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1篇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I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ll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設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是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日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廠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少。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人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綠色發展；外商直接投資（FDI）；產業結構；污染密集行業

中圖分類號X19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2012年，在我國十報告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全國黨代會報告第一次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將經濟綠色發展――即發展仍是首要，不過是要求在發展的過程中盡量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朝著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的方向前進[1]――設定成實現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終極目標的過程。然而，隨著在華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環境也有惡化的趨勢。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是造成東道國污染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目前已有研究尚無定論。現有的研究多以實證或案例分析為主，尚缺乏貿易理論角度的分析。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國，本文創新的將FDI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相結合，理論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進而使用我國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確實以污染密集型行業為主，但其影響的還不嚴重，即便如此，為實現綠色發展，我國應從宏觀戰略層面上引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

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的同時，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呈現惡化趨勢。在過去的三十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以貨幣度量）年均增長率約為16.3%，至2011其總量達到1 160.1億美元；從合同利用外資項目數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計達65.98萬項，其中，2011年為2.75萬項[2]。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視的一個現實是我國的環境狀況也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SO2）從1992年至今各項指標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態勢（圖1）。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SO2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國內外不乏就FDI的流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作用機理的研究，但是相關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污染天堂”假說認為FDI的流入會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其假說檢驗表明，由于發展中國家具有較低的減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環境規制，發達國家往往會選擇這些國家進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當環境政策規定的環境邊際成本很低時，會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現環境傾銷現象[3-4]。另外，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的污染避難所，出現所謂“向（環境標準）底線賽跑”，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污染避難所的出現[5-6]。然而，基于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的環境業績比較研究，現有部分文獻認為“污染天堂”假說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些研究認為東道國環境惡化并不是跨國公司造成的，因為跨國公司的環境業績一般比本土企業做得更好。通過對馬來群島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資或是外資控股的企業會更多的使用環保技術，環境業績比本土企業要好[7]。利用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環境治理水平數據，Wang和Jin實證研究表明在中國環境業績最好的是國外的跨國公司，其環境治理水平優于我國國有或私人企業并在統計上顯著[8]。上述研究都僅是從實證角度出發，尚缺乏從貿易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為填補這一空白，本文首先構造貿易理論模型，進而將FDI區位選擇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轉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運用我國的工業行業分布數據，我們將實證檢驗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國污染密集程度較高的工業行業。

楊博瓊等：中國綠色發展和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選擇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0期1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產業分布基本情況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結構依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第14 號文件《關于印發〈三次產業劃分規定〉的通知》的標準。其中，第一產業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指工業和建筑業；而第三產業為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例如：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圖2FDI在各個產業分布圖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圖2表明，從流入中國的FDI在三大產業內的分布看，FDI在三大產業是非均衡分布，第二產業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中占主導地位[9]。在2010年，實際投向第二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占中國同期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6.2%，從投資絕對值角度看，從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金額是這一時期最高的，達534.48億美元；1999年最低，為283.85億美元。與第二產業占比相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1995-2005年間，我國第二產業中的外資流入平穩增長，從1995年的69.6%增長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最高，一度達到77.2%。從2006年開始，在我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多方驅動下，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逐漸降低，2006年降為67.4%，2007一年之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為57.3%。從此，FDI在第二產業中的份額一直停滯。

盡管從基本的產業分布來看，FDI還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較為密集的第二產業，但是FDI集中于制造業主要是因為產品更接近國內消費市場和追逐低勞動力成本，因此簡單的產業分布及其趨勢分析不足以證明我國存在“污染天堂”現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論研究

關于FDI區位選擇問題，現有文獻表明稅收、市場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企業稅及稅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FDI的流動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稅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穩定性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要素[11]。還有，經濟的集聚作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對于在華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論述較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們認為對于在中國的FDI區位選擇比較有影響的是市場的大小、基礎設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預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針對環境污染與環境稅收即有理論也有實證分析。Markusen理論推導出稅收對跨國公司去留存在負向作用機理，即稅收過高跨國公司則被驅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認為環境稅對跨國公司區位選擇有影響，與Markusen不同的是，這兩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稅收政策的確定性問題而非程度問題[14-16]。前者分析了在環境政策不確定的情況下，競爭性企業區位選擇的最優解[15]，后者分析了環境政策的時間連續性與企業區位選擇的關系，例如獲得專利的企業傾向于環境政策穩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稅收問題的研究對象均為污染企業，如果從行業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均屬于工業行業。這也暗示非工業企業的污染是相對輕微，對于污染稅或環境規制也不會特別敏感。

