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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29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5-0132-04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鎮化戰略[1] 。這充分顯示了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措施,是解決長期困擾區域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二元結構”和“三農”問題的根本手段[2]。為此,欠發達地區應抓住西部大開發的良好機遇,立足當地實際,以新的理念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戰略,加速城鎮化進程,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追趕型、跨越式發展。
蘭州經濟區位于甘肅省中部,包括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縣,共計29個縣區,總面積約70012.4Km2(空間范圍界定見表1),是典型的欠發達地區中心城市經濟區。目前,蘭州經濟區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城鎮化滯后嚴重制約了該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城鄉二元結構、資源環境矛盾等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也表現得較為突出。在蘭州經濟區實施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戰略,不僅有利于促進該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能夠有效緩解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
1.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現狀特征
1.1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現狀特征
1.1.1 城鎮化水平較低,內部差異明顯
蘭州經濟區內分布有特大城市蘭州市,中等城市白銀市,小城市定西和臨夏市,各類建制鎮163個。截至2005年末,經濟區總人口997.93萬人,非農業人口為279.72萬人,城鎮水平為28.03%,遠低于43.00%的全國平均水平。以縣區為單位考察(圖1),蘭州經濟區內部各縣區的城鎮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城市化水平超過70%的有蘭州市區和白銀市的白銀區;城鎮化水平在50%~60%,具有較高城鎮化水平的有紅古區、平川區和臨夏市;城鎮化水平在10%~20%的縣區有7個,小于10%的縣區達14個之多,差不多占經濟區縣區總數的一半??偟膩砜?,各地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密切,縣區之間城鎮化水平差異明顯,各市市區的城鎮化水平基本上都超過了50%,但大多數縣的城鎮化水平尚在20%以下。
1.1.2 城鎮化水平發展速度緩慢,地區間發展不平衡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進程緩慢,1994年的城鎮化水平為23.34%,經過十年的發展到2004年為27.53%,年平均增長約0.42個百分點,不到全國平均年均增長速度0.86%的一半。此外,區內各地區的發展也不平衡,蘭州市從1994年的52.21%增長到2004年的59.09%,年均增長約0.69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白銀市年均增長約0.45個百分點,定西市年均增長約0.19個百分點,臨夏州年均增長約0.19個百分點,天祝縣年均增長約0.3個百分點。不同的城鎮化速度加劇了原本地區差異明顯的城鎮化水平。
1.1.3 城鎮體系不夠合理,空間布局地域差異明顯
經長期發展,蘭州經濟區內城鎮體系規模初步形成了由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鎮組成的規模等級結構,但是結構失衡,城鎮人口規模等級序列呈典型的首位分布。2004年城市首位度為4.21。目前,城鎮人口主要集中在蘭州、白銀、定西、臨夏的市區和縣城,這些城鎮人口占經濟區城鎮總人口的80%以上,經濟區發展缺失大城市,中等城市規模小、實力弱,城鎮體系發展仍處于首位中心城市集聚增長階段。與此同時,受自然環境條件、基礎設施布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蘭州經濟區城鎮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從空間分布來看,具有以中心城市蘭州為中心,城鎮沿河流、交通線、資源開發帶呈串珠狀分布的特點。區內其他地域城鎮分布則相對稀疏,尤其是交通比較閉塞的區域,屬于一定規模城鎮分布的空白區。
2.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與障礙
2.1 就業壓力和社會保障形勢嚴峻
目前,蘭州經濟區城鎮化水平為28.03%,鄉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經濟發展還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的擴展,經濟區將面臨城鎮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和新增就業人口重疊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就業將成為經濟區目前和今后較長歷史時期經濟社會和城鎮化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另外,與發達和先進地區相比,蘭州經濟區科技教育事業不夠發達,特別是農村教育比較薄弱,隨著科技進步和市場競爭的加劇,產業結構不斷進行調整升級,其總體趨勢是以資本和知識密集為發展方向,資本和技術增密不僅排斥勞動,而且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提高了,使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能力減小[3]。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富余人員隱形失業狀態逐漸顯性化和城鎮失地農民數量的增加,經濟區社會保障問題也變得較為突出。擴大就業,增加就業機會,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是蘭州經濟區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
2.2 城鄉二元結構突出
蘭州經濟區內既有社會經濟水平發展較高的蘭州、白銀等城市,同時也存在大量貧困的鄉村地區。蘭州市與白銀市的白銀區2005年人均GDP分別達到18 296元/人、24 722元/人,分別超過全國人均GDP13 944元/人的水平。但是經濟區內5個縣的人均GDP只有1 200~2 000元/人,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61%~14.3%,人均GDP低于5 000元/人的縣市區占到經濟區縣區總數的55.2%。2005年,蘭州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8 52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 713元,而同期臨夏州積石山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 149元,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二元結構明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貧困地區的自然條件和人口素質限制了蘭州、白銀等中心城市的重化工業化經濟體系與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的聯系,形成了目前經濟區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出的特征。
2.3 城鎮布局受資源環境約束嚴重
受蘭州經濟區干旱與半干旱和山地為主的自然環境條件影響,區內城鎮和產業發展主要沿黃河、洮河、大夏河、大通河、湟水、莊浪河、渭河等河流分布,沿河分布的城鎮占城鎮群城鎮總數的80%以上,呈現出城鎮和產業區沿河流、沿交通軸線串珠狀的分布特征。在水土資源組合較好的河谷盆地內,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規模擴張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用地矛盾突出。多數河谷盆地城鎮發展用地有限、大氣環境容量較小、規模發展“門檻”較高、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較為突出,尤以蘭州市最為典型。
2.4 行政區劃障礙和市場分割明顯
受行政區經濟和管理的影響,蘭州經濟區內市場分割十分突出,各市州和縣區之間缺乏區域統籌發展的緊迫性認識,城鎮各自為政,各打各的優勢仗,不但沒有形成優勢互補,相反還在進行優勢抵消。各城鎮、縣區之間的封鎖、壁壘和局部利益驅動,導致資源不合理開發、開發區開而不發,生產要素難以合理流動、集聚和優化組合,難以形成整體競爭優勢和集群發展格局。
3.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水平預測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而城鎮化水平是衡量城鎮化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正確有效地進行城鎮化水平預測,是實現科學決策和加快發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城鎮化是一個受經濟和社會等眾多因素影響的、極其復雜的系統過程,因此在實踐過程中,企圖用一個包羅所有因素的模型去描述城鎮化的發展過程,是難以實現的[4]。為保證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文章利用1994年以來蘭州經濟區及其內主要地區城鎮化水平數據,分別采用指數函數、灰色模型、聯合國法三種城鎮化水平預測方法對各區2010年、2020年城鎮化水平進行預測,綜合預測結果見表2。
