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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在設計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時，堅定地貫徹了共同富裕的精神。面對新的歷史條件、新的歷史任務，正確把握和妥善處理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對于我們更好地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順利推進小康社會建設，把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面小康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階段

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現實的原則，又是一個遠大目標。對此，鄧小平曾從多角度進行充分闡述；而全面小康為這一思想注入了新的內涵，使目標更具體，任務更具可操作性。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和歷史上其他社會形態最根本的特征，而全面小康把這一特征具體化。人類社會除原始社會外，在剩余產品有了較大提高以后，造就少數富裕乃至暴富個人和階層是不難的。現代資本主義即使到了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質產品比較豐富的現代階段，沒有也不可能為自己規定實現共同富裕的使命和前途。一些發達國家雖然“富裕”卻與“共同”風馬牛不相及，并且少數人的富裕要以大多數人的絕對或相對貧窮為代價。這是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正如美國學者羅伯遜所分析的那樣：“美國之所以存在貧困，是由于美國社會是不平等的，并有著不可抵御的政治壓力來保持這種不平等狀況。任何想要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的嘗試都不可避免地會遭到強大勢力的反對。有些人只有在別人相對貧困的情況下才能相對富有。鑒于權力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中，政府的政策就將反映他們的利益”。（《社會學》，商務印書館，19**年版第354頁）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3頁）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鄧小平進一步將“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規定到“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中。作為本質，它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已經涇渭分明；作為本質的外在表現，則是一個隨著認識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和完善的過程。目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豐富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

全面小康拓展了共同富裕的領域。從貧困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是一個不斷發展、逐步提高的過程。初期，我們多從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方面來考慮。在當時條件下，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存在的前提，人們只有解決了生存問題，才能提出和解決其他方面的問題。消滅貧窮，解決溫飽就成為當時的主要任務。在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基礎上，我們開始向小康社會邁進，鄧小平把“小康社會”描繪為：“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國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實際上已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世界中下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種形勢下拓展共同富裕的領域就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全面小康不僅是物質生活方面的要求，還包含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可持續發展能力，生態環境等方面更為“全面”的內容，體現了時代的進步和最廣大人民的新要求。實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體現了階段性和長期性的統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而追求這一目標的發展過程則構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實際步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向貧窮宣戰，著力解決溫飽問題；之后，我們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上個世紀末使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而全面小康則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即本世紀頭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合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它把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目標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之中，充分體現了階段性和長期性的統一。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

鄧小平是在立足國情，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來設計我國共同富裕的現實道路的。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

打破平均主義，繼續鼓勵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歷史經驗表明，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因此，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分配方式，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這是對過去吃“大鍋飯”教訓的總結，又是基于對我國資源與要素稟賦巨大差異的深刻認識而提出來的。全面小康的構想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尤其是總結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給予發展創新，十六大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激活人們的利益動機，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要使部分先富成為現實并進而達到共同富裕，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而“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同上，第138頁）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部分人先富在農村初見端倪；繼而設立經濟特區，使這個當時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區先富了起來。黨的十六大著眼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全社會全民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明確提出，要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人們的發展活力，鼓勵他們積極創造社會財富。這就營造了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事業的氛圍，從而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以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來避免兩極分化的產生。正確處理先富與后富的關系，是鄧小平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而“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離開公有制，我們就實現不了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的實現有賴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因而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是保證這一目標能夠實現的基礎。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逐步推進共同富裕

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長期貧窮也不是社會主義。在鄧小平理論中，共同富裕有著更為重要的位置。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鄧小平不僅從戰略上構造了要達到共同富裕就必須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步驟，而且對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西部同東部地區的差別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都作了有預見性的安排。他認為：“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使之成為“中心課題”的時機已經趨于成熟。這就需要我們按照鄧小平的要求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切實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工作要著力于引導和促進共同富裕。使共同富裕成為“中心課題”，關鍵是使幫帶后富成為“中心課題”。要根據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的需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來組織各種資源，以更有效率地達到目標。

首先，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來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改革以來，提倡和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興辦特區等措施培植了增長“點”，使一些個人和地區先富裕起來。要達到共同富裕，也必須再造新的增長“點”。這些“點”的選擇要明顯地向欠發達地區和中下收入層傾斜。當前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這些“點”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這些“點”提供了資金來源。要選擇一些具有較大的投入產出比，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度和經濟帶動力、有利于提高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利用率的大項目，通過政府投資來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次，通過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來影響收入分配的“面”。沿海富于內地、大城市富于中小城市、壟斷行業富于非壟斷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地方和行業占有更多物質生產條件的事實。要積極促進小企業發展，數量眾多的小企業可以安排大量的勞動力，有利于共同致富。調整經濟結構，具有生產條件再分配的作用，但在調整中應避免一味用“資本”替代“勞動”而使結構“優化”的資源配置方式，這樣不利于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優勢。

再次，要通過法律、政策、道德和輿論的力量來制約收入分配的“極”。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只靠做大“蛋糕”，還必須有相應的分配機制作保障。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有針對性地指出：“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同上，第111頁）目前，富人納稅的法律意識不強，一些人把偷逃稅作為致富的捷徑。因此，要加強稅收征管，做到應收盡收。同時，要理順城鄉之間的稅收關系。有研究表明，我國農民的稅負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稅收在城鄉之間是一種累退稅，起著逆向調節的作用。要鼓勵先富幫后富，講清先富幫后富“是一個義務”的道理，并大張旗鼓地宣傳典型，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先富幫后富的風氣。要特別關注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下崗失業職工的問題，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并且動員全社會力量，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千方百計幫助和引導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這不僅是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的需要，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第二，要特別關注農村問題。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民的富裕，就沒有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進入上世紀**年代后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并大大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5％，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2％，城鄉收入差距由****年的2．79倍擴大到****年的2．**倍。一些影響農民增收的長期性、根本性因素并沒有得到解決。因此，現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發展農村經濟，需要金融支持，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分布在廣大農村的縣辦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成為重點調控對象，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農村信用社，縣以下金融出現了空白。農村資金大量外流，經濟發展很難獲得資金支持，許多企業由于不能及時得到銀行貸款而陷入困境，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妥善解決。

第三，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和教育創新。提高勞動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是實現共同富裕可靠而又有效的手段。國家投資于教育比實行轉移支付具有更長遠更積極的意義。毋庸諱言，目前有一些做法，使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利于城鎮低收入階層和農村居民。調查資料表明，40％高收入和次高收入家庭的大學生占大學生總數的70％，而40％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僅占21．6％。在上大學的機會上，城市家庭子女比農村家庭子女高12倍。（見《經濟日報》****年4月9日）因此，要積極采取措施，努力實現教育機會均等，這對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決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2001年我國的教育投入仍只占GDP的3．19％，不僅低于世界****年5．5％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下等收入國家****年4．4％的平均水平。按照鄧小平的要求，當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的時候，要“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辦教育”。（《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2頁）目前的差距還是很大的。要推進教育模式和體制創新，大力發展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使學生能夠適應伴隨多樣化的就業模式而來的新技術要求，即使考不上大學，也能夠有一技之長，有創造財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