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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微觀經濟企業管理中小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迅猛發展，在活躍市場、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中小企業得不到國家政策的扶持，甚至得不到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地位。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小，資金少，競爭力弱，但其在市場經濟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門。目前，中小企業因其市場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倍受世人關注。然而近年來，中小企業改革進展緩慢，很多企業更是矛盾重重，停滯不前。我國加入WTO后，給中小企業帶來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挑戰。怎樣使中小企業走出困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問題。

任何一個企業經營好與壞均有其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即微觀、宏觀方面的原因。企業要發展，宏觀發展環境不可忽視，但突破自身局限是關鍵。目前中小企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困難眾多，文章僅從中小企業自身——微觀方面來考慮中小企業走出困境的出路問題。

一、中小企業發展的現狀

企業的微觀環境是企業生產和發展的具體環境，與企業的生產、銷售、人力、財力、物力、信息直接發生的客觀環境。研究分析中小企業的微觀環境，才能從根本上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F階段影響中小企業發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企業的資源不足

資源不足，包含人力物力兩方面的資源不足。長期以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的中小企業一直得不到國家的扶持，甚至是受打擊的對象?，F階段，中小企業一般流動資金缺乏，銀行貸款難，貸款量小，貸款面窄。而技術與設備比較落后，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不足，造成生產的產品跟不上時代的要求，更有些產品是沒有市場需求的過時產品。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導致產品的開發和設計也長期落后，產品的科技含量低，生產質量不高，這就導致產品賣不出去，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2、核心競爭力缺失

核心競爭能力是一種扎根于企業組織內部的、能獲得超額收益和能夠不斷使自己立于一種競爭優勢地位的一種能力。有無核心競爭力是企業能否發展壯大的一個關鍵因素。現階段的中小企業，有相當部分是從家族式企業發展起來的，相當一部分企業，在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只重視企業規模的擴大，把有限的資金全部用于擴大地盤和產品數量，卻很少注重企業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研究開發，只注重外延的發展，而忽視了內涵的發展。因此，企業管理者無品牌意識，企業沒有競爭力，更無核心競爭力。

3、企業組織管理不善

我國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管理混亂、經營不善的問題。中小企業由于歷史原因，在管理方面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等問題。具體表現：家族式管理方式普遍存在，決策不民主，運作不規范，經營素質較低；未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經驗管理和個人冒險性很大。在中小企業內部任人唯親的現象層出不窮，這也許并非管理者的本意，但一般難以避免。中小企業資金困難，管理者難免向親戚朋友借款，這樣，就不得以而要任人唯親了。管理不善還有一方面，就是組織生產管理不善，現階段的中小企業的領導者大多欠缺專業知識，其對企業戰略的指定和對企業的管理便難以科學。

當然，中小企業也不是沒有任何優勢的問題企業，從不被國家政策扶持，甚至是受打壓的環境一路走過來，中小企業擁有大中企業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中小企業靈活，應變能力強，生存空間大。中小企業流動資金少，風險也較小。中小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簡單，管理幅度小，管理效率高。中小企業產品單一，則容易集中優勢資源，取得行業最高生產水平。

二、中小企業的出路

綜合以上分析，對中小企業而言，可謂缺點與優勢均有，機遇與挑戰共存。結合中小企業的特點和以上分析，中小企業的出路如下。

1、重新開發新產品，并建立完善的售后制度

中小企業有核心競爭力缺失的劣勢，我們可以利用中小企業靈活，應變能力強的優勢特點加以彌補，即開發一些市場稀缺而又需求量大的產品。然而并不是說放棄原有主打產品不生產而將企業全部轉型，而是在經營原主打產品的基礎上，拿出小部分資金用在經營稀缺而又需求量大的產品上。這樣，企業有可能在經營這些“副產品”的同時，把企業搞活，從而帶動主打產品甚至整個企業的發展，使企業擺脫困境。

中小企業的產品銷售不好的一大原因不是其產品的質量不好，而是相配的售后服務不好。消費者對產品的信賴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品的售后服務好壞。這在短時間內可能要花不少人力物力，但從長遠利益來看，卻不失為建立市場誠信和品牌意見的好方法，大型名牌產品其成功訣竅之一正在如此。

