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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藥;病毒性肝炎;治療原則;高氏中醫“雙聯”療法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15.067
中醫作為一種傳統醫學,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在近一百多年的時間內,經歷了歷史上空前激烈變革歲月,即現代醫學西醫東進所帶來的變革。中醫因其有著合理的內涵,有著西醫學不能比擬的巨大藥物學潛力,因此,在聲、光、電學高度發展的今天,它仍然沒有顯出任何與時代的不協調,相反有些優勢已經成為現代醫學必須深入研究的課題,尤其在抗病毒方面較西醫更勝一籌。筆者深入剖析中醫前輩各大名家對病毒性疾病的獨到見解,同時提出對病毒性肝炎的認識及治療思路。
1抗病毒原則
中醫不以談虛用補為宗旨,歷來重視“毒”和解毒。“疫”和“毒”在《皇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篇》有所記載:“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這段對話可明確地了解到上古時代,人們已經明確地了解到“疫”是一種或多種具有傳染性質的流行病,在相互“染易”的患者之間的,無論年齡大小所呈現的病狀相似,引起相互傳染的病因是“毒氣”,所以需要加強正氣同時避免毒氣內侵顯然這個“毒氣”就是“五疫”相互“染易”的病因,所以“疫”和“毒”是可以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概念。由此可見“毒”是產生疾病,特別是傳染病的啟動因素,是中醫的一個基本概念。
2中醫對“毒”的認識
漢代張仲景《傷寒論》有“陰毒”“陽毒”的記載;隋代《諸病源候論》將“毒”分為風、火、濕、熱四類;唐代《千金方》認為“歷節風”是“風之毒害”導致“攤緩風”的也是一種“毒氣”;宋代《圣惠方》《和劑指南》認為“腳氣病”是“毒濕毒氣”
“大風癩病”是“風毒入于皮膚”;《玉機微義》指出“破傷風”是“火熱客毒”逐經傳變引起;《東醫寶鑒》認為“丹毒”是“熱毒之氣”與血相搏所致,概括中醫對毒的認識:與現代醫學所說的某些致病微生物相似,但意義更廣泛;對各種蘊積于里而久治不愈的疾病,有積久成毒之說如《東醫寶鑒》載“臟毒者”蘊積熱毒久而始見;毒邪的性質有風、寒、暑、熱、濕等多種性質;毒的性質尚與患者自身的陰陽氣血偏差有關,如《玉肌微義》指出,傳染病“有嗜欲飲食積毒”如“本無內熱積毒,亦不能染也”。
中醫對肝炎的認識是從“濕熱”開始的,從對黃疸這個肝炎有密切關系的臨床癥狀病因的探討上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前人對病因的探索。《內經》所記載的“溽暑濕熱相搏......民病黃疸”指出發生黃疸與外界濕熱的氣候環境有關,漢代張仲景《傷寒論》從感受病邪的角度指出“黃家所得,從濕得之”“淤熱在里,身心發黃”,隋代巢元方認為“黃疸之病,由脾胃氣實,而外有濕氣乘之變生熱;胃為水谷之海,熱搏水谷氣;蘊積成黃,蒸發于外”這里提到一值得重視的問題即“脾胃之實”究竟是一個什么含義,從字面上講應該指體內素有的內熱濕熱的產生,應該說有兩個層次上的含義,一是自然界的濕熱型氣候與臟腑功能失調所產生的濕熱,二是感染了某種毒素包括現代醫學所認識的各種致病微生物所導致的病理性濕熱癥候,所以就有了“疫邪”“毒邪”的概念。晉代葛洪把“天行”與“發黃”聯系起來稱為“天行發黃”其所謂之“時行熱病”。宋代朱耾解釋為“人感疫病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顯然已經非常明確地認識到傳染性。”孫思邈還提出了“急疫黃”“天行病急黃”等看作當時曾有過大流行的根據。”元代羅天蓋將黃疸和瘟疫相聯系,清代沈金鰲發展了這一觀點,提出了“瘟黃”這一病名,他說天行疫病以致發黃者俗謂之瘟,殺人最急,但早于他們的明代方隅《醫林繩墨》中尚有“黃疸痧”的記載“痧”即含有強烈的傳染性的含義。到了明代,吳又可則逕直天才地道出個中緣故,是“天地間別有一種戾氣所謂病氣流行......闔門傳染”。《本草綱目》記載第三卷治療黃疸時指出“黃疸有五,皆為濕熱,從藥物治療中可以發現都以苦寒辛散淡滲芳香清補為主”,顯然中醫的臨床家們是在臨床實踐中逐步發現其真諦的,時代推進與認識的逐漸正確,印證了中醫的前輩們并非都是坐而論道的。
筆者所在醫院肝病治療中心以高氏傳承中醫驗方,結合現代醫學理念運用中醫整體觀念辯證論治,以清熱解毒利濕清補利氣之品,研創的高氏“雙聯”療法,即“乙肝解毒丹”配“乙肝速效湯”系列,經多年多家醫院臨床16 000例乙肝患者(3~79歲,2~18月)臨床跟蹤觀察對比治療療效統計,有效率、轉陰率明顯優于現代醫藥。統計顯示:HBV-DNA
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
