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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論文范文第1篇

通信行業市場營銷體系的發展現狀，主要集中在我國通信行業的三大巨頭，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三家企業的市場營銷發展的趨勢大體相同，根據2014年12月26日中國信息產業網人民郵電報的報道，2015年信息通信行業的十大趨勢一是產業互聯網、信息消費和興起中的信息經濟，二是我國4G全面啟動，5G國際布局加快，三是寬帶中國邁向新的發展階段，四是移動互聯網孕育新一輪的創新與變革，五是從智能終端到智能硬件，開啟智能化時代，六是工業互聯網：構筑智能制造的關鍵基礎，七是云計算和大數據：向新技術新平臺演進，八是車聯網：從概念走向生活，九是網絡信息安全：基礎設施和信息資源保護成為戰略，十是網絡空間法制建設將加速推進。多層次、多樣化使用用戶逐漸對通信行業提出更高質量、更多樣化的需求，而通信行業產品趨于差異化且目標客戶和市場也需要更加細分。

2.通信行業市場營銷體系的構建

2.1缺少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管理規范制度

市場營銷不能缺少法律法規的規范。隨著通信行業的飛速發展，通信行業的市場營銷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凸顯出了諸多問題。隨著愈發激烈的市場競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營銷手段衍生品，許多經營商利用法律的漏洞進行大肆地非法經營，以謀取暴利。而通信是人與人或人與自然之間通過某種行為或媒介進行的信息交流與傳遞，對于每個客戶都是息息相關的，非法的營銷手段不僅造成客戶經濟上的損失，而且造成了市場營銷系統的紊亂。所以，只有加強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管理，建立完善的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的法律法規，才能促進通信市場的健康發展。

2.2通信行業市場營銷手段滯后，管理機制缺失

當今社會通信行業飛速發展的趨勢下，通信行業的發展理念需要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吻合，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通信行業中市場營銷手段是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營銷是技術質量的要求、是服務質量的要求，落后的營銷手段降低了企業的品牌質量，不利于客戶群體的擴充。同時通信行業三大巨頭企業之間的競爭往往存在著一地多系統交叉競爭的現象，通信行業的系統之間的差異性有著相似之處，管理機制的缺失，導致通信行業在這一方面很難進行統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信行業的資源浪費。通信行業市場營銷手段的滯后和管理機制缺失，嚴重阻礙了通信行業的健康發展。

2.3通信行業售后服務不到位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通信行業的發展也在不斷壯大。通信行業的三大通信運營商擁有者數字可觀的客戶群，所以客戶群的維護是一重大課題。通信行業的市場營銷需要產業鏈條的維護，通信行業市場競爭的激烈性，使通信行業不得不全面發展自身體系，無論是技術上，還是服務上。產品售后服務的不足，導致客戶群對企業服務的不滿，影響著客戶對通信企業的信任，信任是通信行業市場發展的無形資產，良好的信譽度使企業得到客戶群的良好口碑，并能有效擴充客戶群體。而較差的信譽，導致企業口碑的下降，客戶群流失，嚴重的可以導致通信企業的倒閉。所以說，通信行業售后服務的不到位，影響著通信行業的正常市場營銷的有序進行。

3.完善通信行業市場營銷措施

3.1健全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管理規范制度

當今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管理方面，許多經營商利用法律的漏洞進行大肆地非法經營，以謀取暴利，正是因為通信行業市場營銷管理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有序管理，嚴重制約了通信行業的發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可以凈化市場營銷手段，對不法經營分子進行有力的打擊，并且進行嚴厲的處罰以示警戒，同時可以對誠實守信的通信企業進行獎勵，為通信行業的營銷的良性循環做好基礎準備。井然有序的發展環境，才能促進通信行業的健康發展。

3.2通信行業市場營銷多樣化，管理機制統一化

我國通信行業營銷市場的發展競爭非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拓展通信行業市場的多樣性，營銷手段不斷更新，才能立于競爭的不敗之地。首先，我國通信市場的重點轉向娛樂業務的發展。將娛樂業務作為現代通信行業的重點業務主要原因是近年來娛樂事業的不斷發展，其客戶群體已經成為不可小覷的力量。其次同時通信行業的營銷手段也應注重品牌效應，通過良性競爭的循環，通信行業不斷的體自身產品的質量和服務，進而來實現通信行業的品牌價值，提高通信行業運營商的經濟效益。通信行業市場營銷中管理機制的統一，對通信行業起到了綜合管理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通信行業間的良性競爭，減少了通信行業的資源浪費，加強了各通信企業的有序發展。