基于貿易理論，有關學者從全球分工的角度就這個問題作了比較系統地分析[17-18]。前者對于全球貿易分工理論分析認為，由于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相對污染比例較高，所以發達國家的污染稅征收較高，因此會迫使產業鏈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對于中國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作了詳盡的研究[18-19]。其理論貢獻是將加工貿易從普通貿易中單列出來，對于以利用東道國低要素成本為目的FDI生產（即垂直型FDI）生產進行了分析[12]。該文也同樣認為產業鏈中的污染密集部分會被世界分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盡管這兩篇文章都是以工業為研究對象，但是僅考慮了垂直型FDI，缺乏對以進入東道國市場為目的FDI（水平型FDI）區位選擇的分析。為填補這一真空，本文將綜合考慮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區位選擇，對工業部門的FDI區位選擇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

2.1污染的供給函數

污染作為公共物品，由社會上所有的消費者提供。假定全社會有N個消費者，所有消費者的偏好是類似的，每個消費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損失所組成，且兩種效用是可以分離的，則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表示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階單調遞增的凹函數，函數h是單調遞增的凸函數。

于是，當產品價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給定時，消費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間接效用函數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會產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從Copeland和Taylor假定產品價格不會變化[12]。由此，代表性消費者的間接效用函數由收入所帶來的效用減去污染所帶來的效應組成。根據薩繆爾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會污染總排放為Z，政府的污染稅為τ，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稅收等于所有人的邊際成本之和。政府的稅收由代表性消費者的利潤最大化來決定，其表達式為：

τ=-NVZ/VI=Nγ5u’（I）（3）

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集聚 杭州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杭州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2010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5945.82億元，比上年增長12.0%，連續2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近年來，杭州地區的標志性產業集聚不斷崛起，如電子信息、現代醫藥、服裝業、食品飲料等。同時，杭州吸引外資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10年批準外商直接投資545項，合同利用外資77.0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0.7%；實際到位外資43.56億美元，增長8.5%。在長三角經濟圈內，大量的FDI主要集聚于上海和蘇州、南京、無錫等城市，而流向杭州的外資卻相形見絀。同樣在杭州內部，FDI在其各地區的分布亦是極不均衡。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主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來研究杭州產業集群與FDI之間的關系，進而對杭州政府制定吸引FDI的政策以及產業集群發展策略提出建議。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FDI成為主要的資本流動方式，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同時，FDI區位流向的決定因素越來越受到眾多因素的綜合影響。

（一）產業集聚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

關于產業集聚對FDI區位影響的研究文獻眾多。Guimaraer（2000）對1982-1992年葡萄牙FDI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集聚經濟是影響FDI在葡萄牙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Frank Barry(2001)通過對美國跨國公司在愛爾蘭的FDI區位選擇的實證考察，結果表明集聚效應是影響美國廠商進入愛爾蘭市場的重要決定因素。肖文、林高榜（2008）通過理論推演了FDI和產業集聚的互動機制，并計算了長三角地區12個城市的外國直接投資和34個兩位數工業行業總產值之間的相關系數，論證了產業集聚水平對FDI 區位選擇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外商更傾向于在集聚水平高的地區進行投資。

上述文獻都是側重于從集聚經濟或產業集群作為FDI區位決定因素之一所起作用的角度來論述的。這些研究一般認為，產業集群是東道國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集聚的形成 及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FDI對產業集群的影響論證中，Enright（2000）利用香港金融案例，提出FDI可以與當地集群形成相互依賴關系，并創造工作機會，貢獻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集群中的知識外溢，完善了當地產業鏈。Hood（2001）通過實證也說明跨國公司對產業集聚的發展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王煥祥、陸妙燕(2005)提出并論證了東道國憑借基礎性優勢和集聚性優勢吸引FDI。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相比基礎性優勢，集聚性優勢吸引FDI的競爭力日益強化，同時集聚性優勢是基礎性優勢的顯化和強化。東道國吸引FDI最優的狀態是兩種優勢較好的結合。在積極發展基礎性區位優勢的基礎上，東道國更要注重促進集聚性區位優勢增長。

