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事故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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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處理方法范文第1篇
日前，由湖北省衛生廳和衛生協會主辦、中國人保湖北省分公司協辦的湖北省醫療責任保險研討會在武漢市召開。會議預測，國內醫療責任保險市場一直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堅冰，將隨著新的《醫療事故理處條例》9月1日正式實施而被打破，整個醫療責任保險市場即將迎來“春天”。而在此前后，北京、浙江、山東等地的醫療衛生部門、保險公司也都紛紛就醫療責任保險問題進行專題研討，力圖借9月1日正式實施《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東風”，全面開拓醫療責任保險市場。
據了解，國務院曾經于1987年頒布了《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對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醫療糾紛處理、維護醫患雙方合法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新的醫療技術、設備、藥品的廣泛應用，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的日益增強，醫療責任糾紛案件近年來大幅度上升，《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統計，2001年全國消費者對醫療和藥品的投訴共17246件，比上一年增加3891件，增幅近三成。除醫療事故外，因醫方提供的設備、技術、藥品、服務、醫療費增加等引起的醫療糾紛大量增加，并成為消費者投訴的十大熱點之一。而湖北省衛生部門近3年受理的200多起醫療事故糾紛案件中，有關醫療責任的糾紛也達到90％以上。為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會同衛生部制定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于今年9月1日正式在全國施行。
與《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相比，修改后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一是擴大了醫療事故的內涵。不僅包括醫務人員過失行為，而且包含了醫療機構過失，并明確醫療事故的過錯原則，將醫療事故劃分為四個等級。
二是保證了醫療事故處理的公開、公平、公正、及時、便民原則。條例規定醫療事故鑒定改由醫學會主持，并明確了醫療事故民事賠償項目和標準。
三是加大了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責任。條例規定了醫療機構應當制訂預防、處理醫療事故的預案，發生醫療事故后要及時處置，減輕醫療事故的損害，明確了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應當履行的告知義務及要求，規定病歷資料書寫、保管、復印、封存以及相關證據的保存要求。四是賦予患者更多的權利。如發生醫療事故糾紛時，患者可以復印或復制本人的有關病歷資料等。
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出臺，使患者權益得到了更多的法律保護，醫療機構將在醫療訴訟案中面臨更多的責任和風險。相關人士預測，按照新的賠償標準，醫療機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迎來一個索賠的高峰。
隨著我國醫療事業改革的逐步深化，醫療機構將逐步向市場化方向發展，成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經營實體。為了減少自身的經營風險，醫療機構將采取措施，化解和轉移醫療責任風險。從國外醫療同行的經驗來看，投保醫療責任險是簡單、有效的解決方法。
醫療責任保險，又稱為醫療職業責任保險或醫療職業保險。它主要承擔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在診療護理活動中，因執業過失或疏忽造成患者人身損害而依法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據了解，在歐美地區，醫療機構投保醫療責任保險幾乎高達100％，醫療責任保險幾乎已與醫生的職業生涯融為一體。
醫療機構投保醫療責任保險，一方面，可以及時轉嫁醫院和醫護人員的從業風險。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后可以通知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出面處理相關的問題，并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使患者獲得保險賠償，從而使醫院免受經濟損失，保持經營的穩定和營業秩序的正常。
另一方面，可以解除醫療機構后顧之憂，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醫務人員可以從繁多的醫療糾紛案件中解脫出來，專心致志地提高自身的醫療水平，從而提高醫院信譽和市場競爭力。
目前，我國的醫療責任保險市場正處在一個起步階段，受保險條款和保險意識的制約，整個醫療責任保險市場還沒有獲得長足發展。可喜的是，為配合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醫療事故處理方法范文第2篇
【中圖分類號】d919．4；r541．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9297(20__)01一ooo4—05
案 情
20__年2月16日凌晨2時許，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覺胸部疼痛，在原告柴某、杜江峰的陪同下，前往
某市某村衛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診治，經被告高某診斷
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況給杜某舌
下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0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冷
丁50 mg、利多卡因100 mg，2、3分鐘后，杜某心臟停
止跳動，經搶救無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診斷有誤為由
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擔杜某死亡后給原告造成的損
失。從就診到死亡，前后共十余分鐘。
一審判決
一
、雙方爭議
原告柴某等訴稱，20__年農歷正月16日，凌晨1
時30分左右．原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覺胸部疼痛在家人
的陪同下前去被告診所就診，到被告診所后，被告讓杜
某躺在床上翻起杜的眼瞼看了看，遞給杜一粒白色藥
片，讓杜壓于舌頭下面含化，被告人杜注射了5毫升的
白色藥液，打完針后，杜的臉色速變，身體劇烈抽搐，約
四、五分鐘后死亡，從杜某到被告診所看病至杜死之
后，被告一直未對原告等講杜患的什么病，其用的什么
藥，被告的行為剝奪了原告的知情權，客觀上也導致了
杜的死亡，故被告應對杜某的死亡承擔民事責任，其依
法應向三原告支付杜某的喪葬費5 00o元及精神撫慰
金72414元，從而以維護原告合法權益。
被告高某辯稱，20__年2月16日凌晨2時許，
杜某的妻子和兒子將杜扶到診所就診，來時杜某胸前
劇痛，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經檢查為急性心肌梗塞，
立即予以施治，數分鐘后，患者心跳停止，在此過程中
答辯人無任何過錯行為，也不應承擔任何責任。
二、法院判決
經審理查明，20__年2月16日凌晨2時許，原
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覺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
往某市某村衛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診治，將被告高某診
斷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給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肌注杜冷丁(50mg)，二三分鐘后
杜某心臟停止跳動，經搶救無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診
治有誤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擔杜某死之后給原
告造成的損失。
本院認為，原告柴某之夫因病去某村衛生室讓高
某為其診治，經治療無效死亡，以上事實清楚。由于沒
有經醫療部門確定醫療事故責任，因此，原告要求被
告承擔喪葬費5 000元及精神撫慰金72 414元的訴
訟請求，本院無法支持。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64條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證
據若干規定》第4條第8項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原
告的訴訟請求。受理費40元，由原告負擔。
二審判決
一
、患方上訴理由
1．原判認定事實不清。原判認定“經被告高某診
斷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明顯錯誤，從一審時被上
訴人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杜某能確診為急性心肌梗
塞：另原判沒有對被上訴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是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否具有合法行醫資格及采取的醫療措施是否違反衛
生法律、法規等事實做出認定。
2．原判以“沒有經醫療部門確定醫療事故責任”
為由，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顯屬適用法律錯誤。根
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6第之規定：發生醫療事
故的賠償等民事責任爭議，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事事訴訟，因此，醫療事故責任鑒定并非前置程序。
3．～審判決結果不公正，不合法。依《民事訴訟證
據若干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
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
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而被上訴人所舉證據并
不能完成舉證責任，更不能證明其主觀上無過錯，而
一審判決以此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顯失公正 綜
上，請求二審法院查明事實，依法改判被上訴人承擔
侵權責任
二、醫方答辯意見
杜某突患病來我所診療，我根據其病情診為急性
心急梗塞且盡力治療，并無任何過錯，故對上訴人的
上訴請求應予駁回。
三、法院判決
20__年2月16日凌晨2時許，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覺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市某村衛
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診治，治療過程中．高某給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