2、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

中小企業雖然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的問題，但是也有管理幅度小，管理效率高的優勢。人少則好管理，幅度小則管理效率高。在管理中，應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從最高管理者開始，依企業制度辦事。在用人上，也應做到任人唯賢，有能力者居上，無有能力者居下。這里所說的科學管理體系不僅包括人力資源管理，還包括生產管理、財物管理、企業戰略管理等等。事實證明。科學的管理有提高工作效率、節約成本等一系列的收益，這一點在中小企業中尤為重要。沒有科學的管理體系，就談不上構建企業的競爭力，就談不上企業壯大發展，更談不上上企業的出路問題。

3、樹立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是在深刻認識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把人作為組織管理的核心和組織最重要的資源，把組織全體員工作為管理的主體，圍繞著如何充分利用和開發組織的人力資源，服務于組織內外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實現企業目標和員工目標。和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在資金、技術、產品、市場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劣勢。中小企業要想生存、發展，要在競爭中取勝，唯有靠人，唯有靠實施“人本管理”。所以，無論企業大小，要是能在“人本管理”上做得比他人更到位，比他人更好，也就能取得勝利，而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對于中小企業，一定要從關系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高度，來重視和實行“人本管理”。

4、和相關企業聯姻

各行各業均有中小企業，各種類型的中小企業均可能存在技術和原材料不足的問題，然而這些中小企業可以與相關企業聯姻，實現優勢互補。物力資源不足，技術不到位，可以和相關企業聯姻加以解決。結合原材料不足和關鍵技術不到位的特點，和提供原材料的廠家或高科技企業建立聯盟企業。加強企業的一方即為聯盟者，聯盟者與本企業具有厲害共同性或優勢互補性，所以聯盟者一定會傾其所有，支持其共同發展。例如，生產型中小企業最缺的是技術和設備，有的是生產產品的技術和能力，而科技型中小企業有的正是技術，但是其技術卻一下子難以轉換為生產力，此兩種類型的中下企業進行聯合，則正好可以解決中小企業技術、設備不足問題，一下可以搞活兩家企業。

總之，結合中小企業自身特點，使中小企業擺脫困境，方法還有很多。在此僅從企業內部分析，從企業內部著手，得出以上幾條解決辦法。認清自身特點，中小企業一定會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健康之路。

【參考文獻】

[1]袁蔚、方青云：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概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2]林漢川、邱紅：中小企業管理教程[M].上海財經大學，2006.

[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小企業發展[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微觀經濟分析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到目前為止，尚無哪個國家完全承認中國已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也是外國對華反傾銷逆向選擇和歧視的原因之一。本文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分析反傾銷決策的經濟因素，應付新形勢下的反傾銷挑戰。

一、反傾銷決策的相關經濟因素

反傾銷涉及兩國或地區之間的經濟行為，反傾銷需要確認存在傾銷行為，但反傾銷的發起通常和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關。

1.反傾銷的本意是規范國際貿易秩序，防止不正當競爭，也有保護幼稚工業的意圖。

反傾銷也因此和反補貼、保障措施成了世界貿易組織所允許的保護國內產業的三種合法的貿易救濟措施。發起反傾銷的國家或地區，其經濟發展情況的好壞影響到其發起反傾銷的頻度和規模。如果其經濟穩定增長、就業充分，投資和需求旺盛，那么其就更愿意依比較優勢進行分工，獲取貿易利益，因而對進口產品發起反傾銷的可能性就較?。环駝t，即使并非單由傾銷所致的銷售額下降、失業等“產業損害”也會歸咎于進口產品，而發起反傾銷訴訟。

2.反傾銷針對某特定產業的產品，關系到兩國或地區的產業結構。

產業損害的確認首先要界定與涉案產品相似的產業范圍，而生產能力的提高使得企業對有限市場的爭奪和同質產品的競爭異常激烈，若進口方與出口方的產業結構相同，產品差異性較小，則使得競爭加劇，進口方為保護國內生產企業，會傾向于發起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