3.3增強通信行業售后服務業務能力

新興市場論文范文第2篇

教學內容比較落后，多年使用的教材一直在沿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情況，教材內容的諸多部分已經完全落后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狀況，最終導致學生學到的理論知識不能夠與職業實踐相吻合，以致在市場經濟激烈的人才競爭中被淘汰。受“應試”教育理念的影響，現在的許多高職院校過多的重視理論學習，而忽視了實踐技能方面的培養。另外對于實踐課的質量掌控也很不盡人意。高職院校內市場營銷專業師資質量和數量水平低，市場營銷專業教師自身未能緊跟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潮流來進行教學工作，在理論知識積累和實踐操作經驗兩個方面的教學資源短缺，不具有良好的應急處理能力和協調組織能力，沒有深入生產企業進行實際經驗的學習，對市場經濟的整體情況缺乏積極的調研。理論教學和職業實踐教學不協調，傳統的只注重理論知識教授的教學模式還普遍存在，嚴重忽視了實踐性教育，學生在校期間基本沒有參與市場營銷實踐的機會。由于學生人數眾多，學校不能提供集中實習的場所。所以管理起來非常困難，對學生的有效監督也成為了難題。在理論教學上不注重與現實市場經濟發展的聯系，對綠色營銷、營銷關系等沒有重點全面講述，使得學生的理論知識水平和職業實踐能力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市場營銷教學的行業特色不明顯，沒有根據學生具體所要服務的市場進行分班分科，為了提高教學效率而進行盲目的學，使學生所學的市場營銷知識專業性行業性不強，以致參與工作后需要耗費時間來適應營銷環境。考試評估的方法欠合理，只注重理論知識的書面考試，沒有將學生的市場營銷社會實踐成果作為考試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使學生所學的理論知識得不到有效的實踐利用，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職業素質。

二、市場營銷專業教學中實施創新性教學模式的重要性

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增加了市場營銷人才的需求量，而且對市場營銷人才的實踐創新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高職院校中的市場營銷專業的人才培養與市場經濟活動聯系密切，在人才培養方面應當把提高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和職業技術水準當做教學任務的主要工作目標。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市場營銷人才競爭越發激烈，這為高職院校市場營銷專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在市場營銷專業教學過程中實施創新性教學模式，可以有效提高高職院校的教學水平，保證學生可以充分利用所學知識進行實踐創新活動，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帶來重大的推動意義，促進市場經濟的穩步發展。創新型教學模式在市場營銷專業內的運用于改進可為高職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提供案例典范，推動創新型教學教學模式的全面推廣普及，提升我國高職院校和高等院校培養創新型實踐人才的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輸送更多的高素質創新人才。

三、創新性市場營銷專業教學模式的構建

(一)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重

市場營銷專業教師堅持理論教授和實際教授并重的教學心態，學生則堅持理論學習和實踐學習并重的學習心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嚴格樹立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增加理論積累的教學理念。優化教材教學內容，教師根據自己的市場調研結果向學生們介紹經驗，定期開設社會實踐課，帶領學生走進生產企業，實地進行市場考察，增加學生們的實踐機會。聘請有名望的市場營銷專家來學校講學，傳授豐富的市場營銷經驗，讓學生們得到切身體會。學生關于市場營銷方面的疑問可以向專家請教，積極向專家表達自己的觀點，以獲得專家的悉心指導。在進行多方面實踐教學的同時，也不能丟掉理論知識的基本課程，注重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操作的能力，保障理論知識學有所用。

(二)采用靈活多變的創新教學手段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不斷地探索新型的教學手段，將抽象枯燥的理論知識形象化、生動化和直觀化，教學方式的創新會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在實踐創新教學中因材施教，根據學生個人的理論基礎和興趣愛好，讓學生在市場營銷實踐中自由發揮，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創造力。充分運用多媒體信息網絡技術，綜合使用圖片、文本、聲音、視頻軟件向學生教授課程，通過加強課堂師生間的交流互動，活躍課堂氣氛，開發學生們的創造力和合作能力。充分利用廣闊的網絡資源加強市場營銷方面的信息提供，在網上進行市場營銷經驗交流，集思廣益，促進學生職業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在創新教學環節中加入自主創業實踐訓練板塊，有助于培養學生綜合的職業能力，為今后學生自主創業打下堅實基礎，拓展學生的就業發展空間。主要可以開展自主創業設計、自主創業調研、公益營銷實戰及自主創業實踐等活動。

(三)教學成果評估體現行業特色的差異

傳統的學生學習成績考試通常只是根據一張試卷來評判學生的學習成果，太過片面，不能夠現實學生真實的素質。應該把綜合素質的評定作為學生學習成果的可靠標準。在教學過程中進行階段性理論學習成果和實踐學習成果評價，重點進行分行業特色教學成果評定，比如建筑市場營銷、服裝市場營銷和飲酒市場營銷等。對學生對各個行業的市場現狀包括基本知識、行業動態、發展趨勢等的掌握和理解進行考核，對學生的市場營銷社會實踐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評估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和職業素養。

(四)中外合作辦學

在經濟全球化逐漸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市場營銷專業進行中外合作辦學很有必要。校方應主動聯系國外高等院校的市場營銷專業部門，創辦市場營銷學習交流班，加強中外市場營銷專業學生的聯系，不斷使學生的知識結構得到優化，并在實際的合作操作中鍛煉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四、結束語

新興市場論文范文第3篇

1.1外觀基礎技術含量低國內童鞋設計市場起步較晚，多數童鞋設計師是從成鞋設計崗位轉換而來的，對兒童的生理結構及心理狀態并不十分了解，設計意識依然停留在產品的大眾化流通性款式形態設計上。很多設計師刻意或無意地忽略童鞋原創概念性設計，導致其在產品外觀創作上的意識淡薄。童鞋產品的設計形態創新度還停留在特色實用功能技術數據上，其設計關注度、資金投入度、技術研發度都滯后于同類國際同期童鞋產品。

