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主張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改變形式，引入數學符號，便于運算，便于建立經濟模型，更加宜于指導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一個經濟跟蹤系統，需要不斷調控、及時隨動，不會調控到“著陸”了、從此可以一勞永逸了。

本文的標題叫“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要付諸實用”，可能有人看了這個題目覺得困惑，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運用得非常深入、廣泛，老少皆知。例如，私營企業搞公私合營、進而全部企業搞成國營、農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資本主義腦袋、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句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全部生產資料和產品都歸無產階級的代表支配，剝奪者被剝奪，還不都是運用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嗎？是啊，馬克思是主張全部生產資料和產品歸無產階級的國家所有，可是事實結果是只能歸無產階級的代表所有，這些無產階級的代表能否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還是只代表代表們自己的利益，人們不能依據國家意識所標榜的東西來判斷，這本來是馬克思所應該想到的。象上世紀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里的無產階級根據自身幾十年的生活體驗，覺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換個資產階級人物來管理管理國家也可以試試。不行還可以輪換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波蘭的瓦文薩當了幾年大總統，多數人不滿意，那就自動禪讓，還回格旦斯克造船廠車間里當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輪換，輪換就是革命，換換總比不換好。

上面這種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運用，那是把馬克思經濟理論當作武器、當作維護集團黨派自身利益的法寶來使用，這種付諸實用，歷史證明許多國家的大眾不欣賞，本文也不談。

最近看到許興亞、于金富的網文：“‘繁榮與發展理論經濟學論壇’會議綜述”（[1]），里面介紹了一部分先生是這樣運用馬克思經濟理論的：

在國內學者編著的許多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教科書中，往往在開頭引述部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原理，而在后面的論述中，卻并不見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具體運用。所謂“實用主義化”，主要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科學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轅北轍”或“兩張皮”等等“架空”馬克思主義的現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學單位和研究生，把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和應用看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經濟學”專業的許多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名義上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實際運用的卻大都是西方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或者開篇就聲明，“本文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為指導”，并在參考文獻中列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對此并無具體體現。有更多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其實，何止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們的導師，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多面手？看看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的領導機構理事名單（[2]），其中不乏編著西方主流《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高手。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非常關心“經濟”，只要有“經濟”，就是叫他編著一部“關公戰秦瓊”的大作，他也會輕車熟路、一揮而就。——這種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運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講的付諸實用方面的問題。

改革開放，為加強國民經濟科學管理和國際經濟對比的需要，我國對產業分類和國民核算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確認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質，推行包括第三產業在內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個改革直接影響了財政收支的經濟性質，并對財政理論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變化，進一步推動財政理論的發展。下面擬就有關理論問題作一些研究探討，不當之處，懇請專家學者給以批評和指正。

財政學史中眾多理論存在源于生產而又輕于生產的不足

本文傳統財政理論的創立者，公推亞當·斯密。1776年，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中，就國家的支出、賦稅、國債等問題作了闡述，提出了平等、確定、便利和最小費用的稅收四原則。亞當·斯密的財政理論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被譽為“財政學之父”。

之后，薩伊、李喜圖等經濟學家對財政理論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紀下半葉，德國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瓦格納推出了代表巨著《財政學》，瓦格納為代表的德國財政學在很大程度上為現代財政學奠定了基礎，對以后西方的財政理論和政府的財政決策產生了較大影響。

1928年，福利經濟學派創始人庇古，根據他的福利經濟學原理，認為國民收入總量愈大愈好，國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財政視作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財政理論把財政學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

本世紀30年代，傳統財政學讓位于現代財政學，國家運用財政手段干預經濟，成為這一時期財政理論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經濟滯脹現象的出現，供給學派、貨幣學派提出了與凱恩斯學派不同的財政政策主張。

1區域生態經濟研究的意義

生態系統功能是地球生命系統的支持系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區域生態系統是區域社會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然而在人類對自然利用和改造過程中,往往只注重視自然資源的直接消

費價值,而忽略了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服務效益價值。人們在資源開發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有過無數次的深刻教訓,人類或一個國家及地區能否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最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生態價值

的正確認識。在目前關于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其一是經濟樂觀論,這種觀點認為社會首先必須發展經濟,才有能力負擔對環境的投資建設和治理。認為環境問題

