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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st-BenefitAnalysesofCorruptionandAnti-Corruption

Abstract:Forapersonwithpossibilityofcorruption,whetherhechoosestocorruptornotdependsonhiscorruptioncostandcorruptionincome,andthecorruptioncostandincomearedependentontheinstitutionalinputofanti-corruption.Forthegovernment,whethertoenhancetheanti-corruptioninstitutiondependsonthecomparisonofthecostandbenefitofsuchinstitutiondevelopment.Intheinitialstageofestablishingtheanti-corruption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benefitisusuallylargerthantheinstitutionalcost.Astheanti-corruptioninstitutionisnearlyperfect,increasingtheinputofanti-corruptioninstitutionwouldleadthediminishingbenefit.

KeyWords:Rent,Corruptioncost,Corruptionincome,Institutionalcost,Institutionalbenefits.

一、基本假設及分析思路

正像其它經濟分析一樣，本文首先進行理性人假設，這個假設認為決策者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并且可以清楚地計算其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本文所言的決策者主要是指作為腐敗者的個人和作為反腐敗者的政府。

在本文中，腐敗被定義為國家公職人員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謀求不正當的私人利益行為（胡鞍鋼，2001），本文主要指的是政府公務員的腐敗。本文中的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應遵循的要求與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道格拉斯·諾斯，1994）。本文提到的制度成本是指涉及到反腐敗的制度建設的成本，如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經濟管理機制，強化監督，加強反腐敗機構的建設等等。

本文主要分析了作為腐敗者的成本和收益，以及作為政府的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本文的分析思路是：有腐敗可能性的人是否選擇腐敗取決于其腐敗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則他們會采取腐敗的行為，否則寧愿廉潔；而腐敗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反腐敗的力度，反腐敗者通過反腐敗制度建設來影響腐敗者的成本和收益，但建設一個完善的反腐敗制度是要花費成本的，準確地說是要花費制度建設成本，這又牽涉到另一個成本與收益的對比關系，即政府是否加強反腐敗制度建設取決于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關系。如果反腐敗收益大于反腐敗成本，則政府會采取積極的反腐敗措施、增加制度建設成本。腐敗的成本收益和反腐敗的成本收益兩者盡管有區別同時也是相互依存的。腐敗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敗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敗成本的提高往往為了提高腐敗者的成本。本文分開來論述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樣便于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腐敗問題，進而討論應采取的措施。

二、腐敗的成本收益關系

（一）、腐敗的收益分析

根據委托—理論，公務員扮演的是人的角色。作為人其腐敗的收益直接來源于賄賂收入（鄭利平，2000），而賄賂金的多少取決于社會上所存在的租金。租金可以定義為由于不同的體制、權利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編輯部，1999）。從長期均衡的角度而言，賄賂者愿意支付的賄賂金剛好等于他所能尋找得到的租金。換言之，各個腐敗者所能獲得的收益即賄賂金的總和等于社會上所存在的租金,如用I表示腐敗收益，R表示租金,則I=R。

社會上所存在的租金的多少取決于這個社會制度建設的有效程度，一個經濟的制度建設越完善，則社會上所存在的租金越少，而制度建設的完善程度可以用所花費的制度成本來衡量。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社會上存在大量的租金，從而腐敗收益很大，腐敗活動猖獗,此時租金存在的方式或者制度上的漏洞也是非常明顯的，即使增加數量不大的制度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租金；而在制度成本投入已很高的經濟中，其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已很健全，此時租金數量已不大且存在的方式不明顯，對于政府來說要除去這不明顯的租金顯然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我們認為，單位制度成本所帶來的租金減少的決對量，是隨制度成本增加而遞減的，即租金與制度成本呈現倒數的指數變動關系，可用數學公式表示為：