綜合以上三種方法的預測結果,即到2010年和2020年蘭州經濟區城市化水平分別為32.35%和37.45%。但考慮到區域城鎮化水平在30%以上城鎮化發展速度會呈加速狀態,同時由于在城市中的大量暫住人口沒有進行統計,以及鄉村―城市轉型過程中農村人口戶籍非農化滯后于產業非農化現象,存在著大量的隱性城鎮人口,并且未來15年內甘肅省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以及亞歐大陸橋的重要度提高,蘭州經濟區的城鎮化會隨著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有較大提高,筆者認為這個預測水平相對偏低,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進行估算與調整,確定蘭州經濟區2010年的城鎮化水平在35%左右, 2020年在40%~45%之間。
4.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策略
4.1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主體功能區劃克服了傳統空間規劃不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弊端,使空間規劃真正建立在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前提的合理開發和科學發展基礎之上,有利于優化區域開發格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5]。主體功能區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優化開發區域指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開始減弱的區域;重點開發區域指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集聚經濟和人口條件較好的區域;限制開發區域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弱、大規模集聚經濟和人口條件不夠好并關系到全國或較大區域范圍生態安全的區域;禁止開發區域是指依法設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域。在蘭州經濟區內部,蘭州河谷盆地國土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開始減弱,是經濟區的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主要包括國家和甘肅省政府已批準的各類開發區和經濟布局、人口集聚條件較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具有較強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是經濟區未來人口、產業集聚的重要載體,也是支撐經濟區發展的重要增長點。限制開發區主要包括經濟區內的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和地質公園。在蘭州經濟區城鎮化過程中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和現有發展水平,按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確定空間功能區劃,重組經濟區城鎮空間發展格局。
4.2 培育蘭州經濟區城鎮群,優化城鎮化空間格局
城鎮群是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獨特的地域空間組織形式,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標志和產物。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要把城鎮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具備城鎮群發展條件的區域,要加強統籌規劃,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發揮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鎮群”[1]。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甘肅省將蘭州經濟區建設納入十一五規劃的發展重點,蘭州經濟區內各城鎮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蘭州,中等城市白銀,小城市定西和臨夏市及163個縣城與建制鎮的城鎮群雛形。在此基礎上積極培育蘭州經濟區城鎮群,整合海石灣、連城及其周邊城鎮建立連海市,平川區、隴西縣撤區(縣)建市,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區次級中心城市,有效彌補中心城市對它們所在區域輻射帶動的不足。同時,構建由核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衛星城市和重點鎮組成的城鎮體系,實現在做大做強特大、大城市的同時,積極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再造小城鎮發展的動力系統。除此之外,實施優化整合蘭白(蘭州市與白銀市)核心,強化提升黃河沿岸,積極發展西隴海蘭新鐵路沿線,帶動促進農村和民族地區發展的空間發展策略, 促進經濟區協調發展。
4.3 調整經濟區產業結構,引導人口合理流動
城鎮化的過程實質上是城市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就業崗位的過程。沒有就業崗位的創造,城鎮化協調健康發展就成了句空話[6]。蘭州經濟區傳統農業基礎薄弱,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依賴城鎮吸納,如果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得不到改善,會從根本上影響城鎮化進程。而城鎮就業機會的多少直接受制于二三產業的發展及轉移勞動力的適應能力。目前,經濟區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中心城市蘭州和白銀的主導產業又以對就業帶動較弱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為主,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為滿足經濟區城鎮化協調健康發展的需要,應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合理調整經濟區內各區的產業結構,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采取促進經濟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兩條腿走路戰略”,有重點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對就業帶動作用明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推進城鎮化在經濟發展和非農就業增長拉動下的可持續發展[3]。與此同時,結合國家相關政策,對臨時進城務工人員,繼續實行亦工亦農、城鄉雙向流動的政策;對因城市建設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要轉為城市居民,各地政府要負責提供就業援助、技能培訓、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鼓勵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定居,引導經濟區內人口合理流動[1]。
4.4 建立經濟區統一的市場,加快各類要素流通
在區域內率先建立各種協作機制的統一市場,不但可以減少和避免相同產業過剩導致的惡性競爭,還有利于最終形成多層次城市競合區域大格局。由于蘭州經濟區內各城鎮間缺乏區域統籌發展的緊迫性認識,城鎮各自為政,從而使得市場分割在群內十分突出,導致群內缺少各類專業市場和綜合批發市場。在培育各類專業市場和綜合批發市場,提高規?;?、專業化程度的基礎上依托農業主產區,建設大宗農產品批發市場。將康家崖、文峰、口、會川、五竹建成全國一流的、功能齊全的馬鈴薯專業批發市場;進一步擴大榆中和平高原特色優質蔬菜交易批發市場的吸引和輻射范圍,形成集儲運、營銷、信息于一體的大型現代專業市場;積極建設靖遠羊羔肉專業市場和臨夏分割牛羊肉專業市場;提升隴西、安定、渭源、岷縣等的中藥材專業批發市場等級。此外,配套完善生產要素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加快便民超市向農村擴展。
4.5 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網絡,推進經濟區一體化發展
區域內各個城鎮間的各種聯系是通過多種運輸方式與信息網絡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建設滿足經濟區整體發展要求的基礎設施網絡,是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基本前提。目前,蘭州經濟區內已建成以鐵路、航空、公路為主的全方位立體交通網絡,未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進一步完善城鎮群高速公路網絡,在建設定西至平涼、天水,臨夏至合作,臨洮至岷縣等重點主干道高速公路的同時,加快蘭州外環高速公路和各主干道連線建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善縣際公路,加快通村公路建設;改造隴海、蘭新、包蘭、蘭青鐵路干線,形成大能力快速運輸通道,合理布局鐵路樞紐和鐵路客貨車站,與汽車站共同形成綜合交通樞紐,加快蘭州鐵路樞紐改擴建和蘭州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建設,積極謀劃蘭州與和平至河口段地鐵或城市輕軌。與此同時,實施中川機場的改擴建工程,形成以中川機場為區域樞紐、省內支線機場為依托的航空運輸網絡。
4.6 集約利用城市土地,走可持續城鎮化道路