3.反傾銷涉及眾多利益主體，包括被反傾銷商品的出口商、進口商，進口國或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該產品的進口商和出口商等等。所以，唯有對反傾銷的相關利益主體進行一般均衡分析，才能全面地對傾銷和反傾銷的成因、對反傾銷的福利影響進行分析。

二、反傾銷制度的經濟分析

反傾銷制度是反傾銷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反傾銷發起國正是通過運用各種反傾銷制度來達到自己的經濟目的。制度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在制定時就充分考慮了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和運行方式。因此，就必須對相關制度作深入分析，以下主要以替代國制度為主要闡述。

（一）替代國制度的含義

替代國制度是反傾銷中的一個特有的概念，在西方反傾銷體系中，對于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產品的“正常價值（NORMAL VALUE）的認定是帶有歧視性的。出口價格低于產品的正常價值是確定傾銷行為存在的首要因素。WTO《反傾銷協議》中只規定了出口國國內價格、出口第三國價格和結構（推算）價格三種正常價值確定方式。但美、歐等國國內法中卻增加了這樣的表述：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其正常價值不以該國國內銷售價格為準，而要尋找一個與其經濟水平相近、有可比性的第三國作為“替代國”，以“替代國”產品價格確定正常價值，一旦我國商品售價低于替代國內市場價，就可被認為傾銷成立。他們的理由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國內價格是中央計劃的產物，不能反映產品的真實價值。

（二）替代國制度的歧視性

到目前為止，尚無哪個國家完全承認中國已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也是外國對華反傾銷逆向選擇和歧視的表現之一。因為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的國家，外國對華反傾銷案件的裁決就可以不直接引用我國市場價或成本價，而是選用替代國價格來計算傾銷幅度。據外經貿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曾被選用做替代計算的有美國、歐盟國家、日本、澳大利亞、香港特區、韓國、津巴布韋、印度尼西亞、南非、丹麥、智利、中國臺灣、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挪威、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烏拉圭、斯里蘭卡、南斯拉夫、奧地利等23個國家和地區。以歐盟對華案為例，曾被選用作為替代計算的有美國(9次)、日本(3次)、歐盟(4次)、韓國(4次)、中國臺灣和香港特區(共5次)、澳大利亞(1次)，占歐盟案35%強，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開發方式、成本構成和經濟水平與我國實際相差甚遠，其成本是中國內地企業的若干倍，這樣計算出的傾銷幅度往往高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如墨西哥對我國鞋類征稅1105%、秘魯903.92%(鞋)、巴西760%(普通鎖)等，通過隨意選擇替代國別說1100%，就是2000%的稅率也照樣可以辦到。但是這種做法卻嚴重違背了WTO規則，也無視我國改革進程和成就。這種明顯帶有歧視性的法規，給西方國家打擊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出口提供了鋒利的武器，無怪乎中國產品頻頻遭難。

（三）替代國制度的弊端

1．替代國方法缺乏可預測性

在進行價格比較時，國外反傾銷法允許市場經濟國家以其產品在本國市場銷售價格作為“正常價值”。因此，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在向國外出口商品時，通過與國內市場價格的比較，能清楚地知道其賣到國外市場的價格是否構成傾銷，或傾銷幅度是多大，可以實現做好防范準備。但是，對我國出口商而言，國外起訴機關會牽強地為我國出口商品尋找“正常價值”，在找到這個替代國前，連起訴國自己也不知道“正常價值”是多少，更何況我國出口企業。

2．替代國制度抹殺了我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

不同的國家不僅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工資水平和人口狀況從而在勞動力價格上有很大差異，而且還因為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產品的加工條件以及國內市場需求的不同在產品成本配置的其它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比較成本優勢不僅存在于市場經濟國家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的國家之間。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收入國家，平均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1/40，管理費用以及大多數原材料價格比起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也低得多。然而，在對我國出口產品進行的反傾銷訴訟中，一些國家對我國產品的成本優勢或者根本不予考慮，或者是隨意抹殺。