R=I=a(1/SC)α（1）

其中SC代表制度成本，a為一個大于0的常數，α大于1。

（二）、腐敗的成本分析

如果公務員選擇腐敗，那他就必須為此付出成本，其中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腐敗的直接投入，二是腐敗一旦被發現后所承擔的損失。前者往往是很小的，因為掌權者一旦擁有了支配租金的權力，要實現通過這一權力并從中謀取私人利益并不難，因此腐敗成本大多數來自后者即被發現后所承擔的損失。這類損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懲罰的損失，經濟損失，精神損失，未來收益損失等，因此腐敗成本可由兩個因素決定——被發現后所承擔的損失和被發現的概率（胡鞍鋼、過勇，2002）；而這兩個因素又取決于制度建設水平即所投入的制度成本（SC），例如提高懲罰力度，會提高腐敗成本，而加強監督制度的建設則會提高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所以腐敗成本將隨制度成本的提高而提高。更進一步,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制度所存在的漏洞很容易被發現，彌補這些漏洞的成本不高，此時只要少量的制度成本的增加，便可大幅度提高腐敗成本；而在制度水平很高的情況上，制度存在的漏洞已不明顯，要彌補這類漏洞需要花費較大的制度成本，此時制度成本很大的提高只會引起腐敗成本很小的提高，所以我們認為，單位制度成本所帶來的腐敗成本提高，是隨制度成本增加而遞減的。這一關系可表示為：

C=bSCβ（b>0,0<β<1）(2)

其中，C代表腐敗成本，b為一個大于0的常數，β大于0小于1。

（三）、腐敗的成本收益關系

由腐敗收益公式（1）和腐敗成本公式（2），可以得出腐敗收益和成本的關系，即：

I=abα/β/Cα/β(α/β>1)（3）

由公式（3）可以看出，（1）I和C成反比例變動，由于I和C同是由制度成本決定的，制度成本的提高，同時降低了腐敗收益和提高了腐敗成本；（2）因為α/β>1，腐敗的收益成本曲線凹向原點，這表示單位腐敗成本所帶來的腐敗收益減少的決對量，是隨制度成本增加而遞減的。

進一步，令I=C，即令（1）、（2）兩式相等，不難得出：

SC*1=（a/b）1/（α+β）(4)

SC*1表示使I=C即腐敗收益和腐敗成本相等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當實際的SC>=SC*1時，I<=C，即腐敗收益小于等于腐敗成本，此時作為理性人的公務員應該選擇不腐??；而當實際的SC<SC*1時，I>C,即腐敗收益大于腐敗成本，此時公務員將選擇腐敗，從而腐敗活動猖狂，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制度成本的投入，可以有效地減少腐敗。

三、反腐敗的成本收益關系

從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減少甚至杜絕腐敗的行為，就應該增加制度成本即反腐敗的制度建設投入,但政府是否增加制度成本則要考查其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只有當反腐敗的收益大于反腐敗的成本時，政府才值得采取反腐敗的行動。

反腐敗的收益可分為反腐敗的顯性收益和隱性收益，顯性收益是指減少了因為腐敗而導致的國家財稅等方面的直接損失，基本上反腐敗的顯性收益等于腐敗者所能獲得的收益；隱性收益的存在是因為反腐敗收益是一種社會收益，由于腐敗的負外部性，所以反腐敗存在很大的隱性收益，這一隱性收益包括以下幾方面：（1）因為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務的費用從而刺激了外國直接投資活動；（2）把大量資源從“非生產性尋租”活動轉移到生產部門方面去；（3）提高了政府及社會制度的“公信力”和公民感受到的“公義性”從而刺激了私人長期投資和積累資產的積極性；（4）提高了“腐敗致富”的成本，從而將大量企業家能力從腐敗和黑幫活動引導向經濟創新活動方面（汪丁丁，2002）。無論是顯性收益還是隱性收益，它們將隨著制度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如用SB表示反腐敗收益或者說制度收益，則SB是制度成本SC的函數，即SB=f(SC)。更進一步，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因缺少制度約束和監管，腐敗現象會很嚴重，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也很大，此時稍微提高制度成本則可大幅度提高反腐敗的顯性和隱性收益即制度收益；而當制度成本有較高的量時，腐敗現象已不明顯，提高制度成本只會換來很小一部分的制度收益，即制度成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這種關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SB=kSCγ（5）

