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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收入差距在遷移決策中一直占有中心位置。按照劉易斯(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鄉城勞動力遷移的動機在于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遷移是平衡城鄉收入的一種機制。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之前，后者可以在略高于農村生存收入的固定工資水平上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數量的勞動力[1]。與劉易斯不同，托達羅(Todaro)將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業的前提上，他認為遷移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之間的工資差距，而且取決于遷移者能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所以遷移所平衡的只是勞動者在城鄉之間的預期收入，而不是其實際收入[2]。

中國社會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城鄉收入之間造成了很大的差距。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一直受到嚴格的限制。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深刻地影響了勞動力的流動。一方面，農業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和農產品的供給，從而逐漸導致了糧食市場的開放和配給制的消失，農民由此得以在沒有城市戶籍的情況下進入城市并長期留住城市。另一方面，家庭承包責任制使農民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經營方式和職業。在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刺激下，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或非農產業流動。

相對于很多研究熱點而言，中國的遷移研究一直是比較落后的。筆者認為這種落后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1)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階段，而沒有與國際學術界規范化的研究方式接軌。(2)遷移的課題在名義上常常不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而是“為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依據”?？陀^的結果就是許多遷移調查僅止于描述性分析，或者被納入某些其他的調查。(3)遷移研究的中心問題——收入和遷移的關系分析往往局限于不同群體人口（如遷移者和非遷移者）的靜態比較，而很少涉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本文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借助計量經濟學的工具，研究中國鄉城勞動力的遷移決策及其收入的決定因素，并重點分析收入差距的作用和內涵。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問卷調查數據，探討城鄉收入差距在遷移決策中的作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1)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作用的估計；(2)收入差距來源的分解。

（一）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作用

為了分析收入差距對遷移的影響，必須在遷移決策方程的估計中引入城鄉收入差距。但在遷移調查中，我們只能觀察到遷移者和未遷移者當前的工資水平，而無法觀察到遷移者在不遷移的條件下和未遷移者在遷移的條件下的工資水平。也就是說無法比較同一個人在遷移和不遷移兩種情況下的工資水平，從而計算其遷移前后的收入差距。因此我們只能用遷移者和非遷移者的當前工資來估計城市和農村的一般工資水平。但由于遷移的選擇性，遷移者不是均勻地分布在人群之中，遷移者本身可能具備某些與其工資水平相關的特征，有些特征可以通過調查觀察到（如年齡、受教育水平等），有些則無法觀察或測量（如個人性格等）。這些特征導致了樣本選擇的偏差(sampleselectionbias)，從而有可能導致工資水平估計中的偏差。例如，遷移者可能是那些有能力獲得較高工資的人，以他們當前的工資為依據所估計的遷移者收入水平可能會偏高；反之亦然。因此，必須修正收入水平估計中因樣本的選擇性而導致的偏差。這種偏差通常用赫克曼(heckman)二階段法來修正[3]。

本文使用一種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structuralequation)來估計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作用。該方法常被用于收入差距的研究[4～6]。

（二）收入差距的來源

收入差距可能來源于各種因素，如遷移者和非遷移者在個人素質上的差異，城鄉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水平的差異，以及其他觀察不到的原因。奧薩卡(Oaxaca)提出了一種分析技術，能將工資差距分解為不同的來源[7]，稍后，瑞莫爾斯(Reimers)進一步將選擇性偏差的修正引入了這種分解方法[8]。

三、實證分析結果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1991年在湖北省進行的一次關于人口遷移和經濟發展的問卷調查，此項研究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

（一）數據

本次調查包括了湖北省6個市、縣的21個社區（6個城市居委會、7個鎮居委會和8個村委會）。在調查中使用了家庭戶和個人兩級問卷。我們在每戶中隨機挑選了一個15歲以上的家庭成員回答了問卷。樣本的有效觀察值為2573戶家庭（或個人）。

需要說明的是：(1)調查采用的是“遷入法”，即對于遷移者來說，調查點是他們最后一次遷移的目的地。(2)在本文中，我們將鄉城遷移者定義為出生地為農村，在調查時常住地為城鎮的暫住人口，也就是說本文所研究的是非戶口遷移。這是因為由農村向城鎮戶口的遷移意味著“農轉非”，這種遷移受到了國家的嚴格限制，其遷移的動因、決策及后果均不完全取決于個人因素，也不完全反映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而且，這類遷移人口一般都與原居住地（農村地區）沒有很大的聯系，所以我們在本文中不討論這類遷移。(3)我們的調查只局限于湖北省，所以我們去掉了來自省外的遷移者。(4)鑒于一部分遷移人口已在城市中居住多年，他們已經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和原居住地已沒有多少關系了，所以我們去掉了5年前來到目的地的遷移者。

