道德,講守土有責,講社會責任心、職業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要把捍衛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構建與這一性質相符的社會價值體系、確立相應的社會成員精神目標,抵制精神污染、澄清模糊概念、糾正錯誤認識,作為自己的神圣職責,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基本服務對象,以及推動這一文明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億萬人民群眾。只有提高全體社會成員首先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群眾的認識,讓有關精神文明建設戰略地位、重要作用和根本任務的正確認識深入民心,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價值才能在全社會得到確認;只有把群眾的認識統一到正確觀點上來,在最大范圍內形成群策群力的社會基礎,精神文明建設的各項任務,才能在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有效監督下得以順利完成。因此,我們必須把“講學習”同努力提高人民群眾對精神文明價值的認識緊密聯系起來,要善于從各層面群眾的實際出發,抓住熱點問題,擬定宣傳內容,通過各種形式引導群眾學習,要善于把亟需確立的正確觀點,凝練為既便于群眾把握又能在社會上叫得響的鮮明口號,并通過大力宣傳,使這些口號及其涵概的內容,人人盡知,家喻戶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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