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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費論文范文第1篇

在僅有的幾篇文獻中，馬雙等（2010）研究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參保家庭比未參保家庭有更多的營養物質攝入量，參與新農合使農民食品消費支出增加約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國城鎮居民入戶調查數據探討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消費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提高了參保家庭的非醫療消費支出，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提高的幅度分別為20.2%和12.6%。馬雙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費。現有的研究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或者僅僅關注居民食物消費，而未將居民家庭全部消費支出作為分析對象；或者只關注某一種社會醫療保險，而未將城居保和城職保兩種基本醫療保險綜合考慮，未從整體上考察城鎮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因此，目前國內對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還很不充分。鑒于此，本文采用奧爾多2009年的調查數據，在收集到較為豐富的居民消費支出和醫療保險信息的基礎上，擬對醫療保險與城鎮家庭消費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二、數據與模型

1.關于數據。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自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委托國家統計局開展的較大規模的入戶調查，抽樣和數據處理方法與國家統計局其他調查大致相同。該調查自2005年開始，每年1至2次，通過更新數據建立了《中國投資者行為調查問卷》數據庫。調查問卷設置了受訪者的個人特征、家庭財務情況和投資選擇等方面的35個~50個具體問題，包含詳細的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濤（2006）、陳彥斌等（2009）以及梁運文等（2010）利用該數據庫進行了有關居民投資行為、居民財產分布等方面問題的研究，結果表明數據質量較為可靠。雖然該數據庫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研究中國居民的投資行為，偏向于宏觀研究，但由于調查數據中不僅包含豐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費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參與醫療保險、是否有成員患有大病以及醫療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開始有醫療保險相關信息），因此本文嘗試利用該數據庫進行醫療保險和居民消費關系的微觀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奧爾多2009年調查的A卷調查數據，在12個省的41個市（區、縣）進行，調查地范圍覆蓋東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與目前實證研究使用較多的CHNS數據相比，奧爾多調查數據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家庭消費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總消費支出、非醫療消費支出等關鍵變量上有準確的數據，而不必如現有文獻一樣使用耐用消費品存量數據替代消費支出的流量數據。同時，奧爾多2009年調查收集到的樣本量也比較大，經過數據整理，本文最終獲取的有效樣本為4694個家庭。

2.計量模型。

研究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必須解決兩種由自我選擇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一是，醫療保險和家庭消費都與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相關。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選擇參加醫療保險；同時，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越高，預防性儲蓄越高而當期消費越少。二是，醫療保險和家庭消費都受到家庭成員身體健康狀況的影響。身體健康情況較差的家庭更可能參與醫療保險；同時，身體健康情況較差的家庭會有更多的醫療消費支出和相對較少的非醫療消費支出。為了解決這兩種自我選擇問題，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家庭成員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這樣就可以在給定相同的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家庭成員健康狀況的條件下，研究家庭參與醫療保險對其消費支出的影響，從而很好地解決了上述自我選擇問題。同時，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規模、平均年齡、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通過將各類控制變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組計量模型來分別研究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醫療消費支出以及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別為家庭總消費支出、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和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HI為家庭是否有基本醫療保險，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SAH為家庭成員平均健康狀況，問卷中調查了每個家庭成員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的評價，數值從1到5分別對應“非常好”、“較好”、“一般”、“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個家庭該項指標的平均值作為SAH。RAV為家庭平均風險厭惡程度，調查數據中包含每個家庭成員的風險厭惡程度信息，數值從1到5分別對應“很喜歡冒險”、“喜歡冒險”、“一般”、“不喜歡冒險”、“很不喜歡冒險”，與SAH一樣，本文取每個家庭該項指標的平均值作為RAV。Xi為控制變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變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總收入，在回歸中取對數。（2）SCA，即家庭規模（家庭人數）。（3）AGE，家庭成員平均年齡。（4）EDU，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員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員中是否有黨員，是二值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員中是否有少數民族，是二值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三、實證結果

1.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

本文對回歸結果進行了異方差檢驗，發現模型存在異方差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使用了異方差—穩健估計，以使回歸結果更具有可靠性。表1報告了家庭總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第一列只估計了參與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別加入了家庭成員健康狀況、風險厭惡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變量。三個回歸模型都表明，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可以顯著增加家庭總消費支出。具體來說，與沒有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相比，參與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的總消費支出會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個結果與Gruber和Yelowitz（1999）對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醫療保險制度的研究結果非常接近，他們發現放寬Medicaid條件會使美國家庭消費上升5.2%。

