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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同志誕辰110周年。前不久,同志指出:我們要教育全黨全國人民學習和發揚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矢志奮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堅定不移地把他們開創的、幾代共產黨人為之持續奮斗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回首往事,在創建新中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基的歷程中,為我們留下了哪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呢?

一、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中國革命不能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這是已經為實踐所證實了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該怎么走?這個問題并不是從建國之日起就搞明白的。當時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然而,經過幾年的實踐,等人終于認識到,中國搞建設,同樣要走自己的道路。這一探索,是從1956年4月發表《論十大關系》開始的。這一歷史功績,使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我們常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于毛,成于鄧”,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做出了一些重要決策。

第一,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建國以后,我們提出的是工業化目標,以后逐漸改稱現代化。1957年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里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P268)現代化目標的提出,表明黨對工業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有了更加明確的奮斗目標。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里,初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設想:“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2](P116)按照原來的估計,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時間。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又做出一個新的估計: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2](P302)從五十年推遲到一百年,這不僅是時間上的調整,也是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調整。這一調整,使現代化建設變得比較穩妥,變得比較切合中國的實際。根據的提議,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在審閱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加寫了一段話,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思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2](P341)在這里,把盡量采用先進技術作為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關于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還提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2](P351)實際上,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就已經開始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經過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復,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才終于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這是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部經驗的總結。

第二,確定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中國工業化道路。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就指出:“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1](P24)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里,又從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角度,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要求引起全黨的關注。經過“”的嚴重挫折之后,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前期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并不違反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2](P78)從以重工業為中心、農輕重并舉到以農輕重為序,這是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所得出的一條寶貴經驗,至今仍然在起作用。

第三,吸取“”嚴重失誤的教訓,明確了綜合平衡的思想。在“”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實際的鋼產量指標,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1959年6月,在同外國來賓的談話中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2](P73)他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指出:“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還說:“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2](P80)1964年5月,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強調: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按客觀規律來辦事。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建設也是客觀規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還說:必須留有余地。留有余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沒有做。這幾年留了,要堅持下去。財政收入,你們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

第四,形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總體發展目標的構想。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P44)他把這稱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也是中共八大的主題。從這個基本方針出發,在1957年又進一步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許多錯誤缺點登報批評。”[3](P543-544)這個總目標的提出,可以說是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一次重要嘗試,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綱領。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充滿了曲折和艱辛,中間出現了“”和“”兩次全局性的嚴重失誤,特別是后一次失誤,更是給黨和國家的建設事業帶來了一場災難。但是,經過20年的建設,中國初步具備了比較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擁有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尖端科學技術的研發能力,為以后繼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礎。僅此一點,也是可歌可泣的。如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三農”問題仍然是現代化中的基本問題,統籌兼顧、綜合平衡依然是現代化建設中的全局性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中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共同富裕還是我們在繼續探索的一個課題。現代化的使命,以及共同面對的一些問題,這些都決定了當年的探索和思考。這些論述,今天仍有現實指導意義和借鑒意義。

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際,就莊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然而,十分清楚,要真正取得國際上的尊重,取得與中國的身份相稱的大國地位,還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謀求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努力中,以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做出了一些重大決策。第一是抗美援朝戰爭。新中國成立不久,國民經濟還正在恢復,就面臨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是美國強加給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場戰爭。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首先使美國人認識到:解決中國周邊的熱點問題,必須有中國的參與;中國人說話是認真的,算數的。其次使蘇聯人意識到:鞏固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作用是巨大的;在遠東地區同美國抗衡,中國是潛力巨大的戰略力量。同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感到:中國是謀求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新興力量,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結束后,中國的周邊緊張局勢有所緩和,同西方關系也開始出現某些松動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審時度勢,對建國前后確立的外交方針開始做必要的調整。在1954年7月召開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我們要對許多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加拿大這一類國家,比如印度、緬甸這一類國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進行工作。甚至像泰國這樣的國家,它在我國附近,也是怕我們的,也要進行工作。同時對美國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總要分化的。”