可見，引進外資可以促進當地產業集群形成，而該地區的集聚經濟也會進一步吸引外資進入，共同推進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效應、創新系統的完善，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

（三）浙江產業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

國內外眾多學者也關注了FDI對浙江經濟的發展的影響。張志綱、徐維祥（2009）指出，產業集聚與FDI已成為浙江促進地方產業發展與升級、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個重要因素。潘天芹、白莉莉（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FDI對浙江產業集群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資本集聚、技術外溢和市場需求三個影響途徑來實現，由此產生了產業集群效應。駱燁等（2004）用主成分回歸分析方法對浙江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浙江各地區的集聚經濟和信息成本是影響外商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性因素。唐根年（2003）采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結構數量分析方法研究浙江省FDI區位選擇特征，說明了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影響FDI區位選擇。因此，產業集聚有利于浙江省進一步吸引FDI，從而有利于增強浙江經濟增長的后勁。

總體上，大多數研究都是從我國的整體層面出發分析產業集聚的形成發展及集聚經濟優勢對吸引FDI的重要影響，對于省市等區域性的產業集聚和FDI之間的研究較少，特別是針對杭州的研究。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杭州產業集聚形成作用的實證研究

（一）衡量指標的選取

在研究杭州市產業集聚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之前，首先要選取衡量產業集聚的指標。產業集聚是指在一個適當大的區域范圍內，生產某種產品的若干個不同類企業，以及為這些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相關服務業，高度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在一定區域內工業產值巨大。由此，我們用單位面積上的工業總產值(單位：萬元/平方公里)來度量地區產業集聚程度，即：Ki=Yi/S，其中，Yi表示i年的工業總產值，S表示地區的區域面積。顯然，Ki指標值越大，表示產業集聚程度越高。本文進一步計算了產業集聚的相對水平指數，將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除以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并記作KKi。若KK的數值大于1，則表示地區的產業集聚程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KKi的值越大，表示產業集聚程度越高。

（二）解釋變量

為了解釋產業集聚的形成與發展，本文選擇了以下兩個變量：

PFDI——單位面積實際利用FDI(單位：萬美元/平方公里)。本文選擇該指標來衡量地區實際利用FDI的情況，主要是為了增強各地區間的可比性，消除各地區行政區域面積大小不同對分析的影響。

PGDP——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單位：元/人)。本文選擇該指標來反映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和市場潛力。一般而言，產業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包含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以及市場潛力。

計量模型初步選擇取各個變量的對數來進行回歸分析：

LnKi=λ0+λ1PFDIi+λ2PGDDPi+εi(1)

LnKKi=θ0+θ1PFDIi+θ2PGDDPi+εi (2)

其中，回歸系數λ1和θ1為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集聚的彈性系數，如果系數為正，則表明外資的進入的確促進了特定地域的產業集聚的形成。同樣，λ2和θ2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和市場潛力對產業集聚的彈性系數，如果系數為正，則表明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和市場潛力也能夠促進特定地域的產業集聚的形成。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對杭州地區1996-2010的數據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結果：

LnKi=2.310015+0.58414PFDIi+0.477412PGDDPi (3)

(5.074846)(40.45121)(9.87332)

R2=0.999999F=685521.8DW=1.611620

LnKKi=-5.265543+0.584143PFDIi+0.477411PGDDPi (4)

(-12.81495)(40.45261)(9.87366)

R2=O.999998F=685520.5DW=1.611631

從上述兩式可以看出：兩個模型的擬合效果都非常好，各變量前的系數都非常顯著并且系數均為正，符合預期。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和市場潛力確實是促成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