冷丁50 mg、利多卡因100 mg，2、3分鐘后，杜某心臟
停止跳動，經搶救無效死亡。后雙方對杜的死因均未
提出異議
另查明：某村衛生室系高某個體經營，該衛生室
持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20__年山西省居民平均
生活費為4 123．o1元／年，晉勞社養[20__]310號喪葬
費標準為20__元。
本院認為：上訴人柴某之夫杜某到被上訴人高某
經營的個體診所就診，雙方之間形成醫患關系。杜某
在高某為其診斷過程中死亡，由于未進行醫療事故鑒
定，沒有確定為醫療事故，所以本案應屬非醫療事故
侵害的醫療侵權賠償糾紛。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情
況下，雙方都應預見到可能發生醫療事故或事件，積
極查明死因，明確責任，妥善處理糾紛。依《醫療事故
處理條例》第14條第2款之規定，發生導致患者死亡
的重大醫療過失行為的，醫療機構應當按照規定向所
在地衛生行政部門報告。而被上訴人未履行其報告義
務。致死喪失鑒定條件，死亡原因無法查清，故對本案
糾紛應負有主要責任．上訴人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
· 5 ·
情況下，亦應在杜死亡后48小時內提出尸檢．而未提
出，也負有次要責任。關于上訴人主張的精神損害撫
慰金 ，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
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之規定，之人死亡的．死
亡賠償金實屬精神損害撫慰金．對死亡賠償金的數額
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有關標準計算：對于死
者喪葬費，參照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財政廳晉
勞社養[20__1310號通知標準計算。綜上，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第119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3
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
、撤銷某市人民法院(20__)河民初字第289號
民事判決：
二、被上訴人高某賠償上訴人精神損害撫慰金及
杜某喪葬費總計43 230．1元的60％，計為25 938．06
兀。
評議與討論
孫東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衛生法專家)：
本案二審判決存在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審判中
法官將本案的案由確定為“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
的醫療侵權賠償糾紛”是恰當的，因為沒有經過醫療
事故技術鑒定．沒有判定該醫療爭議是否屬于醫療事
故，當事人有權選擇以醫療事故以外的醫療侵權糾紛
作為訴訟案由。但是，法院在判決中，自己陷入了一個
邏輯怪圈。《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14條規定：發生醫
療事故的，醫療機構應當按照規定向所在地衛生行政
部門報告：發生下列重大醫療過失行為的，醫療機構
應當在12小時內向所在地衛生行政部門報告：(1)導
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為二級以上的醫療事故；(2)導
致3人以上人身損害后果；(3)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
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
其他情形。即只有發生了“醫療事故”、“重大醫療過失
行為”．才需要向衛生行政機關報告，并非只要發生死
人的后果就要報告。如果醫院死人就需要報告，那么
每天衛生行政機關要接到多少報告，這是可想而知
的。本案審判中也已經確認沒有經過醫療事故鑒定，
不考慮醫療事故的問題。但是最終法院在判決中又適
用了“醫療事故”的條款，即《條例》第14條。這是一個
明顯的邏輯錯誤。
綜合本例的有限醫療資料，患者就診過程非常短
暫，提供的患者信息也非常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急診
醫師做出“急性心急梗塞”的診斷，并予“舌下含硝酸
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 次性肌注度冷丁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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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利多卡因100 mg”，這樣的處置和診斷并無不當，
即使在大醫院．也只能如此。在大醫院急診，患有心肌
梗塞的患者死于做檢查的過程中也是常見的事情，在
缺乏進一步輔助檢查資料支持的基礎上，醫師的臨床
處置并無不當
再有就是鑒定啟動問題．法院認定本案由于不做
鑒定難以明確死因。但是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法
官有根據案件情況自行啟動鑒定的權利，這屬于法官
的不作為。
綜上，我個人認為本案二審存在事實認定不清，
適用法律不當的缺陷。
沈洪(中國人民總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
教授，心內科專家)：
根據本案提供的情況．死者杜某因胸痛前往被告
高某處救治，當時患者表現為“胸前劇痛，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按鄉村衛生室所具備的醫療技術水平和
條件，被告做出“急性心肌梗死”的診斷是與當時患者
的病情相符合的，采取含服“硝酸甘油救心丸”，注射
“杜冷丁、利多卡因”等救治措施也是適當的。此后，杜
某臉色驟變，身體劇烈抽搐，約四五分鐘死亡。從癥狀
分析，十分符合急性心肌梗死并發致命性室顫的臨床
表現。據統計，心肌梗死早期室顫發生率約18％，室顫
如不及時行電轉復，死亡率為100％，心肌梗死現場死
亡也多由室顫而導致。故杜某死亡是由致命性急癥所
致。但原被告雙方均未提及病情驟變后，被告是否采
取心肺復蘇措施，如實施復蘇后不治身亡，整個診療
過程中被告不存在醫療過失行為。
法院判決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從
本案二審判決結果看，核心是事實不清，涉及專業問
題，應當注重專家對事實本質的判定，真正做到依據
科學，裁決公正。
馬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審判員，主
要從事醫療糾紛案件審判)：
本人提出以下3方面的意見，予以探討。
第一，法院審理何種法律關系。《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規定了兩種與醫療行為有關
的案由，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和醫療服務合同糾
紛。但在實踐中由于醫療事故概念界定的爭議和長期
以來醫療事故一直由醫療行政部門認定和處理，故對
基于侵權提起的訴訟，法院審判實踐中常有用人身損
害賠償、醫療損害賠償、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的案由，一
般則以醫療事故損害賠償來定該類醫患侵權訴訟的
案由。案由的認定直接關系到法院對該案審理法律關
系范圍的 認定，對此應當結合案情予以分析。本案中，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一審受理時沒有醫療事故或醫療過錯方面的鑒定，但
并不意味著不存在醫療事故或醫療過錯．在該案中醫
療行為是否有過錯是重要的待查事實，依據證據規則
對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應當由醫療機構舉證或申請
鑒定，也可以由法院依職權委托鑒定，在確認是否存
在醫療事故或醫療過錯后，再確定該案的判決案由。
第二，醫療行為鑒定或舉證責任分配不可缺少。
查明事實是法院做出判決的前提．通常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證據充分，事實可以查清；第二種情況
是雙方陳述不一致，通過雙方舉證難以確認事實。在
第一種情況下，法院可以依據查明的事實做出判決；
在第二種情況下，法院則依據證據責任分配的規定，
讓負有舉證義務的一方當事人舉證和承擔因舉證不
能的敗訴風險。本案審理中，沒有委托鑒定部門對醫
療行為進行鑒定，屬于沒有查清醫療行為是否具有過
錯這一事實。筆者認為除非在委托鑒定時，鑒定機構
認為鑒定時機已過不足以鑒定．否則應當進行鑒定，
通過鑒定結論判斷分析醫療行為是否具有過錯和是
否與醫療機構的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在不進行鑒定的
情況下，應當告知負有申請鑒定的義務一方，在其不
申請鑒定時判決其承擔舉證不能責任，在其拒不申請
鑒定的情況下，法院可依職權鑒定，也可以因負有舉
證責任一方的舉證不能而判決其承擔敗訴責任。本案
中對死亡原因負有舉證責任的應當是醫療機構．因為
患者在醫療機構治療后死亡，醫療機構實施了醫療行
為，診斷的病因、治療方法手段、搶救措施、死亡原因
均應由醫療機構舉證證明。
第三，適用法律問題。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可以參
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認定法律關系和適用法律
上應當統一．但該案中已認定為非醫療事故的醫療侵
權案件，卻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存在法律邏
輯上的矛盾。另外。《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屬于行政法
規，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應當參照適用其中屬于
民事規范部分 而避免適用行政規范，本案二審引用
的報告制度，就屬于行政規范部分，報告制度如有問
題引起的是行政處理，而不是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依
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
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明確規定“條例施
行后發生的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訴到法院
的，參照條例的有關規定辦理，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
該案二審既然認定為非醫療事故的醫療侵權案件．則
屬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不
應再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審理，而應適用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民法通則的規定。
法院審理醫療侵權案件，屬于民事審判，其審理
的是醫療行為，而非交通行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中，相
關權利義務均不一樣，即使同一法律中，也不能錯誤
引用不同的規范。如果法院考慮到醫療行為的特殊性
而適用特別性規定，應當適用國務院、衛生部與《道路
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同級別的醫療方面法規，法院卻
要參照行政部門針對交通事故處理而制定的《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辦法》，屬于適用法律不當。
何鐵強(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醫務處副處
長，法學碩士．衛生法專家)：
第一，本例診斷上是否存在問題，處置是否合適?