2.醫療保險對家庭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

表2報告了家庭醫療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雖然在前兩個模型中，是否參與醫保的系數顯著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變量之后，該項系數變得不再顯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沒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是否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并無顯著影響。雖然現有的研究曾認為醫療保險的普及會使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歸結果卻并不支持這一觀點。事實上，蘇春紅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觀調查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并未對居民患病就診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并不能使城鎮家庭的醫療消費支出呈現顯著增加。

3.醫療保險對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

表3報告了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醫療保險對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是本文的關注重點。從表3中可以看出，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對提高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參與醫保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在控制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變量之后，參與基本醫療保險會使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社會醫療保險的普及能夠降低預防性儲蓄，在一定程度上對居民消費起到保障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居民消費論文范文第2篇

1.1消費價格

價格對消費結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消費價格總水平的變化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的貨幣能夠購買到的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這就促使消費者在消費和儲蓄之間以及各種金融資產之間做出重新選擇，從而使消費結構發生變化[2]。消費品之間的比價變化也會影響人們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說，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小；而一些高檔奢侈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大。正因為各種消費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同，所以它們之間的比價變化會影響人們對不同消費品的需求量，進而影響消費結構。

1.2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決定產品結構，決定消費結構，是影響消費結構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首先，消費資料主要來源于第一、三產業及第二產業中的輕工業，它們的發展狀況及在整個產業體系構成中的比重直接決定了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其次，三次產業內部的結構變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的具體品種，反映了消費結構微觀層次的變化。如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畜牧業的結構，對人們食物消費結構中的糧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費有直接的影響。

1.3消費傾向

消費結構和儲蓄之間也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雖然近年來鎮江城市居民消費傾向（消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穩定在63%左右，但邊際消費傾向呈現出較大差異。

2鎮江市居民消費結構實證分析

2.1恩格爾系數分析

恩格爾系數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個百分點。按照恩格爾系數劃分貧富的標準，鎮江城市居民已處于相對富裕階段。但是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不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劇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居民消費觀念的多元轉變。因此從總體上講，鎮江城市居民生活仍處于小康階段，正在逐漸走向富裕。

2.2邊際消費傾向分析

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總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13，這說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費。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娛樂與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分別達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滿足后，更加注重飲食的豐富化和科學化，教育的多樣化和層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熱衷的消費項目。由于國家住房調控等政策的實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邊際消費傾向僅為0.009。

3鎮江城市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鎮江經濟運行逐步從生產主導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市場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動作用就越大，其規模、結構和增長速度，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對經濟的發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從基本生活消費為主的初級階段到以家用電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檔化方向發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費階段的升級，對電子、鋼鐵、機械制造等行業產生強大的驅動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4鎮江市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對消費結構傳遞機制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需求增加消費結構改變經濟進一步增長，具體如下：

4.1經濟發展推動消費增長

由于資料的限制，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可用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間，鎮江市地區生產總值由1491.83億元增長至2630.42億元，四年間增長了76.3%；而相對應的，鎮江城鄉居民收入四年間分別增長了54.7%和66.8%，城鄉居民消費性支出增長了51.6%和60.0%。隨著經濟的增長，居民消費（收入）也有了較快增長。

4.2消費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促進經濟增長

一方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賣方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買方市場，供過于求，消費者的需求導向決定著市場的發展導向，消費品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貨幣分配形式增強了消費的選擇性和自主性，拓寬了消費渠道。

4.3以智能化為特征的信息產品引導消費，實現質的飛躍

近年來，信息產品進入家庭，無論是從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都達到相當高的速率。移動電話、家用電腦等擁有量成倍增長。十年來，城市居民家庭彩電擁有量增長49.0%、照相機增長22.0%、攝像機擁有量增長3.7倍；移動電話增長3.7倍，家用電腦增幅達到7.4倍。消費產品的智能化、網絡化和數字化也預示著未來居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5實現居民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本對策