受干旱與半干旱和山地為主的自然環境條件影響,蘭州經濟區內城鎮和產業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數河谷盆地城鎮發展用地有限、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較為突出,尤以蘭州最為典型。目前,中心城市蘭州的建成區在河谷盆地內已無城市發展后備用地,嚴重制約了規模擴展和結構提升,必須跳出河谷求發展。隨著城鎮規模的進一步擴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土地城鎮化”必將加速,城鎮建設用地與城鎮化之間的矛盾將變得更為尖銳。因此,經濟區內城市規劃需要積極引進緊縮城市理念,在保證基礎工業用地的同時,增加混合用地,加強對投資強度、建筑密度等指標的要求,減少對過量土地的需求,警惕過度開發和土地閑置問題。區內蘭州、白銀等市區的規劃布局應以“多中心、組團式”結構為主發展混合型、多功能組團,取消超人規模的中心商務區、大型廣場和大面積低強度的綠化帶,重點發展占地少、效益高的現代第三產業,鼓勵城市改造和舊城填充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整體效益水平[7]。在城市建成區附近劃定控制邊界,實行控制邊界內高強度開發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時,使得對建成區基礎設施的利用程度大為提高,降低了城市基礎設施與管理的平均運行成本。對蘭州市榆中新城、擬建的連海市、隴西市和平川市采用土地混合開發模式,避免單一的土地利用結構,新區不僅能提供居住,還應提供商業、工業等就業崗位,以及滿足居民的服務設施,引導其向能提供多種就業的混合功能的新區發展。在中川、永登、臨洮等衛星城鎮建設過程中需要進行嚴格的土地限制,避免遍地開花,采取相對集中成片的緊湊開發,有利于集中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區內各級各類開發區的規模也要嚴格控制,各地應以當地比較優勢和開發區原有基礎為依托有重點地培育和發展潛力大、實力強的開發區,防止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從開發項目上提倡混合模式,不僅要提供居住生活條件,還應提供工作崗位和商業購物設施,減少由于新區與老城之間的密切交流而帶來的頻繁的交通出行[8]。同時,在城市土地開發過程中采取有序開發策略,為未來城市發展預留空間,走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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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京津冀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廊坊
2014年2月26日,在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著力加強頂層設計,抓緊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明確三地功能定位、產業分工、城市布局、設施配套、綜合交通體系等重大問題,并從財政政策、投資政策、項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體措施?!薄白杂X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標志著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進入提質的實質階段。在此背景下,廊坊以其獨特的地緣、人緣優勢,為其破解城鎮化進程的諸多困境、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所的機遇。
一、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背景下城鎮化發展狀態
京、津、冀三地無論歷史沿革、文化傳承,還是地緣、人緣關系,自古以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區域內協同發展在地緣、人緣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但仔細分析發現,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存在諸多問題。
第一,京、津兩個超大城市在人才、資源、市場等高度聚集,中小城市實力不強,吸納能力有限,小城鎮發展水平不高,城鎮體系結構不合理。截至到2012年年底,區域內的常住人口約10770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約6347萬人,占總人口的58.93%,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36個百分點。但區域內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失衡,京、津地區已經跨入高度城鎮化階段,而河北絕大多數城市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京、津、冀三地城鎮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異,2012年京津兩地城市非農業人口已經分別達到86.23%、81.33%,而河北僅為46.80%。
第二,區域間的競爭發展模式導致各地競爭多于合作。區域間的競爭發展模式下,京津冀各地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不斷被強化,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成為一種現實的政策選擇,因而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再所難免。在區域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的京津兩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筑起各種壁壘,設置屏障,對外來產品、人員的進入進行制裁或者限制,對行政區內資源、人力、技術、商品交易,實行封鎖或者壟斷,如京津兩市采取了產業結構調整和擴散更多地集中在行政區內等措施。
第三,京、津、冀間產業同構,相似程度高,產業協作、轉移及承接存在困難等。從表1京、津、冀三地“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關于主導產業的比較分析來看,京津之間和津冀之間主導產業發展相似程度比較高(京津都將航空航天工業、生物醫藥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及裝備制造業作為各自的主導產業,津冀都將石油化工、裝備制造、生物醫藥、信息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產業作為各自的主導產業),京津和津冀間存在嚴重的產業趨同,其競爭傾向高于合作傾向。
二、 當前廊坊市城鎮化發展現狀
廊坊市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既面臨其自身的問題,也有其區域性的共性問題。
(一)廊坊市城鎮化速度和質量相對不高
自1989年建市以來,廊坊的城市化水平逐漸提高,城市非農業人口所占總人口比重從1990年的10.51%增加到2012年的32.12%,除了在2000~2005年間非農業人口比重有較大幅度提高外,2005年之后城市化進程明顯放緩,年均增長僅0.4個百分點。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京津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如圖1所示)。
(二)城鎮體系發展不完善,中心城市的影響力不強
廊坊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區域內的城鎮發展自北向南呈現梯度發展態勢:北部的三河、大廠和香河處于京、津之間的一塊“飛地”,受京、津影響巨大;中部的固安和永清受天津的影響強于受北京的影響;南部的霸州、文安和大城則主要受天津的影響。因此,區域內的城鎮化水平表現由北至南由高到低的狀態(霸州除外)(如圖2)。廊坊中心城市的影響力并不強。
(三)環境污染引發生態發展不平衡
近些年來,廊坊市在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不斷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如2011年全市單位GDP能耗1.56噸標準煤/萬元,比2000年減少0.48噸標準煤/萬元;加強揚塵、燃燒、機動車尾汽、煙氣及重點污染產業的治理工作,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是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仍然面臨巨大壓力。2014年1月至10月廊坊市城區空氣質量與去年同期相比,達標天數為126天,增加了28天,達標率提高8.4%;空氣質量綜合指數為8.59,與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4%。這說明廊坊市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護壓力仍然嚴峻,環境治理工作任務艱巨。
(四)產業發展水平、結構有待進一步提高
2011年《廊坊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將廊坊的發展定位為“京津冀電子信息走廊、環渤海休閑商務中心”,將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健康休閑、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等新興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加快產業結構改造。三次產業增加值所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由2004年的17.0:53.8:29.2調整為2013年的11.0:54.0:35.0,但第二產業在廊坊經濟發展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
三、廊坊市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策略選擇
(一)以產業發展為基礎,推動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
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必須以城鎮產業發展為支撐。產業發展水平的高低決定城鎮化發展水平和質量的高低。因此,產業發展是支撐城鎮持續健康發展最為重要的內生動力,是解決城鎮就業創業問題的關鍵所在,一個有活力的城鎮,它是具有產業支撐、人口適度聚集和空間合理開發的區域發展載體,有良好循環的就業和收益。