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對應和中者,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以藏象論之,脾胃也,以五行論之,中土也。以三焦論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體健康之象也,而離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辨證者,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達者;中者,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皆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時空對應之機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吳謙:《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那么,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培養在中,發用在上。”(鄭壽全:《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萌牙于肝,培養于脾,積貯于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氣充足,則署邪不能相犯;署氣入侵,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腎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腎者也,氣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全身水道,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胃受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以章虛谷為要,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后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因此,醫易相通者,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因此,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宏觀而言,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但是,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筆者認為,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
[關鍵詞] 金華市居民;中藥使用情況;問卷調查
1.調查背景
中藥是我國醫藥行業“十二五”規劃的重點發展領域之一,總理在十七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突出強調要“充分發揮中藥和民族藥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充分發揮中醫藥的作用。
浙江省野生藥材分布廣泛,栽培藥材也相當豐富,產量較大的金華市,占有20%,對金華發展中藥治療有著良好的資源基礎。目前,金華市的醫療體系改革正在進行當中,并已經開始重視中藥在醫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市民對于中藥在預防治療疾病方面的認識,對建立完善的中藥治療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2.調查數據分析
在金華市金東和婺城兩個市轄區,按青年、中年、老年三個年齡段分別抽取1000人作為調查對象,采用走訪、談話、觀察、收集資料和發放調查問卷表等形式開展調查。
2.1醫院、醫師和民眾對待中藥的態度值得關注
許多中醫師有意、無意的已習慣了西醫的治療診斷,而且幾乎所有的中醫院都將西醫的診療費作為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3]。在治療的過程中,大部分醫生都會選用西藥,而不會特別的推薦中藥用于治療。而5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相信中醫”。但僅有26%的人認為,“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醫”。對于藥品的選擇僅有11.3%的人會首選中藥,大多數人選擇由醫生決定。調查結果如圖1,2。
2.2對中藥治療效果的認可分析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人們對中藥的治療效果還是普遍認同的。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中藥的使用非常普遍。相比較而言,一些年輕人往往選用西藥治療疾病。而在一些慢性病和保健方面,大多數民眾會首先考慮中藥制劑。隨著科學的發展和中藥知識的普及,在日常的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愿意嘗試一些中藥的藥膳,也愿意參加一些有關中藥養生知識的學習。
2.3對中藥特性的調查分析
針對當前中藥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民眾(特別是年輕人)普遍缺乏對中醫中藥的認識和了解。我們課題組對中藥的一些特點開展了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人對中藥的治療效果給予肯定,而且認同中藥的副作用相對較小,藥用價值高;但同時覺得中藥的劑型偏少,使用不方便,特別是對于急性病的治療效果較慢。這是造成中藥不作為治療首選藥物的主要原因。具體分析見圖3.