3．結構價格缺乏合理性

在采用結構價格時，起訴國一般會先到出口國調查一定數量的產品所使用的土地，廠房，設備，勞動力，原材料，能源等，然后到生產水平大致相同的國家或地區去計算使用這些土地，廠房等的費用，加上運費，10%的企業管理費和8%的合理費用即構成結構價格。于是，國外反傾銷當局有時就采用從不同國家分別使用生產要素的費用來聯合計算成本，有時甚至用一些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來計算我國的生產成本，這就更不合理了，國外用結構價格作為“正常價值”很容易得出我國傾銷的結論。

參考文獻

微觀經濟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保ㄗⅲ築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保ㄗⅲ築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谀滤垢窭追驎r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步洕鷮W，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微觀經濟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危機；輪胎特保案；中美貿易摩擦；中美貿易前景

一、輪胎特保案

美國總統在2009年9月12日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帶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輪胎特保案為美對華實施的首例特保，該案將不僅影響到中國近20億美元的出口和10萬人就業，還可能被美其他行業與其他WTO成員國效仿，產生連鎖反應，對于恢復中的世界經濟也是極為不利的。隨即，中國商務部公布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與輪胎特保案涉案金額大體相當，顯然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美經濟對話，已從以往主要由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指手畫腳，要求中國加快開放金融市場，轉變為中國對在美投資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這場以“特保案”為開端的貿易糾紛并沒有因中國的忍讓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爭端必然將到達新的，這種背景下的中美貿易關系也應引起重視。

二、中美貿易關系現狀

中美建交30年來，雙邊的貿易關系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自1993年以來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且從2002年以后順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貿易一直處于不平衡狀態。2009年前6個月，盡管受到經濟危機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嚴重沖擊，中國仍然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中美貿易差額的連年上升也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主要集中在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升值和反補貼領域。

1.中美貿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規模最大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兩國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的發展特點決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決定的，甚至這也包括現行貿易統計體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貿易差額。

(1)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分工

中美貿易差額的不平衡，實質是國際分工所處位置高低不同導致的利益分配鏈條上的層級關系，美國處于國際分工的高端，而我國處于低端，現行的貿易統計體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國際商務活動的實際情況，從而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大力倡導推進經濟全球化戰略，發達國家將許多制造業的生產轉移到亞洲發展中國家，于是才出現了大量物資產品在亞洲生產并向西方國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國經濟活動人口達7.8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明顯，這也正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國投資，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85％左右來自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國企業。從本質上講，這種貿易加工型產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著中國出口能力的增強，對美貿易順差的大部分利潤還是流向了外資企業。

(2)美國對華出口管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美國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性產業，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業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需要進口大量的工業制成品，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需要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但中國作為美國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國家之一，中國無法從美國進口到大量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對于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美國政府難辭其咎。

(3)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中國加大外資BI進力度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產業調整和升級，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西方出口摩擦比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基地轉移到中國，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國進行加工組裝，繼而出口到歐美的加工貿易格局。因此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基地，這些國家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也將其在美國的市場和貿易順差轉嫁給了中國。可以說，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貿易關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延續，體現著中國獨有的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貿易差額的統計原則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Lawrence J.Lau認為，夸大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于進出口統計的產銷國原則、進出口計價因素、香港轉口貿易因素、服務貿易因素所導致的。中美貿易差額統計應作四項調整：第一，船邊交貨記錄原則轉化為船上交貨記錄原則及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調整；第二，通過香港或其他地方轉口貿易扣除；第三，轉口貿易加價；第四，服務貿易調整。

2.摩擦原因

隨著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快速增加，美國為減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對中美貿易進行干預，設置貿易壁壘，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屢屢受阻，包括技術壁壘、知識產權和貿易救濟等。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增多，涉及金額越來越大，涉及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不僅包括紡織品、農產品、輕工產品，更涉及到機電產品和一些高科技產品。美國對華貿易救濟調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兩種擴展為了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四種。

(1)美國國內政治因素

自冷戰結束以來歷次總統選舉中，對華政策總是兩黨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言論。

針對此次的輪胎特保案，關鍵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來與工會組織關系密切，維護工會組織的利益，是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考察奧巴馬總統白宮之路，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始終充當了堅定地支持者。為感恩，當選總統的奧巴馬自然要給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相應的利益表達權。就此而言，奧巴馬通過輪胎特保案一點都不為怪。