廊坊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必須充分利用京津產業轉移、要素外溢的有利契機,一方面,加快產業的“承接”、“對接”與“升級”,形成區域間產業合理布局和上下游聯動的產業鏈條;另一方面,以擴大就業為導向的產業政策的調整,逐步建立以就業規模、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匹配作為重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督促城市經濟發展的真正轉型;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以增強提高勞動者適應產業優化、升級的適應能力,提升就業的質量和穩定性。產業發展、產業聚集的趨勢,同時必須考慮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等可持續發展因素,使之成為能夠自我發展、自我升級的經濟體。
(二)充分發揮地區中心城市和次級中心城鎮的作用,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中心城市和次級中心城鎮作為區域的核心城市,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和經濟實力,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中心城市和次級中心城鎮要協同周邊城鎮進行發展,形成城市功能、交通、基本公共服務、生態等一體化的建設,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廊坊市處于在京津走廊的中間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市區為軸心分別向北京和天津延伸的經濟帶、跨區域的城鎮體系。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斷提速的背景下,打破既有行政管理模式,以兩條經濟帶為基礎構建“共生的產業體系”,提升中心城鎮的產業承載能力和人口吸納能力,是提升廊坊市城鎮化水平的重要途徑。如在北京與廊坊之間,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以休閑度假為特色,重點發展陽鎮、大廠鎮、淑陽鎮、夏墊、皇莊、安平、渠口等村鎮;在廊坊區劃內部要重點發展肖家務、萬莊及楊稅務等村鎮,在津廊之間,以霸州為核心區,重點發展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物流產業,建設成為市域南部次中心。
(三)提升城市生活品質,打造綠色生態城市
近些年來,房地產擴張,廊坊與全國許多城市一樣,以鋼筋水泥化為主要特色的城鎮化高歌猛進,但是原來居住于土地之上的農民,包括城郊城市化、城中村改造中的原農業人口及涌入城市務工的外地農民,則長期面臨著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境遇。工業化和人口聚集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廊坊也出現了交通擁堵、能源短缺、大氣和水源嚴重污染等“大城市病”,在很多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惡化是成正相關的。
新型城鎮化的“新”在于實現從過去的“土地”的城鎮化到“人”的城鎮化的轉變。推進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實現農村轉移人口身份、職業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重視城市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向重視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品質等軟件建設轉變。城市文化、精細化管理程度等軟件因素已取代高樓大廈、先進的基礎設施等硬件因素,成為彰顯城市生活品質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構成。
(四)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發展型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來源于城市重建及房地產開發項目,地方政府因經濟利益高度介入城市空間發展的擴張之中,導致城鎮發展中的利益偏向。地方政府是城市空間發展權的壟斷者,是城市空間發展權博弈中主導的一方,便形成了城市開發中不對稱權力關系,導致城市土地的低買高賣、強制拆遷等行政霸權現象和“上訪”、“種房子”、“釘子戶”等處于博弈弱勢的被拆遷者的反抗行為。
地方政府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的供給者,控制著土地、金融機構等關鍵資源,在城市規劃設計、基本公共設施改造、公共服務提供、社會福利保障及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仍然需要發揮主導性作用。因此,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不應該只是回應經濟力量,也應該尊重城市各群體的利益需求。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鎮化發展中必須始終站在社會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場,培育其與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避免偏向局部地區、行業利益或集團利益;城市規劃與城市建設協調發展,須致力于破除政府、企業、城鎮居民、本地居民等多方面形成了已經固化的利益格局,使地方政府從土地財政的羈絆中解脫出來,能夠真正站在“社會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場。廊坊市政府2013年組織編制了《廊坊市城市總體規劃(2012~2030年)》,對城市空間結構、人口規模與城鎮化水平、道路交通、生態建設保護及文化、體育、教育、醫療設施等方面的硬件建設做了詳盡規劃,但在強化戶籍管理、土地管理、社會保障、財稅金融、行政管理、生態環境等制度軟環境的發展建設層面涉及的較少,這也是未來廊坊市新型城鎮化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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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1引言。
1958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個10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國外研究現狀。
2.1理論貢獻。
(1)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Leibenstein)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Myrdal)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論。
(3)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型理論(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型。
(4)鐘型發展理論(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2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3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年)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年)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年)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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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2002.
[6]李奇澤、敖明山,對我國區域經濟的非均衡與協調發展的思考,中國商界,2008年。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內涵;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1-0014-05
一、引言
區域經濟差異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困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研究表明,我國的地區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卻一直在上升。我國區域經濟的差異化格局表現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三大階梯、三大高地、三駕馬車、三大病灶”。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劇的趨勢成為對發展限制及其障礙的復合體。區域經濟差異擴大造成了全國經濟系統的效率損失,阻礙了區域之間的形成相互促進的經濟關系,同時,也損害了區域公平??茖W、全面地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引導和推動各區域走協調發展之路。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就開始探討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國家更是在“九五”計劃中把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一條重要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并在“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中得到繼續貫徹和強化。近年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認,由于理論研究的不足,在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時遇到了不少困擾。一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認識欠深入,因而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難以達成共識;二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的動因缺乏研究,導致所制定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難以對區域經濟發展主體形成有效的激勵;三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尚缺乏系統的探究,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選擇。鑒于此,本文擬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動因與機制體系這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建設和國家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政策有所貢獻。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辨析