從“胸部疼痛”的癥狀到“急性心肌梗塞”的臨床診斷
到相應的用藥構成了本案醫方的思維線索。或者根據
描述，還可以看出醫方采取的措施應為急診急救狀態
的臨時性處置。因為這些藥物的作用都屬于擴管、止
痛的對癥處理。一方面，還沒有更多證據顯示，患者出
現了心肌梗塞，無論是相應的癥狀和體征以及有關的
輔助檢查結果；另一方面，也沒有證據顯示，患者的心
肌梗塞發生了嚴重的進展．由于大面積梗死影響到心
功能或者合并／并發嚴重的心律失常，導致死亡。
所以，單純從上述處理上看，醫方還不構成誤診
誤治，但是，還沒有更多證據支持他們的一系列診斷
治療的原因。同時，誤診誤治本身并不能構成對醫方
的指控，而是要明確“過錯”．直白地說，就是做了不該
做的，沒做應該做的。從診斷到處置，有沒有明顯表現
為過錯呢?從公布的材料上看是沒有。所以醫方的處
置可以說是“表見”適當的。
第二，法律適用是否得當?二審法院先后引用了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1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
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及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二審法院的法律適用實際
上和前述一樣，存在著法律適用的一致性問題。但是，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
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就
會存在法律沖突。
第三，二審法院判決醫院承擔主要責任的理由是
沒有及時履行報告義務，違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
14條的規定，法院的認定是否合理。假設醫院違反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14條規定，醫院所應承擔的
是行政責任。其次，醫院的報告對象是衛生行政部門，
報告原因是存在重大醫療過失或者醫療事故爭議．然
而前者尚未認定，后者尚未發生。報告目的是衛生行
政部門對重大醫療過失或者醫療事故爭議的“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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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也有調查、核實、認定、處理的作用，但是，這些可
能的作用并不能“致使喪失鑒定條件，死亡原因無法查
清”。
第四，本例中，誰對死者的死亡原因負有舉證責
任?舉證責任倒置的要求明確，醫方就醫療過程的無
過錯和過錯與損害間的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那么，
“死亡”在此是一個什么問題呢?邏輯上看，應當是“損
害”。那“死亡原因”就是對“損害”的確認。在醫療過程
中，有理由對“死亡原因”進行確定，可能來自客觀證
據，也可能來自推理。問題就出在來自推理的這一部
分，還有就是連推理依據不足的部分。
就現行法律看，實際上還沒有明確劃分這其中的
舉證責任。現實操作中，有沿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
則，有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擴大解釋的方式 其間
確實有待進一步規范。
張寶珠(中國人民總醫院法律顧問處主
任，律師．衛生法學專家)：
第一．關于案由。本案案由依法應當是醫療事故
損害賠償糾紛而不是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
其他醫療侵權損害賠償糾紛，更不是知情權糾紛。醫
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和醫療侵權損害賠償糾紛
案件是醫療糾紛案件中兩個審判規則不完全相同的
案由，盡管他們都屬于侵權案件，具有完全相同的侵
害人身權民事責任構成，但案件性質不同，適用法律
不同，具體訴訟請求所依據的爭議的事實主張不同，
舉證責任均不同，因此明確醫療糾紛案件案由是醫療
糾紛審判的關鍵。本案中，原審確定本案案由是醫療
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是正確的。但二審擅自改變案由為
“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侵權糾紛”
是錯誤 的．一是違反案由法定原則：二是擅自改變一
審原告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上訴人具體的上訴請求，也
未在判決書中說明“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這個原
因侵害了上訴人的什么權利。違反了民事訴訟“不告
不理”的基本原則，曲解了有關司法解釋的立法精神。
第二，關于法律適用。《條例》14條是為醫療機構
設定的對發生醫療事故或重大醫療過失行為向衛生
行政部門報告的義務性規范。醫療機構違反規定應當
承擔的是《條例》第56條規定的行政責任，而不是法
院裁判當事人承擔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依據。同
時，二審法院認定“未履行報告義務，致使喪失鑒定條
件，死亡原因無法查清，應負主要責任。”報告不是鑒
定的前提條件，二者之間沒有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因
果關系。
第三，認定事實與判決結果前后矛盾。判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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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杜死因未提出異議”，沒有異議就是對死因的
一致認同。那么．雙方一致認同的死因是什么呢?這是
本案爭議的焦點．而判決書恰恰沒有說明。被上訴人
的事實主張是醫療無任何過錯．專家也認為，上訴人
的診療行為符合診療常規．不存在過失行為。說明患
者死亡就是病死結果．而不是損害結果．醫療行為與
損害結果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如果是這個意
義上的“雙方對死因沒有異議”．據此判決賠償當然是
錯誤的．否則．就是認定事實不清。如果認定死因是由
· 醫事法律·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非法醫療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雙方無異議”的話，
依據《條例》第14條判決也是錯誤的。因為醫療機構
報告義務是衛生行政義務．該義務是否履行與死亡之
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不構成死因。根據《條例》第ll
條、18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義務告知病
人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未明確醫療機構負
有告知尸檢義務．是否告知尸檢與死亡之間也不存在
醫療事故處理方法范文第3篇
筆者認為，目前對于醫療糾紛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誤區：
一、關于醫患關系的法律屬性
醫患雙方在提供和接受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法律關系？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一直存在爭論。以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梁慧星為代表的民法學家從醫患雙方的地位、權利、義務出發進行分析，認為醫患關系應該是民事法律關系［1］。而眾多衛生法學界人士對于醫患關系的法律性質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在醫患關系中，由于患者對于醫學知識的缺乏，治療方案完全由醫生單方面制定和實施，患者僅僅是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則。”。因此，雙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醫患關系不是民事法律關系，醫患關系不應受民法調整，而應由《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為代表的衛生法來調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員也認為“醫事法律行為與民事法律行為有本質的不同，應當按特殊的衛生部門法來調整”［3］
醫患關系的法律屬性直接決定了醫療糾紛的歸責和賠償原則，也決定了醫療糾紛的處理模式，因此，對于醫事法律而言，醫患關系的法律屬性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醫患關系中，醫患雙方就醫學知識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識和技術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帶來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說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在知識和技術上的不對等性乃是一種常態，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當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當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識和技術上的優越地位而主張其在法律地位上的優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許的。正是由于醫生掌握了醫療技術，構成了患者給付金錢購買醫療服務的基礎，雙方在此過程中，醫務人員掌握了醫療技術，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患者給付一定的金錢購買這種服務，雙方是一種典型的醫療服務合同關系。雖然在治療過程中，患者相對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認雙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醫生在制定和實施醫療方案時，一般情況下要向患者進行說明，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操作常規，并且須對患者盡到謹慎合理的注意義務，醫生的行為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必須為患者的利益盡到最大的善，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于手術、特殊檢查和特殊治療時，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屬的簽字同意方可實施。在目前醫療體制改革的形勢下，很多醫院推出了患者選醫生的制度，患者在醫院、醫生和醫療方案的選擇方面享有越來越多的自。
在我國，醫事法律關系仍未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法律關系分屬不同的部門法來調整，如衛生行政法律關系歸屬行政法調整，醫患關系由于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難以納入行政法的體系。從上述分析可知，醫患雙方在醫療服務合同的訂立、履行和終止上，完全體現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則，符合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特征，因此應該納入到民法的調整體系。在國外，醫患關系基本都是歸屬民法調整，有的國家從保護患者的利益考慮，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患者的消費者地位，如在美國，患者作為消費者早已成為現實。