消費結構的合理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運行發展過程，客觀上存在著一些標準來幫助人們判別消費結構是否已趨于合理。這些標準主要包括生理標準（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經濟標準（消費結構應與生產力水平、生產能力、資源承載能力和經濟承受能力相適應）和社會標準（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計提高鎮江居民的收入水平，盡快扭轉鎮江居民收入水平長期低于蘇南地區平均水平被動局面，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區域消費水平的提升，而且還能啟動目前較為低迷的消費市場。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加居民收入，將對消費需求的回升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鎮江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升級步伐的不斷加快。

5.2積極調整產業結構

多年來，鎮江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稟賦，堅持錯位發展，揚優求特，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現階段，鎮江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二是建設好協作配套園區。按照發展壯大產業鏈、加速培育產業集群的整體思路，培育一批競爭力強、帶動作用大的優勢骨干企業。三是以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5.3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消費環境

居民消費論文范文第3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通過國家統計給出2003-2012年的城鎮居民消費數據，來具體分析一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化趨勢。

1.食品消費食品消費直接影響城鎮居民的物質生活和水平，人們只有溫飽問題解決了才會出現其他消費，這是其他消費的基礎。從國家統計局統計十年內我國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情況可以得出：從2003-2012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處于上升的階段，并且從2007-2008年間，上升的速度是最高的。

2.衣著消費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開始其他的消費品，比如我日常生活中衣著的消費，通過數據分析中可以得出：2003-2012年，城鎮居民在衣著消費水平的趨勢也是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

3.家庭用品消費家庭用品消費支出從2003-2012年也是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城鎮居民目前對高檔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已經飽和,現處于更新的階段,因而家庭用品的消費支出增加不大。隨著更新換代的加快以及新的消費“熱點”的形成,用品支出將趨于相對穩定,不會明顯下降。

4.醫療保健消費從數據中可知，醫療保健支出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一是表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開始注意保持健康的身體，二是物價上漲和各種收費提高使居民支出增加，并且居民的對健康方面的意識在不斷地加強。

二、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因素

1.城鎮居民收入變化一切消費的最終形成必然依賴于一定的購買力來實現。收入水平的變化直接決定著消費結構的最終形成及變化，我們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從歷史資料看，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推動著消費結構的改變。第二，從不同收入居民家庭看，不同收入水平決定著不同的消費結構。

2.物品價格變動價格是影響居民消費投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價格的變動，勢必要影響到消費結構的變化。1978年以后，國家開始調整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食品價格提高幅度較大，從而使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1993年，國家大幅度調整糧、油價格；自1988年物價猛漲，許多居民擔心貨幣貶值，大筆資金投到日用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上。

3.國家政策變化分配政策的變化，使居民間收入差距擴大，從而打破了過去消費結構的趨同性，形成了具有一定層次梯度的消費結構。同時，由于各項改革措施的陸續出臺，特別是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推出，房租的提高，加大了住房支出的比重。以后，隨著醫療制度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和養老保險的推進，消費儲蓄的比例也會增加，這些都會改變消費結構。

4.消費者消費觀念和心理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加深和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費觀念和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求新、求奇、求美、求精的消費觀念普遍被人們接受；攀比心理、追求名牌心理等也對居民購買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人們越來越追求方便、舒適的生活。

三、結語

居民消費論文范文第4篇

1．城鄉統籌水平的評價城鄉統籌不只是單純的經濟統籌，其包含經濟、文化、人民生活、要素流動等多方面。本文基于概念的全面性和數據的可得性，構建了9個指標以綜合反映城鄉統籌狀況：城鄉居民收入比（X1）＝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反映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比（X2），反映城鄉生活水平的差異；城鄉居民每百戶彩電比（X3），反映城鄉居民生活物質的差異；城鄉消費支出比（X4）＝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反映城鄉生活品質的差異；信息覆蓋率（X5）＝0．4×廣播覆蓋率＋0．6×電視覆蓋率，反映城鄉間信息傳播情況；城鄉就業人口比（X6）＝城鎮就業人口／農村就業人口，反映勞動力要素的城鄉流動狀況及就業結構；城鄉勞動效率比（X7）＝非農產業單位勞動力產值／農業單位勞動力產值，反映非農產業產出效率與農業產出效率的差異；城鄉固定資產投資比（X8）＝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反映基礎建設的城鄉差異；財政支農比（X9）＝財政支農支出／財政總支出，反映國家的政策導向。以上9個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為了獲得城鄉統籌的綜合指數，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上述9維變量進行降維處理，保留解釋力較強的成分。運用SPSS19．0對9個變量17年時間序列進行主成分分析，計算結果見表1。

