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選舉制度建設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30年乃至50年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表明，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現實還是有區別的。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還要受歷史文化傳統、政治狀況和國際環境的制約[1]。30年乃至50年選舉制度的曲折發展也充分印證，雖然選舉制度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但同時也與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發展狀況有很大的相關性，尤其社會和政治狀況對其影響更直接，也更強烈。選舉制度和實踐發展出現波折、停滯或徘徊，許多時候更是特定社會和政治現狀的反映，甚至一些突發的社會和政治風波，也會極快速地傳導于選舉制度，影響到選舉制度發展的進程。不可否認的是，30年經濟、文化、社會不斷發展并取得空前的成就，與此同時，30年選舉制度和人民民主也不斷發展，獲得巨大進步。當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經濟文化條件不充分。一條基本經驗是，選舉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從現階段的政治經濟條件出發，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整個民主政治發展相適應，把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統一起來，實現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總體來看，我國的選舉制度建設，基本上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進程。

經驗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諸多因素都制約著選舉制度建設，增加了選舉制度建設的復雜性。選舉制度的發展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歷史階段，選舉制度的某些改革，經常也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相對成熟的結果。選舉制度建設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建設進程。

我國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進展，但人均水平依然很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不完善，而封建專制主義影響深遠，公民權利意識和民主傳統缺乏，經濟文化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的任務非常艱巨，民主選舉制度建設不可能超越這一現實。而且我國地域廣、人口眾、民族多，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發展極不平衡，這又增加了選舉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復雜性。在小范圍內可以做得到、做得好的事情，在大范圍內可能做不到、做不好，甚至可能引發混亂。比如村委會選舉中“海選”到現在為止，還不能為人大代表選舉提供一個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可操作性的新模式，不可能把“海選”的所有成功經驗快速搬進人大選舉之中[2]；直接選舉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的經驗未必也能復制到間接選舉中。況且，選舉制度建設同其他各項民主政治建設一樣，畢竟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體制層面上的政治權力的運作方式，對社會上不同的個人、群體、集團、階級、階層具有不同的政治價值，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推進選舉制度建設的過程，不能不是人們之間政治關系、利益關系的調整過程；各種矛盾會集中地表現出來，加上多變的國際因素及某些突發因素，使這一過程愈加復雜[3]。30年我國選舉法律的制定和多次修改，甚至有時進兩步退一步、反反復復的過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任何脫離中國國情，超前于經濟文化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民主建設，只能是空想；任何故步自封，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民主建設，也不利于社會主義的順利發展[4]。

諸多因素都制約著選舉制度建設。比如目前我國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并用的狀況，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社會和民主政治現實狀況的反映。應該說，直接選舉比層層委托授權的間接選舉，能更真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更利于人民對公職人員的監督。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符合人民民主發展的方向，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但能不能實行普選、采取什么樣的選舉形式，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人們的愿望和價值判斷，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1953年選舉法直接選舉僅限于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1979年選舉法將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包括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鄉、民族鄉、鎮。在一個縣的范圍內，群眾對于本縣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情況是比較熟悉和了解的，實行直接選舉不僅可以比較容易地保證民主選舉，而且便于人民群眾對縣級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5]。我國直選的范圍還很有限，層次還很低。有人建議，在直轄市和有條件的設區的大城市進行省、市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試點，對于鄉、鎮基層人民政府和有條件的縣級“一府兩院”的主要行政領導人，可以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做到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6]。選舉制度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應充分考慮到我國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礎上，有條件、有準備地逐步實現。鄧小平同志根據我國的國情，特別強調要從實際出發，他曾多次講到，“現在我們在基層搞普選，就是在縣一級、城市一級搞普選，省市和中央兩級是間接選舉。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么多，地區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么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在條件還不夠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質不行”[7]。“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地來”，“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還不成熟。”[8]

選舉制度的某些改革，經常也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相對成熟的結果。我國不同歷史時期采取不同的人口比例分別確定城市與農村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就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反映。當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也必定要求改變這一確定比例。進入新世紀，隨著經濟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加快，人民群眾對民主有了新的更高的期待，公眾平等參與選舉的愿望強烈，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民”職業身份和勞動性質的巨大變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城鄉戶籍差別的逐步取消，表明取消城鄉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差別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符合實際的選擇。再次修改選舉法，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完全實現平等選舉權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修改選舉法使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順理成章已列入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計劃。