1.1.1楦體外觀設計消極數據顯示，對于大部分童鞋企業的設計師而言，直接使用客戶提供的款式楦體，已經成為一種行業慣例。童鞋楦體的開發，由于制作成本和設計人才的匱乏，更新速度和創新意識更是遠遠落后于款式的更新速度。大部分童鞋廠出于成本的考慮，會套用用過的舊楦頭，或重復使用相同的楦頭。而家長在選購童鞋時，更關注產品的顏色、面料、款式等，這種消費取向也造成設計師對楦體外觀開發產生消極情緒。

1.1.2工藝形態設計落后與成鞋設計市場相比，童鞋市場中產品的審美與消費都還在成長階段，設計師在童鞋產品面料形態的需求和設計上缺乏經驗，無論是在款式新工藝處理模式上，還是新工藝設計形態的創作上，與國際品牌相比都存在明顯差距，沒有形成完善的工藝設計技術數據平臺。就國內制皮行業而言，高質量、高飽和的面料色彩工藝制作、加工、呈現形態以及不同質地、觸覺的肌理感、多體編織單體穿搭等都還是皮革材料還在攻克的技術難題。

1.2外觀款式設計手法陳舊國內童鞋市場，鮮有大師級的概念性作品出現，也沒有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童鞋設計大師出現，沒能打造知名的國際童鞋品牌，甚至少有個性鮮明的產品設計。根源在于很多童鞋設計師并沒意識到童鞋是需要有積極的原創意識的，沒有真正了解到兒童的消費需求，也沒能深入地研究兒童的消費心理，造成童鞋產品的款式設計觀念陳舊。

1.2.1幫面的分割設計缺乏美感童鞋設計師因為極少受過系統的美學體系訓練，對童鞋產品款式設計中點線面的基本構成形式沒有足夠的駕馭能力，缺乏對常規形態的突破，造成產品幫面分割的設計觀念陳舊。而在國際童鞋品牌的設計中，卻是普遍重視設計構成的運用，設計師在構成基本元素的組建領域會花更多的時間考慮，通常會為構成選擇打破常規設計的界面，帶來幫面的變更性創新設計，使產品能源源不斷地給兒童消費者帶來新鮮感，保持消費的上升狀態。

1.2.2色彩搭配缺乏專業精神童鞋產品的外觀配色是極其專業的配色領域，設計師不但需要掌握色彩構成、兒童色彩心理學等專業知識，對色彩的性情更要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對色彩的運用和搭配手法要具備較強的駕馭能力。而國內童鞋設計師僅憑經驗和慣性進行配色是不科學的，設計師在第一時間尋覓不到國際流行色，也就無法創新色彩設計模塊，就導致配色不專業。現在很多童鞋企業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通過外貿公司對產品進行深度配色。

1.3外觀形象缺乏象征性調查表明，大部分4～9歲的兒童對動漫中的虛擬卡通形象帶有濃重的迷戀色彩，這種情況會一直延續到十二三歲，至此有部分群體才會慢慢進入到偶像階段，有的甚至到成人后依然保留有特殊情結。而女童喜愛的芭比娃娃、白雪公主，男童喜歡的蜘蛛俠、奧特曼等都來自于國外市場。國內童鞋市場沒有自主創造代言式品牌形象的意識，卡通圖案上設計都是品牌間的相互抄襲，部分外觀形象粗制濫造，毫無象征性可言。童鞋產品中圖案設計的缺失，使得企業只能購買國外的卡通形象版權，資金受到牽制，也是中國童鞋發展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1.4外觀功能研發單一雖然國內部分大中型童鞋企業已經開始關注到產品的功能性研發，會發光的童鞋、可以唱歌的童鞋、帶輪子的童鞋等都陸續面世，標志著童鞋功能時代的開啟。但童鞋產品的功能性研發，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說，都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新產品的研發周期長，實驗程序煩瑣復雜，在成本投入上存在著很大的壓力，成為企業抗拒的重要原因。從國內童鞋市場的大局觀來說，功能性的開發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沒有形成層次分明的功能開發領域。

2童鞋產品外觀創新策略

2.1加快技術更新速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國和出口國，政府機構應當更加完善匹配制度，加強高校與行業企業的聯系，構建平臺加速產品技術研發的速度。雖然國內數十家鞋研發機構定期在童鞋楦型設計上做數據調整，國外也有投資公司參與舒適形鞋底和環保類項目研發，但其規模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參照國外職業教育模式，要改變行業的現狀，必須要加強高校鞋類設計專業與行業尖端研發機構的合作，帶動一定范疇內的研究力量，全面動員，長效、系統地研發符合兒童消費者腳步生理結構的舒適形鞋楦數據。而高校專業與企業的聯合，則可以引導設計類人才更直觀地關注工藝等具體研發形態，研究比較種類差距，形成數據研究，為工藝創造的除舊推新獻計獻策。行業研發機構的技術研發優勢應與高校穩定的研究體系、教育傳承模式相結合，基礎研究中需要極其嚴格的數據采集，需要對研究對象進行長時間持續的跟蹤調研和一定研發資金匹配等。高校與行業企業的相互扶持，優勢互補，在根源上解決了高素質童鞋設計師的規模培養，最大限度上實現了未來國內童鞋產品外觀原創創作的可能性。