我們將所有居住在農村的人視為非遷移者。最后，我們的樣本包括1353個有效觀察值，其中384個目前居住在城鎮的鄉城遷移者，969個居住在農村的非遷移者。

如前所述，我們有兩類方程：遷移決策方程和收入方程。前者的被解釋變量為一虛擬變量，遷移者取值為1，非遷移者取值為0。后者的被解釋變量為個人月平均收入的對數值。至于解釋變量，在遷移決策方程中，我們引入年齡、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數、兄弟姊妹個數、是否長子（女）、遷移前的婚姻狀況和家中耕地面積；在收入方程中我們引入年齡、文化程度、家中耕地面積和所在地（鄉、鎮）的人均收入。

（二）遷移決策的決定因素

我們首先估計probit約簡方程，該方程包括遷移決策方程和收入方程的所有解釋變量，表2中的回歸5和回歸6為估計的結果。藉此約簡方程，我們可分別計算樣本城市和農村的逆米爾比率。然后，我們分別估計城市和農村的收入方程，并代入逆米爾比率以修正樣本選擇性偏差。表1為收入方程的估計結果。

我們首先看男性移民的情況。從回歸1中可見，收入和年齡的關系呈倒U形曲線，這與其他同類研究的結果相符[9]。即收入首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上升，經過一個臨界值后，收入就開始隨年齡的增長而下降了。根據系數值，這個臨界值大約在40～42歲左右。這個結果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年齡可反映一種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其中包括經驗的積累和人際關系網絡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年齡越大，積累越豐富[10]；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鄉城暫時性遷移人口從事的是體力勞動，青年人顯然又比老年人占有優勢?；貧w結果證實了文化程度對收入的正向作用，隨著文化程度的上升，其對收入的作用增強。居住地人均收入代表地區發展水平，該變量對收入起著顯著的正向作用。

回歸3為女性移民的情況，從中可見，年齡對女性遷移者的收入的作用不顯著。在文化程度中，僅有“高中及以上”對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婦女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具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她們的收入與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關系不大。例如年齡較大或文化程度較低的婦女可以從事諸如鐘點工、保姆之類的家庭服務業，其收入也不見得低。另外，如托達羅所言，她們可以“開辦一些小店鋪”經營“手工食品和工藝品”[11]。

表1城鄉收入方程的估計

被解釋變量：個人月收入的對數值

附圖

說明：括號內為t驗檢值。“…”表示數字的絕對值不足0.001。***、**和*分別表示結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從遷移者與非遷移者的比較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對男性還是對女性，教育對非遷移者的收入的作用都要高于對遷移者的作用。這說明在我們的結果中，相對于城市而言，教育在農村地區具有較高的回報率。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鄉城暫時性遷移者在城市中只能從事一些低層次、低報酬的工作，這顯然降低了教育的作用。相反，對農業勞動者來說。如舒爾茨(Schultz)所指出：“較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學習和使用某些現代技術”[12]。而且文化程度高的農民更有可能從事家庭非農業經營或進入鄉鎮企業，這些非農業活動能顯著地提高他們的收入。這個結論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實證研究的證實[13]。

利用收入方程，我們可以計算每個觀察值的城市收入和農村收入，進而計算每人的城鄉工資差距，并納入結構方程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影響。表2中的回歸7和回歸8為結構方程的估計結果。從中可見，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對于女性，遷移概率和年齡都呈倒U形曲線。文化程度僅能提高男性的遷移概率，對于女性的遷移決策不起作用。文化程度是決定遷移預期收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克服遷移障礙的能力越強，遷移成本也就越低。另一方面，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者更容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一般來說，男性在遷移中處于“主動”地位[14]，因此他們的文化程度對遷移過程的影響較大：文化程度既直接作用于收入（見表1）；又通過提高遷移概率而間接作用于收入（或者說提高預期收入）。然而對女性來說，由于她們在遷移中時常處于“從屬”地位，如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等，她們的遷移決策可能更取決她們的配偶等人的遷移行為。此外，如前所述，婦女在非正規部門的具有優勢，她們的就業可能不太依賴于文化程度。因此，對于給定的收入差距，文化程度對女性的遷移概率作用不大。此外，土地的短缺對勞動力外遷構成一種推力?；橐鰧α鲃佑泻軓姷呢撟饔茫杭彝サ慕?，以及隨之而來的子女的撫養，意味著穩定生活的開始，這無疑提高了遷移的成本。家庭規模對女性的遷移起正向作用，而對男性的遷移不起作用。這似乎說明婦女的流動更受家庭的羈絆。

表2遷移決策方程的估計

被解釋變量：遷移者＝1，非遷移者＝0

附圖

說明：括號內為t驗檢值?！啊北硎緮底值慕^對值不足0.001。***、**和*分別表示結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最后，我們的結果證實了收入差距在遷移決策中的重要作用：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對于女性，該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這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傾向就越強。

（三）遷移概率對收入差距變化的回應

上節的估計結果可以用來模擬某些政策的效用。在此，我們重點討論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對于相對工資和遷移概率的影響。收入差距的縮小可能來自兩種情況：一是農村收入的上升；二是城市收入的下降。前者意味著鄉城遷移的機會成本的提高。按照托達羅的觀點[15]，通過農村和農業的發展來降低鄉城人口流動的經濟刺激，是解決城市失業問題的關鍵。至于后一種情況，由于工資的剛性，城市收入的絕對水平一般是不會下降的。然而，在中國的一些城市中，有些部門以各種名目向進城的農民征收一些附加費用[16]，實際上相當于壓低了鄉城遷移者的收入。在此我們作兩種模擬：農村收入上升10%和城市收入下降10%。前者是保持城市工資不變，將表1農村收入方程中的常數項提高10%；后者正好相反，保持農村工資不變，將城市收入方程中的常數項提高10%。