四、產業集聚對杭州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作用的實證研究

（一）指標選取

根據FDI區域投資環境領域研究的現有成果，除了產業集聚的指標Ki外，本文還選擇了6個指標來衡量產業集聚對杭州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作用。

國內生產總值GDP：各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了該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體現該地區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規模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有極大影響，以往投資環境研究中的多項實證分析都顯示了它是決定直接投資流向與分布的最顯著的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了人均GDP的數值來衡量該指標。

平均工資WAG：勞動成本應該是外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各地區非公有制經濟職工的平均工資，表示外資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TER：表明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的高度，也標志著金融、信息、交通等服務行業的發展水平。而相關產業的發展程度與外資企業的投資盈利程度是息息相關的。沒有好的金融環境，良好的通訊設施，便捷的運輸業，是不可能有企業生產經營的良好的環境。

基礎設施INF：反映該地區與生產相配套的基礎設施水平的高低。發達的基礎系統是實現投資過程中人、財、物順利、高效流動的基本前提。我們選用固定資產投資余額來衡量這個指標。

在業人員中大專以上人員比率HUC：反映各地人力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存量。很多文獻指出外商投資企業在區位選擇上受人才素質的影響，甚至將一定的就業人員素質、同一定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平列為外資投資的前提條件。只有實現了這些前提，外企到此投資才有可能實現經濟效益。它不但為外商投資辦廠提供可靠的技術保證，也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質的人才資源。

外資存量PFDI：反映是否存在外企聚集效應。當代區位理論發現聚集效應的重要影響，該地外資存量的多少對于新進入的外商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并會產生正的外部性。

（二）模型分析及結果

實證模型設計為：

LnFDIi=θ+λ1lnGDPi+λ2lnWAGi+λ3lnTERi+λ4lnINFi+λ5lnHUCi+λ6lnPFDIi+λ7lnKi+εi

其中，i表示年份， ，λ1，λ2，λ3，λ4，λ5，λ6，λ7表示回歸參數，εi是隨機項。采用EVIEW5.0對變量進行回歸，得到的回歸結果為：

回歸結果表明，外商存量，產業集聚，基礎設施，在業人員大專以上人員比率，平均工資，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以及國內生產總值均在1%或5%水平上顯著。其中，外商存量，產業集聚，基礎設施以及在業人員大專以上人員比率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顯著，且影響為正。平均工資，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以及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也為正，但是影響不顯著。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集聚是良性循環的，地區吸引外資的增加會促進區域產業集聚的形成，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兩者相輔相成。第二，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及產業集聚的形成都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

在杭州市進一步吸引外資，加快產業集群發展時，應注意：第一，提高引入外資的質量，吸引大型跨國公司及其分支機構或者在行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企業入駐，加大外資對產業集群形成的促進作用：第二，對于已有的產業集群，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來促進本土企業提高自身技術創新的能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從而提升產業集群的對外資的吸引力；第三，對勞動密集型行業，政府應加強引入全球性的領導企業，以此來帶動初級產業集群的良性升級。

參考文獻

[1]Paulo Guimaraes.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vestment in Portuga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 2000(47)．

[2]Frank Barr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gglomeration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3， 139(4)．

[3]肖文，林高榜.產業集聚和外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基 于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視角[J].國際貿易問題，2008(7)．

[4]劉文秀、劉麗琴.產業集聚和中國FDI分布的地區差異研

[5]Girma， S.， Gong Y. and H. G．Can You Teach Old Dragons New Tricks? FDI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i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GEP Research Paper， 2005(3)．

[6]陳羽、鄺國良.FDI、技術差距與本土企業的研發投入—— 理論及中國的經驗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7)．

[7]唐根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地理區位選擇特征及其啟示 [J].經濟師，2003(3)．

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4篇

在這個早來的冬季，發達國家市場的頻頻凋零，卻正在為中國企業帶來機遇。在第八屆北京金博會上，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從價格來看，目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良機。