2.2創新設計理念與設計手法

2.2.1材質拓展童鞋產品材質的多樣化開發，是改變產品形態造型單一的有效舉措。例如，在童鞋雨鞋產品中的透明材質，不但可以與里面的鞋襪形成色彩造型的多樣化，成就不同的形態造型效果；而且塑膠透明材質在童鞋產品中的一體成型既節約了成本，也在產品的防水性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使商品的用途更加多元化；再如近年來隨著懷舊主題的回歸，帆布、棉麻的面料經過專業處理后回到了產品的銷售視線；經過專業處理的布類面料不但加強了耐磨度與抗污性，而且降低了產品的成本，提升了童鞋產品的舒適度和環保性，結合各種有趣的人造皮草打造不同形態，都是不錯的材質拓展設計的實驗。

2.2.2裝飾再造設計師在童鞋產品中，應通過對面料的黏合、熱壓、車縫、補、掛、繡等工藝手段形成面料立體的、多層次的設計效果，可以豐富面料本身形態的變化，實現產品裝飾再造的目的。拼接、縫合、環繞等設計手法，延伸產品仿生形體特征，擴大設計的空間，豐富設計效果；在童鞋產品上印刷圖案、電腦刺繡圖案、水洗油鞣圖案、手工繪制圖案等創作，對產品的整體設計有著積極的再造影響；各種裝飾物件加入海綿體等混合材質的設計，創作出立體化及半立體化的處理效果，與平整的幫面形成了強烈對比，可以極大地豐富設計對象的物體呈現性；前期市場能有效開發符合兒童審美情趣的活潑可愛型鞋珠鞋花鞋飾等裝飾配件，也有助于大幅度地推進產品的層次變化。

2.2.3樣式創新童鞋產品樣式設計比成鞋簡單，較少采用水洗、油鞣、壓花、鏤空等傳統工藝處理，也鮮有現代工藝制作的介入，造成了視覺審美上的匱乏。其實，童鞋產品借鑒成鞋的幫面分割體系，重建了幫面的設計體系。比如在產品設計中縮短幫面長度，加大弧度處理，簡化裁斷手法，使其符合兒童腳部生長規律和審美情趣；或選用鴕鳥紋、鱷魚紋、蛇紋等名貴皮料，加工面料的顏色，采用粉嫩色系，呈現兒童的萌態；不同材質的混搭與不同顏色的拼接，都能夠使鞋面造型呈現多元化，豐富裝飾效果；或吸收輕紗、絲綢、蕾絲等成鞋常用元素，改良其花色和樣式，創造出符合兒童消費者的心理特點的設計；再如條紋、圓點、英格蘭格以及愛心、圓點等高頻率出現的圖案，奶牛紋、斑馬紋等動物紋路，在形態上進行兒化處理，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3創造經典形象兒童消費者更傾向于產品的外在顏色和感觀形態，特別是幼童對卡通造型極有興趣。國內動漫起步較晚，缺乏有號召力的卡通形象，但隨著“喜洋洋”等國產動畫主體創作的成功，也為童鞋企業的卡通形象設計提供了空間。很多童鞋企業都意識到自身對產品外觀圖案創作的力不從心，粗糙的動畫形象不但不能贏得市場，還很可能適得其反。在國外，圖案藝術家們本身具有的高層次的原創設計能力和對圖案理解的純粹的創作意識形態經常被著名的童鞋企業所借用，形成良性渠道，共享優勢資源，攜手創作兒童消費者真正喜歡、能夠喜愛和接受的主題化童鞋產品，打破企業普通設計師被常態化的設計思維。國內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如插畫設計師、圖案設計師、漫畫家都具備創作單體卡通設計，卻沒有渠道介入到童鞋產品的款式設計的圖案形態中來，設計行業之間搭建良好的交流、溝通、共建、分享式平臺已經迫在眉睫。

2.4創新外觀結構國民的消費理念日益理性化，童鞋產品外觀的創新性設計已經成為吸引消費群體新的熱點。如何在保證產品的完整性基礎上，從不同的實用角度開發童鞋的實用功能，成為設計師新的研發課題。童鞋產品創新外觀結構除去舒適性結構需要極其專業的技術人才，長時間的實驗周期，非常嚴密謹慎的科學實驗，實驗單位成本高昂，小規模企業不能夠承受等以外，還有各種形式的可懸掛、可拆卸、可拼接、可變裝、易于攜帶、便于儲存、具備部分玩樂功能的外觀創新形項目等，朝著低成本多功能的技術開發方向，為童鞋的設計指出了新的設計契機。后者是普通設計師就能開發的，更適合中小型童鞋企業進行實用性的結構功能性開發。

3結語

新興市場論文范文第4篇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結構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就是外資金融機構大量進入其銀行體系。外資銀行在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的上升,是成熟市場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進行的銀行體系融合的一個表現。在拉丁美洲以及轉型經濟的中東歐國家，外資銀行占到了當地銀行資產總量的大部分，而在亞洲，盡管外資銀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區少得多，但是也成為了當地銀行部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中東歐轉型經濟國家，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外資進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資控制率達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東歐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之后，國有銀行的私有化進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資銀行的進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銀行大多數是中小銀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國有儲蓄和對外貿易銀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進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銀行系統的外資控制率接近了60%。波蘭的私有化進程是漸進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銀行出售之后，外資控制率也達到了53%。捷克在1998年開始對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資控制率將上升至60%。在2001年僅剩的一家國有銀行私有化之后，外資控制率達到90%。

