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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我國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國家的分類，我們把納入比較分析范圍的國家劃分為兩大類，其中工業國家23個，發展中國家14個。總體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宏觀稅負出現了由上升轉為穩定的趨勢。1994年以后我國宏觀稅負持續提高，但目前稅負總體水平與世界相關國家比較仍然偏低。

1．不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比較

如果不含社保基金，我國宏觀稅負低于大部分工業國家。我國宏觀稅負2005年達到16.93%，這個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業國家30%左右的平均稅負水平低約14個百分點。與稅負水平較高的工業國家相比，我國宏觀稅負差距則更大。2005年我國宏觀稅負低于所有30個OECD國家2003年的宏觀稅負水平。1990年和1995年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的算術平均值分別為19.40%和20.45%，2000年至2002年分別為20.83%、20.85%和20.63%。從1990年到1995年宏觀稅負上升了1.05個百分點，從1995年到2000年上升0.38個百分點。進入2000年以后，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趨于穩定，保持在20.63%～20.85%之間，變幅很小。與發展中國家2002年20.63%的平均宏觀稅負相比，2004年我國宏觀稅負低4個百分點左右。

2．包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比較

我國社保基金具有起步晚、規模小、增長快、覆蓋面窄的特點，2005年社保基金（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為6881億元，我國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19.95%。1994年至2005年社保基金年均遞增23%，高于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1994年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比不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高1.54個百分點，2005年則高3.77個百分點。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險水平高，覆蓋面廣，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與不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差距大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在1990年至2002年間保持在37%～41%的區間里，比我國同期宏觀稅負水平高出兩倍多。發展中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在1990年至2002年間保持在26%～29%的區間里，也比我國2005年的宏觀稅負水平高出6～9個百分點。北歐高福利國家稅負則遠高于我國稅負。

但是，低稅負的背后卻隱藏了很大的問題。政府收入渠道多，非稅收入比重高。政府收入由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組成。1996年至2000年，預算外收入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比例分別為：52.6%、45.0%、42.8%、41.4%和38.8%。同期，全部政府收入中收費的比重則分別為36.2%、34.3%、34.3%、34.0%和32.3%。我國政府實際支配的收入中稅收比重較低、非稅收入比重高的現實情況，影響了稅負水平的真實性。其次，我國的社保基金的比重太小。我國的社保基金起步晚、規模小、覆蓋面窄，到目前為止，只覆蓋了大約20%的人口(并且主要是3億多城市在職職工)，占GDP的比重約為2%。而美國就覆蓋面計算的話，社保稅占GDP的比重可以達10%，而且它所覆蓋的幾乎是全部公民。如果將這一方面考慮進去的話，我國的稅負應當就不輕了。此外，稅收最原始的法理邏輯應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近幾年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尤其是負擔了個人所得稅主體的那一部分民眾所需要的一些公共服務看起來卻在減少。比如，政府的醫療衛生投入在全社會醫療衛生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下降，個人在全社會醫療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相應的教育方面也存在同樣趨勢。我國公共教育投人的目標是GDP的4%，盡管比重很低，但就是這么低也從來沒有實現過，而且所投人的部分大多在城市。雖然國家的稅收收入年年創新高，但每年仍然有上不起學的悲劇。現在，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日益顯著，我國低宏觀稅負水平給老百姓帶來的依然是沉重的負擔。

3．大口徑宏觀稅負比較

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并不能反映國民經濟負擔水平和企業負擔程度。若將各種收費等并入政府收入，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據有關專家測算，大致在33%～35%左右。我國的宏觀稅負明顯偏高。

我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相對較高，非稅負擔重成為主要原因。各種政府性收費過多過濫，到2003年4月底，經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批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共496項，其中，涉及企業的項目就達338項。政府收入由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組成。1996年至2000年，預算外收入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比例分別為：52.6%、45.0%、42.8%、41.4%和38.8%。同期，全部政府收入中收費的比重則分別為36.2%、34.3%、34.3%、34.0%和32.3%。我國政府實際支配的收入中稅收比重較低、非稅收入比重高的現實情況，影響了稅負水平的真實性。