其中，k為一個大于0的常數，0<γ<1。

進一步，令SB=SC，由公式（5）可得出：SB=SC=k*(SC)γ，即：

SC*2=k1/(1-γ)(6)

SC*2表示使SB=SC即政府反腐敗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相等時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當實際的SC<SC*2時，SB>SC，此時政府提高制度成本是有利的，SC可以一直提高到SC*2；反之，當實際的SC>SC*2時，SB四、腐敗的成本收益與反腐敗的成本收益的聯合分析

腐敗的成本收益和反腐敗的成本收益的聯合分析，可通過比較其相應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即公式（4）和（6）中的SC*1和SC*2來進行，具體可有三種情況：

（1）SC*1=SC*2，即（a/b）1/（α+β）=k1/(1-γ)，此時腐敗的收益等于腐敗的成本，同時反腐敗的收益也等于反腐敗的成本，在這一制度成本水平上，有腐敗可能性的人應剛好選擇停止腐敗，而政府也剛好選擇不加大制度方面的投入量。

（2）SC*1>SC*2，即（a/b）1/（α+β）>k1/(1-γ)，此時政府選擇維持SC*2的制度成本水平，但因為SC*2C，所以公務員會選擇腐敗，腐敗活動猖獗。

（3）SC*1我們認為，上述第二種情況一般很少出現，更多的是第三種情況，即SC*1SC*1，政府應進一步提高反腐敗的制度建設水平，增加SC至SC*2。當SC等于SC*2時，腐敗者的腐敗成本已遠大于其腐敗收益，腐敗活動已被減少到非常低的程度，作為理性人的政府也將不會再加大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反腐敗者在得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腐敗行為。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可有以下結論：有腐敗可能性的人是否選擇腐敗取決于其腐敗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而腐敗收益和腐敗成本取決于反腐敗制度建設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反腐敗制度建設通過影響社會上所存在的租金而影響腐敗的收益，通過提高懲罰力度和被發現的概率而影響腐敗的成本。作為反腐敗的主體，政府是否加強制度建設取決于制度投入成本和制度投入收益的對比關系。在反腐敗制度建立初期，反腐敗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成本；而在反腐敗制度建設基本完善后，再加大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則會使得反腐敗的收益小于其成本，所以反腐敗應提高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

本文的討論在政策建議方面有以下啟示：在制度建設很不健全或正在進一步完善過程中的經濟中，提高制度成本可大幅度提高制度收益。例如處于轉型期的經濟，往往存在很大的制度真空，導致腐敗活動猖獗，這時投入不大的制度成本即可大大提高腐敗被發現的概率，降低社會上的租金含量，從而有效地減少腐敗活動；又如在某些新出現的腐敗現象的領域，如果這種腐敗是由于制度缺陷所導致的，盡快加大制度建設的力度將會有效抑制腐敗的滋生蔓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因為腐敗具有負外部性和反腐敗存在很大的隱性收益，所以反腐敗的制度建設不能只停留在使腐敗收益等于腐敗成本這一點上，而應上升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即在腐敗現象已不是很嚴重的地區或領域，還需要繼續加強反腐敗制度建設，直到腐敗現象被減少到極低的程度，甚至杜絕腐敗行為。

參考文獻：

胡鞍鋼(2001)：《中國：挑戰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

胡鞍鋼、過勇（2002）：《公務員腐敗成本—收益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4期

鄭利平（2000）：《腐敗的經濟學分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汪丁丁（2000）：《關于腐敗的經濟學分析》，《戰略與管理》，第12期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編輯部(1999)：《腐敗尋根：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中國經濟出版社

何增科（1996）：《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劉軍寧等編《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書店

[美]道格拉斯·C·諾斯（1994）：《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金伯利.A.艾略特（2000）：《腐敗與全球經濟》，劉勇、李憲、劉斌譯，北京出版社

里克·斯塔彭赫斯/薩爾·J·龐德主編(2000)：《反腐敗—國家廉政建設的模式》，經濟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