在拉美，盡管外資銀行進入歷史很長，但直至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其數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機構掀起的并購浪潮。在1994年底，外資銀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據相當的市場份額，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購活動之后，外資銀行控制的銀行資產已經達到了50%。而市場規模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資滲透率一直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資銀行控制的資產已經達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銀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銀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資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資銀行在其銀行體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國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銀行資產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資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銀行。1997年、1998年兩家大型歐洲銀行的進入，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該國銀行業的格局，并且加劇了競爭，隨著一些國有銀行的私有化，進一步的外資收購是有可能發生的。

在大多數亞洲國家，外資銀行的作用比中歐和拉美國家要小得多，這一現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對外資進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進入零售市場。1997年金融危機后，除馬來西亞外，一些國家對外資銀行進入放松了限制。韓國第一銀行（KoreaFirstBank）出售給新橋資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資銀行控制率在韓國有所上升。危機后泰國有四家銀行出售給外資金融機構，使外資控制率從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外資金融機構大量進入新興市場國家。對于這一現象的出現及其背后的推動因素，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關注和興趣，他們對此進行了一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

外資銀行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市場份額急劇上升，從一個側面體現了近期全球銀行業合并整合的大趨勢。金融服務行業的國際化使得銀行面臨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信貸業務和其他金融服務方面的激烈競爭，尤其是來自證券市場的競爭，使得銀行業的凈利差和利潤大幅減少，降低了銀行牌照（Franchise）的價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時，銀行業在本質上是信息和計算機密集化的行業，其國內業務和國際業務的成本在近幾十年大幅下降。這一方面產生了規模經濟，特別是在銀行后臺業務運作方面；另一方面擴大了銀行業務的范圍，特別是銀行OTC衍生產品出現和快速發展。為了獲得這一規模經濟和產品范圍擴大的好處，銀行之間為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進一步降低了銀行傳統業務的利潤率，促使大型跨國銀行為了獲得新的利潤增長點而涉足其他金融領域，并向海外大規模擴張（Canals，1997）。

中歐轉型經濟國家只有短暫市場經濟歷史，在這種條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穩健的銀行體系具有相當的難度；另外，向銀行系統重新注入資本需要較高的成本，這使得該地區國家的政府認為將國有銀行出售給外國戰略投資者，是解決銀行系統問題切實可行的方案。近期，為了加入歐盟并達到OECD的成員國條件，各轉型經濟國家政府進一步放松了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

與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內瑞拉、巴西的銀行部門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促使政府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進入，輸入重建資本，帶來先進的銀行技術。在已有大量外資銀行的國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亂導致了一系列的銀行并購，大大提高了外資銀行在當地銀行市場的參與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為止，外資銀行在亞洲增長的幅度遠遠小于中歐和拉美，但市場參與者預期這一情況會在未來一段時期有所轉變。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因來解釋亞洲外資參與程度較低的現象。

其一，政府擔心在發生危機時，外資銀行會迅速、大幅減少對當地的貸款，并從東道國撤出資金，因此認為外資銀行不能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其二，當地銀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結構是外資銀行進入的一大障礙，因為家族往往不愿意將所有權轉讓給外國戰略投資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亞洲參與跨國并購的外資銀行大多數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然而大多數來自歐洲和美國的銀行不得不在俄羅斯危機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之后，處理自身資產負債方面的問題，日本銀行也陷于處理國內問題叢生的金融體系，無暇向外擴張（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亞洲國家的銀行中介化程度遠遠高于中東歐和拉美，所以進一步增長的預期小于上述兩地，如果外資銀行進入亞洲國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組工作；最后是銀行牌照的價值在逐漸降低，許多大型企業借款人轉向資本市場融資，加之網絡銀行的發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銀行網絡的價值。

二、新興市場國家的外資銀行發展：進入動因的假說提出

一國銀行體系外資銀行參與率（控制率）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資銀行有意愿進入這一他們認為是有潛在盈利機會的市場，以及當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國競爭者開放其金融體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穩定性并解決其銀行危機的問題。故此，我們認為外資參與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場上已進入的外資銀行和當地銀行的成本收益的影響，受到政府在危機后重組銀行系統的成本的影響，并受當地宏觀經濟條件以及金融部門市場結構的影響。為此，我們就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動因提出以下假說。

影響外資銀行決定是否向海外擴張的因素大致可分為外資銀行本身以及即將進入的東道國兩個層面來考察，就外資銀行本身而言，有兩個方面：

（一）擴展業務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動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將衡量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變量和銀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結果表明，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和向海外擴張的程度正向相關，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較高的銀行更可能在海外擁有分支機構。合理的解釋是，創新能力強的銀行更有能力尋求新的利潤機會，會有較大比例的收入來自非傳統業務，也會有較大的向海外擴張的傾向。對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言，這種類型的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增加該國的福利，當然這還要看他們進入后所提供的銀行服務的類型。因此，我們提出:

假說1：外資控制率（或參與率）與外資銀行自身的比較優勢正向關聯。

本文選擇三個變量來外資銀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較優勢:一是外資銀行與本地銀行資產收益率或資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兩類銀行盈利能力的差異；二是外資銀行與本地銀行的營業費用之差，以考量兩類銀行經營成本的差異；三是外資銀行與本地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業務能力（金融創新）的差異。

（二）客戶跟隨戰略

就銀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戶——跨國公司將業務擴展到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時，它們有時也會為了追隨客戶而到海外設立分行或附屬銀行，在境外為其客戶提供銀行服務。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戶跟隨戰略。

對于發達國家外資銀行的客戶跟隨戰略的研究始見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們研究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向海外擴張的情況，當時美國銀行主要投資于英國，兩位研究者發現美國對英國的出口額與美國銀行在英國的直接投資額(FDI)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同時他們發現外資銀行進入美國也存在相同的情況，并且非銀行部門的FDI也是決定銀行部門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東道國和母國經濟交往密切、經濟融合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外資銀行會本著追隨客戶的原則來到東道國開展業務，為客戶提供不間斷、全方位的金融服務。一般用非銀行部門的FDI來描述兩國經濟的融合程度。有許多研究檢驗了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程度和銀行部門FDI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融合程度越高的國家之間的銀行部門的FDI也越多，而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兩者之間的關系卻不甚明顯。

對發達國家銀行部門FDI的研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分析了外資銀行在美國或英國的投資及經營活動，即多國對一國銀行部門的直接投資情況;另一種是分析了來自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的銀行在世界各國的投資及經營活動。這兩類研究結果都表明，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程度和外資銀行進入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支持外資銀行追隨境外客戶向海外擴張的結論。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過檢驗外資銀行貸款行為的方法，檢驗了追隨客戶假說，發現在外資銀行的大多數貸款并沒有貸放給來自本國的借款人。他們調查了在美國經營的、來自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和英國的銀行和來自這些國家的非金融企業在美國的分支機構的借貸模式，發現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時期中，上述六個國家中有四個國家的銀行(日本、加拿大、荷蘭和英國)，將大部分貸款貸放給了非母國的借款人，所以追隨客戶假說只能獲得有限的支持。

國際上對于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外資銀行是否奉行追隨客戶的經營戰略的研究并不多見。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資銀行在32個國家的經營，發現對東道國的FDI伴隨著外資銀行進入的增加，但在發展中國家，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從對外投資國（美國）的角度進行的，我們試圖從東道國的視角重新檢視追隨客戶假說是否可以解釋90年代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銀行部門FDI劇增的情況。為此，提出:

假說2：外資銀行參與率和控制率與FDI上升正向關聯。

而就東道國層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資銀行進入，主要可以考慮下述三個方面：

（一）東道國政府放松管制，進入門檻的降低

東道國法律法規方面的限制對于外資銀行進入的影響是直接的，這些限制阻止了外資銀行的進入，限制了本國銀行部門的競爭，保護了缺乏效率的國內銀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發現，外資銀行更加愿意投資于對銀行經營限制較少的國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對銀行業較嚴格的限制（無論是對本國的銀行還是外資的銀行），往往與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關聯。

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取消了對區域銀行跨洲經營的限制，之后各個州自己制定的各項規定對于外資銀行進入的性質和程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Goldberg和Grosse(1994)對此進行了研究，表明外資銀行在對其經營限制較少的州參與率較大。Buch和Delong(2001)對銀行收購兼并活動中的法律障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測試了2300個以上商業銀行的兼并交易，發現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法律環境是影響國際兼并的重要決定因素。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外資銀行進入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時，在獲得經營執照、分支機構數量限制、經營業務范圍、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許多亞洲國家90年代后期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才允許外資銀行持有更多的股權。而中東歐轉軌國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資銀行才被允許進入，當局開始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銀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樣，拉美國家轉變對外資進入的態度也發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機之后。所以總體而言，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必要非充分條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備的。因此，我們提出：

假說3：金融危機后，外資參與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說4：金融管制嚴格的國家，外資參與和控制率較低。

一般很難找到合適的指標來考量一國金融管制的程度。我們選擇本地銀行部門的凈利差作為金融管制的變量，一般認為，嚴格的金融管制保護了本地銀行業的高利差的壟斷收益。另外，對外資銀行和本地銀行不同的稅負政策，也反映出東道國政府對外資銀行進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兩類銀行的稅負差作為變量。

（二）外資銀行在東道國獲得盈利的機會

東道國宏觀環境好轉，直接導致投資環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銀行部門潛在盈利機會的增加。理論上講，外資銀行會選擇盈利前景較好的地區進行投資。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證實了東道國人均GDP和外資銀行對該國的FDI之間存在正向關聯。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關于外資銀行進入的經典文獻中，運用了1988-1995年之間80個國家2300家銀行的會計方面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這段期間，外資銀行向那些獲利豐厚、稅負較低、人均收入較高的地區大舉擴張。

Wezel(2004)的研究并沒有發現人均GDP對于外資銀行進入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卻發現了金融危機發生可能性較小的地區，外資銀行進入的可能性會比較大，這一發現表明外資銀行更愿意進入經濟發展前景穩定的國家和地區。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兩國經濟之間的融合程度之后，發現外資銀行在選擇向海外擴張的地點時，最重要考慮因素是東道國的預期經濟增長率。一般來講，初始產出水平較低、通貨膨脹率較低、入學率較高、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將更有可能獲得較快的增長，于是這些國家和地區也就獲得了外資銀行的特別青睞。此外他們還檢驗了東道國銀行部門盈利情況對于外資銀行進入的影響，在文中，他們運用了資產回報率和成本收入比率來度量東道國銀行部門的盈利情況。結果表明利潤率是銀行選擇進行FDI的基礎。故此，本文提出：

