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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諧社會建設中，執政黨自身的和諧以及與執政黨息息相關的公共治理的和諧，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執政黨自身的和諧是實現公共治理和諧的基礎或條件；黨內和諧和公共治理和諧則能直接影響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必將對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產生深遠影響。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有很多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其中有關執政黨自身的和諧以及與執政黨息息相關的公共治理的和諧，對和諧社會的建設所產生的影響，尤其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將圍繞這個問題，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做一簡要分析。

一、“公共治理的和諧”應成為和諧社會基本概念的重要內涵

關于如何把握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可以說是一個還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毫無疑問，總書記提出的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的概括，為我們深入思考這一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我們注意到，這幾年來，理論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還從不同學科的角度進行了一些分析。比如社會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政治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學家強調，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充滿活力，又能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法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權利，且有秩序的社會。這些討論對于人們加深對和諧社會的理解，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筆者看來，和諧社會至少可以包含三層要義。首先，和諧社會是以人為中心的。就是說在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始終應該以人為中心。如果離開人，就談不上和諧與不和諧。其次，和諧社會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約束來實現的。因為離開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約束，和諧社會就失去了衡量的標準，這兩者缺一不可。再次，和諧社會的實現程度直接反映著一定時期公共治理的水平。因此，一定時期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和諧，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影響很大。從以往的歷史來看，和諧社會建設和發展無疑是一個過程，我們看中國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應該說在那個時代已經達到了當時和諧社會所能夠達到的高度。這說明，和諧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歷史范疇。

按照上述理解，我們可以把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和諧主要體現在人應當崇尚自然規律，愛護、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同時，還應表現在人類要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資源，而不能過度地掠奪資源、破壞資源。這就要求我們在發展中，必須堅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善待資源，善待環境。

二是人與社會的和諧。這里主要包括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發展，也可以理解為不同利益主體的沖突化解機制。應該承認，任何社會都會有利益沖突，關鍵在于有沒有化解利益沖突的有效機制。另外，也包括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相處以及作為社會成員個體自身內心世界與外在的自我和諧，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人的精神愉悅。

三是公共治理的和諧。這其中至少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我們知道，現代社會基本由三類組織構成：公共部門，企業，非營利組織。這三者之間能否各司其職，各自發揮自身的作用，對社會的和諧有直接的影響。比如，由企業作為主體的市場，在社會發展中，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有效、快速地配置各類社會資源，從這個意義上看，市場能夠解決效率，但市場解決不了公平。因為市場在注重效率的同時，也可能制造很多社會的不和諧，引發沖突。而政府及其公共部門所發揮的作用，則正好是要彌補市場的這些缺陷，通過公共財政、公共政策以及政府的公平、公正性來化解這些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的和諧。同樣，作為民間組織的非營利系統，既可以彌補市場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彌補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對政府、企業以及市場功能的重要補充。所以我們說，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合理配合，對和諧社會的構建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其次，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政府與公民的合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社會沒有正常的表達機制和表達途徑，公民沒有參與公共治理的機會，這個社會實際上是不可能真正和諧的，這是現代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特征。再次，是政府管理所必須體現出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如果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義的天平發生了傾斜，公共治理的和諧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上述表明，離開一定時期公共治理談社會和諧，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總書記講到的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等，實際上都是在強調政府管理本身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夠成立的話，我們認為，在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原因很簡單，因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最終都體現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諧上。而政府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最具權威的公共機構，它代表的公平、正義是其他任何組織機構都無法替代的。政府有權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可以做出制度安排，而這些法律、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當，都會直接影響到公共治理的和諧；同樣，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公共治理和諧與否，又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公共治理的和諧不僅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決定其他和諧要素是否和諧的最關鍵因素。這同時意味著，政府在和諧社會構建中，必將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反過來看，中國社會目前出現的許多不和諧現象，說到底，多數都與公共治理的不和諧有關。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于公共治理的不和諧引起的。這些因素主要表現在發展的結構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偏頗以及制度安排的缺失等三個方面。

就發展的結構失衡來看，中國改革開放28年來，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舉世矚目的。但是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中國這些年來的發展結構有明顯的失衡之處。總體看，在政治發展、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這三大發展中，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次之，而政治發展則相對滯后。換言之，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這三者之間，我們高度關注了經濟發展，這無疑是對的，但對社會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這種發展結構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后果，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和諧。

就公共政策存在的某些偏頗來看，一個社會公共治理是不是和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能不能體現公平和正義。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這些年來我們在某些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確有明顯的失當之處。比如說，我們強調了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是在如何實現集體富裕的政策配套方面，沒有采取更多的對策，由此導致貧富差距拉得越來越大，超過了目前中國社會所能夠承載的能力，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沖突。據有關資料介紹，*3年北京市的收入差距是3.4∶1，*4年發展到4∶1，可見，差距還在繼續擴大。

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另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弱勢群體。雖然個體差異是永遠存在的，但問題在于弱勢群體在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越來越被邊緣化，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因為弱勢群體不像強勢群體能夠憑借著他們對社會財富的占有，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弱勢群體在爭取公共政策方面能力的下降，應該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一個十分重要原因。理論界有一種觀點，叫做“國家被俘掠”，意思是說在某些特定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由于少數強勢利益集團有強大的權力背景，使國家的政策制定在個別問題上，有可能被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這些年來，國家對少數壟斷行業的政策之所以遲遲難以到位，民眾對一些壟斷行業吞吃全民的利潤之所以反映如此強烈，幾乎都與這個問題有關。

