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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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第1篇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一．理論簡介
多遠系統理論是埃文·佐哈爾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博士論文，邊緣性。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張南峰、謝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 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論文，邊緣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等。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從2001年起，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博士論文，邊緣性。
2. 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博士論文，邊緣性。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新疆的發展是以旅游為先鋒（鄧新民，2000）。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家鄉的立場上清楚地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喜歡用華麗抒情性的文體，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博士論文，邊緣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讀者被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這樣就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時要如實地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時讓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論文，邊緣性。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若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除了處理好原文、意識形態和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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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11.謝旭升，特色漢英翻譯教程，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1
多元系統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晚清 偵探小說 多元系統理論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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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第3篇
在當前的會計領域，人們更多地是關注會計信息質量，基于此類問題解決的會計控制也是多年來一直爭論的焦點，而會計信息品種的自由選擇空間拓展及會計信息節目的精彩程度如何，還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對于那些墨守陳規的人們來講，會計進步只是武裝一下化計算工具，至于會計節目是否會吸引眾多觀眾，或者說會計信息是否能夠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需要，并不十分重要。因此，從近些年來會計電算化技術的發展來看，不管是否架設了網絡平臺，都并沒有離開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這些傳統的紙張作為媒介的會計信息存儲和傳遞方式，只不過是多了一些手段而已，對于整個會計信息系統的改造并未觸及根本。本文構建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問題的提出正是出于對此類問題的考慮。
在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下所提供的會計信息首先是具有多重屬性，這就如同在一臺電視上可以看到不同頻道的電視節目一樣，它能夠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需求。同時，基于網絡基礎之上的系統建設能夠使會計數據的存儲和傳輸遍布國內外所有角落。同以往單一會計信息系統相比，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只將原始數據加工成標準編碼的源數據，取消了傳統意義上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實現了會計數據的真正共享。基于上述要求，構建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需要對現有會計核算系統實施業務流程重組，并采用分布式對象技術解決整個系統的動態問題。同時，也預示著將更多地采用事件驅動、網絡和多媒體技術。