假說5：東道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通脹率相對較低，外資銀行參與率和控制率高；東道國銀行部門利潤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資銀行進入。

（三）地區特異性因素

誠如前述，我們發現一些地區特異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區外資銀行進入的顯著差異，例如，1999年中東歐轉型經濟國家希望及早融入歐盟的愿望，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各國放松對外資銀行進入的各項限制。此外，一些亞洲國家普遍擔心，一旦發生危機外資銀行有可能大量撤資，外資銀行為本地經濟提供的資金來源并不穩定，因此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相對嚴格。

三、中國實踐：外資銀行進入動因

本文設計了規范的經驗分析框架，驗證了關于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動因的五個假說。茲將結論總結如下。

外資銀行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本地銀行擁有明顯比較優勢，能有效地彌補其對本地信息的劣勢，這是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外資銀行大舉向新興市場國家擴張的動因之一。經驗結果表明，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外資銀行程度同外資銀行與本地銀行的資本收益率差呈正相關，與外資銀行與本地銀行的營運成本差呈負相關，即外資控制率與外資銀行自身的效率正向關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某些新興市場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外資銀行控制率就遠遠超過許多成熟市場國家。

90年代后大量新興市場國家的區位優勢開始彰顯，成為外資銀行大量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因素。經驗結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國家，外資銀行進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機后外資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長以及東道國銀行部門的利潤率與外資進入的數量占比或資產占比正向關聯，通脹率與外資進入變量負相關聯。90年代后半期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對外資銀行進入的管制逐漸放松，而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減少銀行重組和向銀行體系注資的成本，往往鼓勵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加之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一時期經濟快速增長，通脹率相對較低，東道國銀行部門利潤率提升，故此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外資銀行的監管環境和經營環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從而導致了這一時期外資銀行的大量進入。

外資銀行奉行的追隨客戶戰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外資銀行進入，盡管不像發達國家那樣顯著。由于當地銀行服務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外資銀行可以通過在新興市場國家當地設立機構、開展業務而內部化其客戶的信息流，從而獲得內部化的優勢。

基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東道國經濟穩定增長將會極大地促進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經濟增長率年均在8%以上，經濟發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斷加深，為外資銀行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從這一角度講，外資銀行有強烈的意愿進入中國，以期獲得新的利潤增長點，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國對于外資銀行在市場準入及經營方面存在嚴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華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占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的比率僅為1.5%，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般水平。鐘永紅、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設立的15家外資銀行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經營情況，得出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指標有助于增加外資銀行的盈利機會的結論。隨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準入門檻的降低和經營業務范圍的放寬，在華外資銀行的盈利前景將會更好。簡言之，可以預期，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收益，獲得較高的盈利，將逐漸成為外資銀行進入的主要動因。

苗啟虎、王海鵬（2004）發現，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機構數與其母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及其母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它們是影響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客戶跟隨”理論在中國得到了驗證。為了滿足原有客戶發展市場的需要，外資銀行跟隨本國客戶到中國設立分行，或先客戶一步到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熟悉中國法律環境，掌握行業動態，調查買方信用等，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幫助客戶完成進入中國市場前的準備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國才放開部分城市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在此之前，外資銀行業務范圍僅限于外匯存放款、票據貼現、匯款、擔保、進出口結算以及經批準的外匯投資等業務，服務對象僅限于外國人、三資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外匯貸款部分，因此外資銀行的盈利狀況與中國和外資銀行母國經貿往來的密切程度相關。即外資銀行母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規模大，外資銀行母國與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大，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盈利能力越強。這意味著，由于中國對外資銀行業務范圍實行嚴格限制，導致“追隨客戶”成為現階段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最主要的動因。

此外，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受到中國和母國之間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離的影響。來自亞洲的外資銀行占在華外資銀行資產份額總量的比例最大，資產總額為310.46億美元，占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在地緣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亞洲地區的銀行進入。

注：

1我們認為外資投資人持有一家銀行50%以上的股權，方才可以認為外資對該銀行擁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資控制率定義為外資持股比例超過50%的銀行資產之和除以該國銀行部門總資產。資料來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數據庫。

參考文獻:

新興市場論文范文第5篇

內容摘要：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鏈環節，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為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西部作為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技術條件不同于發達的沿海地區，從而導致新興產業生命周期的變異和市場結構形成、演變的獨特規律。實踐證明，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結構模式只是市場結構范式的具體運用。

新興產業指新技術產業化形成的產業。近年來，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經歷了一個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過程，同時其市場、技術、資金、政策環境等方面都獨具特色，但它們的成長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許多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這使西部同一產業內不同技術鏈環節的市場結構與中東部差異很大，進而使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對西部新興產業市場結構喪失了相當的解釋力。