“走出去”三部曲

如果把“走出去”看成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2001年為第一階段，2001年到2008年為第二階段，2008年以后為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后中國是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非常明顯的特征標志出來的。期間，制訂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外合資企業法》。在1979年期間，中國非常重視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就是外國人、港澳臺廠商在中國直接投資，資金的流向是從國外到國內，建廠生產。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非常成功，30多年來積累了近1萬億美元的資產。

每年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1000億美金左右，經過三十多年，雖然有利潤匯出與撤資，但總體來講，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目前有一萬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這還是投入額的累計，外商投入的資產已遠遠高于1萬億美元的價值，廠房、不動產、研發中心這些年都增值了。

近年來，中國向海外投資逐年增多，2008年以后到了一個高臺，達到600億-700億美元。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中國還是一個“走出去”、向外投資的后起國家。從流量上看我們國家每年是700億美元，美國每年向外投資超過3000億美元。

易綱表示，從存量看，中國這些年在外投資累計達到3000多億美元，美國的存量大概有4萬億美元。英國經濟學家鄧寧認為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以后，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會快速增加，現在這條規律是適用中國的，正好中國2011年人均是5400美元，2012年有可能過6000美元，所以，從中國人均GDP的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對外投資開始起步，開始發展。

歷史良機

目前是否是對外走出去相對好的時機呢？易綱認為，從價格來看，是的。“走出去”我們有相對好的價格。英國、美國PE比都處于合理區間。上世紀90年代初，發達國家市場的PE達到四、五十倍，現在也只有11倍至15倍之間，是估值相對合理的價格。

易綱說，聯想收購IBM的PC，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都是中國“走出去”相對成功的經驗。1999年福特收購沃爾沃價錢是65億美元，2008年福特賣出時報價60億美元，最后吉利以15億美元成交，吉利汽車也做了比較好的融資安排，交易結構是13億美元現金加2億美元票據。吉利與大慶國有資產局及上海三家聯合作出這樣一個融資安排。聯想收購的時間是2005年5月，交易金額12.5億美元，交易結構是6.5億美元現金加6.5億美元聯想股票，這個安排也不錯。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比較優勢在于，廉價勞動力與相對充足的資本，同時中國有非常有競爭力的工程隊伍。尤其是在許多基礎設施的建設上，無論是修橋、鋪路、建鐵路、打隧道、建地鐵、建公寓房，中國的設計隊伍和施工隊伍都是非常成熟的經驗與較高的技術水平。

易綱表示，中國這么多年一直在做基礎設施建設，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有一競爭力的設計人員。而國外這些年建得比較少，經驗比較少，原來有經驗的人已經快退休了，存在這人才隊伍斷層。比如美國的建設高峰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當時美國也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師，但那批工程師已經太老了，而中國這批寶貴人才非常有競爭力。

比較優勢

中國的弱勢在于資源缺乏，國際銷售網絡不夠。比如買鐵礦，對當地法律研究不夠，對環保要求、當地職工勞動成本以及碼頭到礦修路的艱難性沒有認真分析，以為投20億美元可以成礦，事實是投到90億美元鐵礦還沒能正式運行。

因此，“走出去”需要發揮比較優勢，彌補比較弱勢，使中國和海外國家雙贏。

在“走出去”方面，日本、美國、德國都有很多的經驗，我們平時在報紙上可以看出日本“走出去”的失敗經驗，為外界熟知的失敗案例是三菱集團收購美國曼哈頓洛克菲勒中心，收購后長期虧損，三菱不得不以半價賣回給原持有人。但實際從總體而言，日本“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比如日本三井集團收購海外資源企業，幾十年完善產業布局。

美國企業海外收購注重企業發展戰略，開拓國際市場不計短期利益，特別強調知識產權的保護，美國的銀行也給予了相當的支持。德國對外收購主要是以自有資本為主，他們對項目要求控股的程度比較高，另外德國走出去的特點是大企業大項目占絕對優勢。

易綱強調，中國企業需要加強“走出去”體制和機制建設。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市場規律，走出去確實是國家戰略，但是國家戰略是一個籠統的，對每一單走出去商業行為必須遵循市場規定，降本求利，特別對企業來說資產負債率非常重要，如果資產負債率太高，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太大，可能導致失敗。