2.4中藥發展前景分析
針對中醫藥市場現狀,我們對民眾是否希望中藥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56.3%的人表示中藥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尤其是一些民間的秘方,在一些常見疾病的預防和治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民眾希望這些傳統的治療方法以及傳統藥方可以通過科學的手段進行研究,并加以發展。
在針對中醫中藥是否具有發展空間上,我們也作問卷調查。根據問卷結果,大部分民眾還是覺得中醫中藥作為傳統的治療手段,是具有較好的發展空間的。
3.對中藥發展的幾點思考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有諸多因素造成人們普遍重西藥而輕中藥。面對當前中藥的現實情況,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3.1加強宣傳教育,增加對中藥的認識和了解
可借鑒日本傳統教育模式,在中小學課本中增加中醫藥的歷史淵源、中醫藥的基本知識、著名醫家的醫學成就、以及現代中醫藥的發展前景等知識,為國家培養中醫優秀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利用電視和網絡等媒體,開展中藥普及教育并發展中藥對日常疾病的預防與治療等方面的知識講座。以增強民眾對傳統中藥的認識和了解。
3.2中西藥應和諧并存、共同發展
客觀地講,中、西藥各有優勢,能不能實現優勢互補呢?根據我們調查結果,人們并不認為中藥和西藥之間存在強烈矛盾。對于慢性病,人們會首先考慮使用中藥防病祛患,增強體質;但在一些急病發作時,首選西藥盡快減輕自己的痛苦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我們在借用現代醫學診治的同時,結合中醫藥,促進身體康復,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3實現中藥質量標準化,促進中藥現代劃
中藥沒有標準,中藥傳統湯劑無法進行質量控制,這是導致中藥難快速發展的直接原因。當今關于中藥劑型和藥用輔料的研究越來越成熟,更多方便的中藥劑型進入臨床[4]。例如,中藥配方顆粒不但可以省卻煎煮過程,又可以保持中藥飲片的藥效、效能,同時在制取過程中采取現代指紋圖譜等先進技術,使中藥真正做到安全、高效、方便、可控。隨著人類疾病和健康觀念的變化,“綠色藥品”、“天然保健”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中藥正在為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認可和接受。
4.結論
調查表明,實現中藥質量標準化是促進中藥發展的首要問題,傳統中藥湯劑的使用方式也使西方患者難以接受和掌握。嚴重制約了中藥的發展,也阻礙了中藥的標準化、科學化、國際化進程。當今關于中藥劑型和藥用輔料的研究越來越成熟,更多方便的中藥劑型進入臨床。隨著“十一五”規劃在醫藥領域的大力發展,我國宣布正式啟動和部署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工作,多種中藥入選了基本藥物目錄,推動了建立中藥預防保健體系的進程,為中藥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為中國人看病帶來了福音。
參考文獻:
[1]張,張力平.中成藥臨床使用現狀探討[J].海南醫學2003,14(6).