何謂區域協調發展?這是開展區域協調發展研究的理論基點。我們發現,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文獻雖多,但直接論及區域協調發展的定義或內涵的文獻卻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在經濟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發展上關聯互動,從而達到各區域的經濟均持續發展的過程。區域協調發展是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區域間的相對平衡和動態協調的發展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區域和諧。
第二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不同區域基于自身要素稟賦的特點,確定不同要素約束條件下的開發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時在政府的調控下,保持區域之間的發展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圍內,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狀態下的發展狀態。
第三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相互開放、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區域分工趨于合理,既保持區域經濟整體高效增長,又把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并逐漸收斂,達到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正向促進、良性互動的狀態和過程。
第四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指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國民經濟的高效運轉和適度增長,又要促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區域間的經濟差異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達到各區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第五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區域經濟整體的高效增長,又能促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地區間的發展差距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并逐漸收斂,達到各區域協調互動、共同發展的一種區域發展戰略。
上述定義分別從區際聯系、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等視角進行了概念界定,雖各有合理的因素,但仍缺乏從系統的角度進行提煉。分歧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本質屬性是什么?將其歸結為一種“狀態”,僅是某個時點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靜態刻畫。將其理解為一種“模式”,從根本上違背了區域的空間差異性特征,而且本質上也是對事物的特定時態的描述。若將其視為一種“戰略”,則脫離了其作為區域經濟發展階段性“產物”的客觀存在性。相較之下,區域協調發展宜理解為區域之間經濟關系演進的一種“過程”。其產生于區域經濟關系演進的過程中,也在這一動態過程中逐步走向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表現是什么?這正是理解這一概念的關鍵。雖然上述定義從區域關系的相互聯系、區域發展的相互促進、區域差距的逐漸縮小、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等方面進行了刻畫,但在具體表述上仍然有細微差異。僅對區域差距縮小的認識而言,有學者強調發展的前提和發展的結果兩個方面,認為應將“區域之間的發展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圍內”。多數學者強調結果意義上的差距縮小,認為應“將各區域間的經濟差異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其中部分學者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區域經濟逐漸收斂的要求。諸如上述表達上的微妙差別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正是這些細微的差別導致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表現特征不明確,進而造成對區域協調發展內涵認識的不深入。
筆者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因而,必須始終緊密結合實踐層面對區域協調發展概念的認識來剖析其內涵特征。根據國家“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等有關政府文獻中對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同時吸收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本文將區域協調發展定義為,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區域分工更加合理,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趨向收斂,整體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的過程。這一定義將區域協調發展界定為一種“過程”。具體而言,這一概念包含了一個前提,四個特征與一個目標。
一個前提即區際相互聯系的客觀存在性。理解區域協調發展概念,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必須從區際相互聯系的角度出發并貫穿始終。其一,區域協調發展本身就是描述兩個區域系統之間的關系,區際聯系是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在市場能量極大擴展的今天,每一個區域都被納入到地區、國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區際聯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緊密。其三,根據區域相互依賴理論,區際聯系的客觀存在性決定了區域相互之間在發展上的相互依賴,從而形成互動關系。因而,區域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
四個特征分別是:第一,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具體體現為:區域之間的要素流動更加通暢,區域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區域合作與交往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拓展。第二,區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區域的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均立足自身經濟優勢和比較利益,實現區域發展與要素稟賦最佳匹配,并在區域聯系網絡中居于合理的節點。第三,區際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收斂。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差距呈現逐漸縮小并穩定于合理的范圍內;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逐漸呈現均等化的態勢。第四,整體經濟效率的持續增長。就“過程”而言,即區域整體的高效增長貫穿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一個目標即區域公平與效率的統籌兼顧。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公平與效率之間應是一種既相互區別、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對立統一關系。區域協調發展從根本而言就是協調區際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區域協調發展的第三個特征即體現了區際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則體現了發展效率的要求。講求效率的增長是實現區際公平的保障,體現公平的發展更能激發效率的提升。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旨在建立一種確保公平與效率正向反饋的機制,促進區域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三、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