二、關于醫療事故鑒定的法律效力
醫療事故鑒定的法律效力問題，歷來是一個影響醫療糾紛訴訟的關鍵問題。目前仍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醫療事故鑒定結論是處理醫療糾紛的唯一依據，認為“醫療行為經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后認為確實構成了醫療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賠償”。［3］這個觀點在衛生界有相當的代表性。
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按其法律屬性而言，是醫療技術事故鑒定委員會對醫療部門在醫療行為中是否存在重大過失的一種結論，是醫療行政部門對醫療單位進行行政處罰的主要依據，但并不是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唯一依據。這一點，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長李國光在《突破民事審判新難點》講話中對此作過專門闡述：“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不是認定醫療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的必要條件”，“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只是人民法院審查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是否作為確定醫療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應當經過法庭質證”。［4］
之所以有人認為醫療事故鑒定結論是處理醫療糾紛的唯一依據，其根本原因乃是將醫療侵權簡單等同于醫療事故，認為如果醫療糾紛未被鑒定為醫療事故，則同樣不構成醫療侵權，完全混淆兩者的界限，實際上兩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區別。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的規定，醫療事故是指醫務人員在診療、護理過程中，由于醫務人員的責任和技術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殘廢、組織器官的損傷、功能的障礙等嚴重不良后果的行為。按其發生的原因，又可區分為醫療責任事故和醫療技術事故。按該“辦法”第六章的規定，醫療事故的等級按其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相應地分為三級：
一級醫療事故：造成病員死亡的。
二級醫療事故：造成病員嚴重殘廢或者嚴重功能障礙的。
三級醫療事故：造成病員殘廢或者功能障礙的。
從上述辦法的規定不難看出，構成醫療事故的，必須是醫務人員在客觀上造成患者死亡、殘廢或功能障礙（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礙）的嚴重侵權后果，同時在主觀上存在重大過失方可能構成，否則屬于醫療差錯或醫療意外，不屬于醫療事故的范圍。因此，只有構成嚴重的醫療侵權時才可能構成醫療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權行為被排除在“辦法”之外。
國務院之所以僅僅將嚴重的醫療侵權行為定義為醫療事故，主要是因為醫療事故鑒定的目的所決定的。醫療事故鑒定系衛生行政部門認定和處理醫療事故的依據，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政部門依法要對醫療部門及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行政處罰，包括醫院的降級，直接責任人的降職、記過、開除等。構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醫療事故鑒定主要是醫務人員承擔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不構成醫療事故，則醫務人員免除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因此，從性質上而言，“辦法”屬于行政法的范疇，至于除醫療事故以外的醫療差錯和一般侵權行為，因其不涉及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因此不在“辦法”調整之內。
醫療侵權行為從性質上而言屬于民事侵權行為的一種，按照民事侵權行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權利或者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因而行為人須就所生損害負擔責任的行為”。［5］醫療侵權行為，是指醫務人員在治療、護理過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權利或者受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的不法行為，不僅包括醫療事故，還包括因診療、護理過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殘廢、功能障礙以外的一般損傷及痛苦的醫療差錯，以及既不屬于醫療事故和醫療差錯的一般侵權行為。因此，醫療侵權的內涵和外延均大于醫療事故，兩者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系。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醫療糾紛既然不是醫療事故和醫療差錯，怎么可能構成醫療侵權呢？這是因為患者權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生命權和健康權，而且還包括財產權、知情權、隱私權等一系列權益，而《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并未將后者涵蓋在內，所以醫療侵權的范圍是也是相當廣泛的。只要是醫務人員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護的權利或利益，造成損害后果的，在具備主觀過錯和因果關系時，便可能構成醫療侵權。例如，精神病醫院在對精神患者進行電休克治療前，按衛生部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一第規定，應在術前向患者家屬進行解釋，征得其家屬簽字同意后才可實施。如果醫院未征求患者家屬同意，擅自對患者施行電休克治療，患者因并發癥而造成死亡。盡管醫院在診療、護理中并無其他過失，電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醫療常規，患者出現并發癥時搶救措施正確及時，但因為醫院未在治療前對患者家屬說明并征得其簽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屬對于病癥的知情權，同時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損害后果，因此構成了醫療侵權，應對患者家屬承擔賠償責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醫院就診，診治醫生未注意遵守保密義務，擅自將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隱私權。或者醫務人員在診療護理過程中由于過失造成患者治療費用增加，或治療時間的延長，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財產損失的，就可能要承擔精神損害賠償和財產賠償責任。上述例子中，醫療單位的行為按照“辦法”的規定均沒有構成醫療事故，但按照民法有關侵權的法律規定，都構成了醫療侵權，應對患者及其家屬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醫療侵權和醫療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兩者各有不同的構成要件，一起醫療糾紛未被鑒定為醫療事故，不等于不屬于醫療侵權，醫療侵權的構成應該完全按照民事侵權的要件來比照，只要是具備侵權的要件，即使不是醫療事故，醫療單位同樣須承擔賠償責任。因此，醫療事故鑒定結論不是醫療糾紛訴訟中的唯一證據。
三、關于目前醫療糾紛現狀的幾點思考
醫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在認識上存在一些誤區和爭論是必然的，但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上述兩個誤區對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為了維護醫療單位的不正當的部門利益。
部分衛生界人士之所以堅持醫患關系不屬于民法調整，主要是因為民法關于侵權的賠償范圍和數額都遠遠高于《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沒有對醫療事故的補償標準做出規定，各地制訂的補償標準從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總體上維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蘇省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一級醫療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補償標準僅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權的賠償標準，醫院須賠償患者及其家屬的所有直接、間接財產損失以及精神損失費，賠償數額動輒上萬元甚至數十萬元。醫患關系若不歸屬民事法律關系，則醫療糾紛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調整，醫療部門就可以大大降低開支了。
由于我國醫療事故鑒定體制上的缺陷，醫療技術事故鑒定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當地醫院的醫生組成，這樣就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在進行技術鑒定時產生偏袒心理，相當一部分原本屬于醫療事故甚至是一級醫療事故的醫療糾紛被鑒定為醫療差錯或醫療意外（按照《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這兩種情況均屬于醫療部門的免責事項），如果確立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在醫療糾紛中的唯一證據性，則不構成醫療事故自然就不構成醫療侵權，從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屬在隨后的索賠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醫療部門同樣可以降低賠償的數額了。
以上兩種錯誤觀點，從短期上看，醫院似乎可以降低賠付數額，而將更多精力投入到醫療服務的改善和提高上，但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醫療事業的發展和我國法制社會的建設。