二、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的建設，需要借助業務流程重組技術對現有會計業務流程進行徹底改造業務流程重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在國際上非常流行的一種新的管理觀念和。業務流程重組的概念及具體定義有很多，其中，漢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概念較具有權威性，并被廣泛接受。他認為：業務流程重組是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地重新設計。重組的過程是要從客戶需求和企業戰略目標出發，以信息技術、人與組織管理作為重新設計和實現的手段，通過對企業原有業務流程的徹底變革，達到滿足現代企業降低成本、改善產品和服務質量、適應客戶多變需求、提高企業整體績效的業績需求。從一定意義上講，會計信息本身就是會計活動的產品或結果，會計活動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如何提高會計信息產品的質量，特別是如何更好地為會計信息客戶提供多樣化服務，降低會計信息生產成本、提高會計信息生成速度，是會計核算系統改造所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基于此種理由，對現有會計核算系統實施業務流程重組，是尋求會計發展和飛躍的重要途徑。
現有會計業務流程是建立在會計分工下的一種順序化業務流程。勞動分工需將一定的過程分解為具體的個別作業，并認為管理活動的重點是在于提高個別作業的效率。基于此，在會計業務處理中，通常將會計系統分解為原材料核算、工資核算、固定資產核算、成本核算、報表編制等若干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包括一些具體核算模塊，形成一個類似“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然而，這種所謂詳細周密的組織結構也造成了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對分割的事實，形成了特有的“孤島”現象。“單一的、順序化”的會計業務流程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提供“屬于會計基本業務的東西”，且在此基礎之上所形成的會計軟件技術只能是對手工會計的簡單模仿，起到的作用無外乎就是減輕手工強度、提高會計處理的速度和準確性而已。而真正體現決策和控制導向的現代會計理念，就必須打破單一的、順序化的會計業務流程，而代之以面貌全新的“多元”和“事件驅動”，會計信息處理采用事件驅動（Event Driven）方式即意味著平時不在進行順序化信息處理，存儲在計算機中的只是一些原始性信息，當使用者需要某類或某種專用信息時，只要驅動相關專用信息代碼，就能滿足其各種“特殊需要”。這時，會計系統作為一種高度集成化的系統而存在，它既是業務和會計兩大系統的綜合，也是財務管理、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統一。在集成化系統內，各個子系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島，管理會計將成為主體，財務會計則主要是用來對外提供信息和為管理模型提供資料。與此同時，集成化系統還突破了會計核算中記賬和算賬的諸多框框限制，增加了大量的非貨幣性信息輸入和輸出。
需要說明的是，會計業務流程重組更像是一種經營哲理。它和在分工論下會計業務流程相比，既是一種工作方式再造，同時也是一種補充。基于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下所提供的業務流程并不是對傳統單一會計信息提供的業務流程取而代之。隨著Internet技術不斷完善，架設在網絡平臺之上的所有數據倉庫，都可以實現遠距離的標準編碼的源數據信息的傳輸、搜索和控制。每個能夠進入Internet的客戶，只要建立了加工模型庫，就能按照重新分類匯總模型、財務報告模型、預測模型、決策模型等，采用事件驅動原理，收集、和提取數據倉庫中的信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會計信息頻道將會滿足眾多不同口味人們的觀看需求。
三、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建設，需要基于網絡上的信息集成系統進行支持，而采用分布式對象技術就是解決整個系統的動態問題基于網絡上的信息集成系統是包含有不同計算機及設備通訊、不同數據庫信息共享、不同應用軟件間數據交換等所有技術的集成總和。它對提高企業整體運行效率，實現多元性會計信息資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在集成化系統的基礎上，對企業各種資源和制造過程進行優化、利用、排序及其重新調整，是進一步挖掘企業潛力、實現生產經營低耗、優質、高產的技術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期，哈林頓（Dr.Joseph Harrington）提出的CIM理論，其核心就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系統觀點和信息觀點，也即使用計算機采取信息集成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生產制造，以求得企業整體效益提升。
系統的充分集成實際上就是解決系統的動態化，而要使整個系統真正能夠動起來，就必須采取分布式對象技術（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系統的動態性是能夠有效實施實時控制的前提和保證。由于現有系統大多是在一系列子系統的層面上被組織或集成起來的，換句話說，現有會計系統的功能劃分是基于子系統這樣一種粒度相當大的層次上，整個系統的劃分是將其所有功能性切割成若干個功能包，而所有功能包實際上又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企業業務流程是由企業中不同角色的一系列活動所組成。因此，動態企業模型要求必須實現業務流程再造，即要求在活動這個功能層次上對系統進行集成改造，形成一種小粒度的功能劃分。但正是這種功能劃分粒度上的矛盾，使得現有系統的體系結構成為實現動態化的障礙。因此，要實現多元性會計信息系統的動態，就必須找到這樣一種軟件集成技術：它能夠把各種小粒度的軟件功能單元靈活地組織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那些軟件單元又能夠自由地運行在網絡環境中。分布式對象技術正是這樣一種先進的軟件集成技術。
Internet技術與分布式對象技術的具有彼此捉進的作用。作為一個通訊框架，Internet為分布式對象技術廣泛提供了理想的平臺，并由此可以推動類似技術應用的蓬勃發展。分布式對象技術改善了基于Web應用的質量，大大增加了Internet價值。這種共生關系正在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它使得應用系統在設計開發及維護等諸多方面都已經不同以往。其主要技術特征包括：可以靈活地混合和搭配來自不同客戶的相互操作的軟件對象：可以集中管理和監控軟件對象；由數據倉庫集中存儲會計信息，使得配置和維護客戶端系統所需費用大大減少。