長期以來,學者們對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何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即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采取了“冷處理”的態度。在筆者力所能及的文獻檢閱中,尚未發現有針對性的論述,似乎這一問題不言自明,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亦是理所當然。對這一問題的忽視不僅導致了對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認識的偏差,更導致對區域協調發展實踐的偏差。一般而言,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力來源,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單純國家層面的需求,二是某一區域單方面的需求,三是區域雙方的共同需求,四是國家與區域兩個層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種來源的動力特征和結果效應是不同的。結合我國實際,區域協調發展主要受到來自區域層面的內在動力與來自國家層面的外在推力的綜合影響。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
區域經濟是某一特定區域內經濟、社會活動及其相互關系的總和。在現實世界中,任何區域都面臨資源稀缺性的客觀制約。有形資源如土地、礦產等,是附著在一定區域空間上的,缺乏可流動性或者流動性很差;而無形資源如人力資本、地方文化稟賦等,在有確界的區域空間格局中亦表現出貧富不均的空間特征。因而,區域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或是由于在區域內無法獲得特定資源的供給,或是由于在區域內的供給成本過高,難以在有限的空間范圍內完成資源的合理配置。而經濟活動的逐利性意味著它不甘受制于區域空間界限的桎梏,而要在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內克服稀缺性,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活動的擴散性與區域邊界的收斂性的自然對立,不僅印證了區域經濟聯系的客觀必然性,也揭示了區域利益沖突的客觀必然性,更預示著化解區域矛盾的可能性。從區域經濟的相互聯系來看,任何一個區域都處在不同等級、不同范圍的區域網絡中。網絡式的區域聯系一方面保障了特定區域先天優勢的發揮和凸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缺乏先天優勢的區域發現和培育比較優勢,有利于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具體而言,一是通過區域網絡聯系實現要素流動、商品交換、技術溢出等效應,滿足各區域多樣化的需求;二是通過合理產業分工提高區域網絡的競爭力,以彼此交織的原料供應、技術創新、市場拓展等環節保障區域整體經濟效率。因而,在稀缺與逐利的沖突下,在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網絡中通過要素流動、產業分工等方式有利于實現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從區域經濟活動主體而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其理性的主動選擇。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國地方政府官員具有雙重特征:他們一方面是“經濟參與人”,即像任何經濟主體一樣關注經濟利益;但另一方面,這些官員同時也是“政治參與人”,他們關注政治晉升與政治收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獲得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的經濟增長不僅可以為區域截留更多的經濟利益,也能夠由此帶來更好的政治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表現出強烈的增長競爭沖動。雖然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地方政府為了在增長競賽中脫穎而出不惜以鄰為壑,但從長遠而言,只有置于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區域經濟的發展效率才更有保障。因而,理性的地方政府從長遠計必然會步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再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員考核選拔機制無形中成為了地方政府行為的“指揮棒”。地方政府既要“對上負責”,即執行中央政策和直接上級政府的指示,又要“對下負責”,即承擔著維護當地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生活等任務。雖然兩種選擇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不對等(一般情況下“對上負責”的凈收益更顯著),但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階段,二者是彼此切合的。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既是迎合中央政府政策導向的“對上負責”,也是確保轄區經濟社會穩定的“對下負責”。從這一意義而言,區域協調發展是地方政府既“被動”又“主動”的選擇。
無論是來自區域經濟活動主體的主動選擇,還是來自地方政府既“被動”又“主動”的選擇,二者在區域層面上交織形成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
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主要來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規劃者,中央政府一方面表現出助推區域協調發展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具備了助推區域協調發展的強大實力。就意愿而言,在歷經多年非均衡發展戰略指引下,我國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顯著的區域發展差距從經濟、政治諸方面對中央政府造成了壓力。首先,由于長期發展重心的東南偏向,一方面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作用下,沿海發達區域經濟增長的邊際成本逐漸擴大,而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導致全國整體經濟發展效率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在產業發展、消費水平與層次、基礎條件等的空間地域差異擴展,我國需求結構與產業關聯瀕臨斷裂的邊緣,國民經濟面臨過高的持續增長風險。其次,對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拉大一方面激化了區域之間、群體之間的矛盾,有悖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另一方面導致處于發展兩極的區域產生了離心的趨向,不利于我國的社會政治穩定。因此,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前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成果轉換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和壓力。從能力看,快速穩定增長的財政收入為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供了物質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3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51321.78億元,增長將近45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4.05%,在1994―2007年期間,中國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18.60%。因此,在兼具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意愿和能力的條件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獲得了源自中央政府的穩定的推力。
此外,區域協調發展也受到國際國內先發區域示范效應的積極影響。就國際經驗而言,最典型的莫過于歐盟的成功經驗。通過多樣化的協調發展政策和措施,歐盟在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而在我
國,發達區域如珠三角、長三角等在歷經多年經濟高速發展后,為了參與更大范圍的外部競爭,主動探索區域合作的有效途徑,形成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秩序。這些區域的范例和積極探索提供了一種引力,指明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前景與收益,也為其他區域投身實踐提供了客觀指導。
綜上,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不僅有來自中央政府的穩定推力,也有來自國際國內其他區域成功經驗的引力,這兩股力量共同擰成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動力在實際過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織強化的。外部動力需要通過內生動力傳導,并可以轉化為內生動力;而內生動力只有在外部動力的良好運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理解二者之間的互動關聯,有助于回答如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