1、不利于規范醫院的服務。雖然我國對于醫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別是在去年在全國各地開展患者選醫生的活動，旨在提高醫院的服務質量，但是這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醫院存在的醫務人員的服務質量低下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理順醫患關系的法律屬性，提高患者在醫療服務中的自，健全醫療侵權的賠償制度，真正做到權利和義務的統一，使那些不負責任的醫院和醫務人員承擔起相應的賠償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他們的責任心。否則，對于醫療侵權行為沒有有效的制裁機制，難以徹底改變目前醫療部門的服務問題。
2、對國家的法制建設和醫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負面影響。由于醫療技術事故鑒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現醫療糾紛后不申請做醫療事故鑒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賠償，法院處理此類訴訟頗感困難。由于醫學知識的專業性很強，法官對于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失以及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難以做出判斷，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鑒定。一些患者由于對醫療技術事故鑒定委員會的不信任和對法院訴訟在時間和金錢上的恐懼，往往采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出現醫療糾紛后，患者家屬就糾集一批親戚、朋友到醫院大鬧，對醫務人員進行人身威脅或人身攻擊，擾亂醫院的正常工作，直到醫院拿出錢來么私了才就罷，有些醫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錢已經遠遠大于正常醫療賠償的數目。
眾所周知，醫療行為是一項高風險性的工作，由于醫學上仍有很多未知領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當大的個體差異性，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殘廢和功能障礙并非是由于醫務人員的過失所導致，而是由于無法預料和避免的并發癥所致，完全屬于醫療意外的范圍，醫院無需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在目前醫療賠償的現有體制下，患者家屬出現醫療糾紛不再由有關部門按照法律程序和規定處理，醫院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醫療侵權，而是由患者家屬人數的多少和吵鬧的程度所決定，這不能不說是目前醫療糾紛處理的悲哀，也是與那些維護醫院的部門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離的。
我國的國情決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國家那樣動輒賠償數十萬元，過高的賠償數額無疑將制約我國醫療事業的發展，最終會損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規定的那樣，醫療事故的補償標準最高不超過8000元，根本不足以彌補患者及其家屬的實際損失，在法律上是顯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誤區，是靠犧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權益來達到減少醫院負擔的目的，這樣最終是得不償失的，也是與我國建設法制國家的目標格格不入的。
參考文獻：
［1］梁慧星，醫療賠償難點疑點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張贊寧，論醫患關系的屬性及處理醫事糾紛的特有原則，醫學與哲學，2000年第4期
［3］胡志強，論醫療行為的法律界定，中國衛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醫療事故處理方法范文第4篇
內容提要: 目前，全國的醫療損害糾紛繼續呈上升態勢，而糾紛處理的法律依據要么欠缺，要么存在沖突，為此，《侵權責任法》設立了“醫療損害責任”專章予以統籌解決。對于救濟的渠道，《侵權責任法》應當新設醫療損害糾紛仲裁制度。對于救濟的法律依據，《侵權責任法》應當在過錯的認定、因果關系的證明及司法鑒定與醫學會鑒定之間的法律效力協調等方面作出權威性的規定。《侵權責任法》生效后，可以修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使《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與《侵權責任法》中的鑒定方式、賠償標準等規定相協調。也可以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修改為《醫療損害處理條例》。對于舉證責任，《侵權責任法》生效后，需要具體規范來細化“不必要的檢查”的認定標準。對于賠償資金的來源，可借鑒北京等地的醫療責任保險經驗，建立賠償責任的社會化機制，提高單個醫療機構和單個醫務人員的抗風險能力。
2009年年底頒布的《侵權責任法》設立了第七章“醫療損害責任”，對醫療糾紛的處理予以規制。針對條文設計的科學性，本文從以下方面予以研究。
一、《侵權責任法》調整的可行性
《侵權責任法》一頒布，便引起衛生法學界的廣泛討論。有的學者提出，醫療行為本身屬于對人體的干預行為，其產生的損害和傳統的侵權損害是不同的，主要的表現是：第一，醫療干預行為是為保障公共的福利和患者的健康而進行的，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而傳統的侵權行為一般是以非法的方式侵犯法律所保護的私法權益， 大多不具有合法性。第二，醫療行為本身是一種對人體有傷害或者副作用風險的干預方式，[1]其目的是保護、改善人體健康；傳統的侵權行為，除了不當的緊急 避險和不當防衛等少數情況之外，目的就是損害。第三，醫療行為大多是因患方的請求而啟示，即患方的請求導致醫療傷害風險的發生，這與傳統侵權損害的“不請 自來”的特點不符合。[2]本文認為，用《侵權責任法》解決醫療傷害糾紛既可以滿足現實的需要，也可以從法理上找到一些根據或者啟示。
從現實需要看，全國醫療糾紛目前繼續呈上升態勢，平均每家醫療機構每年發生的醫療糾紛的數量在40起左右。僅2008年一年，全國的醫療糾紛數量達到 100萬起以上。[3]以上海為例，每年發生的醫療糾紛多達6000-7000起，86.5％的醫院經常發生各類醫療糾紛，70％以上的醫院遭到過聚眾圍 攻，醫務人員中有62％被罵過、17％被打過。2007年以前，上海每年發生的沖擊衛生行政機關、滯留過夜、群訪群鬧的事件多達100余次。之所以發生上 述現象，主要的原因在于救濟的渠道、法律條款的適用、舉證責任的分配和救濟資金的來源等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使處理過程和處理結果都無法令雙方當事人滿意。醫療糾紛作為已演變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新的法律規則予以協調解決。而《侵權責任法》專設第七章“醫療損害責任”，正好為這一立法需求 提供了契機。
從發展的角度看，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解決醫療傷害糾紛。還必須等到衛生法學發達到一定階段，特殊的醫療糾紛處理法律機制得到傳統法學界的普遍認可時才可實現。就醫療傷害糾紛處理法律規則發展的階段性看，目前，需要《侵權責任法》設立基本的私法規則，對醫療傷害糾紛的解決予以規范和闡釋。
從立法借鑒的角度看，中國環境侵權責任法律規則經過30年的發展，可以為醫療傷害糾紛處理法律規則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示：第一，污染排放和生態開發行為一般是為了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而進行的，具有社會正當性的特點，這與醫療行為開展的目的正當性類似。第二，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具有發生的 高風險性，與現代醫療傷害的高風險性具有一定的類似性。第三，環境侵權糾紛處理所依據的法律規則，如無過錯責任原則、因果關系間接反證原則、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等，都是在傳統部門法律的框架內創新民事法律規范實現的。為了體現這些創新性，各國現代民法都把環境侵權規則體系納入特殊侵權法予以對待。基于此，醫 療傷害糾紛處理法律規則的發展也可以采取這種模式，把醫療傷害作為《侵權責任法》所認可的一種特殊損害對待，把醫療損害責任作為《侵權責任法》所認可的一種特殊侵權責任予以調整。這種模式，是有利于醫療傷害糾紛處理法律理論和法律體系的發展的。
實際上，《侵權責任法》已經考慮了上述要求或者期望。例如，在過錯方面，《侵權責任法》盡管沿襲了傳統侵權法的過錯原則，卻為醫務人員設立了系列注意義務，采取了客觀過錯的歸責方法。例如，《侵權責任法》第58條規定：“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在推定過錯的立法確認方 面，《侵權責任法》第6條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把推定過錯和過錯損害的間接反證原則結合起來了。這些創新，和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規則創新一樣，都是在現代民法框架內進行的。基于此，可以認為，《侵權責任法》把醫療傷害糾紛納入調整范 圍，是符合現代法治科學性、發展性和階段性要求的。《侵權責任法》在有機會修訂時，如果把第一章至第四章納入第一編“總則”中，把“產品責任”、“機動車 交通事故責任”、“醫療損害責任”、“環境污染責任”、“高度危險責任”、“飼養動物損害責任”、“物件損害責任”七章納入第二編“特殊侵權責任”中，則有利于對醫療損害侵權責任特殊性的理解，消除部分分歧。
二、救濟渠道的拓展問題
目前，我國解決醫療糾紛主要有當事人直接和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訴訟三種方式。[4]其中，以當事人之間直接自行和解糾紛的案件數量最大。好處是當事人能夠 直接地表達觀點和意見，局限在于：第一，和解的雙方在協商過程中直接接觸，醫患之間缺乏隔離帶，患方在談判中容易出現情緒不穩的現象，容易引發沖突，或者使沖突升級。第二，和解的目的是平息紛爭，具有“和稀泥”的色彩，因此，一般在事實不清、責任不明的情況下達成，無須也無法堅持法律規則。第三，部分和解是在患方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及醫院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下進行的，存在很多當事方被迫接受和解協議的情況，容易為其他醫療糾紛的和解所仿效。
行政調解屬于形式上的公力救濟，醫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在調解中擔任主持人。但成功率一般比較低，主要的原因在于患方容易產生醫療衛生行政管理機構偏袒其管轄的醫療機構的印象，容易懷疑醫療衛生行政管理機構的中立性。相對而言，患方如果選擇公力救濟，他們傾向于到法院起訴。但是要提起司法訴訟，患方要支付相 應的案件受理費，需要聘請律師，另外，面對通曉法律知識的法官，談判要價的回旋余地較小。因此，一部分患方雖然傾向于信任司法救濟，但出于利益博弈的考量，一般也不輕易地提起民事訴訟。醫療糾紛的司法訴訟目前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法官一般不具備醫療方面的專業知識，缺乏審判公正性的專業基礎；二是醫 療糾紛的司法鑒定和醫學會的醫療鑒定關系目前還沒有理順，兩者存在法律依據上的矛盾和鑒定結果的可能不一致性，使得重新鑒定經常進行，既浪費司法資源，又增加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延長訴訟時間。另外，對一審判決不服的上訴率也較高。基于這兩項不足，一些學者建議，一是中級以上人民法院可以設立專門審理醫 療損害案件的醫療糾紛處理法庭，該法庭的法官或者人民陪審員應熟悉醫學知識。[5]如果存在法官編制、案源不足等條件的限制，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也可以成立 專門的合議庭。二是把醫學會的鑒定納入司法鑒定的序列之中，并排除衛生行政部門對醫學會鑒定的干預，維護醫療事故鑒定的獨立性。在雙方協商一致的前提下，也可以選擇異地鑒定。