2．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評價使用通常意義上城鎮化的衡量方法，用“城鎮常住人口／總人口”來衡量我國城鎮化水平；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則用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占農村居民純收入（消費率）來衡量；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二、城鄉統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

本文基于VAR模型對我國城鄉統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為了防止出現自回歸系數的估計值向左偏向于0、傳統t檢驗失效以及偽回歸等現象，VAR模型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的。本文使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為了增加平穩性，本文對農村居民消費率取對數后再進行檢驗。從結果來看（見表2），原始序列均不平穩，而一階差分以后均平穩，同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分析。雖然時間序列數據經過了一階差分以后平穩，但是差分以后的經濟含義與原序列不同，為了考察城鄉統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是否有長期關系，進一步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首先，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綜合權衡自由度和LR、AIC等測度，選擇滯后階數為2；然后，確定協整秩，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而在5％的顯著水平上接受有一個協整關系，即認為城鄉統籌、城鎮化、農村居民消費之間有一個長期協整關系。根據上述確定的滯后階數，進行回歸，再進行VAR系統的穩定性檢驗，如圖1，所有單位根均在單位圓內，說明此VAR系統是穩定的。繼續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反映的是動態統計意義上的關系，表明的是一個變量是否對另外一個變量具有預測能力（表4）。分析結果表明：城鎮化、農村居民消費均是城鄉統籌的格蘭杰原因，城鄉統籌和城鎮化均是農村居民消費的格蘭杰原因，而城鄉統籌和農村居民消費均不是城鎮化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居民消費率的增長會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城鄉統籌、城鎮化在統計意義上也能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這與筆者提出的城鄉統籌和城鎮化可開啟和促進農村消費市場的猜想是一致的。下面進行脈沖響應分析，以進一步明晰城鄉統籌、城鎮化和農村居民消費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脈沖響應沖擊函數反映了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沖擊的反應，即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2中，橫軸代表時間，設定10期，縱軸代表變量對沖擊的響應幅度。對城鎮化施加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消費在第一年有一個負向的反應，而從第二年以后，反映為正向且幅度最大，從第六年以后反應逐漸減弱，說明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消費有2～5年的激勵作用；對城鄉統籌施加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消費在前三年的反應都是負向的，說明政策具有滯后效應，而從第四年以后反應轉正，并且持續三年左右，但是反應幅度不如城鎮化對消費的沖擊大；對城鄉統籌施加正向沖擊，會促進城鎮化的進程，并且具有長期性，說明城鄉統籌改革利于城鎮化發展；對城鎮化施加正向沖擊，對城鄉統籌的影響更大，并且長期效應更明顯，更驗證了城鎮化是城鄉統籌的實現途徑；農村居民消費的沖擊對城鄉統籌和城鎮化也都具有一定短期效應，但幅度不大，且長期效應不明顯。脈沖響應函數反映了變量之間的沖擊反映，而方差分解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通常用方差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從方差分解的結果（表5）可見，城鄉統籌和城鎮化的變動主要受自身沖擊影響，尤其以城鄉統籌更為明顯（在第1期貢獻幾乎全部來自自身，而到第10期時城鄉統籌對自身影響也占總影響的66％，城鎮化對其貢獻率占26％，農村居民消費對其貢獻不足10％）；城鄉統籌對城鎮化的貢獻度占30％，城鎮化的自身貢獻占60％，消費對其貢獻度只有1．3％；但是三者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沖擊響應的貢獻度從長期來看比較平均，第10期時，城鄉統籌和城鎮化合計對農村居民消費的貢獻超過50％，這與脈沖響應分析中城鄉統籌和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正向影響的結論相一致。