經驗二：選舉制度的原則必須落實到選舉技術層面，但完善選舉技術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如果超越現實采取某種看似“先進”的程序或技術，實踐中的效果卻未必是理想的。要努力創造條件，把選舉制度的理念和原則，一步一步變成具體技術和可操作的規范。

對選舉制度的回顧和總結，既要有宏觀層面的梳理，也不能忽略微觀層面的總結。技術上的改革和進步同樣不可忽視。宏觀的、理念的、原則的東西，必須落實到微觀的技術的層面和一些細節上，否則再美好的理念和原則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即。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缺乏系統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支持，就會導致這一制度在實踐中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違真正選舉的初衷[9]。選舉制度的發展進步很多都體現在機制、技術和細節上，而技術、細節上的進步又會大大促進制度的完善。30年選舉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進步，就是因為那些宏觀的、理念的、法律原則的東西，一步一步落實到了具體技術上，變成了可操作的規范。正如選舉表決方式的變化，從公開投票到無記名秘密投票，從鼓掌或舉手表決到按表決器表決，使選舉人的意志得到更充分更真實的表達，選舉的民主性大大增強。無怪乎有人驚嘆：“細節一小步，民主一大步”。實踐讓我們同樣發現，選舉技術的選擇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選舉程序和技術必須符合實際，才能真正起作用。

目前之所以采用“某種”選舉程序和技術，事實上是有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的；如果超越現實采取某種看似“公平合理”的程序或技術，實踐中的效果卻未必是理想的。如各級人大代表名額問題，看起來這并不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只是個具體安排或技術問題，但它的確就是受到我國目前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制約；要改革完善人大代表名額問題，也得立足于政治社會現實。按照健全法制的要求，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應當由法律加以規范。1953年選舉法對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是作了具體規定的，但除全國人大代表約為1200人左右[10]，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現在看來還是偏多。事實上，代表名額過多，既不便于召開會議、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也不利于提高代表的素質和人大制度建設，還會增加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成本。但考慮我們的地域廣、人口眾、民族多的國情，以及社會主義政權人大代表的廣泛代表性、方方面面都要有自己代表的實際，代表名額不可能一下子減少很多。1979年重新修訂選舉法時，曾經提出過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方案，由于各方意見很不一致，選舉法僅對全國人大代表名額作了具體規定，對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沒有具體規定，只對確定代表名額的原則作了規定，即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便于召開會議、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并且使各民族、各地區、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的代表的原則自行確定。

新選舉法制定不久，彭真同志就提到，代表名額“多少為好？經驗證明，代表人數太多了，并不便于代表們充分討論和決定問題，我傾向于代表大會人數不要太多，既要包括各方面的代表，又要便于開會討論、決定問題才好。代表人數過多，因為時間的限制，不可能都暢所欲言，不便展開討論，甚至小組會上都不能比較普遍地發言，形式上看起來很民主，實際上并不一定能充分發揚民主”，“我看現在代表人數恐怕是偏多了，還是稍少一點好”。但他同時又指出，“我們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代表的選舉，既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又要照顧到能代表人民的各個方面。二者不可偏廢。”[11]楊尚昆同志也講，“許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適當減少代表名額。這個意見是可取的。當然，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人數也不宜太少，太少了不足以體現應有的代表性。”[12]由于法律沒有具體限制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名額急劇膨脹，影響到代表大會的效能。在這種情況下，198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和法工委經過調查研究，提出了《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方案》，下發各地參照執行。總的看，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比過去都有所減少。實踐表明1986年方案是適當的，也是可行的[13]。1995年修改選舉法對各級代表名額作了具體規定，按照法定程序確定了代表總名額后，一般不再變動。目前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名額仍然偏多，但一般認為這也是同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和民主政治發展狀況基本相適應的。看起來是理想狀態的制度未必就是適合國情的。當經濟社會發展尚未達到這一步，立即減少代表名額就不太現實。