(2)不斷擴大的中美貿易逆差

統計數據表明，經濟危機下，美國出口貿易額下滑嚴重，2009年前六個月，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303.9億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國進口1334.4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1030.5億美元，為保護本國產業，美國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設置壁壘，挑起中美貿易糾紛。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沖突

亨廷頓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摩擦并非只是簡單的經濟摩擦，

而本質是“文明的沖突”，即儒家文明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人類最大分歧和沖突的主導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突將主宰政治，文明的差異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亨廷頓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對美國的安全會構成威脅。形形的“中國”在西方及亞太地區甚囂塵上，尤以美國為甚。顯然，中國與美國頻發的貿易摩擦是現有的經濟格局不能適應一個新興國家和平崛起的真實寫照。

三、中美貿易關系前景

雖然在現階段全球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糾紛不斷升級，但中國對美國的反擊還是有所節制的，為對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貿易關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斷發展，兩國間貿易機會不斷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國貿易公司今年8月報告表示，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出口國，尤其是在目前美國經濟開始反彈的情況下。至2008年底，約有1200家來自中國內地的公司在美國開設分部，為當地創造了7300多個就業崗位，去年，中國對美國貿易投資金額達到4.62億美元。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與挑戰，但兩國的經貿關系始終是不斷擴大，不斷發展。因為發展的基礎是中美兩國人民從中美貿易發展中得到了切實的利益，中美經貿發展前景是樂觀的。

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注定會是非常復雜的，互利雙贏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顯著特征，中美的貿易合作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做出巨大貢獻。

總之，中美兩國貿易關系的發展是在曲折中前進，既存在貿易摩擦，也有經貿合作。雙邊經貿關系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和企業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個世界經濟和貿易關系的恢復與發展。只要中美兩國，高瞻遠矚，以建設性的態度冷靜處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堅持平等、發展、互利，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系必定迎來新的。

四、中國政府，企業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于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件包含的一個復雜因素便是美國政府繼續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即母國市場銷售價格不得作為衡量該產品在美國是否不公平低價銷售的標準。

中國企業要想成功應訴反傾銷案件十分困難的局面仍然難以改變，如果中國企業說服美國政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那么中國企業贏得反傾銷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強產業內企業的交流合作

國內產業重復生產，惡性競爭，導致竟相降價，是導致反傾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潤有限，競爭無限的狀況下，產業內同行業企業應進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個企業企圖獨占一個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階段市場以競爭為特征，同行業企業，一定要加強合作，細分市場，避免在某個市場競爭過度，而在另一處市場處于真空狀態。

3.擴大內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賴關系的不對稱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兩國貿易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從現階段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來看，我國應將經濟調控的重點放在拉動內需上，最龐大的人口數量，造就了廣闊的市場，而且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4.構建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應包括下列指標：外國附屬機構的進口、外國附屬機構的粗口、外國附屬機構在我國的銷售、外國附屬結構在我國當地的采購、外國附屬機構在我國發生的相關成本等。更科學合理的反映我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改變現行統計體系給我國造成的不利局面。

微觀經濟分析范文第5篇

共利益作為服務的目標，使得其能夠通過資本集中、勞動力集中等手段，促進社會的經濟效益最大化。“政府采購就是國家各級政府為從事日常的政務活動或為了滿足公共服務的目的，利用國家財政性資金和政府借款購買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

為。”［1］由于經濟實施體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購從而成為各學者交流的熱點，其經濟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觀經濟學為背景，分析政府采購在社會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論方面的經濟影響，并提出政府采購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采購中的委托問題

在政府采購中，主要涉及的關系人有: 納稅人、繳費人、各級政府、各級財政部門、主管部門、行政事業單位和供應商等。“采購過程中一般會形成‘納稅人———政府———財政部門———專門政府采購機構———采購官員’這樣一條四級委托鏈。”［2］初始的納稅人由于沒有管理權力和決策權力，因此不能通過簽訂合同作出決策以謀求利潤，但是，他們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購而帶來的福利改善。采購官員作為該委托鏈的最終方，具有采購決策的決定性作用。他們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自然要盡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謀求利益最大化，因而與人( 納稅人) 產生利益沖突，發生委托問題。