三、結論與建議

居民消費論文范文第5篇

1、匯率制度影響居民消費信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GDP總量也從80年代初期的3630億增長至2013年底的56.88萬億,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與發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狀態逐步轉變為以消費為主的買方市場。居民的消費能力在推動產品銷售和拉動產出方面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消費水平不僅受到當期收入的影響,而且影響因素眾多,且時限也跨至人的一生,當居民的當期收入無法滿足現時消費需求,在預期跨期經濟運行穩定,并有穩定收入時,往往就會借助消費信貸市場,通過跨期消費信貸來實現自己的消費需求與要求。隨著消費觀念的改變,新一代的國人消費已經越來越多的依賴于信貸支持。在投資拉動經濟受阻的情況下,政府也愿意通過制定政策,通過擴大消費刺激經濟,這為我國的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很大的動力。消費信貸已經成為了時下流行的居民消費渠道之一,我國居民消費不再是以當期收入為消費來源的唯一消費渠道。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游資涌入、西方國家輿論壓力、國內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長期外匯儲備過高等原因,我國的匯率制度從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變為現今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方方面面的影響。目前,我國經濟在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已處于轉型期,從國家統計局發出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國內經濟前三季度GDP增長低于7.5%,預測國內近年的經濟GDP增長很難超出8%。鑒于當前國內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中央也在不斷調整經濟對策。另一方面,在當前整個大環境不好的狀況下,匯率的波動變化,更是對居民生活消費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國采用靈活的匯率制度對于經濟的發展和穩固有著巨大的作用,而經濟的增長又會增強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從而影響消費信貸在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2、匯率直接影響商品價格匯率是一種貨幣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比率,是以一種貨幣表示另一種貨幣的價格。在國際貿易中匯率是國與國貿易的重要的計算與結算形勢,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匯率對居民信貸的消費水平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匯率直接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而商品物價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的頻率和水平大小。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人對于進口商品特別是大宗進口商品更情有獨鐘。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下降,將會促進居民消費,從而影響消費信貸。

3、匯率的升高對居民消費的直接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升高會給國內居民帶來很大的好處,主要表現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后,就會降低海外原材料的價格,從而降低石油和原材料的上升對居民經濟的影響,居民可以分享購買更加便宜的海外原材料及商品價格。人民幣匯率的上升,必定使得人民幣的購買力的增強,從而降低國內居民的出國旅行及游玩的花銷。例如,當人民幣匯率升高后,1000人民幣由原來的可以兌換121美元(以匯改前匯率計算)變為164美元(已匯改后匯率計算),這就使得相同人民幣能夠兌換的外幣增多,促使國內居民對國外消費能力的增強,從而影響消費信貸的使用水平。

4、匯率的變化對居民消費預期的影響實踐與研究表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一段時間內進口商品將占據國內消費市場,但跨期選擇和兩種商品間的互補關系將在很長一段期間內提升國民對國內商品的消費需求。從長期角度上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會影響到居民收入水平、資產價格以及居民消費需求。要維持好匯率水平,保持適當規模的外匯儲備和保持穩定的貨幣供給,使其更好的為經濟基本面服務,為消費信貸一個有利和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同時做好社會保障措施,這樣才能讓國人能夠安心透支明天的錢,追求品質生活,從而帶動內需的增長,拖動經濟增長。

二、匯率與經濟消費調控之間的關系

在我國實施匯率改革以前,由于對匯率狀態的評估的低估,使得出口總量不斷加強,這就使得我國的外匯儲備急劇的增大,外匯儲備的增加,也就使得以外幣為基礎的貨幣的發行量不斷增加,外匯貨幣發行的增加,使得我國貨幣兌換外幣的匯率增大,這刺激了居民信貸消費的能力和水平,同時也挖掘和消費了潛在的消費水平。自我國實行新形勢下的匯率改革之后,以新的匯率運行機制為主體的調控控制措施,從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匯率的彈性變化空間,但是當前國內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控制消費信貸風險的同時,還要刺激消費水平的提升,只有在控制好消費信貸的風險的基礎上,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意愿,才能更好的使我國的經濟健康而穩定的發展。如果對消費信貸管控的過于嚴格,必定會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與預期的消費愿望,這會進一步惡化國內經濟的增長動力,引起消費的疲軟,所以要控制好匯率政策的調動性,增大匯率浮動的空間,以提振國內居民消費的水平。隨著我國的開放的程度不斷擴大和加強,對資本的管控越來越放松,這也就加快了我國經濟的世界化進程,促使國內經濟融入國際經濟體之中,這就使得國內經濟很大程度上將受國際經濟變化和浮動的影響。所以匯率的浮動會通過影響資金鏈的流動而對信貸市場產生影響。在我國的市場中,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將會導致大量的外部資金流入,促使對國內的融資量增加,從而增大信貸資金的量,進而提升消費信貸的增長,這有利于提振國內消費市場。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人民幣匯率的增高,會導致進口的增強,從而會給國內同類商品企業帶來沖擊。

三、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