相對司法訴訟而言，醫療糾紛仲裁不必委托另外的機構做醫療事故鑒定，即可迅速作出裁決，節約了醫患雙方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加上醫患雙方可以挑選自己信得過的仲裁員，一些擔任仲裁員的醫學專家比較重視自己的名聲，社會信用比較高，因此仲裁結果比較容易為醫患雙方所接受。例如，按照1975年加利福尼亞州《醫療損害賠償改革法》(MICRA）的規定，醫療損害糾紛仲裁委員會由有處理醫療過失損害賠償案件的豐富經驗的律師和退休法官組成。[6]但是，我國目 前的法律、法規對這一方式卻缺乏規定。目前，許多國家把仲裁作為與訴訟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補充的重要糾紛解決渠道，例如，1960年日本東京醫師會設立的 醫療糾紛處理委員會就是專門處理醫療事故的醫事仲裁組織，1975年加利福尼亞州《醫療損害賠償改革法》(MICRA）特別強調仲裁在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中 的重要性。[7]
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屬于實體法，不可能對程序性的責任追究渠道作出專門規定。但從性質上看，既然《侵權責任法》把醫療糾紛作為民事性質的侵權責任來規定，說明該類案件是可以通過仲裁解決的。因此，建議修改《仲裁法》或者制定專門的《醫療糾紛仲裁條例》，明確醫事仲裁的法律地位，在衛生行政部門內或者專 門的仲裁機構內設立醫事仲裁庭。仲裁員可以由知名醫學專家、法學專家等公信度高的專業人士組成。[8]
三、法律條款的適用問題
目前，通過行政調解的途徑處理醫療糾紛的常用法律依據，主要有《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及《醫療事故分級標準》、《病歷書寫基本規范》、《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專家庫學科專業組名錄》等配套的文件。通過司法訴訟的途徑處理醫療糾紛的常用法律依據，主要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 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由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沒有協調好，現實中出現了賠償依據二元化的局面。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2條的規定： “本條例所稱醫療事故，是指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中，違反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診療護理規范、常規，過失造成患者人身損害的事故。”也就是說，過失是構成醫療事故的前提條件，無過失則不構成醫療事故。構成醫療事故的，患方按照該條例第49條的規定向醫療機構索賠。但是，《最高 人民法院關于參照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條規定：“條例施行后發生的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訴到法院 的，參照條例的有關規定辦理；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也就是說，醫療機構非過失造成醫療損害事故，損害患者 的人身的，如果患方提出訴訟，法院不應當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來處理，而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來處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制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為依據，且其第1條規定的“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 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并沒有把有無過錯作為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前提條件，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法律效力高于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因此，在審理醫療糾紛案件時，只要當事人以“人身損害”為由提起訴訟，不管醫療機構有無過錯，損害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人民法院便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審理案件。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賠償標準遠高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規定的賠償標準，因此，在醫療糾紛審 判活動中，一些法院在社會壓力之下，往往傾向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給經濟上處于弱勢的患方在法律適用上的傾斜。這就導致二元化賠償的局面出現。[9]另外，“二元化”賠償機制還存在一個問題，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 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的規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中，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決定進行醫療事故司法鑒定的，交由條例所規定的醫學會組織鑒定；而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需要進行司法鑒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對外委托司法鑒定管理規定》組織鑒定。也就 是說，同一起醫療糾紛案件，以醫療事故為由提起訴訟的，醫療事故司法鑒定交由條例所規定的醫學會組織進行；以侵犯人身權為由提起訴訟的，則按照《人民法院對外委托司法鑒定管理規定》組織鑒定。該規定既導致了究竟是適用醫學會鑒定還是適用司法鑒定的混亂，也導致了對鑒定報告采信的混亂。[10]現行兩套鑒定體制和賠償標準，是導致目前醫療賠償案件難以處理的核心問題。
雖然《侵權責任法》第7條規定：“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該法對于醫療損害的處理，卻明確設置了醫務人員或者醫療機構有過錯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醫務人員或者醫療機構因過錯造成患者損害的，醫務人員或者其所屬的醫療機構須承擔賠償 責任。耐人尋味的是，醫務人員或者醫療機構無過錯卻造成患者損害的，《侵權責任法》既沒有規定損害賠償責任，也沒有否定其他責任的發生。也就是說，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在《侵權責任法》生效時失效，那么，醫務人員或者醫療機構無過錯造成患者損害的，患方將難以獲得損害賠償。[11]
如果《侵權責任法》在有機會修訂時，能夠針對無過錯醫療損害設立相應的法律后果，則可彌補現有的立法不足。當然，《侵權責任法》由于太原則，還需要發揮條例的實施協助作用。《侵權責任法》生效后，建議進一步修改和完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使《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與《侵權責任法》中的鑒定、賠償標準等規定 相協調。如果可能，可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修改為《醫療損害處理條例》。
四、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
舉證責任的科學分配與否，直接影響醫療損害案件審理的公平性。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一些學者稱之為“舉證責任倒置”。由于媒體對“舉證責任倒置”采 取了片面宣傳的方式，醫療機構不能正確理解醫療侵權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廣大醫務人員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90％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認為，在“舉證責任 倒置”的壓力下，為了免責，有必要加強醫生的自我保護，把本來無須做的檢查全部做完，把沒有必要做的手術做了。[12]這種“辯護性醫療手段”會增加患者的負擔。[13]前幾年一些醫院發生的天價醫療事件，有的甚至達到550萬元，就是典型的例子。[14]
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有關醫療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定，一般的理解是：患方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時，應當承擔表面舉證責任，即應當對其與醫療機構或者行醫人員之間存在事實上的醫療服務關系、其受到人身損害、損害的金額等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患方不能提出這些證明，其請求權是 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如果患方對損害救濟請求權達到了表見真實的程度，得到法院的初步認可，醫療機構或者行醫人員就負有下一步的舉證責任。也就是說，舉證責任發生轉移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規定，醫療機構或者行醫人員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醫療行為與患者所受損害之間不存 在因果關系，且其醫療行為沒有過錯。如果醫療機構拿不出具有合理說服力的證據，醫療機構就要承擔敗訴的結果。這一組規則具有合理性，因為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方面實施或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源、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 由其承擔舉證責任，符合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標準。[15]對于這一套邏輯規則，《侵權責任法》正式公布時，只繼承了草案設立的主觀過錯、過錯推定和過錯損 害舉證責任倒置相結合的過錯認定模式，卻擯棄草案設立的過錯責任因果關系推定制度，即“患者的損害可能是由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造成的，除醫務人員提供相反 證據外，推定該診療行為與患者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顯然是一種立法倒退。為了防止醫療機構和醫療人員過分害怕承擔責任，采取過分檢查和醫療的行為， 《侵權責任法》第63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違反診療規范，實施不必要的檢查。”什么是“不必要的檢查”、什么是合理的檢查，還需要衛生部頒布有關規范予以細化。
五、賠償資金的來源問題