選區劃分在不同歷史時期側重點不同，也是我國選舉制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產生活居住各方面的實際狀況所作的調整。1953年選舉法規定為選民按居住狀況劃分選區；1979年新選舉法規定為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位和居住狀況劃分選區，這是以生產、工作單位優先；1986年又修改為選區可以按居住狀況劃分，也可以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和工作單位劃分，這是以居住地優先。在實踐中，農村基本上按居住地劃分，城市則主要按生產和工作單位劃分。如何兼顧界別和地域，是過去選擇選區劃分方法主要考慮因素。按居住地劃分選區的優點是選區與選民利益聯系密切，選民選舉地位更為平等，便于選民監督和罷免代表；難點是選舉組織工作難度大，選舉費用高，保證代表“合理的結構”比例難度大。按生產單位劃分選區的優點主要是選舉組織工作方便省事，選舉費用相對低，容易產生界別或某方面的代表；缺點是選區與選舉人大代表利益關系不密切，單位選民參選積極性不高，按單位劃分選區易造成選舉中的不平等，選民對代表的監督罷免權難以落實等。

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已成為選區劃分的重要影響因素。社區作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城市居民所組成的社會共同體，在城市建設與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以選民居住地劃分選區被普遍看成是發展方向。在這方面應進行積極的探索。此外，隨著改革的深化，企業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無主管部門的企業數量大增，“單位人”已大大少于“社會人”，流動人口數量逐年增加。因此，一般地認為按居住狀況劃分選區更能發揮選舉的作用和優越性。但是在我國，劃分選區要與代表構成統籌考慮，以便能夠較好地實現代表的“合理”構成，要使各個界別能有適當數量的代表，所以至少在目前，不可能單一地按地域劃分選區。此外，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外來人員大量增加，數億農民工生產生活在城市。如何保證農民工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何使社會新階層中的人員產生適當的代表，對劃分選區提出一些很強的技術要求。很多地方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城鎮和農村的情況很不相同，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情況也有很大差別，要從實際出發，依實際情況制定選區劃分方案。依目前的實際和各地的經驗，劃分選區可采用混合劃分方法，采取以區屬范圍和區域范圍劃分相結合、以區域范圍劃分為主，以居住區劃分和單位劃分相結合、以居住地劃分為主的方式，科學合理劃分形成獨立選區、聯合選區、混合選區。

經驗三：各地方情況千差萬別，因此選舉工作必須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基礎上，把法律規定同各地的實際結合起來，唯此才能更好地實現法律的意圖。要特別注意的是，結合各地實際并不意味著可以實踐為借口任意“變通”法律。

正因為在我國各個地方、各個民族的情況千差萬別，選舉法律雖然盡可能地考慮了不同情況，但很多時候只能做統一的規定。因此，必須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基礎上，把法律同各地的實際結合起來，唯此才能更好地實現法律的意圖。比如劃分選區的大小，選舉法規定：選區的大小按每一選區應選代表一至三名劃分，城鎮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當大體相等，農村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當大體相等[14]。人口比例原則是分配代表名額和劃分選區的基本原則。即每一選區選一至三名代表劃分，而且城鎮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當大體相等，農村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當大體相等。在這個前提下，按照便于選舉活動的原則、屬地原則、便于代表聯系選民和選民監督代表的原則等，劃分適當規模的選區。應該說只要依據法律規定的人口比例、按照“每一選區選一名至三名代表劃分”，就是合法的、有效的，也就是說可以是大選區，也可以是小選區。目前許多地方都是大、小選區結合，以大為主。