吉利和聯想，這兩個成功案例在融資的過程中非常困難，比如找銀團貸款，向大型股權基金發可轉股優先認股權證，聯想賣給IBM19%的聯想股票，這是一種互相參股的安排。在合并以后，聯想和IBM成為一條船上互相參股的股東，所以在融資安排艱難時候犯錯誤的機會比較少，因為投資銀行、商業銀行、私募和投資對象都在限制、制約企業的風險行為。一些失敗的案例恰恰是因為資金成本低，不用融資安排，直接用現金收購。比如我們一個集團收購歐洲一家銀行，完全是自有現金，沒有融資安排，就沒有這些非常強的制約和質疑，反而失敗。

外商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后金融危機時代；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影響因素

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指國外跨國公司通過投入資金或技術，在我國境內設立和經營公司，并通過直接控制或參與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來獲取利潤的活動。作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項重要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金融危機對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金融危機對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出現下降趨勢

跨國公司作為實體經濟的中堅力量，在金融危機中受到了很大沖擊，其中一個主要表現就是跨國公司持有的金融資產市值縮水，導致巨額虧損，盈利狀況惡化，大量跨國公司不得不減少或暫停海外投資，致使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尤其是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對華投資出現下滑。據《中國外商投資環境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與2003年相比，歐盟對中國的實際投資占中國當年實際外資總額比重從7.35%下降到3.37%，同期美國對華投資占比從7.85%下降到2.72%，日本對華投資占比從9.45%下降到3.37%。2009年，歐美日等主要外資流出國對中國的投資雖然出現了小幅增長，但從總體情況看，發達國家對華投資出現了下降趨勢。

（二）金融危機使中國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環境優勢更加明顯

為了盡快擺脫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跨國公司不得不針對面臨的實際情況，客觀審視金融危機給自身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并且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積極尋求危機中的發展機遇。由于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經濟率先復蘇。一些跨國公司認為，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是盈利的，同時，考慮到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與原材料價格優勢，因此，這些跨國公司逆勢加大了對華投資。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持續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意義

（一）跨國公司的資金投入是促進我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

金融危機對我國企業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使企業原本資金不足的狀況變得更加惡劣，尤其對廣大中小企業的影響更為嚴重。盡管我國為促使經濟盡快復蘇采取了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并進行了大規模的貨幣投放，但資金的投向并不均衡。而且，有相當一部分資金流入了股市和樓市，實體經濟資金仍然十分匱乏。盡管跨國公司在金融危機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其資金實力遠非一般企業可比，抵御危機的能力也遠遠強于一般企業。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持續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無疑會給我國企業和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急需的動力。

（二）跨國公司的發展模式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有益借鑒

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角，跨國公司以其全球化的經營戰略、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先進的科學技術、雄厚的人才儲備，牢牢占據著國際市場，在世界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對經營發展戰略的確定、對新技術和新能源的應用等，無疑對我國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有助于我國企業借鑒跨國公司的發展模式，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三）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是我國產品突破貿易壁壘的有效途徑

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最主要的影響是使國內產品出口下降，這是由于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作為中國商品主要進口國的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需求大幅度萎縮，從而使中國對外貿易額大幅減少。同時，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促進本國就業，采取了各種貿易壁壘和技術壁壘手段，也使得我國商品出口形勢越發嚴峻。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則有利于消除貿易壁壘，打破關稅、非關稅壁壘，并通過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換，帶動相關原材料、零部件、中間產品出口，進而擴大出口量，改變不利的出口條件。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影響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

（一）促進和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有利因素

1.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

盡管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并未改變，這無疑為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提供了可信的收益預期和可靠的投資保障。首先，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和2009年增長均達到9％，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的GDP年增長率超過7％，其持久性意味著25年以上。 其次，在國際收支方面，2008年下半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部需求大幅萎縮，貨物出口同比增長下降為14%，但在2009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國際收支狀況有所改善，2010年，國內外經濟環境總體趨向穩定，我國國際收支交易活動更加活躍，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再次，在就業形勢方面，隨著中央一系列穩定、擴大就業的措施的實施，目前中國就業形勢基本穩定。