[2]溫澤雅,伍耀衡.中藥注射劑不良反應監測的初步報告[J].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2003,14(4):278.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國和世界科學史上一顆罕見的明珠。當代,中醫藥高等教育在中醫學的傳承和發展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提升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認知水平,是促進這些傳承者們形成深厚中醫情感、積極專業態度的基礎,也是影響其職業表現的關鍵一環。當前,影響中醫學專業本科生專業認知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文化的積淀不夠
中醫植根于中華文化土壤,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是以《周易》《河圖洛書》等形成的哲學觀、宇宙觀、整體觀、變異觀為哲學基礎,并汲取了當時中華文化的先進理念,有機地結合了對人的整體把握與疾病發生發展規律的認識,逐漸形成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因此,中華文化既是中醫理論形成的基礎,又是發展中醫理論的動力。當代大學生在入大學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較少,對傳統文化也沒有很深的感情積淀,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認知。
2職業前景的認識不清
2.1診療的科學性問題
借助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西醫學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被人們廣泛接受;中醫學由于未能融合近、現代科技,致使發展較為緩慢。近、現代史上出現了中醫是偽科學,廢除中醫的言論和做法,這直接影響了中醫學的發展,也影響了尚未接觸臨床實踐,看到臨床療效的大學生學習中醫的信心。
2.2就業壓力的問題
在全國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的大背景下,中醫學專業本科生面臨的就業壓力依然巨大。另外,根據我國《執業醫師法》的規定,中醫專業畢業生只能從事中醫類別工作,在國內中醫醫療機構數量明顯低于西醫醫療機構的前提下,中醫學專業本科畢業生在醫療機構中的就業數量頗為有限,這就給大學生帶來了不小的心理沖擊。
3教育內容的部分缺位
3.1課程設置的科學性問題
現代教育的內容使中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基礎知識結構和邏輯思維方式與學習中醫學所需的相去甚遠。各種量化指標和現代科學的邏輯,都容易使大學生在學習中醫理論時出現思維邏輯上的困擾。而在當前中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上所采用的中、西醫學基礎及專業課程幾乎對半的設置比例,不僅無助于大學生建立中醫思維,更加重了這種困擾的存在。
3.2環境文化的表面化問題
良好校園文化對大學生專業認知的影響是專業教學之外的重要補充,當前校園文化的表現形式大多流于簡單化、表面化,以被動接受的宣傳為主,能啟發主動探求和互動交流的專業文化影響較少見;以青年人喜聞樂見的個人基本文明行為和才藝發展等的引導為主,能承載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中醫學獨特文化的引導較少見。
建立中醫學專業本科生良好的專業認知不僅可激發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而且也能讓學生對自己將來所從事職業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有較清晰的整體認識,從而影響學生將來長遠的發展。所以,如何提升學生對中醫學的專業認知,是中醫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針對上述影響,提出幾點對策和思考。
4專業認知教育應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
除在新生入學教育階段外,還應在教育、教學工作的全過程中貫穿中華優秀文化和中醫文化的教育和引導。同時,鑒于經過臨床實習的學生對中醫學臨床療效和社會價值認識的明顯提高,可以組織優秀本科畢業生、研究生與低年級學生的互動交流,以起到提髙學生專業認知,鞏固專業思想,增強專業信心的作用。
5認清當前接受中醫高等教育大學生的基本特點
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當代大學生的基本特點是:具備現代科學文化基礎知識,欠缺中國傳統文化基礎知識及中醫學的思維模式。中醫學的文化形態完全不同干現代科學文化,主要是通過以不脫離客觀事物形象的思維模式實現對事物本質、規律和聯系的把握,所以決不能運用現代科學文化的認知規律去學習中醫學。只有我們認清了大學生的這個基本特點,才能把握好中醫教育、教學的特點和側重點。
6營造良好的中醫學文化氛圍
應當廣泛開設中國古代哲學等有利干大學生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中醫思維的講座及課程。通過邀請名老中醫做特色報告,加強課外輔導及師生互動,引導學生成立各類專業研討組并由資深教師做好指導等措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加深對中醫理論的理解。
7課程設置應符合專業認知規律
應當首先使學生掌握中醫學的基礎知識,基本建立中醫思維后,開設對比中、西文化的相關課程,循序漸進地開設西醫基礎和專業課程,使中醫專業學生在了解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正確運用中西醫不同的診療思維模式。
8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師資素質
教師的素質直接關系到教育、教學質量,影響學生的專業認知,因此應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發揮好資深教師傳、幫、帶的作用,強化青年教師的中醫思維,提升青年教師的傳統文化底蘊。選聘臨床的名中醫充實到教師隊伍中,發揮他們的優勢。同時,要做好教師間的學術交流、學習及提髙,定期研討教學方法及教學模式,開展好集體備課,保證每次授課的質量。
9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授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