實現基于分布式對象技術的動態系統，還必須完成如下一些任務：將組成系統的各個模塊分解成一些基本任務或活動的功能單元；依照分布式對象技術標準將這些功能單元封裝或設計為標準對象；定義業務流程集及其角色；建立業務功能模型、業務流程模型、業務組織模型和系統配置模型，同時，建立工作流程控制機制；建立分布式環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分布式對象管理機制。
四、隨著數據互換技術的普及和發展以及多媒體技術的介入，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將無須再借助傳統的以紙張作媒介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格式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利用，會計憑證淡出舞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如果會計憑證能夠淡出歷史舞臺的話，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的退出也便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也許我們現在還很難想象未來的會計核算將是一個什么樣了，但肯定無疑的是，它與現在的會計核算系統肯定是面目全非。一切會計數據處理和存儲都將通過自動控制來完成。而實現這一特征的重要手段就是電子數據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技術的介入。電子數據互換包括計算機、通訊網絡、資料標準化體系三大技術，是將貿易、運輸、、海關等業務信息用一種國際公認標準格式，采用計算機通過通訊網絡來實現企業之間數據的相互傳輸和處理，并完成貿易全部過程。與傳統會計手工處理系統相比，電子數據互換不再將業務單據或資料書寫或打印好后進行寄送，而后再輸入計算機，它是將會計數據從一臺計算機直接傳送到另一臺計算機，整個過程并不需要重復錄入和檢查。這種方式不僅流程加速，而且會計成本降低，其數據誤差也隨著環節減少而大大降低。利用電子數據互換系統，企業既可以直接和政府部門取得聯系，也可和國外進行聯網。
多元系統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多元系統理論 林語堂翻譯 《浮生六記》
一、引言
在崇尚科學與文化交流的21世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了眾多非漢語讀者。如何將古典文學中的精華英譯以便使更多讀者領略到其美妙之處，成為越來越多翻譯者深入探討的問題。學貫中西的文學家與翻譯家林語堂所譯《浮生六記》以其遣詞精當、準確傳神而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其譯作也被國內外眾多學者作為研究對象，從翻譯特色、翻譯策略、語篇分析等角度進行了探究。但是，在眾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統理論來研究《浮生六記》翻譯尚不多見。本文試將該譯作置于多元系統論的視角下進行分析，以期對作品中的部分特點做出合理解釋，同時希望能對該譯作以外的翻譯實踐活動有所啟迪。
二、多元系統論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具體地說是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雖然佐哈爾借鑒了俄國的形式主義理論和方法，但他并沒有像后者一樣把目光都集中在“陽春白雪”式的所謂“高雅”文學形式上而摒棄諸如兒童文學、驚悚小說等邊緣內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譯文學也是一個文學系統，與原創的文學作品一樣，它的背后也存在著同樣的文化和語言關系的網絡。與其他系統一樣，是一個“多種類，多層次的系統集合體，各系統間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統內總體上不停發生進行中的動態過程。”而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并非永遠處于邊緣位置，它有時也會占據中心位置，也就是說，“翻譯文學在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并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謝天振，2003）
根據佐哈爾的理論，翻譯文學的系統性體現在如下兩種情況中，一是翻譯語言（即目標語）選擇翻譯的作品，二是翻譯規范、行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統所影響（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將以《浮生六記》的翻譯為例對以上觀點進行論證。
三、多元系統理論在《浮生六記》譯作中的體現
（一）翻譯語言選擇翻譯文本
所謂“翻譯語言選擇翻譯文本”，體現出的就是當時目的語社會文化對譯作內容的選擇性。譯作的選擇在于譯者的意愿，而譯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包括其個人興趣等。目的語社會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政治經濟迅速發展，與此同時，西方文學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都出現了巨大的變革。未來主義、象征主義、達達主義等歷史先鋒派相繼出現，曾風靡一時的現代主義由盛轉衰，現代主義逐漸興起。西方學者為擺脫傳統的束縛，探索新的表達方式，必然向更廣泛的文學領域求索。在多元系統論的主張中，翻譯文學也是文學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學者若想向他們所熟悉的文化傳統外的東方世界去尋找新方向，翻譯文學便是必經之路。而《浮生六記》的內容，正如林語堂在譯者自序中提到：“我在這兩位無猜的夫婦的簡樸的生活中，看她們追求美麗，看她們窮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負，同時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卻又怕遭神明的忌——在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為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行文“洋溢著濃郁的東方情調：雪可賞，雨可聽，風可吟，山可觀，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鑒，是‘最令西人聽來如癡如醉之題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審美情趣帶給當時生活在高度‘物化’和‘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讀者以新鮮的藝術體驗。在這種需求下，《浮生六記》能直接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滿足他們的期待視野。”（劉彥仕，2008）