該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于: 所買非所需，意愿未

實現。納稅人希望政府部門采購適當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為干部配車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為其代步，使得其辦事效率提高，更好地為民辦事。

部分干部卻利用政府采購制度滿足其自身對奢侈品的追求。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對稱難以避免。政府采購官員具

有很強的專業知識，同時擁有廣泛的人脈關系，使得“他們作為采購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擁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納稅人) 如果希望通過自身能力獲得市場信息，所需花費的成本遠遠高于人( 政府官員) ，并且，大多數委托人并不具備了解市場動態的專業知識。如果人與供應商發生賄賂關系，那么對于委托人來說，他們很難發現，即使部分具有專業知識且高度關注社會的委托人發現了這一問題，他們也很難找到有力的證據。因此，可以說委托人基本上將政府采購放權于人，讓人全權制定決策、簽署契約，使得人偏離委托人意愿進行采購成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約關系不完備。委托

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委托人與人在實施政府采購過程中可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來規范雙方的行為”［4］，由于政府采購中采用的是長期契約，并且沒有證明文件作為委托人的擔保，同時，職能機構的官員不能像企業一樣程序化、規范化，也無法完全實現責任制。由于采購官員具有這樣選擇的任意性、責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機會利用不完備的契約條件謀求自身利益，繼而使得納稅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二、政府采購的博弈分析

雖然我國政府采購已盡力完善監督機制與評

估機制，并通過招標投標公開化來盡力避免貪污、受賄等有損于經濟效益的現象在采購過程中發生，但由于“兩庫建設不完善( 技術專家庫與供應商庫) ”［5］、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市場的競爭性并未得到充分發揮。這就直接導致了政府采購市場中存在不完全競爭，從而促成寡頭壟斷的形成，繼而產生形形的博弈行為。

我國《政府采購法》明確規定: 在政府采購活動中，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供應商認為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其他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其回避。由于監督機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關系”這個定義的模糊性，政府官員暗箱操作的現象還是屢見不鮮。

“采購官員及供應商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謀達成一個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私下協議，以共同對付政府和納稅人，損害國家和納稅人的利

益。”［6］

不妨將采購官員與供應商的密謀行為看成一

個博弈矩陣，因此，他們雙方都有選擇是否參加密謀的權利。如果采購官員與供應商達成了密謀協議，也就是說，供應商可以通過產品溢價銷售獲得利潤，而采購官員通過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從而創造了少數有特權者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進而得到尋租的收益。如果雙方均不選擇合謀，那么供應商只能以市場價格進行出售，官員也無法得到尋租收益。

假設市場上不存在具有懲罰違法者的監督機

構( 或者說監督機構不健全) ，采購官員與供應商之間的博弈就會成為合作博弈。

對于供應商來說，如果他合謀且采購官員也合

謀，那是最好的，他可以獲得最高的利潤; 如果采購官員不合謀，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場價格將貨物賣出，雖然得不到溢價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銷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應商選擇不合謀，而政府官員希望合謀來得到尋租，供應商不給予配合，供應商就會失去訂單機會，受益為0，甚至有可能因為成本投入等原因達到收益為負。如果政府采購官員秉公執法，他也可以以市場價格獲得600 元的銷售利潤。對于供應商來說，無論政府采購官員是否合謀，他選擇合謀都是對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說，合謀對于供應商來說是一個占優策略。同樣地，采購官員如果選擇合謀，無論供應商如何選擇，都將是獲益的，因而合謀對于采購官員來說也是一個占優策略。

因此，這個博弈矩陣的最終納什均衡在于雙方

都選擇合謀，此時，采購官員獲得尋租機會，供應商可以通過壟斷獲得溢價收益。由于合謀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們便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自我保護，共同對付納稅人。這也就解釋了采購官員貪污受賄現象屢見不鮮的原因，即政府采購總是存在無效性。