從政治制度安排的缺失來看，一方面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則是少數政府部門的行政化在向舊體制“回歸”。這種看起來非常矛盾的問題，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頻頻出現，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再加上“權錢交易”，權力行使的非理性等腐敗問題的泛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加劇了社會的不和諧。

三、黨內和諧更具有決定意義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黨內和諧，《決定》還強調要用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

按照筆者前面的分析，和諧社會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治理本身是不是和諧。而在公共治理的主體中，盡管其他組織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在中國現行管理體制下，政府公共治理背后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無疑是執政黨。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國家在一定時期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說到底，都是由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通過一定法定程序做出的，也主要是通過在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來貫徹和實施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內部，或者黨的自身能不能和諧，必然對公共治理的和諧，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產生重要影響。這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之所以強調“黨內和諧”的原因所在。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做出這樣的推斷：執政黨自身的和諧是實現公共治理和諧的基礎或者條件；而黨內和諧、公共治理和諧，反過來又能直接影響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完全驗證了這一點。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不和諧因素，盡管與我國所處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等大的背景有關系，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無疑與黨內自身的不和諧也有直接聯系。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諸如腐敗蔓延、權力濫用、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等，多數都與少數共產黨員的蛻化變質有關，也與少數地方出現的吏治腐敗有關。作為掌管各級黨政官員選拔任用的黨的組織部門及其領導人，必將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一旦在這些方面出現問題，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意味著：執政黨自身保持權力行使的公正性，保證公共權力在國家治理過程中不發生腐敗，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夠代表公平正義，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都成為黨內和諧的重要指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前所未有的考驗。由此我們認為，執政黨自身的和諧，對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和諧程度，更具有決定意義。

四、加快執政黨和公共治理改革的步伐，促進社會和諧

如果說黨內和諧、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那么，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如何通過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執政黨內部改革，促進社會和諧，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第一，要從黨內改革切入，推動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早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總書記就曾指出，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方面，最關鍵的是要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筆者認為，這一概括實際上已經涉及問題的核心。如果我們的執政黨真正能夠做到這三點，就能大大提高黨內的和諧度，同時也會對公共治理產生重要的影響。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把我們黨目前在執政中的不科學的因素、不民主的問題以及沒有依法執政的地方找出來并加以認真改進，那肯定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內容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大黨內改革的力度，同時也是我們推進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條件。如果沒有執政黨自身的具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內容的出臺和推進，那么，政府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都會受到很大的局限，黨內和諧、公共治理和諧，也很難真正實現。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6年以來，中央圍繞黨政干部選拔任用、地方黨委換屆等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如減少黨內副職的領導職數、擴大黨內民主、在一些鄉鎮實行黨的書記的直選制、在一些地方試行黨代表常任制以及中央出臺的黨政干部任用、回避、交流等規定，都可以看做是執政黨圍繞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進行改革的系列舉措。這些改革的推進和深入，必將對促進黨內和諧和社會和諧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首先要解決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和正義問題。這一點之所以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幾乎都與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有關。如果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過多地受到強勢利益集團的影響，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背離公平和正義的準則，就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和諧。應當看到，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很多不和諧因素，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拉得過大，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政策不能在這方面有實質性的突破，不能解決社會的利益結構失衡問題，那么，社會的和諧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重視利益關系的調整，發揮公共政策的作用，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在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很多基礎性的工作，而且還要對以往的公共政策制定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下決心解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部門利益干擾、低效率、越來越有利于富人以及弱勢群體爭取公共政策能力下降等突出問題，并將其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抓手”和突破口，以化解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

第三，在政府職能的實現形式方面，要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作為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基層政府最主要的職責。過去我們更多地關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3年“非典”以后，我們逐步認識到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性，開始將其放在重要地位。從發展的角度看，政府要改善自身的公共治理，提高民眾對公共治理的滿意度，必須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要看到，由于過去我國各級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普遍比較薄弱，欠賬過多，使許多直接關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以至于在改革開放28年后的今天，社會上卻出現了明顯的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當我們國家的公共財政收入是3千億元的時候，我們把更多的錢用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維持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動，公眾無可厚非；但是當我們的公共財政收入翻了十多倍以后，我們在民眾的基本社會保障如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方面還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們是很難向老百姓交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僅是政府職責的應有之義，而且也是保障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最重要條件。

第四，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還有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應當看到，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對提升我國的國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功不可沒。但是當我們發現這個高增長是以“資源的高消耗”、“資金的高投入”和“環境的高污染”為代價的時候，以往的經濟增長模式就面臨嚴峻的挑戰。人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經濟很難持續發展，而且會直接影響人與自然的和諧，毀壞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更加強有力的措施，轉變我們過去以外延擴張式、資源消耗式拉動經濟的方式，真正把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到實處，必將對我國未來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化解社會沖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取決于執政黨內部以及政府自身改革的成功。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沒有對公共權力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上述目標都有可能落空。這也是我們強調執政黨黨內和諧和公共治理和諧重要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