除社會文化的需要外，《浮生六記》翻譯的系統性還體現在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擇上，因為社會環境對譯者本身有影響作用，所以該因素也可以歸納為譯者文化身份。林語堂（1895～1976）成長于“五四”時期，在其成長與求學的過程中深受西方文化影響。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識結構中處于重要地位。作為“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大師，在兩千字的譯者自序中，林語堂數次提到了西方文學藝術的相關內容，如“倫敦博物館”“中世紀的彩金抄本”，“托爾斯泰的《復活》”。提到想去拜祭《浮生六記》的兩位主人公，林語堂說：“在他們墳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的‘Pavane’，哀思凄楚，纏綿悱惻，而歸于和美靜嫻，或是長嘯Massenet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悠揚而不流于激越。”東方情懷加以西方文字，這種奇特的組合非學貫中西的大師所能為也。譯文得益于林語堂扎實的漢英語言功底。譯者把凝聚著民族特色的中華文化再現給了英文讀者。翻譯家個人及其譯作所獨具的魅力，是該譯本能夠廣為流傳并被讀者接受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多元系統理論范文第5篇
傳統的翻譯觀中有諸多關于翻譯的理想標準，除了“信達雅”外，影響較大的就是“化境論”，即譯作讀起來與原作別無二致達到“化境”。然而，主觀地不允許譯者介入是完全做不到的，譯者無論在理解還是表達階段中的主觀介入是客觀存在。本文從譯者的情感因素分析翻譯活動的兩個主要階段：翻譯準備階段和翻譯階段，以期說明情感因素是不可避免地影響翻譯活動始終。
二、 翻譯準備階段
當代接受美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堯斯（Hans Robert Jauss）認為：文學作品不經閱讀就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生命力，正是譯者的閱讀理解才賦予了作品以無窮的意義。
1.譯者的情感醞釀。翻譯活動是將一種文本變成另一種語言的文本，關聯理論把翻譯定義為“兩種語言間進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際”。從事翻譯活動，首先要理解原文以后才能用文字表達出來，成為譯文語言，因此，譯者首先是讀者，閱讀理解是他進行翻譯活動的發端。閱讀理解本身是積極的、建設性的行為，它包含創造的因素，這樣，譯者的情感便在閱讀中激發，譯者這種情感越強烈，說明他對原文文本理解的越透徹，越利于他下一步的翻譯創作。
2.譯者對讀者的情感 。如果說譯者作為讀者對原文文本的閱讀是譯者與原作者的情感溝通，那么譯者也一樣期待譯文讀者能通過對譯作的閱讀實現譯者與讀者的情感溝通。一方面譯者要在心理認識的過程中盡量縮短與原作者的距離，并與其在心靈上產生共鳴；另一方面要考慮到譯語讀者的物化背景和接受程度，對原作進行再創作，使其成為譯語文化的一部分，使自己的再創作擴張為社會活動，與時代、社會等產生共鳴，因此，譯者在閱讀原文的過程中，要不斷模擬演練預設的譯文讀者與譯文的交流和對話，預測讀者的期待視野，考慮讀者的審美趣味。
二、翻譯階段
1.翻譯策略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選擇問題，多元系統理論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學文化地位決定了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內的地位。根據多元系統理論， 如果某一文學多元系統十分強大，翻譯文學處于次要地位時，譯者往往會采取歸化式翻譯；如果翻譯文學處于主要地位，譯者多采取異化式翻譯。翻譯是兩種文化交際的重要場所，翻譯過程就是兩種文化的協商過程，而譯者是兩種文化的中介（非文化中立者）。
2.文字表達與文字刪減和改寫。“文為心之聲”。要解決中外語文之間的翻譯，僅僅從文字技巧上著手是難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譯作文字水平的優劣往往還受譯者文化背景的影響，譯者特有的文化背景會賦予他對原文特有的情感如果譯者缺乏他對原文特有的情感，往往要影響到譯者在作品中的文字表達。譯文會生硬難懂，有時甚至不知所云。試比較：
他用耳朵的根底聽之音響。那是憤怒的叫喚，是曠野的咆哮。他覺得那送來的熱情和血的騷擾，在自己的胸中洶涌了。他在臉上，感到暴風雨的狂暴的亂打。前進著，破壞著，而且以偉大的赫爾鳩拉斯底意志驀地停頓著。那巨大的精靈，沁進他的身體里去了。似乎吹噓著他的四體和心靈，使這些忽然張大。
這段譯文是魯迅賦予羅曼•羅蘭的《約翰• 克利斯朵夫》的“黎明”里的一段描述，讓我們再看看傅雷的譯文：
他認得這音樂，記得這憤怒的呼號，這瘋狂的叫吼，他聽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亂跳，血在那里沸騰，臉上給一陣陣的狂風吹著，它鞭撻一切，掃蕩一切，又突然停止，仿佛有個雷霆萬鈞的意志把風勢鎮壓了。那巨大的靈魂深深地透入了他的內心，使他肢體和靈魂盡量的膨脹，變得碩大無朋。
讀傅雷的譯文時，我們深深地感覺到“作品在譯者心里喚起的回響是那么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里的作者和譯者的心靈那么融洽無間，”仿佛感覺到了譯者脈搏也隨著那音樂一起急促地跳動；魯迅的文字修養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的這篇譯文讀上去生硬難懂，究其原因，魯迅對歐洲音樂一竅不通，而傅雷不僅自己諳熟音樂，而且還研究過貝多芬的生平與創作，熟知歐洲音樂與文化。張佩瑤從話語角度分析魏易與林紓合譯的《黑奴吁天錄》，認為譯者對“負載著原著主導意識形態的宗教內容的確有所裁剪――或是刪除，或是淡化，或是非宗教化”，這種做法并非“刪煩去冗”，而是“知識管理”，稱他們合作的成果“是一部強烈顛覆原文的翻譯小說”。翻譯家朱生豪在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時就遵循兩點：一在凡遇到原文與國情不和之處，要加以改造或干脆刪除，二是凡遇到原文中與中國語法不合之處，不惜全部更易全文之結構，務使作者之命意豁然顯露。
三、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