因此，從這些數字的比較來看，無論是含或不含社保稅，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似乎都是比較低的。

二、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及變動趨勢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稅收收入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表示，反映一個國家以稅收形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所集中起來的價值總額和比率。宏觀稅負的高低，表明了政府社會經濟職能以及財政能力的強弱，也表明政府在國民經濟總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

我國政府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收入，此外還有相當比重的預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此外還有相當比重的預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由此，我國有三個口徑的宏觀稅負：一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二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一般而言，小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政府的財政狀況或財政能力；大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國民經濟負擔水平和企業負擔程度；中口徑指標與小口徑指標差別不大，一般不采用。實際上，由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計算的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偏高，而由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計算的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偏低。

由表1可以看出1994年以來，我國宏觀稅負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1994年至1997年，屬于稅負下降和恢復期，稅收占GDP的比重從10.7%下降到9.9%，再恢復到1997年的10.6%，接近1994年的稅負水平。1998年至2005年，宏觀稅負處于上升期，稅收占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11.2%持續提高至2005年的18.0%，上升幅度達7.8個百分點。在1994至2005年的12年間，我國宏觀稅負提升了7.3個百分點。

三、調整和優化我國宏觀稅負的政策選擇

1.整頓政府收入渠道，理順稅費關系

各種亂收費是造成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偏高、企業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減輕非稅負擔必須依靠稅費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使稅費各歸各位：一是要把現行的地方政府支配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二是對于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國家要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保留的項目應嚴格限定在規費和使用費的范疇內；三是將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通過擴大現有稅種稅基或設置新稅種的辦法實施“費改稅”。對現行的收費項目通過取消、規范、轉制、改稅等措施，建立起以稅收收入為主、收費為輔的財政收入機制，從而降低大口徑宏觀稅負，減輕企業負擔。

2.調整稅收結構，實行結構性減稅

針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收入狀況，如果實行大面積的減稅措施，容易導致政府收入的大幅度下降，進而出現財政風險。而如果進行適度的稅收負擔的結構性調整，財政并不會出現較大的缺口，又有利于調整現實存在的微觀稅負分配不均的現象。

首先，完善增值稅制度。根據西方的最適課稅理論，政府應該在保證稅收收入的前提下使稅收超額負擔最小，減少效率損失。而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存在嚴重的重復征稅問題。固定投入比例大的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增值稅負擔過重，影響了企業在這些行業投資。另外，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出口型企業獲得完全退稅，影響其產品出口。因此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盡快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減輕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有利于資本積累和擴大投資。應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化,同時擴大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將建筑安裝、交通運輸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取消增值稅各環節的減免稅,堵塞征管漏洞。

其次，改革所得稅。我國目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所得稅政策。現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差異首先表現在稅率方面，主要表現在對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等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實施區域性“特惠”稅收政策和對外商投資的特定行業、項目實施“特惠”所得稅政策；第二個差異表現為扣除項目不同，表現為工資和福利費支出差異、公益和救濟性支出差異以及業務招待費支出差異等。根據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和稅負公平原則，我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應實行相應的改革，即內外資企業實行統一稅率、統一稅基和統一優惠政策，根據企業所得稅的實際稅負適當調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

最后，根據需要設置一些新的稅種，如財產稅、遺產贈予稅等，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調節個體財富存量，保障稅收公平職能的發揮。在適當情況下開征社會保障稅，確保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實行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合理分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體制，建立健全一個全國統一、規范、高效、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另外，為鼓勵全社會節約能源和資源，設置資源稅、污染稅，把企業外部成本內部化，切實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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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多少.關系到政府的支出能力，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合理以及國民經濟產出水平的高低，是政府制定稅收政策的重要依據。本文分析了我國1994年至2006年的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動趨勢，并進行國際比較，得出應通過理順稅費關系、實行結構性減稅，使宏觀稅負達到一個合理水平的結論。

【關鍵詞】宏觀稅負國際比較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