2. 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政策增強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吸引力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出臺了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穩定出口等多項政策，中國政府的有效應對，遏制了經濟快速下滑，穩定了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促進了經濟穩定回升，保持了穩定的投資環境，為外資提供了相對安全的避風港。2010年，隨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不斷加大，措施逐漸到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進一步好轉，加上中國穩定而巨大的市場仍然保持著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大多數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市場和投資前景。

3.新的投資需求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空間

首先，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為國際投資提供新的熱點。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又將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產業列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其中尤其歡迎跨國公司對節能減排、高新技術、清潔能源、環保低碳等項目進行投資。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將為外資提供新的投資熱點。其次，中國西部開發為跨國公司投資提供了廣闊空間。從目前狀況來看，由于中國農村經濟的落后不是短期內能改變的，西部的第一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會進一步增大，但第二產業會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進一步吸引外資，第三產業則會隨著西部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在吸引外資方面具有廣闊的空間。

（二）影響和阻礙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不利因素

1.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的減少影響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積極性

跨國公司積極對華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重了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中國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中國制造業的成本不斷上升，利潤開始下降，從而使跨國公司對中國制造業的投資興趣有所下降，有的跨國公司甚至開始減資或者撤資。

2.對外資優惠力度的減弱使跨國公司放緩了對華直接投資的步伐

隨著中國市場機制與政策措施的日趨完善，中國調整了外資外貿政策，開始由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商選資，只有符合中國產業政策、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外資才受歡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投資項目基本上不允許進入。此外，隨著兩稅并軌和《反壟斷法》的生效，外商投資在華的超國民待遇時代不復存在。優惠政策的消失必然促使跨國公司尋求利潤更大的投資環境，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步伐在某些領域明顯放緩。

3.政策的不穩定性影響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信心

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市場建設尚不完善，各項政策、法規變更比較頻繁，有時甚至出現前后期政策相悖的情況。有的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利益和短期效益，擅自出臺違背中央政策、法規的招商引資政策，單方面改變原有政策或征收名目繁多的稅費，使外商對中國的政策和政府信譽產生懷疑，影響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信心。

四、后金融危機時代持續促進和引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措施

（一）不斷建設和完善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與法律環境

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法律環境，是穩定和提升跨國公司對華投資信心的重要保證。我國不但要認真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更要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法律體系，維護外商投資法規在全國的統一性，增強透明度，使國外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環境感到放心和滿意，進而敢于和愿意對華投資。

（二）努力建設有利于吸引外資的服務型政府

應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使政府的管理職能更多地向服務的方向轉變。政府主要發揮對市場的培育、規范和監管功能，減少政府管理行為對跨國公司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堅決制止對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亂檢查、亂攤派、亂罰款，以依法、廉潔、公正和高效的管理活動為外商投資提供方便、快捷、優質的服務。

（三）不斷擴大和積極開辟新的投資領域

當前，作為外商投資熱點領域的制造業，由于勞動力及環保等成本的上升，投資回報率有所降低，但這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領域縮小了。隨著中國市場對第三產業的需求大幅增加，跨國公司可以向金融、保險、物流、公共事業等多個領域深入；同時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基礎產業和配套產業也歡迎外商投資。另外，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潛力巨大，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需求也十分強烈。這些都可為跨國公司開辟廣闊的的投資領域。

（四）切實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最希望得到的是公正的待遇和公平競爭的機會，對于侵犯知識產權、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行業壟斷等行為非常反感。因此，我國必須進一步完善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和法律機制，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企業訴訟制度，依法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努力創造一個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給外商投資企業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

總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都面臨著新一輪調整。各國為了早日促成本國經濟的復蘇和發展，都在千方百計地吸收投資。我國必須順應這一時代潮流，明確促進和吸引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有利因素，以及影響和阻礙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不利因素，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創造更加開放和優化的投資環境，促進和引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讓國外資本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Qingfen Ding， Chinese foreign investment surges despite slowdown， China Daily， 2010.7:Page3.

［2］ 梁玉芬.對金融危機暴露出的跨國公司大公司病的反思［J］.經濟研究參考，2009（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