醫療損害區別于其他侵權行為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醫療人人都需要，是公益性的事業，具有活動的社會正當性特點。二是醫療具有高風險，這種風險既來自病人的特殊體質，也來源于自然環境條件和醫療方式的固有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演變為現實，一般不需要有大的過錯。三是醫療服務不同于其他民事服務，它一般不 是等價服務，往往建立在政府的補貼之上。基于此，一些學者目前反對將醫療損害納入《侵權責任法》之中。本文認為，《侵權責任法》關于醫療侵權的規定是以過失的存在為前提條件的，而過失的行為肯定是侵權行為。盡管這種侵權行為屬于特殊的侵權行為，但它畢竟屬于侵權行為，仍然可以作為侵權行為的一個特殊現象予 以規范。
無論古今中外，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從事的都是一項高風險的工作。一方面，社會要求每位醫務人員在業務上精益求精、優質高效。另一方面，也要關心和愛護這支隊伍，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和后顧之憂，鼓勵他們進行醫學創新，減輕國家和社會的醫療負擔。但是，現在的立法，包括《侵權責任法》的制定，都給醫療機構施加 嚴格的注意義務，施加很大的舉證負擔和經濟上的賠償責任。而醫療機構的經營具有社會正當性的特點，我們不能因為醫療機構具有一兩次重大過失而使其陷入運轉困難的境地。醫療機構一旦陷入困境，最后受損的還是廣大的就醫人員。最好的分散賠償責任風險的辦法是實現責任的社會化，集萬家之財，保一家之難，提高單個 醫療機構和單個醫務人員的抗風險能力。社會化的手段包括建立賠償基金和醫療事故責任險兩種方式。如果建立賠償基金，醫療機構必然根據一定的標準向基金管理機構繳納費用。這需要額外成立一個管理機構，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難以得到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有效響應。另外，賠償基金的保障力度和范圍都太小，在針對重大 醫療事故賠付上相對捉襟見肘。[16]基于此，全面推廣醫療事故責任險成為社會的必然要求。一旦建立醫療事故責任險，保險公司作為責任承擔方，不僅參與醫 療機構平時的運轉監管，也參與醫療糾紛的處理，這會有利于醫療機構運轉的規范化。另外，由于有賠償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的參與，使得患方獲得的賠償額度有了充分的保障。規范地解決了問題，患方也不會到醫院鬧事，也保證了醫院的正常工作。
但是，一些條件好的大醫院和醫患關系較好的基層衛生院，因為很少發生醫療糾紛，普遍抱有“賠付成本有可能低于保險成本”的僥幸心理，不愿意參加醫療事故責 任保險。而這類醫療機構又是保險機構竭力爭取的對象。另外，一些條件差的小醫院和醫患關系較差的基層衛生院，因為經常發生醫療糾紛，有的已經難以繼續有效運轉，普遍希望加入醫療事故責任保險來分擔自己的醫療損害賠償負擔。可是，這類醫療機構又是保險機構竭力遠離的對象。面對大醫院和好醫院對醫療責任險的冷 淡，因這項保險業務沒有保險規模效應的保障，保險公司也就漸漸失去了興趣。[17]但在政府的協調下，一些地方已經制定了相關的措施，例如，2004年 11月4日，北京市衛生局了《關于北京市實施醫療責任保險的意見》，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北京市所有國有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必須參加醫療責任險。[18]
只有科學地設計理賠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上述矛盾。由于醫療事故責任保險涉及保險公司、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和患方等各方利益，必須對保險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各方的接受度進行充分的調研和評估。科學預測保險限額和費率，制定一項穩妥的、社會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19]在保險政策的基本框架初步確定后，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管理規范的保險公司[20]制定初步的實施方案。方案運作之前，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保險監督管理部門聯合組織力量，對初選方案進行綜合評估，從保費計算合理、保障程度高、具有前期運作經驗等方面綜合評估。例如，《關于北京市實施醫療責任保險的意見》要求醫療責任保險費率要按照醫療風險的大小、保 險經營的大數法則和微利原則進行設計和調整。
醫療事故處理是一項專業技術性很強的工作，為提高處理的效率、水平和公正性，承擔醫療損害責任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應成立一個專門的醫療責任保險處理部門，聘請一些相關的專業人員，承擔定損、定責等處理和索賠工作。此外，醫療事故責任險是一個特殊的險種，外國的長期實踐表明，其運轉需要政府的協調、監管、適 當干預和補貼，因此，為了確保我國醫療機構的參保率和保險的良性運行，有必要建立政府推動、政府補貼和市場運作的良性機制。這些措施需要《侵權責任法》在有機會修訂時予以采納。
注釋:
[1]如為病人開刀、為病人開含重金屬的中藥、藥對人體的副作用等。
[2]少數情況是依醫生的職責而啟始。
[3]《全國醫療糾紛年逾百萬衛生部擬重點推行調解制度》，chinapeace.org.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0月21日。
[4]一些人也指出，醫療糾紛的人民調解制度也具有可供推廣的價值。參見《全國醫療糾紛年逾百萬衛生部擬重點推行調解制度》，chinapeace.org.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0月21日。
[5]《建立我國醫事仲裁機制的再思考》， fl168.com/Lawyer 12759/ V iew/ 187379/，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0月21日。
[6]楊立新、袁雪石：《美國醫療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及其借鑒意義—以1975年加利福尼亞州醫療損害賠償改革法為核心》，yanglx.co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1日。
[7]楊立新、袁雪石：《美國醫療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及其借鑒意義——以1975年加利福尼亞州醫療損害賠償改革法為核心》，yanglx.co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1日。
[8]《醫療糾紛仲裁制度的建立與仲裁程序》，148com.com/htmY2378/440545.html，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0月25日。
[9]如梁慧星教授在《中國大陸侵權責任立法》一文中指出，二元化賠償機制的出現和人民法院的內部認識不統一有關。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531，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5日。
[10]《論處理醫療糾紛適用法律“二元化”體制的弊端及解決途徑》， tongjilawyer.com/content.asp?id＝1253，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2日。
[11]如梁慧星教授在《中國大陸侵權責任立法》一文中指出，《侵權責任法》生效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章“醫療事故賠償”將同時廢止。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531，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5日。
[12]《“過度手術”當止》，載《醫師報》2009年10月29日。
[13]劉以賓：《分析：醫生過度治療已成全社會風氣》，載《中國青年報》2005年12月9日。
[14] 《550萬天價醫藥費》，news.sina.com.cn/z/550wtjylf/index.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2日。
[1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fsou.com/html/text/bnew/6039821/603982189_4.html，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11月4日。
[16]黃蕾：《強制醫責險對決“醫院風險基金”》，載《國際金融報》2004年11月12日。
[17]黃蕾：《強制醫責險對決“醫院風險基金”》，載《國際金融報》2004年11月12日。
[18]黃蕾：《強制醫責險對決“醫院風險基金”》，載《國際金融報》2004年11月12日。
醫療事故處理方法范文第5篇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ehavior of clinical practice doctors from “Medical Malpract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for on time adopting the valid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or dissolve badly behavior and protecting legal benefits of both patients and doctors.METHODS We used advancedly designed Questionnair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ehaviors to investigate 778 clinical doctors of different class hospitals.RESULTS Of all the 778 doctors，95% has changed obviously service attitude to patients；83.5% because of fear changed medical behaviors resulting in protective medical services，10.4% promoted the sufferer’s medical expenses intentionally，30.6% doctors had the viewpoint to turn line.CONCLUSION Since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 puts into practice，clinical practice doctor should adjust h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ehavior，enhance law and profession technical study，strengthen care to the sufferer’s humanities，adjust the mental state to promote medical science and health development，protecting legal benefits of both patients and doctors.
Key words
Medical Malpract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clinical practice doctor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ehavior