大選區代表名額多，差額數小，如四選三或三選二，競爭性減小。設置大選區比較多，可以較好地保證組織安排的人選當選，確保選舉“一次成功”，代表的結構比例操作上難度相對小一些。但從另一個方面看，小選區更有利于選民的選擇。一般以一個選區選一、二名代表為宜。凡符合選一名代表的單位，就應單獨劃分一個選區，選區劃大了，既不利于選民行使直接選舉的權利，也不利于組織選舉。一般認為，應該逐步擴大小選區的比例，選區規模小，選民比較了解本選區的情況，有利于選區提名和確定候選人，也有利于代表當選后聯系選民，加強選民對代表的監督；每個選區只選一名代表，按照法律規定，候選人為二名，實行“二選一”，實際上加大了代表差額的比例，增加了選民對代表候選人的選擇性，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提高；小選區還有利于減少“戴帽下達”的指選、派選代表的做法。當然，實踐中的情況往往是復雜的，有些人口比較多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又不宜劃分為幾個選區的，有的村委會或居委會較大的，以及選區需要選舉產生某特定方面代表的，或者選區需要選舉產生下派代表的等特殊情況，只要不超過選舉三名代表名額，還是應該劃分為一個選區[15]。再如，法律雖然比較詳細地規定了各少數民族代表名額的分配比例和原則，但實際劃分選區時也得考慮適當照顧少數民族的因素，對居住較集中的少數民族，盡可能單獨劃分為一個選區，盡量避免把不同民族特點的兩個民族聯合劃分為一個選區，以便于保障少數民族不同比例的代表選舉，照顧民族傳統習慣、語言，方便代表聯系選民和反映民族的特殊要求。

要特別注意的是，選舉工作要結合各地實際，并不意味著可以實踐為借口“變通”法律。選區劃分實踐中要堅決避免為了“保證”某些特定的人當選代表，或以其他種種借口任意突破或“變通”法律規定的人口比例原則，導致選區過大或過小、影響平等選舉的原則。流動票箱和委托投票的使用也應結合各地實際而不可突破規定。流動票箱和委托投票是選舉法根據我國的實際、總結實踐經驗而規定的兩種特殊的投票方式。委托投票是為了方便那些因為種種原因不能親自到投票站投票的選民，通過委托他信任的選民來行使自己的選舉權的方式；而流動票箱投票是為了方便老弱病殘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選民，由選舉委員會派出工作人員攜帶票箱到選民住地或者工作場所，讓選民投票的方式。委托投票和流動票箱主要在農村選區使用，對于保障因外出務工經商或疾病等非主觀原因不能親自參加投票的選民充分行使選舉權利，起到了積極作用。存在的問題是流動票箱和委托投票被大量采用，使這種輔助投票形式反而成了投票的主要形式，而流動票箱不便選民廣泛地參與和監督，委托投票容易造成舞弊和選民意愿表達失真，難以保證選舉的公正[16]。當然，我國廣大農村交通和居住狀況千差萬別，大量人口外出務工經商，簡單取消流動票箱和委托投票是不現實的，必須根據當地交通和居住實際情況、老弱病殘及外出務工經商等不能親自參加投票人員的狀況，實事求是地采用流動票箱和委托投票。

經驗四：選舉制度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但是我們也要防止不加區分地拒絕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甚至以種種借口抵制或拖延選舉制度建設的傾向。

選舉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基礎制度。選舉制度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離開四項基本原則，選舉制度建設和選舉工作就會迷失方向甚至陷入混亂，“就不能保證有一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不能保證有團結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不能保證有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動，因而也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17]。在選舉制度建設上，要堅持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觀察、認識和總結我國民主選舉制度建設的問題，觀察和分析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選舉制度建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保證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保證政治建設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協調發展。我國的民主選舉制度，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只能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只能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步驟有序前進。“一種體制對于某一國家來說可能是優越的，因為它比較適合于這一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狀況與歷史傳統，有利于這一國家的發展與穩定。而對另一國家來說未必‘優越’，因為它不一定適合那個國家的國情”[18]。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19]。

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不加區分地拒絕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社會政治文明成果，把西方國家選舉中的一些形式問題和技術問題也一概加以排斥；甚至以種種借口抵制或拖延選舉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發展。“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事實上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人類文明成果，與其他類型的政治文明成果有相通性和繼承性，需要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況且民主選舉的運行方式和機制、選舉的一些具體制度和操作技術，本身只是一種工具，并不帶有階級性質。其工具性決定了它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政黨所用，也可以為工人階級政黨所用，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用。我國的選舉制度尚處于初級階段，非常需要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一再向我們表明，經濟建設要發展，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也要發展；經濟體制改革要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及時跟進并不斷向前推進。前進的道路上會有困難和曲折，但后退是絕沒有出路的。因此，一定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突破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和做法，以非凡的勇氣和智慧，有序而又堅定不移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選舉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