三、政府采購中的社會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為了發揮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須扭曲市場原來的均衡點。同時，“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滿足政府采購最優解的各項苛刻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現了政府公共品采購活動過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動結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靈。”［7］這就使得政府采購并不能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無法做到萬能、高效。政府部門也是由各種各樣的人群所組成，他們一定會受到信息、經驗、知識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說，他們自身的決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對于采購規模、采購方式以及采購比例并不能準確地掌握，很難作出相應的判斷。政府采購采取“兩上兩下”的采購預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個部門銜接以及交流的障礙，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靈難以避免。由于我國的政府采

購采用的是預算方式，即部門給出采購預算讓上級進行審批，經上級同意后進行采購。這樣的形式使得各個部門都會盡力追求預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貪污受賄即會從中發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決策的過程中受到信息約束、激勵不足等因素的影響，政府失靈難以避免。

四、根據上述問題的解決意見

( 一) 加強《政府采購法》的宣傳，完善政府采購體制

對《政府采購法》的宣傳，有利于采購官員和廣大納稅人了解自身的權利以及義務，同時，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事項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當事人及公眾對政府采購進行監督?？紤]到政府采購法律體系在整個政府采購制度中處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國的《政府采購法》以及相關的配套法規勢在必行。從我國情況來看，我國應實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對政府采購中的集中采購部分，通過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如政府采購中心來組織進行，從而有利于形成采購規模，節約財政資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購市場的形成; 對政府采購中的分散采購部分，由各支出單位自行進行，但必須遵循有關的政府采購法規政策。采購體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購透明化的基礎，因此必須加以高度重視。同時，通過完善采購體制，對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廣導致其逐漸規范化，使得其契約關系逐漸完備，可以有效地解決委托問題。

( 二) 完善監督機制，招標投標“白箱化”進一步發展

采用招標的優勢在于: “招標的競爭性報價是

多維的，投標人不僅在價格上競爭，還要在采購對象的性能質量上競爭。”［8］由于這樣的競爭機制的引進，使得采購官員無法隨意聯系商家，雙方達成共謀，從而獲利。同時，監督機制對于采購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義。設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員和供應商面對一個競爭性招標的市場，同時具有完善的監督機制，那么他們的合謀就會有法律風險，合謀的收益也會大幅度降低。假設懲罰機制以及監督機制較為完善，他們的博弈矩陣會由“合作博弈”轉化為“囚徒困境”。這時，雙方都選擇不合謀才能達到納什均衡。

如果供應商與采購官員合謀，他們所得的支付

函數為最大。但由于在現代政府采購中引進招標、投標的競爭機制，采購官員在眾多的供應商中經過競爭選出最優標，替代了傳統的對比決策模式。這就使得供應商在競標中市場化的成本增大、中標的風險加大，概率卻下降，合謀所獲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賄的可能性也隨之下降。

相對應的，采購官員在招標、評標的標準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規章的制約，同時，由于專家庫的引進，導致評標過程更加專業化、系統化。采購過程是在完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合謀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動合謀的預期支付函數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風險較大而難以實現。由此可見，采購官員與供應商的預期支付函數的總和不能達到帕累托改進，合謀不符合個人理性的要求。

監督機制對于采購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義，因而在完善競爭機制的同時，加強采購部門的外部監督對于保證采購過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中包括財政部門的全程監督、供應商的申訴監督以及技術專家的評標監督。競爭機制和監督機制的配合引進使得合謀不再無成本，從而可以將“合作博弈”轉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尋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購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環節上的尋租

行為，是因為其具備了尋租產生的“優勢條件”。這些條件主要包括: 國家權力干預資源配置而形成的體制漏洞使租金成為可能; 市場主體作為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發的尋租動機; 權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設租行為。當這三者具備時，也就為尋租創造了基本的條件［9］。

政府官員的尋租對于社會來說會造成十分重

大的影響。“權力尋租侵蝕了社會財富，浪費了稀缺的資源，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10］為了避免權力尋租給社會帶來的無效性，應該在政府采購決策和實施過程中遏止尋租行為。在選擇供應商時，真正運用招投標方法，將采購工作置于“陽光”之下;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加劇，通過競爭增加尋租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