可以在其發生后通過開發新的技術來加以解決;其二是環境悲觀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破壞已經達到或超過自然界的承載能力,為防止生態系統的繼續惡化,控制人類活動是根本措施。這兩

種觀點都注意到了人類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但是其觀點都帶有片面性。

改革開放，為加強國民經濟科學管理和國際經濟對比的需要，我國對產業分類和國民核算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確認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質，推行包括第三產業在內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個改革直接影響了財政收支的經濟性質，并對財政理論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變化，進一步推動財政理論的發展。下面擬就有關理論問題作一些研究探討，不當之處，懇請專家學者給以批評和指正。

財政學史中眾多理論存在源于生產而又輕于生產的不足

本文傳統財政理論的創立者，公推亞當·斯密。1776年，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中，就國家的支出、賦稅、國債等問題作了闡述，提出了平等、確定、便利和最小費用的稅收四原則。亞當·斯密的財政理論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被譽為“財政學之父”。

之后，薩伊、李喜圖等經濟學家對財政理論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紀下半葉，德國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瓦格納推出了代表巨著《財政學》，瓦格納為代表的德國財政學在很大程度上為現代財政學奠定了基礎，對以后西方的財政理論和政府的財政決策產生了較大影響。

1928年，福利經濟學派創始人庇古，根據他的福利經濟學原理，認為國民收入總量愈大愈好，國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財政視作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財政理論把財政學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

本世紀30年代，傳統財政學讓位于現代財政學，國家運用財政手段干預經濟，成為這一時期財政理論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經濟滯脹現象的出現，供給學派、貨幣學派提出了與凱恩斯學派不同的財政政策主張。

循環經濟發展的正式制度構建

正式制度是指人們有意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個一系列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它包括從憲法到成文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等。正式制度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具有強制性特征和規模經濟特征。構建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正式制度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制定合理的經濟激勵政策體系

構建適應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國民經濟核算是以國民經濟為總體，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進行的全面、系統、完整的宏觀核算，包括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果和總量、結構及內部相互關系的核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國家經濟規劃和發展的指明燈，對一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在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沒有把資源和環境成本納入其中，導致出現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非正比例增長的情況。據國家發改委統計，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10多倍，而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了40多倍；2005年，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國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每單位GDP產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國的16.6倍，美國的6.1倍，印度的2.8倍。每單位GDP產生的二氧化硫是日本的68.7倍，德國的26.4倍，美國的60倍。可見我國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以及代際間的不公正為代價的，因而以此為依據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是不科學的。因此我們要構建綠色GDP，即在GDP的基礎上，扣除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資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礦產、水等資源)過度耗減成本和環境(包括生態環境、自然環境等)損失的代價后的余額。在構建綠色GDP基礎上把地方政府績效、企業效益與新的國民經濟考核結合起來，科學考核政府官員和企業管理者業績，從而使經濟增長步入良性軌道。

征收生態稅或生態費限制消極環境行為。因為環境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這就存在一個環境利用的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問題。很多污染企業為了謀取私利采用對環境不利的技術和工藝發展生產，結果造成了大量環境污染，從而把私人成本社會化，損害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同時，很多消費者和居民的非理性消費破壞了公共環境，損害了他人享受美好環境的權利。這就需要政府遵循“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推進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有償使用制度，促進企業和消費者的外部成本內部化。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措施就是征收生態稅。從理論上講，這種作法與庇古稅或庇古費道理相同，即由政府向企業或消費者征收一定的稅款(庇古稅)，從而將企業污染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這是目前西方發達國家采用最多的一種經濟手段。我國也應該盡快出臺生態稅，利用稅收制度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

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引導生產。政府給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以財政補貼，如物價補貼、企業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以及對采取循環經濟方式的企業的機器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制度等。例如，德國就對能減輕環境污染的環保設施給予貸款，這種貸款利率低于市場利率，而償還條件又優于市場條件，且借貸周期長，利率固定，頭幾年不需償還，必要時還可以給予補助。國外的這些措施可供借鑒。具體到我國，目前應加快研究制定鼓勵生產、使用節能節水產品和低油耗、低排量車輛及發展節能建筑的財政補貼政策；完善廢舊物資回收利用財政補貼政策；建立以生產者責任制為基礎的再生資源回收拆解特定領域收費政策；啟動循環經濟技術研究財政資助政策；構建生態企業改造、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