四、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體系
(一)市場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市場機制是指遵循市場規律,推動區域市場開放,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引導要素跨區域流動、企業跨區域發展和產業跨區域轉移,從而增強區域之間的聯系,促進區域之間的分工,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
市場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區域協調發展首先是區際經濟關系演進過程中所內生出的一種共同發展需求。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動、企業擴張和產業轉移,既可能擴大區域差異,也可能縮小發展差距。因而,從作用效應來看,單一的市場機制不能確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但是,作為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市場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釋放經濟發展的能量,增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率。因此,在構建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體系,一方面應該把市場機制放在基礎性的位置上,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機制相互聯系,克服“市場失靈”導致的“協調失靈”。
(二)空間組織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空間組織機制是通過“最佳(空間)組織”形成“最佳(空間)結構”并促進區域“最佳(經濟)發展”,即運用空間規劃、空間開發、空間管制等多種空間組織方式,對全國的區域空間進行全局謀劃,對各區域的功能定位、區域空間聯系網絡建設等進行戰略指引,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實現資源結構、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最優配合,提高空間經濟配置效率。
發揮空間組織機制的作用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區域發展需要以空間結構為依托。通過一定的空間組織形式形成特定的空間結構,不僅能把分散于地理空間的相關資源和要素連接起來,使經濟活動能夠正常運轉,而且還能產生特有的經濟效益,包括節約經濟、集聚經濟、規模經濟等。另一方面,區域空間結構又隨著區域的發展而不斷得到發展和優化,通過最佳的空間配置使個體要素充分發揮作用,獲得整體經濟效益?!笆晃濉币巹澗V要指出,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定位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
(三)合作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合作機制是指相關區域按照自愿參與,平等協商,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的基本原則,在物資供應、設備利用、技術支持、資金融通、信息共享、人才交流、資源開發,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對外經濟聯系和貿易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關系,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合作機制是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式,是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區域合作可以實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優勢共享或優勢疊加,把分散在不同區域的經濟活動有機地組織起來,激發相關區域的潛在經濟活力,獲得分散條件下難以企及的綜合優勢和經濟效益。同時,區域合作為要素流動、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進要素向最優區位流動,促進區域經濟專業化的深化,保障經濟運行效率與效益。“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鼓勵和支持各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協作和技術、人才合作,形成以東帶西、東中西共同發展的格局。
(四)援助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援助機制就是采取區域互助、國家扶持、生態補償相結合的方式,對欠發達區域進行持續性的幫助,改善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條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同時,使這些區域與發達區域建立相對穩定的經濟聯系,在全國空間經濟系統占據合適的位置,擺脫“貧困惡性循環”,在總體上形成全國區域共同發展的格局。
援助機制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有大量的欠發達區域,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這類區域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發展條件差、基礎弱;總體發展水平低;處于經濟空間的邊緣,難以接受發達區域的經濟輻射;貧困和資源枯竭、生態惡化是困擾經濟發展的普遍問題。由于自我發展能力弱,缺乏競爭力和參與合作的“對等”能力,單靠市場機制、合作機制等難以解決這些區域在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必須通過外部的援助,改善其發展條件,提高其自我發展能力,為欠發達區域注入發展的原動力,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五)治理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治理機制,即通過多個區域主體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穩定的內生秩序,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長效運轉。具體而言,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中,通過不間斷的制度改革和創新,為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發揮作用提供條件,促進各機制之間相互融合;二是通過設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區域協調發展治理機構,奠定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化運行平臺。
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中,治理機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體現在,治理機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保障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發揮作用而間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由以上五個機制構成的機制體系框架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從目標的角度分析,該框架既強調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效率的增進,如對市場機制主導地位的突出;同時也強調了區際公平的改善,如對欠發達區域的扶持機制等;有助于形成經濟效率與區際公平兼顧的良性正反饋。從動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強調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效應,另一方面凸顯了外在動力的綜合影響,有助于由內而外形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合力。從主體的角度而言,該框架納入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多個主體,如市場機制以微觀主體企業的活動為主,但是也離不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聯動克服市場失靈,保障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轉。通過各主體在不同機制問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系統整體的協調功能。
五、結語
區域協調發展的需求產生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應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實現。因此,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區域分工更加合理,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趨向收斂,整體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的過程。這一過程的