我們用城市和農村收入的幾何平均值之比（城鄉相對收入）來衡量總體的收入差距。至于遷移概率，參考Perloff的工作[18]，我們使用兩種方法來衡量整個群體的遷移概率。第一種方法是計算所有人的遷移概率的算術平均值（以下簡稱平均值）；第二種方法是計算遷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以下簡稱50%標準）。我們先根據上節的估計結果，計算出的城市和農村當前的相對收入、平均遷移概率和遷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將這些值取為初始狀態。然后我們通過變動城市或農村的收入，利用表1和表2的回歸結果，模擬出以上三個統計量相對于初始值的變化。

表3為模擬結果。由于城市收入一般高于農村收入，所以城市收入下降10%對相對收入的縮減作用顯然要大于農村收入上升10%的作用。對于男性來說，如果農村收入上升10%，城鄉收入比將下降21.5%；平均概率將下降4.9個百分點；遷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下降4.1個百分點。如果城市收入下降10%，同樣是對男性，城鄉收入比將下降30.1%；平均概率和遷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將分別下降7.1和6.7個百分點。女性的結果同男性類似。與男性相比較，女性的城鄉相對收入對農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遠遠弱于男性，但對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則要強于男性。此外，從遷移概率來看，對于城市工資的下降，男性和女性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對于農村工資的上升，男性的反映則大大強于女性。

表3農村工資上升或城市工資下降對相對收入和遷移概率的影響

附圖

說明：括號系模擬值相對于第一行初始水平變化的百分比，負值表示下降。

（四）收入差距來源的分解

表4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差距及其來源的分解。結果表明，按照模型的估計，男性和女性城市和農村的收入的幾何平均值分別為207元、104元和154元、77元。男性和女性的城鄉收入的比率均為1.99。然而，當我們除去樣本選擇性偏差之后，男性的城鄉相對收入為1.78，而女性為2.02，也就是說女性的城鄉收入差距比男性大。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我們的樣本中男性和女性在遷移率方面差別不大——因為女性鄉城遷移的回報率高于男性，所以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強的遷移動機。

如前所述，收入差距可以有三個來源，從這三個來源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差別很明顯。對于男性來說，遷移者和非遷移者個人特征上的差異對收入差距的貢獻(39.3%)高于城鄉勞動力市場工資差別的貢獻(27.6%)。這就是說他們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個人素質（如文化程度）。這可能是因為低素質的男性勞動力在城市中只能從事低層次、低報酬的體力勞動，其收入只是略高于他在農村的收入。但如果他具備一定的素質，他就可望獲得較高的收入。對于女性勞動力來說，其收入差距主要由城鄉的工資差別(65.2%)決定，她們的個人素質對收入差異的影響相對較小(22.1%)。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普通的女性勞動力，只要遷移到城市，她就有可能獲得遠高于農村收入的報酬，而她們的個人素質對她們在城市的收入的作用比較有限。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婦女在農村以從事家務勞動為主，其貨幣化的收入很低；而在城市則正好相反，婦女一般都會從事一些有報酬的工作，因而其城市收入會遠高于農村收入。另一方面，婦女在城市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較多的選擇，她們的收入水平對其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如年齡、文化程度）的依賴較低。

表4收入差距來源的分解

附圖

五、結論

本文介紹了一種分析遷移概率和收入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我們的結果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對于女性，收入差距越大，遷移概率越強。這個結果說明，在不受限制的條件下，城鄉人口遷移將進一步擴大。由于中國的農村（或者說農業）相對收入一直在較低的水平上徘徊，城鄉收入差距在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因此中國政府也就不可能完全放松對鄉城遷移的控制。

通過模擬收入差距和遷移概率對城鄉收入變化的反映，我們發現，女性的城鄉相對收入對農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遠遠弱于男性，但對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則要強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遷移概率對城市工資的下降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對于農村工資的上升，男性遷移概率的反映則大大強于女性?？傮w上來說，農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能顯著抑制男性勞動力的遷移傾向；反之，城市工資水平的下降則會顯著降低女性遷移者的相對收入。

在修正了樣本選擇性偏差之后，女性勞動者的城鄉收入差距要大于男性的城鄉收入差距，也就是說，對于女性而言，其鄉城遷移的收益更大。這個結果解釋了中國婦女在鄉城遷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男性的收入差距主要決定于遷移者和非遷移者在素質上的差異；而在女性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差別占主導地位。

此外，我們的結果還表明教育對非遷移者的收入的作用高于對遷移者的作用，也就是說教育在農村地區具有較高的回報率。這個結果證實了舒爾茨的觀點：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