摘要： 目的 探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實施后醫療糾紛對臨床執業醫師診斷和治療行為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不良的診療行為，保護醫患雙方合法的利益。方法 采用預先設計好的《診療行為調查表》對不同級別醫療的778名臨床醫生進行調查。結果 48.9%的醫生自《條例》實施后，開始了有關法律的學習，89%的醫生加強了臨床理論和技術的學習，95%的醫生明顯改變了對病人的服務態度；83.5%的醫生因恐懼、焦慮、擔憂出現醫療糾紛，采取過防御性診療行為；10.4%的醫生因對醫療糾紛處理條例中的部分規定不滿，曾采取過故意提升患者醫療費用等敵對行為；30.6%的醫生有轉行的想法，工作積極性差。結論 針對《條例》實施后出現的以上情況，臨床執業醫師應及時調整自己的診療行為，加強法律和專業技術的學習，增強對患者的人文關懷，融洽醫患關系；調整心理狀態。
關鍵詞：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執業醫師；心理行為
2002年9月1日起實施由國務院第351號令公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大了對執業醫師醫療事故的行政處罰力度；而醫療是屬于高技術、高風險的職業領域，醫療職業的特殊性、疾病的復雜性、不可預見性和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以及醫學技術的局限性必然造成醫療職業具有其他職業所沒有的高風險性［1］。嚴格的要求和醫療本身的高風險性，必然會增加醫務人員的工作壓力，使醫務人員的心理狀態也會發生較大變化，為了適應醫療環境的改變，醫務人員必然會改變其診療行為。為了規范醫療行為、減少醫療糾紛及完善今后醫療事故處理，既保護患者的合法利益，又使醫師的心理不受傷害，促進醫學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通過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后臨床職業醫師診療行為影響的調查，及時發現醫生的不良診療行為，并探討有效的對策，減少或消除其不良診療行為，保護醫患雙方合法的利益。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調查于2005年7～8月《條例》實施并產生效果以后的3年里，我們隨機選取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協和醫院、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梅州市人民醫院的部分從事臨床科室工作5年以上的醫務人員，共計778人。
1.2 方法 采用預先設計好的《診療行為調查表》對以上不同級別醫院的醫師進行了調查。調查項目主要包括：學習醫療法規、條例有無必要；曾認真學習過哪些法律法規；加強臨床理論和技術的學習是否比以往更加緊迫，《條例》出臺后是否外出進修學習過；自己對病人的服務態度是否明顯改善，是否出于自愿，還是被迫；是否在診療過程中，整天恐懼、擔憂醫療糾紛的出現；是否為了自我保護，采取過一些消極的防御性診療行為（過度診療，回避疑難、高危患者等）；《條例》的實施減少了醫師的某些特權，降低了醫師的地位，為此，你是否采取過一些應對措施（如多用昂貴藥物、增加患者的診療費用等）；是否對醫師職業有些不適應，有無轉行的想法等。調查形式采用填寫問卷的形式，先由設計者詳細講解答卷要求和細節，后由被調查者以無記名形式單獨填寫，15min內交卷。
1.3 統計學方法 將所有調查資料輸入計算機，采用EPIinfo 6.04軟件進行資料的整理和分析。
2 結果
2.1 臨床執業醫師的一般情況
2.1.1 從事工作種類 內科217人，占27.89%；外科238人，占30.59%；婦產科74人，占9.51%；兒科67人，占8.61%；急診科80人，占10.28%；五官科102人，占13.11%。
2.1.2 職稱 正高職稱76人，占9.77%；副高職稱200人，占25.71%；中級職稱292人，占37.53%；初級職稱210人，占26.99%。
2.1.3 性別及年齡 男500人，女278人；23～29歲194人，占24.94%；30～39歲286人，占36.76%；40～49歲198人，占25.45%；50～60歲100人，占12.85%。
2.2 《條例》實施后臨床執業醫師診療行為改變情況
《條例》實施后，臨床執業醫師因擔心出現醫療事故受到行政處理而表現為診療行為的一些改變，具體表現為：48.9%的醫生認為醫療事故行政處理對醫務人員具有廣泛的教育警示作用，為了應對這一變化，應該加強與醫療有關法律的學習；為了減少因診療技術所致的醫療事故，消除醫療事故對醫生造成的恐懼、擔心，89%的醫生加強了臨床理論和技術的學習；為了減少因服務質量差導致的醫療糾紛，95%的醫生明顯改變了對病人的服務態度；83.5%的醫生為了自我保護，采取了防御性診療行為，故意回避和躲避一些疑難危重患者；10.4%的醫生因對醫療糾紛處理條例中的部分規定不滿，曾采取過故意提升患者醫療費用等敵對行為；30.6%的醫生有辭職、轉行的想法，工作消沉。
3 討論
本調查顯示，《條例》實施后臨床執業醫師的診療行為發生了許多變化，其中有些變化可能對醫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有些可能嚴重阻礙了醫學的發展。為此，我們應對其不利于醫學發展的成因進行分析，并研究其對策。
3.1 增強臨床執業醫師的法律意識 面對當今醫療糾紛頻發，患者維權過度的形勢，同樣是弱者的醫務人員卻對法律意識、維權意識相對薄弱。認真學習《條例》，增強法律意識，用法律規范醫療行為，知道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及怎么做，是順應時代變化、把握自己命運、不被時代淘汰的明智之舉。由調查可知，醫務人員注意到法律環境的變化，48.9%的醫生表示了強烈學習法律的意愿。這是一種提高和進步，既保護了自己，同時也保護了患者的合法權益。為了進一步提高醫生的法律意識，我們應該定期在醫院舉辦醫學法律、法規培訓班，使醫生了解、掌握《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傳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法》等多部相關法律；養成自我管理和規范行醫的習慣，從醫務人員自身做起，根據自身的工作崗位特點制定相應的自身管理和控制醫療事故的計劃；在具體工作中分清法與不法的界限，保護自身和患者的合法權益。在日常工作中，遵守三級查房制度、會診、轉院、疑難病例討論、術前討論、告知書的簽字制度。讓制度規范診療行為，防范醫療糾紛。規范醫療行為、依法行醫已不僅是醫學科學本身的要求，同時已成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法律義務［2］。
3.2 提高臨床執行醫師的專業技術水平 醫務人員從事的醫療工作關系到患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到患者的家庭幸福、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要求醫務人員必須要有扎實的理論知識和熟練的操作技能，把醫療差錯降到最低；此外，高超的技術水平也是杜絕醫療事故，避免醫療糾紛的基礎。本研究發現，為了減少因診療技術所致的醫療事故，消除醫療事故對醫生造成的恐懼、擔心等心理障礙，89%的醫生加強了臨床理論和技術的學習。為此，衛生行政當局應增加衛生資金的投入、優化衛生資源配置、嚴格實行醫務人員的準入、技術準入制度、加快醫療行業技術規范、操作規程和行業標準的制定以規范醫療行為，遏止醫療事故的發生。
3.3 臨床執行醫師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防御性醫療行為 以前的醫生看病，一切從疾病的診治需要出發，決定診治方案，很少考慮到要保護自己。現在的醫生，由于《條例》的實施，如果醫生在診療活動中稍有打破診療常規，一旦因此而出現了醫療糾紛，醫生就難免其責。因此部分醫生在診療工作中為了保護自己，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性醫療行為：如醫生在為病人進行治療、檢查時，為了防止誤診誤治，有意識的增加各種化驗、檢查、會診、轉診；回避收治高危病人、進行高危手術，盡量選用安全度高、傳統的手術方法，回避進行有創傷、有風險的診治方法；對各種應告知的內容，不加主觀引導，把可能性都提向病人，讓病人選擇等。總之要達到避免任何責任，使病人無任何把柄可抓的目的。這樣一來，勢必增加了患者的費用，延緩了患者的治療時機，有時甚至造成患者失去寶貴的生命。因此，醫生在診療過程中應加強業務學習，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術，快速、準確地診療患者，既減少了患者的費用、有效地治療了患者，又減少了醫療事故，保護了自己。
3.4 從“給病看病”到“給人看病”提高服務意識 本調查顯示，《條例》實施后，為了減少因服務質量差導致的醫療糾紛，95%的醫生明顯改變了對病人的服務態度；一改傳統的醫務人員高高在上的病人求醫、醫生施醫的行醫觀念，強調了病人是有情感、隱私、權利、要求的，和醫生具有平等的地位。為了適應這一《條例》的出臺，醫務人員必須改變醫療行為，增強服務意識。“一切以病人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不僅僅為病人的軀體、心理健康服務，以達到身心的統一；而且也提高了患者對醫生的信任和滿意度，提升了醫院的社會知名度，最終也增加了醫生的收入，消除了醫患之間的心理障礙，減少了醫療糾紛［3］。因此，醫生應加強社會知識、人文知識的學習，做一個社會的人、專業的人。
3.5 加強醫療執業保險，消除醫生的恐懼、逃避、甚至放棄的心理 當今醫務人員執業環境的嚴峻使醫生這個職業不再顯得令人羨慕。高科技、高風險、高奉獻、低回報的職業現狀［4，5］使許多熱愛醫學事業的醫務人員心寒并放棄了，就是為了免遭可能的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的命運。本次調查研究顯示30.6%的醫生有辭職、轉行的想法，工作消沉。北京醫師協會的調查也顯示，北京市71家醫院3年來出走的醫生達2295人，其中1/3出國，1/3下海經商（大多從事藥品經營），1/3從事其他專業［6］。部分醫務人員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從事醫務工作，這是醫學界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不幸［4］！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問題，我們應該采取完善的醫療職業保險制度，它不僅要包括醫療責任險，還應包括醫務人員的人身保險。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醫務人員的人身權益，推動醫務人員的執業積極性，推動醫學的可持續發展及社會的穩定［7］。
致 謝
1 楊志寅，孔令斌，楊震，等.論規范化診療模式的建立.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4；13：601-608.
2 王國平，孫建宇，趙懷峰.規范醫療行為是預防醫療事故的關鍵.中國醫院管理，2003；23(1)：5-7.
3 謝慶文，蔣瓊.關系對醫患的初步分析研究.中國全科醫學，2004；7(1)：53-54.
4 Brehaut JC， Stiell IG， Visentin L， et al. Clinical decision rules “in the Real World”： how a widely disseminated rules is used in everyday practice. Acad Emerg Med，2005；15［Epub ahead of print］.
5 GholamrezaSepehri， Mdimandi MS. The quality of prescribing in general practice in Kerman，Ira. Int J Health Care Qual Assur Inc Leadersh Health Serv，2005；18(4-5)：365-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