第二是在中蘇關系中捍衛國家主權的斗爭。中蘇關系的緊張以至破裂,起源于中蘇兩黨在國際國內一系列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這本來可以通過正常渠道交換意見來解決。但是,蘇共領導卻不斷以撤走蘇聯專家、中斷在建援助項目、加緊償還債務等手段來施壓,甚至發展到在兄弟黨會議上組織圍攻、在邊界上制造事端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畏強權,不屈服于要挾,決不聽命于蘇聯老子黨的指揮,在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斗爭中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盡管中蘇論戰對于我們國家的自身發展,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國際上獨樹一幟,擺脫了許多束縛,贏得了新的朋友,這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與鞏固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是成功地加入了核大國的行列。早在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宣告:“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4](P395)不久,做出了關于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歷史性決策。從1955年到1958年的短短幾年內,又相繼做出了要研制導彈和“搞一點人造衛星”的重大決策。從此,中國緊跟國際尖端科技發展的步伐,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6年10月27日又成功地完成了帶核彈頭導彈的發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展示了中國迅速發展著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國防實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戰略上占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和先機。這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以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為中華民族偉大振興做出的一個重要歷史貢獻。

第四是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50年代,多次說過:“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為好。”“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5](P280-281)這一天果然被料到了。從1969年起,美國通過多個渠道,向中國政府表達了謀求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愿望。立即作了積極回應。他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5](P593)正是在的正確決斷和指導下,1972年2月中美兩國發表了上海聯合公報,揭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美國總統在沒有正式國家關系的情況下,到一個東方大國進行訪問,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僅此一點,就足以表明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謀求中國的大國地位的過程中,還為中國外交確立了基本方針。第一是獨立自主的方針;第二是和平共處的原則;第三是反霸和不稱霸的原則,即中國永遠屬于發展中國家,永遠不稱霸。這些至今仍然是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當今,美蘇冷戰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但霸權主義還在繼續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兩大課題,如何為中國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依然是我們制定外交政策和決定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國際戰略和外交指導方針的許多論述并沒有過時,問題是我們如何正確地領會它和積極地發掘它。

三、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1945年在延安會見民主人士黃炎培的時候,就曾經談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擺脫興亡“周期率”要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6](P610)從這時起,就在思考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的問題。1949年3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他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7]

(P1438-1439)從這以后直到今天,“兩個務必”的思想始終是激勵我們黨在巨大的成績面前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精神力量。在曲折中建設時期如此,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更是如此。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時期的一些問題以后,更陷入深深的思考。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形成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文章,被人們統稱作“兩論”。“兩論”實際上根據蘇聯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斯大林晚年所犯錯誤的教訓,集中地探索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課題,即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取得政權以后,如何在搞好經濟建設的同時鞏固和增強自己的執政地位。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論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于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杰出的人物,對于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超級秘書網

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探討如何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從而在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科學著作。他明確指出形成這部著作的初衷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P216)然而,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以后,逐漸改變了中共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逐漸發展形成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偏離了鞏固執政黨地位的正確方向。在“”中間,這一思想更是發展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歷史已經判明,“”不但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反而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9](P375)即便如此,這個時候的“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10](P763)在探索解決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過程中,最終走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軌道,導致了“”的全局性失誤,教訓是深刻的。在他的身后,依然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未解的難題,需要我們繼續探索,繼續解答,這就是如何長期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如何永遠不脫離人民群眾的問題。這對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來說,是繞不過去也躲不過去的問題。當前的腐敗問題,官僚主義的問題,激化矛盾的問題,說到底,都和這個根本問題有關。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不能走“”的老路。那樣走,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們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舉措,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扎根于民,才能謀利于民。這是我們執政的本錢,執政的根基,執政的根據。超級秘書網

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的理論發展、理論創新,為什么會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從鄧小平理論發展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力,就是時代的發展、歷史的進步,已經把鞏固和擴大我們黨的執政基礎、保持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的問題,特別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來,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即使我們創造了多么輝煌的建設業績,也會由于社會不公正問題、腐敗問題和失信于民等問題引起新的不穩定,甚至亡黨亡國。對此,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有憂患意識。“俱往矣”。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迎來了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總結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鞏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執政地位,必須始終堅持:一方面,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努力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另一方面,要始終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堅持全面貫徹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保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始終保持在忠誠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真正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手中。只要我們堅持做到這兩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參考文獻:

[1]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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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交文選[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6]年譜(1893-1949)[Z].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選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9]鄧小平文選[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