西部地區產業發展不僅僅是個微觀市場結構問題，而是關系整個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重大問題。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競爭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對稱理論得到廣泛認同后，市場完全競爭理論僅僅作為一種理想的但不切合實際的市場發展模式。而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范式的研究，實際上是關于完全壟斷范式和寡頭壟斷范式，也將成為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模式選擇的爭論。

西部地區新興產業市場結構特征分析

西部新興產業內部層次明顯，因技術、市場、資金、人才、政策環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戰略環節導入期較長，形成壟斷市場結構，而非戰略環節分散競爭，而且不具備重要的研發技術，因此競爭力差，具體表現為：

（一）市場不確定性降低

產業技術創新的開發，能否商業化運作存在不確定性。同時缺少有關特定市場未來發展方向的相關信息，市場發展更難以預測。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滯后于發達國家或地區，其需求對象及市場發展方向都相當明確，因而市場不確定性減少。

（二）市場容量大

西部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人們收入快速增加，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張，潛力巨大，同時對新興產業，國家或地方政府有資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國外產品的沖擊。

（三）產業鏈復雜

新興產業包含著圍繞特定產品或服務所開展的一系列生產或服務活動，存在上下游的鏈接關系，并形成了一個彼此緊密聯系的產業鏈網絡體系，其中支撐產業活動的關鍵技術的鏈接即核心技術鏈，它是支撐核心產業鏈運行和發展的基礎。核心元件技術是指產業中核心元件的開發與設計技術，而產品架構技術指那些在終端產品實現過程中所使用的系統設計技術和重要組裝技術（洪勇等，2007）。

新興產業內部不同技術環節市場結構的變動趨勢

西部地區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新興產業關鍵技術環節的結構性進入壁壘將發生變化，表現為：

承接產業轉移給西部帶來了巨大的技術轉讓和直接投資，但發達國家或地區努力保持技術壟斷和技術優勢，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術。當西部產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突破時，我國東部或發達國家為了繼續獲取超額利潤，將被迫轉讓部分核心技術。

資本積累不斷增加。資本短缺曾經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隨著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及近年產業轉移的不斷增加，西部金融形勢發生巨大的改變，一些大型企業也能夠較容易地獲得廉價的銀行信貸資金，資本約束大為減輕，部分產業甚至出現資本過剩現象。

知識技術的溢出效應。知識技術的傳播、擴散及增值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趨勢，主要因為新興產業技術勢差的普遍存在，從勢位高的組織向外擴散，創新技術也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不斷伸展，加上西部企業缺乏成熟的技術保護機制，加速了技術的擴散。

市場需求因素。隨著產業的發展，其商品將不斷成熟，市場容量也不斷增加，人們對該產業的技術、顧客、產品開發、競爭者情況等也有了確切的感知。另外，為了避開關稅壁壘、反傾銷及地方行政制約，規模企業可能會在西部直接投資建立生產企業，進一步提升市場的知名度及需求。

與世界先進企業相比，西部地區企業還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實現技術壟斷；它們也難以像發達國家優勢企業那樣，生產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產品，增加用戶的轉換成本，對兩代產品實施捆綁銷售（吳照云、余煥新，2008）。因此，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鏈環節，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為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而非核心環節也發生巨變，企業向集團化、集群化方向發展，競爭形態也由分散走向寡頭。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興產業市場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一）對新興產業核心環節給予大力扶持

新興產業核心環節肩負著振興西部民族工業的使命，同時頂著技術創新的壓力，應該受到重視，給予技術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設和完善科研基礎設施對這類企業開放的機制，加速科技資源向這類企業的流動等。西部地區的新興產業核心環節不僅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也是資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別需要資金和人才的支撐，如政府財政投入、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風險投資資金等。例如廣西區政府通過完善和規范市場，完善中介服務，動員大量社會資金投入高技術產業領域。

（二）對新興產業非核心環節給予適當的引導

對于新興產業中的非核心技術環節，政府有必要對其給予及時和必要的引導，避免其低水平重復建設、無序競爭的局面，而發展產業集群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一個重要選擇。產業集群，是指特定的領域里相互聯系的公司和機構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會關系和網絡基礎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結構完整，支持產業體系健全，具有靈活機動等特性的有機體系。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規劃，引導進入新興產業非核心環節上企業形成產業集聚，進而形成集群。

（三）明確市場規則

核心環節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會誘使眾多廠商進入該環節。因此，政府要采取相應政策措施，防止產業進入成長期的混亂，如政府對特定新興產業的企業進入和退出行為作出明確的規范。對進入進行管制是為避免廠商的過度進入導致過度和低效的競爭，降低退出壁壘是為經營不善的廠商提供一條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轉移配置不當資源的途徑（楊蕙馨，2000）。

（四）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和引導

西部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中國有制占據主體地位，而以國有制為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產權單一，不易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續發展資金的能力，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未來擴張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營企業卻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因此，西部地方政府應在稅收、資金、技術等方面給民營企業一定的扶持，引導創建合適的組織形式，拓展發展空間。

（五）推動企業優化重組

推動企業優化重組，強強聯合，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增強與國際規模企業競爭的實力。國際規模企業，在各自保持自身獨立發展的同時適時進行重組與聯合，優勢互補已成為國外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興產業，無論零部件生產企業還是整個產品生產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技術交流合作不多，更別提重組與聯合。因此，地方政府應在促進新興產業企業之間的合作、專業化分工方面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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