產生不僅受到來自區域層面的內力的驅動,也受到來自中央政府層面的外力推動,是多個層面、多個主體、多種經濟關系、多目標共同合力交織的必然結果。由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治理機制組成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框架正是從系統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順利推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構建中國特色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引進人才項目(2008JSYJ00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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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經濟協調性發展刻不容緩
1.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會給我國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和資源布局很不平衡。正確處理全國經濟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以及地區經濟之間的關系,不僅關系到各種優勢的發揮和經濟的合理發展,而且關系到國家的統一和全國各民族的團結。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雙元拉動的作用日益明顯,這為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和區域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很多企業會將高端人力資本投入多的環節安排在戰略資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將土地、機器設備和一般加工工人等資本投入多的環節,安排在常規資源密集的欠發達地區,通過規范管理,引導帶動社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通過擴大財力總量和多元化投入格局的形成,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從而實現區域經濟向都市經濟跨越。
2.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助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實現良性互動。當前,我國城市化在快速推進過程中面臨著與區域經濟發展非協調性問題日益突出,城鄉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不同步等重要問題。同時,由于當今世界經濟競爭已經變成城市群經濟的競爭,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也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資源和要素快速集聚,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加速轉變。因此,要促進城市化健康發展, 必須要按照統籌規劃、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協調發展的原則,正確處理全面經濟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建立城市化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長效機制。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會事業的比重,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充分激勵各區域社會資本的跨區域流動。逐漸改變優勢在資源、制約在環境,差距在總量、瓶頸在交通等弊端,這都有助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實現良性互動。
3.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夠使城市經濟區域協調性增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新時期中國政府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略決策。我國75%以上的城市未能達到協調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代價高昂。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實現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并加快推進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同時,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非常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鄉發展不協調、產業發展不協調。而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統籌城鄉發展,解決好8億農民消費水平偏低和整體收入的問題,既是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節,又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
二、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1.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對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在認識上的重要升華,講加快發展絕不是要認同盲目發展,而是要使國民經濟在較長時間里保持持續、協調、較快、健康發展。因此,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就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全力做好穩增長、控物價、惠民生、調結構、促和諧的工作。這不僅意味著中國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且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我們要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形成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動的良好發展格局。加快實施這一戰略,有利于進一步明確區域產業定位,加強區域合作,使各區域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形成整體競爭優勢。從而實現促進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地區協調和城鄉統籌發展。
2.實現跨區域合作。實現跨區域合作發展戰略,是我國在準確把握國情的基礎上,從我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出發,著眼加快提升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所作出的一項事關長遠的重大決策。當今世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日益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如何實現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加快實現跨越發展成為日益緊迫的任務之一。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如何抓住這歷史性的契機在于戰略協同,尤其是政府之間的跨區域戰略合作有助推動經濟戰略的整體發展,促使中國有限的資源在戰略作用下發揮最大的效用,為合理配置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戰略基礎。因此,跨區域合作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3.要統籌兼顧,推動區域經濟全面協調發展。黨的十報告指出,必須更加自覺地把統籌兼顧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要增強發展協調性,基本形成城鄉、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和主體功能區布局。實踐證明,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等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就難以實現長期的持續協調發展。因此,我們要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根據“短邊”進行平衡,引導核心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幫助資源枯竭地區實現經濟轉型,正確處理局部與整體、促轉型與保增長的關系,形成各種資源的優化配置,發揮出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更好的實現跨區域合作,形成資源整合,產業互補的發展格局。
三、結束語
總之,實現地區經濟協調性發展就要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發展目標、工作重點和實現路徑有機統一;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不斷改善區域差距過大的局面,以緩解社會矛盾,促進民生進步,增進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1]張艷,胡蘇娜,王瑩.區域經濟“回浪效應”向“擴散效應”過渡的條件與對策[J].江淮論壇,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